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8-22第1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想起“自诛阵”
唐锡彤
　　“自诛阵”这三个字，少年时读《镜花缘》时见过。但那时少不更事，对这三个字不甚了了。近读《镜花缘》，“自诛阵”这三个字却使我遐思绵绵。
　　“自诛阵”是《镜花缘》里描写的一个阵法。说得是“武则天剿灭徐敬业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长安城外建起东西南北四座高关，分别命名为酉水关、巴刀关、才贝关、无火关（即酒、色、财、气），总名为“自诛阵”，让自己的四个侄子武四思、武五思、武六思、武七思分别把守。凡入阵者，见酒而醉，见色而淫，见财而贪，见气而怒，无不自取灭亡。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儿子联合剑南节度史文芸，起兵反对武则天，先后有十多名青年将领在“自诛阵”中丧命（见《镜花缘》第九十六回至第一百回）。文攻打酉水关，贪饮过度，以致送命；阳衍等四人攻打巴刀关，见色心迷，不战而亡；章荭等四人攻打才贝关，为“铜臭”蛊惑，利欲熏心，俱把命丧；林烈攻打无火关，见气而怒，气绝身亡。他们为什么不战而亡？书中一仙人道出天机：“凡在阵中被害的，那都是自己操持不定，以致如此，何能怨人？所谓‘自诛阵’，就是这个取义。”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诛阵”乃自己找死之地也。
　　在《镜花缘》里，“自诛阵”终归被破，而破阵未动兵刃，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深入琢磨，却悟出一个道理，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可以战胜邪恶，浩然正气可敌妖魔鬼怪。《镜花缘》中描写了一个勇闯“自诛阵”而凯旋的典型人物，他叫宋素，是个高尚道德的化身。他连闯巴刀关、才贝关这两大凶关，在色和财面前，操守坚定，意志坚强，战胜色欲和财欲的诱惑，成为千古英雄。宋素与那些身败阵前的将士的生与死、成与败从正反两方面昭示我们：“自诛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欲熏心，正气不足。
　　古往今来，能够战胜“自诛阵”的人多，毁于“自诛阵”的人少，不然，人类就难以为续。但是，自毁于“自诛阵”的毕竟不在少数。他们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的家庭和事业。所以，每个时代的人都赞美、效法那些能够战胜“自诛阵”的道德高尚者，鄙视那些自毁于“自诛阵”的丑陋小人，都希望道德高尚的人多起来，道德低下的人越少越好。正是有这种良好的愿望的推动，人类才能不断攻破“自诛阵”，不断进步。今天，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人们更希望道德高尚的人多起来，道德低下的人少起来。但是，愿望代替不了现实。现实生活中，就有那么一些所谓共产党人，他们忘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摒弃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格，背叛了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在女色、金钱面前，心荡神迷，屈膝投降，有的甚至成了千古罪人。成克杰、胡长清、王宝森、慕绥新就是他们中的典型。这些人的堕落、毁灭，从反面警示人们：在物欲横流、诱惑满天，处处存在“自诛阵”的今天，每个人都应向宋素式的道德英雄学习，修道德之身，养浩然正气，坚持操守，严于自律，挡住诱惑，打破一个个“自诛阵”，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让考古走近大众
李自强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化荟萃，漫长的历史岁月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积淀，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地和“宝盆”。
