1942年2月，延安春寒料峭，延河漸漸解凍，一場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正在全黨普遍開展。
這天，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發表著名的《反對黨八股》演說，列出“黨八股”八大罪狀。
講到第三條罪狀“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時，他說了一個故事：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見過一條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意思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中間一豎拐了兩個彎，“人”字的一捺加上了三個撇。
至此，毛澤東頓了頓，嚴厲地說：“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戰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
此時，中央大禮堂現場氣氛格外熱烈，室外卻北風呼嘯。此刻，有一個人的心情比北風更加寒冷，他就是這條標語的書寫者——鍾靈。
鍾靈確實很難“解釋”。畢竟，4年前他書寫這條標語時，只是覺得“工人”兩個字筆畫太少，與其他字放在一起顯得不太勻稱，就想來點兒花樣，把美術字寫得好看一些，一點也沒有“發誓不要老百姓看”的意思。鍾靈一顆心七上八下，生怕別人知道那條標語是他寫的。
其實，擔心是多余的——延安整風貫徹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很快，鍾靈就釋然了：毛澤東不過是順手拈來的一個例子，就事說理，用來說明文藝和宣傳工作必須改進文風、緊貼實際、弄清對象，一撇一捺都要讓群眾看得懂且樂於接受。
“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語言無味，像個癟三”……整風運動中，這樣的批評並非孤例。有一次，毛澤東看文件大為光火：“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
還有一次，他看完高克林整理的《魯忠才長征記》，感慨道：“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並親自撰寫按語，要求把“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誇誇其談”掃掉，把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
時間來到1949年9月，為了迎接開國大典，從延安魯藝走出來的藝術家鍾靈，負責天安門“門面”設計：毛澤東畫像懸掛在城樓的正中央，兩邊是兩幅宋體美術巨幅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一切就緒，鍾靈站在金水橋上，瞧着兩條標語中各有一個“人”字，不禁想起《反對黨八股》中那段話。他自言自語：“這次我寫的‘人’字可沒那三撇。”說罷，由衷地笑了起來。
新中國成立後，鍾靈擔任中南海俱樂部主任。後來毛澤東得知他就是當年寫那條標語的人，鍾靈紅着臉解釋，那種寫法本來是隸書的一種，被批評後，再也沒那樣寫過。毛澤東聽後先是哈哈大笑，後又語重心長地說：“我當初批評你，不是說你寫錯別字，而是覺得你為大眾做宣傳，不該將這種字寫在延安城牆上”，“隸書也好，篆書也好，該怎么寫還要怎么寫，不必受我那篇文章的影響，當然也要看對象，理解我的本意就好了。”
“該怎么寫還要怎么寫”，這正是實事求是的優良文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客觀理性、務實致用，深入實踐、貼近群眾，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是則是、非則非，不誇大成績、不掩飾問題，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理。
自此，鍾靈內心深處飄了好幾年的陰影被吹拂一空，也更加理解了毛澤東的“本意”：文風話風從來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鮮活的話語、簡朴的表達背後，體現着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反映着黨對群眾的態度和感情，蘊藏着決定成敗興衰的偉大力量。
時至今日，這則故事仍能給我們帶來深刻的啟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說到底就是群眾觀點不牢、群眾立場不穩。從這個角度看，今天我們痛批的那些文風痼疾，根子上是同一種病。那些言之無物的空話套話，是懶得去了解群眾想聽什么、需要什么；那些裝腔作勢的嚇人表達，是習慣了對群眾擺架子、抖威風；而那些熱衷於造聲勢、樹“亮點”的材料，更是把群眾的感受拋在腦後，滿心只想着“上級注意”。凡此種種，文風之弊的背後，都是群眾路線的偏離。
“改文風，改什么？一切不良文風都是不符合黨的性質、宗旨的，都是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相背離的。”習主席反復強調“文風不是小事”，鮮明指出了文風與作風的內在關聯。當前，全黨正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核心就是回答好“為誰創造政績、創造什么樣的政績、怎樣創造政績”。檢驗政績的唯一標准，說到底就是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從“標語寫給誰看”到“政績為了誰”，道理一脈相承：不看對象，就是忘了根本；不為群眾，就是丟了初心。
作者：張順亮
編輯：漢 梁
校對：葛 暢 秦耀達 戚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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