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想了個題目叫「鄧公說話為什么短」，主要是想講鄧小平的語言特色。但是想來想去，總感覺這個題目太淺，沒有說到要害上。簡而言之，說話短到底說明了什么問題？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這就是代表着不解釋，而不解釋就是不內耗的一種特征。
尤其當遭遇困境和非議的時候，鄧小平向來不多解釋，他通常什么話也不講。包括對最親近的人，都是如此。
1966年秋天的時候開始“批鄧”，一時間來得相當猛烈，什么人都跳出來了。鄧小平二野時期的一個老部下跳得最快，他諷刺說：鄧在人們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這個意思就是要從歷史上否定他。
鋪天蓋地的批判很快就波及到鄧小平的家人，父親“犯錯誤”，子女自然不能理解。有一天，大女兒委婉地問父親，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運動。鄧小平如何回答的呢？他說了六個字：
你們自己考慮。
他之所以不說，一是當時處境下他無法多說。還有一點恐怕是，一個人在無法自證時去強行證明自己，反而會帶來更多困擾。這個叫過度表達。
過度表達之後你就會想，說錯了怎么辦，言不及義怎么辦，對方不理解又怎么辦？這個最容易造成內耗。
此時，沉默不光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美德。不要去幫人消化，而是讓他們自行消化。
鄧小平有過這樣的經驗。
在蘇區時，他遭到打擊被安排去當編輯辦報紙。當時，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剛從蘇聯回來，他們常在一起聊天，鄧小平從不談自己的遭遇，劉英都不曉得，還是從別人那里聽到的。劉大姐說：
我知道了就更敬佩他，覺得他這個人滿不在乎，所以人家更同情他嘛！
那個時期，鄧小平不談自己的事，但話卻很多。他不是在吐槽，而是“以吹牛替代吐槽”。不搞精神內耗，他們搞起另一種東西，叫：精神會餐。
這個詞也是劉英大姐說的，長征的時候他們生活上艱苦，鄧小平政治上還背着包袱。劉英、鄧小平和陳雲等人常在一起吹牛，他們開玩笑說：
成立一個牛皮公司，陳雲是總經理，鄧小平是副總經理。
這種處事態度或叫樂觀豁達，或叫寵辱不驚，但他們的本質上都是不追求一時半會的確定性。
過度追求確定性，急於落實答案，實質是試圖通過外界的回復求得內心的解脫，這是造成內耗的重要根源。如果堅信自己，最好就讓時間來做結論。
要想不內耗就要經得起等待，該吹牛就吹牛，該跟着走就跟着走，反正人生有一定容錯率，沒那么輕易完蛋。只要相信這一條，就會有轉機。你看，一過了遵義會議，主席一好，小平同志也跟着好了。
有人說，這就是“鋼鐵公司”的風格。對，但不完全。鄧公並非時時處處都要開鋼鐵公司，相反在某些時候，他並不在意暴露自己的擔憂，也能夠如實地將自己的尷尬表達出來。
我說兩件事情。
一件就是在蘇區落難的時候，他一度被下放到村里勞動。他在法國就認識的好大姐蔡暢大姐關心他，派了身邊一位叫危秀英的女同志來看望，問他有什么困難沒有。
小平同志知道蔡大姐的人是靠得住的，於是一點也不客氣，他對危秀英說，別的困難沒有，就是肚子餓。消息傳給蔡大姐後，很快，一盤新鮮出鍋的辣椒炒肉就送上了門。這是一件事，我之前也寫到過。
另一件是他“文革”中被疏散到江西，是“專案組”的人員“陪同”他去的。到安置地後，“專案組”問他有什么要求沒有，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這些人顯然跟蔡大姐不同，不光不是熟人，還算對立面，可鄧小平沒有羞於啟齒，他提了個什么事呢？他說：
有一件事，我大女兒今年二十八歲了，為她個人的事我有點擔心。
在命運走向變得抽象的時候，聚焦到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這是鄧公在其“三落三起”生涯中的一個特點。
在江西那段時間，他能通過汪東興給中央通信。在這些通信里，除了簡要匯報他個人的思想和生活之外，大量的筆墨，他都在反映家庭那些瑣碎的卻具體的苦難。比如工資發放啊，子女婚姻和就業啊，甚至怎么節約用錢，等等。
用四川話講，這叫不提虛勁（不裝），不假打。哪怕作為一位曾經要掛畫像的領導人，他不介意別人看出他的窘迫。
鄧小平有這種個性，我認為跟他的原生家庭有一定關系。他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寫過一份自傳，其中這樣一段話引起過我的注意：
我從母胎墜下來直到我十六歲出國時的生活，都是過得很自由很豐富的生活，我的父母之愛我猶如寶貝一般。