　　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不仅可以从古代文献中汲取丰富的知识，还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中感知和继承更为生动直观的古老文化遗产，去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去思考和领悟世界的现在和未来。有远见的考古学家们发出了“考古学应该开放自己”的呼声，大众传媒也以空前的热情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多位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的专家，改变以往考古学专业著作通常出现的学者式的严肃、深奥、刻板的面孔，选取释疑、解谜、修正和补充历史的角度，以通俗简明的叙事语言，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图文并茂的形式，概括中原文明的历史框架，编写了《启封中原文明--二十世纪河南考古大发现》（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
　　让考古走近大众，首先要向大众介绍和宣传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文化标志意义的考古大发现，以便使广大人民群众记住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感受到民族的精神、智慧、创造和文明。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河南境内目前已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已有三万余处，其中已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十六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六百多处。如此众多的考古发现，远非一本书的容量可以涵盖，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了解。一个世纪的积累和沉淀，学者们以足够深刻的认识，站在一个足够高远的视角，鸟瞰中原文明的全貌和进程，在头绪众多的发现中，准确评价，精挑细选了五十项最能代表河南考古辉煌成就的重大发现，其中的二十一项曾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十七项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大发现”，它们是河南以至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转折性和标志性的成果。如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序幕，印证了古史记载的传说时代的存在，而且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和出土实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独具特色的远古文化，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这次发掘，确定了商代晚期的都城，充分展示了河南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发现更把中国信史提早到三千三百多年以前，并使甲骨学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本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作为考古学著作所难得的通俗、平易、贴近群众、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它的语言生动流畅、雅俗共赏，每一个大小标题都是字斟句酌，力求一下子吸引读者的目光，抓住读者的心。文字是清新明快而简洁的，没有故作深奥，没有板起面孔，也没有哗众取宠，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一一解读中原文明的深刻内蕴。阅读中，感受不到专业术语的艰涩难懂和考古数据的烦琐枯燥，即使必须使用术语和数据，作者也尽可能地把它压缩在最小的范围内，以适应大众的阅读口味和兴奋点。精美的大幅图片几乎占全书二分之一的比例，以最直观的方式再现发掘情景，展示珍贵的出土文物，使历史跨越时空，凝聚成为可视、可感、可以触摸的实在，读来有如人在现场，身临其境。这是一部真正融专业性、学术性和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考古学科普读物。
