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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6-02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六大报告 贯彻十六大精神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李悦
  内容提要
  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既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宝贵经验,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就必须做到:狠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化和高度化;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赢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速度与效益相统一,以效益求速度。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是党的十六大总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回顾过去,展望将来,如何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既是经济理论问题,又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我国的建设实践反复证明: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实现速度和结构相统一
  经济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统一体的主要方面是不同的。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经济量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而在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的今天,质的提高就成为主要方面。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量的规定性,结构则是经济质的规定性的主要方面。我们既要求高速度,又要求结构优化升级,但当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面。不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基础和前提的高速度,不仅不能够长久保持,而且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危害。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存在重速度、轻结构的倾向。因此,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狠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方向和标准,是产业结构协调化和高度化的统一。
  实现协调化,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增强产业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科学的产业序列,加快产业结构向符合演进规律的方向发展,还应达到结构效益最大化,即在投入品与中间产品之间、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最终产品与用户消费之间,保持动态和谐的比例关系,并使产业结构在协调化的同时具有向高度化发展的能力。协调化的主要要求是:劳动、资源、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农轻重协调发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产业间相对地位协调化,产业间关联关系协调化,产业部门增长速度协调化,产业阶段交替协调化,产业间素质协调化;巨型、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举。
  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动态过程,包括以下几点要求:一是知识产业化和国民经济知识化;二是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三是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四是由低附加值产业占优势比重向高附加值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五是由低加工度产业占优势比重向高加工度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六是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高度化过程必须反映协调化的要求。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总结历史经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途径是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在存量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增量调整;在增量调整中,基建与技改并举,以技改为主,在技改基础上进行基建。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都是不可缺少的,增量调整有利于建立新的产业部门,对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产业格局有重大作用,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存量调整虽然只是对原有的产业部门进行重新组合,但它可以在不增加新的投资的条件下,优化组合原有生产要素,淘汰劣质产品,使生产要素向优势产品和产业集中,促进产品和产业结构优化。
  过去的调整多偏重于增量调整,对存量调整重视不够。不管企业经营好坏,产权长期固定不变,生产要素不能转移,使大量国有资产的潜力和活力没有充分发挥。大批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因受资金、设备和人才等要素占有的质与量的制约,得不到快速发展;相反,不少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企业却长期占用大量的国有资产。在改革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企业产权转让,是合理调整资产存量,促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行优化组合的有效机制。经营好的企业可以通过产权流动,施展才能,并使经营不好的企业获得新生。这不仅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而且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资产闲置较多的情况下,存量调整的优越性更为明显。