小時候得到過父母充分重視與關注的人，長大後普遍具有比較高的安全感。反之，則會極其在意外界看法，像溝壑一樣填都填不滿。
除了性格基礎好，鄧公在維護自己的精神狀態時，似乎也會采用了一點「吸引力法則」，這就是只要我認為不會垮，那我就真的不會垮。
就在上面提到那次跟“專案組”談話里，他還說過一句更令人意外的話：
我到江西來了，但我還會出來工作的，我還能為黨工作十年。
現在無法確定，他這句話是理性分析的結果，還是主觀秉持的信念。不過按照所謂的「吸引力法則」，如果堅信一件事會發生，那往往它真就會發生。這話雖然有點聽着唯心，但關鍵是看，信念是否真的在引導行為。
鄧小平在江西的日常是要去工廠勞動的。實際上那時他身體並不算好，工廠安排他當鉗工，站在工作台旁邊銼點零件。有一天，夫人看他站着太累，就讓他搬把椅子坐下操作。可鄧小平拒絕了，他說：
我要是坐下了，就站不起來了。
坐下了，就站不起來。這話跟後來有部電影的名字「站直了，別趴下」有點異曲同工之妙。不趴下，才能有轉機。
等到了1972年，轉機就來了，鄧小平的監管環境有所松動，也快回北京了。離開之前，他到一些縣市參觀，途中有人想攙扶他，鄧公又拒絕了：
不要扶，我還可以再干二十年。
你們看，剛來的時候只說再工作十年，等到離開的時候，信心更足，直接增加到二十年。神奇的是，如果從1972年算到南方談話的1992年，鄧公後來真的再工作了二十年。
他是如何做到的？精氣神是一方面，他會節約自己的精力和心力，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人的精力和心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大量用於內耗，或用來照顧別人的情緒，那自己就剩不了多少了。
這里可以說一個冷知識。我看關於鄧公許多的回憶材料，有一個突出感受：他幾乎從不主動安慰人的。
比如說在江西勞動時，他問工人師傅有沒有壞的收音機，可以讓大兒子鄧朴方修理打發打發時間。但是工人師傅告訴他，老鄧啊，我們買不起這些東西，幾十塊的工資，除了吃飯就沒有什么了。
鄧小平女兒毛毛說，作為一位“前領導人”聽到普通工人這樣講，是“痛心”的。但鄧小平沒有安慰工人，連類似“以後生活會好的”這樣的話都沒有說，只輕輕說了句：
我知道了。
撇開情緒，專注事實，然後解決問題，這就造成了鄧公語言很少，但是謀略很大，顯得深沉。
深沉這個形容，我是在陶鑄同志的夫人曾志的回憶里看到的。在1977年初，曾志為陶鑄冤案四處奔走，帶女兒來到了即將復出的鄧小平家里。他們母女倆滔滔不絕地訴說了一個多小時，鄧小平竟然一言不發。曾志女兒陶斯亮覺得，這一趟白跑了。
但鄧小平後來一正式復出，就批示了此案，推動了陶鑄的平反。陶斯亮深有體會之後就說：
小平同志很深沉啊！
鄧小平不愛糾結過去，有一種翻篇的能力。他自己不內耗，也能帶領國家走出內耗，迅速翻篇。
80年代初，鄧小平花很大精力主持搞了第二個歷史決議。這個決議從1979年11月開始起草，到1981年6月通過，整整花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時間。稿子中途出過一版，鄧小平覺得不滿意，又讓重寫。
鄧小平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做這件事呢？雖然是要講歷史，實際上是要看未來，他在1981年7月會見金庸的時候說：
有了一個統一的結論性的東西，今後對歷史問題就不再說了，一心一意搞建設。
國家不內耗的標志是什么？就是拋開各種干擾，專注在主線任務上。何為主線任務？在鄧小平看來，現代化就是主線任務。他為之制定的戰略目標，是在世紀末的時候翻兩番，人均GDP要在1000美元。
他在八九十年代的許多講話，都是圍繞這這個數字。
譬如在1989年9月4日他有一次長篇談話。那時西方對中國制裁，蘇聯東歐也動盪不安。他講了三條策略，一是冷靜觀察，二是穩住陣腳，三是沉着應付。這篇講話他縱論國際國外局勢之後，最後還是落到戰略目標上：
到本世紀末翻兩番有沒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個時候，看到翻兩番實現。
中國最後實現人均GDP超1000美元是在2001年，時間上差不多。
只要敢想，排除干擾、扭住不放，目標它就會實現。遲早問題。
參考資料：
回憶鄧小平（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鄧小平自述，解放軍出版社
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親鄧小平，三聯書店
鄧小平與陳雲的世紀歷程，人民出版社
話說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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