　　让考古走近大众，要走的路还很长。在过去的一个很长时间里，以科学和严谨著称的考古学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治学式的表述方式，通俗与科普性读物在圈内人中受到冷落，这一学科似乎越来越走入一个自我封闭、学问只做给极少数人看的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当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需要保持自身特有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永远需要坚持最严谨、最科学、最专业的态度和精神，这是保持学科独立性和深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考古学界需要反思的是学科本身的社会价值问题，是如何与社会取得沟通以获得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使这项事业获得更坚实的生存基础和更宽松的发展环境的问题。作为人文学科中最具活力的一门考古学，对于所应承担的推动社会发展、教育人民大众的社会职责，还远未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和优势。让考古走向大众，不仅需要社会的关注，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更需要考古界自身的努力。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这本书的“序”中所说的：“只有心系大众，为群众着想，这样的作品才能受到群众喜爱，考古这门学科才能被广大民众所了解、所接受。”
　　让考古走近大众，让书唤起大众的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热情，点燃热爱家乡的情感，让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应当说，这就是写书人和出书人的本愿。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收藏记忆的温馨
向继东
　　先录下这样一段话——“岁月就留在褪色的壁板上，留在檐下的尘网中。这不大像我们那样慷慨地说到的人世，正不知有多少躯壳就在这里托生，然后又匆匆地在这里消逝。那灵魂就化成了黄昏里朦胧的灯火，和着黎明时柴草的青烟……”这是《蒿里行》扉页上的一段话，一段纯粹的文学化语言，叹人生之苍凉与无奈。《蒿里行》是何士光1994年出版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精装的，定价十三元，我却只花了四元就买回来了。
　　何士光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分活跃的作家，这本《蒿里行》收录了《草青青》等十二个中短篇。差不多是二十年前，我整日做着文学梦，在那盏暗黄的煤油灯下，把这些都读过了，且被感动过。后来，因为我急于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决意要担当“人类的良心”而疏离了文学，或者说，是背叛了文学。我现在买回这本书，说实话，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凭吊，为了收藏那一段尘封的记忆。
　　作家和读者也许是要讲点缘分的。我与何士光先生虽素昧平生，但喜欢过他的作品，关注过他，知道他是贵阳市里的下乡知青，后来当了中学教师，十多年后，随着知青回城潮他又“写”回了省会都市。他熟悉山村学校里的生活，因而写得动人，尤其对我这样一个有着近十年乡村学校生活体验的人，共鸣就更多了。他的《草青青》，写了一个中学教师和一个是代课教师的乡村少女的恋情，那也许是一段“比友谊多、比爱情少”的情愫，缠缠绵绵，凄美动人。我还记得，主人公孙老师碰上一个手里总是拿着课本或书，口袋或许还放着糖粒子的小萍。每晚，她是来请教孙老师的，但往往什么也没有问，谈着谈着又深夜了，只得又恋恋地离去了，写得很美。在《青砖的楼房》里，那样的钟声，那样的石级，我也非常熟悉，一切是那么平淡而又枯燥，一切又是那么从容而又缠绵。我自然不在何先生所描述的那座学校，但我在那样的氛围里，常常地，独守着一盏油灯，熬到夜里一两点而不知疲倦。而今，我之所以能说出几部自己曾经读过的“所谓”中外名著，全得感谢那段孤寂的时光。记得1978年后，大批名著重印，但我处在湘西一隅的一所山村小学里，想买到新书还很难。我曾托一位天津的作家买过一套《红楼梦》。还有一次出差怀化，我见新华书店租书柜台里有想要的书，于是交了成倍的押金换过两本书，一本是上海文艺社的《外国短篇小说选》，一本是马烽的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在前一本书的扉页上我曾写道：“莫怪我不讲一些信义，／为了你，我却花了成倍的价钱；／酒店里也许会爆发出笑声，／我抚摸着你只得缄默无言。”后一本扉页上也写了几句：“一块钱的押金，／已是书价的两倍过零；／租书簿上我写了个假名，／自以为这是高明，／其实呢？我也许是愚蠢。”我曾搬过几次家，丢过许多书，但这两本书我始终保留着——尽管这两本书早从书架上撤下了，但每当它被孩子翻捣着出现在我眼前时，总能勾起我一段回忆。我把写在扉页上的话说给孩子听了，孩子似乎反怀疑老爸的人品了……每每这时，我总会生出一些感叹。
