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8-22第1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记者调查

透视“黑网吧”泛滥
本报记者 王莹
　　6月16日，北京“蓝极速”网吧的一场大火，使网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火灾系人为纵火，但是火灾的发生并非偶然。因为“蓝极速”是“黑网吧”，没有配备灭火器材，为了逃避检查大门紧锁。据了解，大多数“黑网吧”像“蓝极速”这样封闭出入口的不在少数。以北京市为例，全市有2400多家网吧，有2200家证件不全，合法的仅有200家，占网吧总数的8.3％；全国至少有20万家网吧，合法网吧所占比例与北京市基本相同。这意味着全国的“黑网吧”多达十几万家。“黑网吧”如此之多，值得深思。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介绍说，利润丰厚是造成众多经营者争开“黑网吧”的主要原因。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中，文化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网吧经营场所消防安全设备、人均面积等均有严格规定。“黑网吧”由于没有登记在册，没有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不具备符合规定的服务和安全设施。与合法网吧相比，“黑网吧”投入少而收益大，一般半年就可收回成本。受利益驱动，经营“黑网吧”的人越来越多。
　　网吧审批严格，程序也多，一些人便“绕道而行”，“另辟蹊径”，也促成了“黑网吧”的泛滥。据了解，开办一个网吧需要6个证照：文化部门的准营证、公安部门的意见书、消防部门的审核、通讯部门的经营许可证、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和电信部门的安全协议书。因为网吧行业性质的特殊，每个部门都要审批，较之其他行业周期长，难度大。不少网吧经营者急于获利，便采取边开边办审批手续的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一个被停业的“黑网吧”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多想开网吧的人都是像我这样，先租好场地，买好机器，再去办相关证照手续。有些手续办不下来，就只好硬着头皮，先“黑”着干，总不能让先期投入的钱“打水漂”。
　　当然，也有的网吧经营者在申请办理各种手续过程中，遭到有关部门的不公正对待，甚至故意拖延、刁难。无奈，只好同管理部门捉迷藏，以致违规经营。
　　“黑网吧”的泛滥，也反映出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按照有关规定，文化、公安、工商、信息等部门对网吧都有管理权，可是，每个部门对此行业又都是“兼管”。管理体制不顺造成部门间推诿、扯皮，多头管理变成无头管理。有些“黑网吧”并非地下营业，而是“明目张胆”公开经营。可是管理部门为了推卸管理不力的责任，往往以“黑网吧”大多比较隐蔽，检查起来有难度为借口，疏于或放弃管理。当然，“黑网吧”也经常因违法经营受到管理部门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只是罚款而已，并不取缔其经营场地与器材，不能“断其后路”，风头一过继续经营。有的管理部门还认为，如果是合法网吧经营有问题，他们有权令其停业整顿。“黑网吧”不少是打着“电脑培训”的牌子，不在他们管理权限，也无权处置，结果留下无人监管的空白。有些管理部门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淡薄，也导致了“黑网吧”的泛滥。按照有关规定，无相关部门批准文件和经营许可证、未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得向其提供接入服务。但是北京2000多家“黑网吧”都开通了专线。原来，只要花上1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费用，服务商就可以把规定当作一纸空文。
　　众所周知，青少年是网吧的主要消费群体，上网是很多孩子热衷的业余生活内容，可是，不少老师和家长对互联网知之甚少，因而很难就网络可能带来的问题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在学校教育内容中，网络教育尚未提上日程。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发现孩子上网影响学习后，谈网色变，一味地管、堵。很多家庭有家用电脑，却禁止孩子上网，除了一些高等院校，极少有学校在校内为学生提供上网场所，无异于把渴望接触互联网的孩子们“赶”到了网吧，避开了老师和家长，处于一种无监管状态。
　　“蓝极速”网吧大火以后，如何让青少年在网络时代健康成长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把青少年对网络的沉迷简单地归罪于“黑网吧”不够客观、全面。青少年对网络的兴趣达到痴迷程度有着诸多原因，值得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
　　编后：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以后，有关部门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专项整治，无证照和证照不全的“黑网吧”被坚决取缔。这对于规范网吧经营活动和挽救沉迷于网络的未成年人，避免类似悲剧发生，无疑是个积极有力的举措。
　　近年来，网吧等营业场所过多过滥，一些地方监管不力，违法经营现象比较普遍，安全隐患突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以致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整治规范这类场所刻不容缓。日前，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草案）》，待修改后公布实施，必将有利于通过法律手段切实加强对网吧等经营场所的管理。希望各地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使这一行业走上规范有序的发展之路。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推进农村工作创新