  进行产业结构的增量调整,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二是加强技术改造。在基础产业发展滞后、加工产业能力闲置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对基础产业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以增加其生产能力;对加工产业加强技术改造,使其降低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从而相对地增加基础产业供给,同时促进加工产业升级,使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发展更为协调。根据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单位产品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在基建与技改的关系上,应实行两者并举、以技改为主。
  实现速度和质量相统一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既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需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不但不会妨碍高速度,而且有利于赢得更高的速度。
  什么叫高质量?简单地说,就是生产的产品性能好,用途广,经久耐用,可靠性和精密度高,品种、规格、花色、外形、尺寸多样,在满足需要方面有很强的适应性;就是生产产品过程中废品率低、成品率高,从而燃料、动力、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消耗少、成本低,也就是说,用同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前一个表现是直接的增产,间接的节约;后一个表现是直接的节约,间接的增产。总之,提高生产的质量,既能增产又能节约,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数量相同而质量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一万吨钢锭和一万吨钢材的使用价值就不同。钢锭对于一般的生产和建设单位来说,是没法用的“废物”,而钢材却是生产和建设能够直接使用的原材料。一万台普通机床,连一个普通工厂也装备不起来;一万台型号齐全的机床,则可以装备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现代化工厂。从产品的经久耐用程度来看,外国用硬质合金表面处理犁铧之后,可耕1800多亩地,我国大部分犁铧只能耕300到500亩地。只要在品种和质量上狠下功夫,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就无异于使产量成倍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品种和质量抓上去,就是很大的增产,就有了高速度。
  提高产品质量也是很大的节约。
  有人认为,提高质量就要增加消耗、影响速度。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提高产品质量,有时候是要增加一些消耗,但更多的时候和从更长远看,提高质量可以降低消耗,加快速度,而产品质量低劣则是最大的浪费。不注意质量,生产了很多次品、等外品,必然是几个甚至几十个才能顶一个用;如果生产出来的是废品,就根本不能使用。这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燃料、动力、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而且还会造成一系列的浪费。反过来看,如果生产的产品是优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机器设备是优质品,就会一个顶几个用、顶几十个用,不仅效率高、消耗低,而且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还会生产出第二代优质品、第三代优质品,由此形成一个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必将带来很大的节约,大大有利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在向质量要增产、要节约方面,我国的潜力是很大的。
  目前我国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绝大多数群众的需求重点已经从量的扩张转移到质的提高上来。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是群众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
  实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
  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的重要条件。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行的。而提高经济效益,则是整个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效益的好坏,是检验一切经济工作的最终尺度。怎样才能既提高经济效益,又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呢?就是要以效益求速度。只有具有较好效益的增长速度,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几个基本观点: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论。速度与效益不是彼此割裂、相互排斥的,而是对立统一的。我们所要求的速度,是有良好经济效益的速度;我们所要求的经济效益,是有一定增长速度的经济效益。只有符合国情和国力的增长速度,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增长速度。
  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坚持重点论。一般说来,速度与效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也常出现矛盾。有时增长速度很高,但经济效益却很差。这就存在一个谁服从谁的问题,是速度服从效益,还是效益服从速度?实践证明,应当是速度服从效益。只有这样,所实现的速度才是切实可行的速度,才是有实际效益的速度。反之,假如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服从了增长速度的要求,那么,这种速度就可能是脱离实际的速度,虚假的速度,没有实际效益的速度。因为增长速度快,而经济效益差,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付出了,产品也增加了,但有许多劳动和资源白白浪费掉了,生产的产品不能用,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以效益求速度。怎样抓速度,有两种做法和两种结果。一种是就速度抓速度。以提高速度为中心目标,层层往下压产值任务。这样一来,常常出现只顾增加产值而不顾提高效益的状况,因而也就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没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时的较高速度也难以为继。另一种是以效益求速度。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从提高经济效益入手抓速度。只有这样的速度才是符合实际的速度,才是可持续的速度。