　　也许是我对现在的文学期望值太高，也许是我过于拘泥和古板了，诸如以“身体写作”的作品，不知所云的“先锋”作品，我都保持着文学的清高，往往不屑一顾。从内心来说，在价值选择上，我是坚守纯粹文学理念的，但为何不能见容于这些存在呢？我的孩子由少年渐成青年了，在她喜欢的电视频道里，要么是“嗲声嗲气”，要么是“卿卿我我”，要么是“歇斯底里”。我问“这有什么意思”，孩子说，“只要开心就行了。”好一个“开心”，令我深深地失望。我真担心他们就是“垮掉的一代”，但转而想到先贤梁启超的宏文《少年中国说》，我在心里又禁不住自嘲起来……
　　写到这里，已是子夜了。我想什么也不去管，躺下睡了，但听着窗外潇潇的春雨，竟毫无睡意。我又翻开何先生的《蒿里行》读起来，企图找回十多年前的那种感动。何先生在很短的后记里写道：“我不知道它会怎样浮沉，那已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我难免会有的又只是一种希望，希望它是一种善因，然后有些许果实……”我想，这篇短短的文字，也许正是何先生所“希望”的---其实，我已经说了，我只是为了凭吊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日子。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名家茶座

十六字令
李国文
　　我常纳闷，有一些汉字，例如：“谗嘴”的“谗”，“懒惰”的“懒”，“贪污”的“贪”，“腐烂”的“烂”，“谄媚”的“谄”，“贪婪”的“婪”，“隐瞒”的“瞒”，“颟顸”的“顸”，“翻案”的“翻”，“狡辩”的“辩”，“欺骗”的“骗”，“反动”的“反”，“忐忑”的“忐”，“悲叹”的“叹”，“囚犯”的“犯”，“完蛋”的“完”……怎么每个字的韵母恰好都是“AN”？
　　当然，这绝对是文字的一种巧合，不过，巧合得饶有兴味，若是加以分类，将这些消极现象的汉字，适当组合，那么，谗、懒、贪、烂，正好是贪污犯堕落的全过程，谄、婪、瞒、顸，便是他腐败行为的各种表现，翻、辩、骗、反，则是他垂死挣扎的诸多抗拒手段，而到了忐、叹、犯、完，摘掉乌纱，换穿囚衣，威风不再，蒙垢受辱，轻则铁窗度日，重则小命玩完的时候，他也就真的完了。
　　由谗而懒，由懒而贪，由贪而烂，是这些年来许多坐到被告席里的罪犯，最终付出身家性命的共同经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今天，并不提倡清教徒，也不再鼓励以穷为荣，但是过度地消费，而且大量挥霍公款，一张嘴成了永远填不满的欲壑，这种大吃二喝，浪费国帑的腐败现象，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老百姓常说的“吃坏了党风吃坏了胃”的顺口溜，就是对这些吃喝干部的讽刺。老实说，胃坏有药可治，而思想作风、道德品质、革命意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坏了，也就是“烂”了，便不可救药。因为拿了手软，吃了嘴短，世界上从来也不会有免费午餐的。
　　据《明史》，海瑞“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母寿，市肉二斤矣。’”他在官署，平常不见荤腥，员司咸以为苦。只是逢年过节，海瑞才自掏腰包，着家人购只鸡斤肉，与下属共餐同乐。海瑞，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清官，除去他的耿介正直，清廉自洁，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外，也和他这种甘于粗茶淡饭、不事奢侈浪费的生活习性有关。
　　生活简朴，适度饮食，节制欲望，保持庄重，是为人之道，也是防止贪污堕落的最好防腐剂。凡是奢侈浪费、狂欢享乐、疯狂纵欲、追求声色者，十之八九，都是政治上的腐败分子，经济上的贪污分子。一个放肆于贪欲享受、纵情于饮宴快乐、追逐于珍馐异馔、沉醉于酒池肉林的干部，要想做到海瑞那样刚正不阿、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以“AN”为韵母的《十六字令》，第一个“谗”字，岂不应慎之又慎乎？（配图：孙以增）（附图片）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诗两首
令狐安
　　临海怀古
　　2002年春初
临海古城冠东南，
楼台高峙北固山。
巾峰鹤唳留神迹，
灵水龙游护铁关。
即颂高僧传教义，
常歌虎将灭敌焰。
千年往事一挥去，
万里层云漫昊天。
　　注释：【临海】属浙江省台州市，古为章安郡，西汉置回浦县，唐以后历代置台州府治。临海古城墙始建于晋，北枕北固山，南环巾峰，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
　　【巾峰鹤唳留神迹】相传皇华真人修炼乘鹤升天，遗下头巾化为巾峰。
　　【灵水龙游护铁关】灵水，指灵江。明朝戚继光和知府谭纶改造了临海城墙结构，兴建敌台，战时抗倭寇，平日御水患，宛如长龙临江，固若铁壁金汤。
　　【即颂高僧传教义】巾峰下有龙兴寺，唐朝鉴真大师第四次东渡日本前，曾驻锡龙兴寺。日本最澄大师入唐，长期在龙兴寺和天台县的国清寺研习佛法，回国后创建了天台宗。
