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6年5月3日，由中、美、英、蘇等11個同盟國共同參與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史稱“東京審判”。這場歷時兩年半的世紀審判，旨在全面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累累罪行。然而，東京審判真的完成使命了嗎？八十年後的今天，日本發生的一切顯然在告訴我們，這場審判還沒完……
當前，日本正面臨一個危險的走向。自2025年秋高市早苗上台以來，新政府加速推進修憲議程，提前實現防衛費占GDP2%的目標，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消武器出口限制，甚至暗示引入核動力潛艇、討論修改“無核三原則”。在涉華議題上，高市政府公然將台灣問題與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相聯系，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並一邊倒地向美國靠攏。這種被批評為“新型軍國主義”的擴軍路徑，正在將日本推向一條危險的再軍事化道路。
本該是執行正義的東京審判，為何反而催生了日本右翼對歷史的歪曲？為何日本民眾普遍持有的“反戰”意識，能夠與右翼史觀在民眾心中輕易共存？在歷史與地緣政治的漩渦中，日本究竟該如何前行？
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石田隆至向觀察者網撰文，結合東京審判的遺產與局限，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解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石田隆至】
奉行和平憲法的日本是一個“和平國家”——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不少人這樣認為。即便高市早苗首相發表了關於“台灣有事”的言論，人們也往往認為，好戰的只是一部分右翼政治家，而日本普通民眾是渴望和平的。
因此，當看到日本社會接連出現為侵略戰爭辯護的言論、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戰爭犯罪的描述不斷被刪減、甚至歪曲時，人們自然會感到疑惑：“如果日本真的是和平國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然而，這場審判在審理裁決罪行的同時，也成為滋生扭曲侵略歷史的右翼言論的起點。嚴厲審判戰爭犯罪的初衷，本是為了反省侵略、防止重蹈覆轍。那么，為何其反而催生了歪曲侵略歷史的言論呢？
東京審判中的被告席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在審視東京審判“功與過”兩方面的基礎上，回顧日本戰後的歷史。只有這樣，看似“和平國家”日本的另一面才會清晰地浮現出來。
在日本，民眾對東京審判的關注度相對較高。不僅在歷史學界，國際法學界的研究也取得長足進展，關於其“功與過”的討論已趨於形成定論。
東京審判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與紐倫堡審判一道，首次依法追究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決策者個人的責任，即以侵略罪（A級罪行）作出裁決，為防止侵略戰爭重演做出了有實效性的重要貢獻。此外，法庭通過公開審理，揭露了戰爭犯罪的殘酷性、反人類性，也產生了強大的威懾效果。這些法律上的進步，在東京審判結束後，以《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8年12月）的締結和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2002年7月）等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然而，如果僅從以上角度，很難發現東京審判為何會成為右翼歪曲侵略歷史言論的契機。事實上，東京審判也確實遺留了不少嚴重問題。