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学解释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论学问

  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学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瑞龙
  为什么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呢?这可以从我所经历的一件事说起。
  有一年,我从美国底特律转机回北京。当时在候机厅的一角有三拨人数差不多的旅客,分别乘机赴美国的棕榈滩、日本的东京和中国的北京,但检票和登机的速度却差别很大:赴棕榈滩的旅客按后、中、前舱的顺序先后走向检票口,通行速度很快;赴东京的旅客则同时走向检票口,但他们按照舱位顺序自觉排队,通行速度稍慢;当赴北京的旅客登机时,几乎所有旅客都拎着大包小包涌到检票口,互不相让,通行速度非常缓慢。机场方面不得不派出服务人员维持秩序,结果不仅多花了几倍的时间才完成登机,而且几乎每个旅客都流了一身汗。
  为什么在外部条件完全相同的地方却出现不一样的效率结果呢?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首先,制度是重要的。如果资源稀缺,且行为人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只要市场是不完善的,就可能发生损人利己的交易行为。机舱内的座位及存放行李的空间是一定的,而每个乘客都希望在有限的机舱内占据一个舒适的空间,于是就会发生拥挤的现象。如何维持秩序呢?出路是设立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这种旨在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而设定的规则就是制度,它既包括界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也包括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减少人们的利益摩擦,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
  其次,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有成本的。
  制度可以通过明确当事人的收益预期来规范人们的竞争行为,但制度不可能规范人们的所有行为,因为制度不可能无代价地供给。不仅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需支付交易成本,如信息成本等,更重要的是一定的制度安排并非能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些不能从制度中获得足够好处的人就可能会钻空子,逃避制度的约束,这就需要一个有权威的第三者来惩罚违规者,用强制手段来实施制度,这显然需要成本。这样,在有些场合尽管通过设立制度有助于制约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而带来效率的改进和收入的增加,但这种收入的增加可能不足以补偿制度设立和实施的成本。为了避免登机时的拥挤,机场完全可以规定更细致的条款,派出更多的服务人员来维持秩序,但这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是不合算的。当正式制度因实施成本等原因在边际上不起作用时,人们就可能会选择“搭便车”行为,即获取某种好处而逃避付费。受制度成本等因素的制约,规则没有强制性规定谁先登机、谁后登机。于是,当大家都希望别人发扬风格,而自己抢先登机以获取好处时,拥挤就不可避免。
  最后,当正式制度在边际上不起作用时,道德约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既可以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制实施,也可以借助习俗、惯例等使人们认识到遵守制度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而自觉实施。习俗、惯例等伦理道德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如果人们觉得正式制度是正义或公平的,那么,这些伦理道德规范就会给予行为人和利益集团一种激励,使他们即使可以逃避制度约束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为了某种价值目标而牺牲自身利益,从而大大提高制度的实施效率。在同样的环境下,三个航班旅客的登机速度不一样,这完全是道德因素在起作用。赴棕榈滩的旅客登机速度最快,是因为他们觉得持后舱票的人先走不仅可以减轻机舱内的拥挤,而且符合大家认同的与人方便的公德;赴北京的旅客登机速度最慢,是因为在没有强制性规定登机的先后顺序时,旅客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利用“制度真空”,采取了“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登机口拥堵。
  可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伦理道德规范以很低的成本约束人们竞争稀缺资源时的损人利己行为,不仅能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而且最终也将使这样做的人自己得益。

危难之中见真情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危难之中见真情
王太广
非典肆虐,使我们经历了一场严峻考验,也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病魔无情人有情,危难之中见真情。从生与死的考验中,从进与退的选择中,从是与非的比较中,人们又一次看到真情的涌动,领悟到真情的可贵,感受到真情的力量。
  危难凸显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情。我们党来自人民,同人民群众有着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具体生动的,它凝聚着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人们不会忘记,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党的总书记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揪心”的肺腑之言,共和国总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庄严承诺,广大党员干部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的忙碌身影。事实雄辩地证明,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割不断、冲不破,党与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长相依、永不变,越是危难之时就越能得到体现和加强。
  危难焕发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激情。非典灾害来势凶猛,疫情如火,情况复杂。面对危难和挑战,全国上下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焕发出团结奋斗、迎难而上的激情,共同投入到抗击病魔的斗争中。医护人员自不必说,他们以挺身而出、全力以赴的行动,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的付出,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赞誉。科技人员、领导干部、解放军官兵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许许多多的人同样是争先恐后、忘我投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做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危难唤起社会成员相互扶助的亲情。非典病魔传染性强,可能危及每一个人。在危险面前,是只顾自己还是先人后己?是漠不关心还是相互扶助?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献出爱心、伸出援手,给病人以帮助,给他人以关心,给亲人以体贴。亲情的暖流在神州大地涌动,把我们大家、把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现出伟大时代的良好风尚。
  “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人的感情复杂多样,惟有真情最难得。真情发自人们内心,源于深刻触动。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这种深情、激情和亲情的迸发正是人们高尚情操和美好情怀的反映。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情,是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体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激情,是我们目标相同、利益一致的体现;社会成员相互扶助的亲情,是社会主义道德和新型人际关系的体现。这种真情,在危难之中迸发,又转化成战胜危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真情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们因真情而容易理解和沟通,社会因真情而显得温暖与和谐。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有真情的投入,就有人格的力量;有真情的互动,就有团结的基础。可以说,面对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全党全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凝聚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难催生真情,真情促进团结,团结产生力量。这种真情,值得备加珍惜,需要把它转化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动力。
  “事危则志远,情迫则思深。”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使我们见证真情,也使我们深深思考。人民群众是讲感情、重感情的,党对人民有深情,人民就信赖党、拥护党,就响应党的号召,聚集在党的周围。干事情、做工作,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真情,我们的社会从不缺少真情。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创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有力保证。