　　题张学良幽禁处
　　2002年2月
英雄束手枉断肠，
无日不思黑龙江。
渭北阋墙失斗志，
长安泣血谏强梁。
恩仇半世痴情误，
忠义一生侠骨香。
志在九天击万里，
晨钟暮鼓伴苍凉。
　　注释：【张学良幽禁处】张先后被幽禁在十三个地方。第一处在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始住蒋的别墅文昌阁，后住中旅社招待所，火焚后住雪窦寺。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大地书讯
　　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人志》系列丛书，是一部收录我国有史以来各方面著名人物的大型图书，共二十卷，一人一幅。该书是由中国文联批准，由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组织众多专家编纂的，不但具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云南作家张昆华的诗集《红草莓之恋》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长期跋涉于诗歌、散文、小说创作领域。这是作者出版的第三本诗集，记录了诗人印落在云南边疆的足迹。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犹忆大康当年
张辛
　　三年前的6月9日，大康走了，但凡认识或知道康先生的人都说，他走得太早了。
　　说来，我与康先生可谓忘年之交，他属虎，我属羊，长我近三十岁，按传统说法，整整相差一代，可我们之间却毫无“隔代”之感，惟有相见恨晚。1990年，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书法艺术研究班，康先生那犀利的谈锋给学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此开始了我与康先生，这位学术前辈、书法大家的交往。
　　撰写对联与作诗、填词一样属于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旧时一般文人学者都乐于此道，或可视为文人生活之一部分，甚或是文人学者基本素质的一种体现。据说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曾主张以对联招特长生，我看非常有道理。对联虽为小道，但它起码可以考查一个人三方面的能力。其一是词汇量，每对一联，无论几言，均需从不可胜数的语词中找出合适者，这不啻大海捞针，洵非易事；其二是技术功力，因为对联讲究音韵平仄，词性对仗等，故必须有一定的古诗词的功底；其三是艺术感觉，如果一副对联能达到工稳、巧妙，有容量、有意境，那必基于一定的艺术才分。
　　然既为游戏，则不免于交流，本人即经常受命为一些名胜古迹、为一些教授学者或艺术家撰写对联，寿幛及挽联之类，时而有一二得意者，便常切磋、求证于一些学者前辈或同道，诸如沈鹏、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先生。大康先生当然是其中我深为服膺的长辈学者和老师。虽然康先生经常自谦地说他不擅作诗和撰联，但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的功力和造诣是相当深厚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文字学即文字之形、音、义之学，而此形、音、义恰为作诗、撰联之基础所在。故古字学者为诗为友一般格外讲究，如章炳麟太炎先生、黄侃季刚先生。
　　我是搞考古的，但我却每每钦佩康先生于考古学研究和动态的那种关注、敏感和对考古遗迹遗物的独到见解。
　　有一次我与康先生说起1981年底我毕业实习时在河南温县发现戳印有“刑公”字样的陶豆、陶盆之类。康先生说他早已从《文物》上看到了。随后他问我那些印文的拓片是否已经全部发表，我告诉他高明先生的《古陶文汇编》已全部引用。1995年倾注康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印典》出版时，康先生对我说，那批材料他已收录在了《印典》中。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康先生，谈话间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文物》杂志，指着封面所刊一件动物造型铜器说：“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文物考古界一些先生我实在不敢恭维，这种器物明明是狗的造型，可它偏偏被名之为虎，岂不有‘好大’之嫌？”我虽未敢贸然置之可否，但却不得不赞叹康先生的眼力和治学态度。