第一，未能起訴極其重大的戰爭罪犯。作為國家元首並擁有軍隊統率權的昭和天皇，在開庭前就因美國的政治判斷而被免於追究。曾在內閣會議上決定強征中國人服勞役的擔當大臣岸信介，雖被指定為A級戰犯並逮捕，但最終未被起訴。岸信介獲釋後不到十年便出任首相，強行推進重新武裝、敵視中國以及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等政策，徹底暴露了其軍國主義者的本性。
岸信介（1896年11月13日—1987年8月7日）是日本第56任、57任內閣總理大臣，侵華戰爭甲級戰犯之一，原名佐藤信介，戰後在美國庇護下獲釋並重返政壇，其外孫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此外，與軍部合力推進侵略戰爭的財閥及極右團體的負責人也未被追責。在負有重大責任的戰爭發動者都能被免於追究的情況下，東京審判自然難以成為普通國民審視自身戰爭責任的契機。於是，普通民眾的“反對戰爭”僅僅淪為一種抽象的理念，並非源於對自身錯誤的深刻反省。也正因如此，戰後社會普遍存在的“反戰”意識卻能輕易地與右翼歷史觀共存。
第二，原本計劃繼續開庭審理的許多重大戰爭犯罪，最終並未受到審理，審判便宣告結束。例如，東京法庭對南京大屠殺和馬尼拉大屠殺的審理，曾給那些因戰時信息管制而不知真相的日本國民帶來了巨大沖擊。然而，對於細菌戰和化學戰，盡管國際檢察團已在中國各地收集了證據，卻因美國的方針，在開庭前便被決定不予起訴。
至於“三光作戰”以及國內外的大規模強征與強制戰俘勞動（實質上是奴役）等犯罪，其規模遠超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卻幾乎未成為審判的對象。有組織的性暴力犯罪也同樣被擱置。此外，對於殖民統治，東京法庭甚至連審判它的法律依據都未曾探討過。
大多數軍人和軍隊雇員都或多或少參與這些戰爭犯罪，但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屬於違反國際法的罪行，便度過了戰後歲月。與此同時，後方的普通國民在戰後也基本不了解日本加害的實情。正因為長期處在這樣的政治文化氛圍中，即便接觸到那些否認或模糊日本侵略及戰爭犯罪的言論，也幾乎不會產生任何懷疑。
占領南京的日本憲兵強迫中國男孩向他們行持槍禮
那么，依法審判為何會變得如此不充分且恣意呢？原因在於，這場審判雖為“國際刑事審判”，同時卻深受美國一國意向的左右，並在冷戰進程中日益被工具化。
不過，彼時的日本並未因此公開表現出對東京審判或美國的強烈批判與不滿。反之，充滿“已厭煩戰爭”意識的戰後社會，對GHQ（盟軍最高司令部）的占領統治，尤其是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政策，抱有一定程度的歡迎。
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社會也認識到，為了重返國際社會，必須與盟國、尤其是美國進行戰後和解。於是，由少數戰爭決策者等承擔戰敗責任是一種不得已的“犧牲”——成為社會共識，並由此消極地接受了東京審判。
這種作為“祓除”（在日語中原本指神道教的一種“凈化儀式”，用於去除污穢、罪孽或災禍。在這段話里，它是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比喻，意思是：日本社會把接受東京審判所認定的侵略責任，當作一種“走形式”的、違心的“凈化儀式”——仿佛只要走過這個“儀式”，罪過就被洗干凈了，就可以翻篇了）而違背本意接受的侵略責任，隨着占領結束、時間流逝、以及歷史語境而逐漸淡化，最終為右翼主張“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不公正的審判”的論調提供了容身之地。
由於戰犯和戰爭犯罪未被充分追究責任，對於日本社會而言，反而成為一種“成功經驗”。因為只要對國際社會承認最低限度的侵略戰爭責任，並協助美國推動冷戰戰略，日本便能在幾乎不進行戰爭損害賠償的情況下完成“戰後處理”，從而重返國際社會。
而日本之所以能夠積極參與美國對中蘇的遏制政策，也表明：當它以不同的形式對曾經侵略過的國家再次實施侵略行為時，在國內幾乎沒有產生任何政治或社會上的內在沖突。
也就是說，東京審判雖在一定程度上裁決了日本的侵略戰爭和戰爭犯罪，但並沒有成為促使其與軍國主義全面決裂，並作為不再重蹈覆轍的新生國家重新出發的決定性契機。
日本既沒有主動向亞洲各國闡明侵略戰爭造成了怎樣的傷害，當然也沒有意識到自身應負的責任。它並沒有主動與導致侵略戰爭的戰前思想、制度、體質（日文“體質”一詞，在此指組織、社會或國家的內在特性、思維模式與運作慣性）進行決裂，並自主選擇和平憲法與和平國家。戰前與戰後之間，與其說是斷裂的關系，不如說無意識的或有意識的延續性更多。而東京審判在戰後處理上的不徹底，恰恰加速了這一狀況。正因如此，日本對中蘇的蔑視甚至敵視，以及視為威脅的論調，在冷戰伊始便早早地再次浮現。