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

第9版(理论)
专栏:

  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
  景柱 曾广波 彭福扬
  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人们大多只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其对环境和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这就制约了技术创新作用的全面发挥。长此以往,将有碍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提倡技术创新更多地考虑生态目标,亦即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
  提倡技术创新更多地考虑生态目标,并非不重视技术创新的经济功能,而是指技术创新的目标由传统的单一追求市场价值转向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这就较之传统的技术创新目标更加完善,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因此,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是具有哲学意义的目标转变和观念转变。它涵盖的内容广泛,在自然层面上,注重技术创新的生态保护功能,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层面上,强调地区和集团间的利益公平、产业间的平衡发展、有序的市场竞争、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受益。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倡技术创新更多地考虑生态目标,有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采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生产能耗高,经济效率低,污染严重,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付出过高昂的环境代价。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提高效率、减少污染、保护生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而切实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提倡技术创新更多地考虑生态目标,有利于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大,解决好就业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大局。要解决好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调整好产业结构,使各产业协调快速地发展。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一方面可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步伐,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推进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起来了,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容量大,这些产业发展好了,有利于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缓解就业压力,使更多的人从技术创新中受惠。
  提倡技术创新更多地考虑生态目标,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在国际竞争中,“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为名,限制或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口,这就加大了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同时,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健康意识的增强,绿色产品备受青睐。为了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大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非常必要。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大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将极大地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为企业生产更多更好的符合绿色指标要求的产品提供技术保障。
  提倡技术创新更多地考虑生态目标,有利于增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缩小东西部差距。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偏重于依赖资源型产业,高消耗、高污染,加之生态脆弱,环境破坏严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努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刻不容缓。但是,严峻的生态形势决定了西部地区不能再继续发展和引进高消耗、高污染、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传统技术,而必须顾及资源利用率与生态效益,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把生态追求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有助于西部地区在技术创新中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创造条件。

立意深刻 史料翔实——《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简评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立意深刻 史料翔实
——《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简评
谭明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林平汉撰著的《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文物出版社出版)一书,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背景,对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该书有以下特点:主题鲜明,立意深刻。现代化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该书联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解析严复的经济、政治、教育、法学、伦理道德等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进一步拓宽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范围。
  深入探索,颇有创见。深入探索严复的思想文化,既需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需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不任意拔高,也不轻率贬低,努力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现代化问题,几乎是每一位近现代史研究者都在苦心思索、力求有所创新的问题。它不仅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成熟度和研究创新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研究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一书中,该问题更是作者用力尤多的研究课题。对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作者也进行了认真探索,借鉴前人而多有创新。
  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严复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实际,第一次系统而有选择地传播进化论,在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法律、中西文化观等多学科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该书作者广泛查阅有关论著,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严复的思想体系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

源于实践 贴近实际——《治县要鉴》简评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源于实践 贴近实际
——《治县要鉴》简评
唐锡彤
县作为我国行政区划的重要层次,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如何做好县级领导工作?王德元撰著的《治县要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对此进行了探索。该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抓住关键问题,强调针对性。该书作者有着多年的实际工作经历,能够抓住县级领导工作中带有共性的关键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无论是统领班子、带好队伍,还是调查研究、提高效率,都不是空泛议论、不着边际,而是源于实践、贴近实际。
  揭示内在规律,突出创新性。县级领导工作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只有遵循规律,才能提高效率。该书结合实践经验,努力从理论层面揭示其中的规律,提出不少富有新意的观点。比如,书中设立了“群体事件”、“政绩标准”的专章,对如何妥善处理群体事件和正确树立政绩标准作了独到的分析。
  提出具体途径,具有可操作性。作者认为,随着时代、环境、任务和情况的变化,现在做好县级领导工作的难度比以往大多了,这就要求县级领导干部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改进领导方式。该书从实际操作和工作方法方面,以及加强学习和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一些可学可用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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