　　康先生眼光之高、谈吐之幽默、语锋之犀利是众所周知的。如某书家之字尖头尖脑，笔划飘柔纤细，康先生戏称其为“豆芽菜”，实在形象至极。有位青年书家，其字确如人所论流于俗媚，康先生则直言其是“天蓬元帅下凡”。这里康先生所言虽不甚中听，但至为中肯，可谓一针见血。如果此辈再生，闻之真正反思一下，想必大有裨益，总归比那些好好先生的好好之论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古人云：“书如其人”。这句话用于形容康先生之法书是恰如其分的，康先生书法格调既高，功力亦深。其用笔之沉着，结字之稳重，可谓独树一帜，名重当代，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震撼。而这种震撼并非外在张扬，故作姿态，而真正是从内部发挥出的一种感动人的力量。我想这无疑来自康先生的修养、学问和人生态度，当然更来自他对书法的独到理解，来自他的非凡的功力。1994年年底，我拿着自己刚发表的一篇关于书学嘉道之变的文章向康先生求教。当时，谈起了米芾所谓“碑不可学”。作为后学，我的观点一直很明确，书法归根到底还是毛笔的表现，碑版虽然在书学史上有其重要作用，如嘉道之际，但决不能因此而一味夸大抬高，康有为扬碑抑帖确有失偏颇。康先生表示赞同我的看法，然而末了他则说：“请不要忘记，米芾还说过另一句话，即‘八面垂芒’。”由此足见康先生于书法之道确卓有见地。
　　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逢春节，《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总要组织专版，由全国知名书家书写不同字体的该年属相，而康先生用大篆所书的作品每每以最大字号正居版式中央，恰如众星捧月。
　　权以当年我为大康所撰挽联作为这篇小文的结语：大文卓荦谨严，非徒发微印典；风骨嵚崎高迈，但见大篆丹青。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山韵（版画） 李建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

奶箱
胡弦
　　最早没有奶箱，那时候，送奶的是一个胖胖的妇人，孩子们叫她奶娘。她用自行车带一只筐，筐里盛着瓶装的酸奶，零卖。她认识这一带的孩子，谁要喝时就给谁一瓶，然后再向家长收钱。
　　那时候，喝奶的人少。
　　仿佛是一夜间，喝奶的号召一下子就深入了人心。“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各家的门前，奶箱已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都是自制，有用铁桶的，有用纸箱的，或铁丝缠或钉子钉或胶带粘，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看上去挺好笑。禁不住妻子催，我也做了一个：把一只可乐瓶拦腰锯开，钉在墙上。
　　大约这样的奶箱，连奶业公司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一天，一批奶箱分发了下来，草绿色，很漂亮，每个订户一只，还免费。我研究了半天，弄明白了结构，组装起来钉到墙上，立时觉得楼道里风景大变。
　　那些绿色的小箱子，像鸟巢，又像春天的信使，带来了明媚和生机。
　　又仿佛是一夜间，奶厂也多了起来，身着牛奶一样洁白服装的“美眉”，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每天晚上，她们还会敲开我家的门，给我们上健康和经济课。“从这个月开始，订一个月送十瓶……”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妻子就敲定了下来：喝这种优惠奶。
　　于是，我家门前的墙壁上又多了一只奶箱，深蓝色，铁的，比原来那只宽大许多，一钉上去，就像在对旁边那只示威。
　　新奶新味道，我们的口舌还真要重新来适应它。这种奶优惠三个月，我就说，等优惠期过后，我们还订原来的那种吧。但我妻子另有打算，她说，还会有新奶上市的。果然被她言中，而且优惠期更长，我们家的门前钉上了第三只奶箱。
　　很显然，三只有些挤了，每一只都挺漂亮，但钉在一起，怎么看都怪怪的。况且家家门前如此，走在楼道里，猛然觑见那么多箱子悬在墙上，心里还真有点吃惊。
　　钉第四只奶箱时，有了争议。妻子尝过那种产品，味道一般；我认为门前再钉箱子，类似于搞笑；女儿却坚决要钉，因为那只奶箱太漂亮了，粉红色，像童话中的一座小房子。拗不过她，只好钉上。那一阵子，每天早上取奶，我们要用三把钥匙，开三个箱子，最早的那只一直被冷落，渐渐落满灰尘，发暗，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又像是约好似的，所有的奶都不优惠了，我们开始认真品味那些奶的味道，最后一致认为，还是奶娘送的好。于是，将那只箱子扫掉灰尘，重新启用。其它的看着就有些碍眼了，终于有一天，我把那几只全部拆了下来，心里一下子轻松许多，再看看满墙的疤痕，觉得挺幽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