1960年的反日美安保條約斗爭，雖然是戰後最大的反戰和平運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不希望被卷入美國主導的戰爭”這一消極動機的支撐——很難說這是“決不再侵略亞洲”這一主體性的展現。當政府強行通過修訂的安保條約後，人們的關注點迅速被引向了經濟高速增長。那些被釋放或免於追究的戰爭決策者相繼恢復權力，並明里暗里參與構建回歸戰前的社會體制活動中。
1960年6月18日，日本抗議者包圍國會議事堂示威。維基百科
眾多職業軍人進入了警察預備隊（後來的自衛隊），不僅舊軍部的人際網絡被繼承下來，其思想和體質（同上，指內在特性）也同樣如此。涉及戰爭犯罪的數百萬軍人大都未曾講述自身的戰場經歷便已老去，其最年輕者也在1990年代末成為八旬老人。僅存的一些口述、回憶錄等，無非是“戰爭的悲慘”“苦難的經歷”“和平的寶貴”等缺乏具體性的內容。
然而，即使是這些作為“和平的精神遺產”的講述，也未能阻止1990年代開始的歷史修正主義的橫行。“東京審判史觀”這一說法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受到追捧——它批判的是，接受東京審判結果——承認日本侵略責任的判決這一戰後體制本身，認為是“自虐性的”，也由此派生了“自虐史觀”一說。
90年代恰逢信息化迅速發展的時期。雖然缺乏加害及責任認識、但仍懷有一定贖罪意識的戰爭世代退出舞台後，對於隨軍“慰安婦”受害者的控訴，以及從中國回國的日本戰犯關於加害經歷的證言等，情感上的抵觸情緒逐漸高漲。通過網絡傳播開來的，不僅僅是否認、模糊化或轉嫁侵略戰爭責任的言論。
從戰前到戰敗、冷戰直至今日，對中朝韓等國的蔑視、歧視思想與言論等仍常見於日本社會，並更加理直氣壯、毫無顧忌地傳播着。而對於這種蔑視與曾孕育侵略戰爭的狹隘民族主義同根同源這一點，人們的意識十分淡薄。
此後，隨着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強行參拜靖國神社、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及日本政府單方面宣稱擁有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等行為招致中國方面的強烈批評，日本社會轉而將自己置於“中國大國化進程中的受害者”立場——由此，便直接通向當前“中國威脅論”的泛濫與高漲。日本的現狀是，不僅沒有與天皇制軍國主義及“大東亞戰爭”決裂，反而在有意無意地樂於與之共存。
圖為2014年，時任自民黨政策會長的高市早苗（左二）參拜靖國神社。路透社
歷經戰後80年逐步構建起來的回歸戰前體制的日本社會，要打破這一局面並非易事。在加班常態化、只有那種幾乎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獻給公司的“猛烈社員”才被認可的日本社會里，指望成人社會教育與和平教育來改變現狀極其困難。
從這一點考慮，基礎教育中的歷史教育非常重要。然而，戰後不久，通過文部省使國家意志發揮重要作用的教科書審查制度便已逐漸復活。且在虛假信息泛濫的當下，已無法樂觀地認為，只要了解歷史事實就有望解決歷史認識及建構主義復活的嚴峻問題。
正如戰敗初期那樣，今天要想改變日本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文化習慣，可能依然需要兩股力量：一個是來自外部的壓力，另一個是那些被邊緣化但仍堅持良知的人拼命去突破。但現實告訴世人，即便是GHQ曾動用強制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天皇制軍國主義的野心仍能輕而易舉地復活。所以，近年來的日本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那種只從本國狹隘立場出發的右翼歷史觀，根本解決不了國內外的各種問題。
不過，在年輕一代中，盡管數量尚少但已開始出現了新現象——他們在實際訪問現實的中國之後，才意識到日本國內流傳的中國觀與事實真相完全相悖，從而認識到日本自身存在的問題。通過加強同周邊國家的交流並形成友好關系來構築和平——中國這種傳統的思想和方法，若能由新一代人所接納並實踐，或許能夠成為推動兩國關系進步、打破日本社會封閉思想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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