赈济透明才能公道
　　编者按：8月1日本版刊登《征文启事》后，已收到了大量稿件，其中不乏内容精彩之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刊登。
　　张福振同志的这篇文章，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近年来立案查处的45起案件的剖析，分析了贫困村民吃了救济又告状的怪现象存在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农村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办法，把干部受教育、农民得实惠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了解决受灾和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国家每年都要划拨一定数量的扶贫、救济款物，这本是党和政府对灾区、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怀，然而，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却屡屡出现贫困村民吃了救济又告状的怪现象。河南省淅川县对近年来县乡立案查处的45起案件进行了剖析，认为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赈济对象不准，款物分配不公。有的村干部在确定救济对象时，不按程序办事，不听取群众意见，“撒胡椒面”，使一些非贫困户享受了贫困户的救济待遇，造成分配不公。如已被查处的卧龙岗村南东组平均分配面粉案：2000年冬季，有一百来口人的南东组分了150公斤救济面粉，分包该组的村治保主任和组长、会计私下商量，无论张三李四，每人0.6公斤，致使个别重灾户出现了断炊现象。
　　少数村干部以权谋私，多吃多占。此类问题占案件总量的30％左右。如泉水沟村村文书在发放救济款时，偷刻10名村民私章冒领救济款300元，结果事情败露，引发群众越级上访。
　　挪用、改变扶贫赈济款物用途。此类问题占案件总量的25％左右。如盛湾镇宋湾村小学校舍陈旧破烂，大部分为险房，上级划拨1.4万元建校资金，要求专款专用，但该村在资金到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仅拿出2500多元对部分险房进行修缮，其余款项均挪作他用，由此，引起了教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不满。
　　赈济款物分配使用情况不公开。少数村组干部拿赈济款物送人情，搞亲亲疏疏。有些特贫户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因与村干部关系不好，仍得不到救助，而与村组干部关系较近的至亲好友，无论是否贫困、受灾，都能得到一份救济，致使一些群众怨气很大。
　　此外还有村组克扣、账物不符、“戴帽下拨”等情况，这些都是造成贫困村民吃了救济又告状的原因。
　　通过调查、座谈，我们认为，当前赈济工作应采取的措施：一是要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教育。各级领导要把赈济款物的发放当作一件维护社会稳定、事关全局工作的大事来抓，教育基层干部端正认识，转变观念，进而公道正派地分配好赈济款物。二是严格程序，完善体制。各项赈济款物下拨到乡镇一级后，由乡镇根据情况分配到村，要求村委会组织群众评议，确定对象与款额，然后张榜公布，坚决杜绝村干部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三是加大对赈灾款物发放、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民政等职能部门的作用，严肃认真地查处在赈济款物发放使用上的一些大要案，并公开曝光；四是扎实认真地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提高村民参政议政能力，营造干群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五是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工作能力，使他们把工作和思想的重心集中到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上来。（河南淅川县　张福振）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论坛

别用人情面子裹“红包”
湖南省岳阳市 张治雄
　　据一个地级市纪委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5月，全市科以上干部主动上交红包礼金82万元，有的县委书记、县长上交了四五万元、三四万元，少的也有上万元，这种主动上交红包，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值得肯定，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说明送红包之风还没有刹住，还必须下大气力整治。
　　收受红包礼金的危害十分严重，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对此也明令禁止，但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或部门送受红包的风气仍然存在？
　　其一是“人情论”。据前面所列举的地级市纪委调查，这些红包礼金大多是下属单位或部下所送，其名目有：逢年过节，生病住院，职务升迁，寿诞喜宴，子女婚嫁，老人病丧，乔迁新居等等。因此，不少人认为送受红包礼金本是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礼尚往来，是相互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是人之常情。若果真是在领导干部困难时亲朋好友的资助、惠赠，的确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的实质往往并非如此。送红包礼金的人，其真实目的就在于有所求，而且所求之事大多不能见阳光。
　　其二是“面子论”。有的领导干部说拒绝红包礼金，面子上过意不去，只好勉强收下。的确，领导干部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要顾及面子，但是，领导干部不能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领导干部收受红包必将助长“无礼不说话，无礼不办事”的歪风邪气。因此，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拒收的红包礼金，则要严格按规定如实登记，上交纪检监察机关，缴入国库。
　　有人认为，送受红包只是小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不少领导干部正是从收受红包礼金开始，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山陵之祸，起于毫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心有所图之时，就是防线瓦解之日，等到觉悟，往往为时已晚。去年，湖南省纪委查处的省建材集团原党委副书记王德元有这样一段反省：“90年代以前，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收受红包礼金礼品。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经不起诱惑，认为小的收点没关系，因而放松了思想警惕。再后来发展到大肆收受红包礼金和回扣，金额由上百元，到上千元，上万元……胆子越来越大，以致走上了犯罪道路。”王德元的自白，也道出了许多领导干部犯错误的共同规律。
　　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现象的存在，除了某些干部的贪欲外，还同一些同志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要提高认识，自觉执行中央关于红包礼金问题的有关规定，坚决刹住收送红包的歪风，净化社会风气。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耳闻目睹

建在铁道边的集市危险！
　　四川青川县竹园镇盛产茶叶、木耳、黄花以及猪、鸡、鸭等土特产，是宝成线上一个小有名气的市场。因该镇毗邻铁路，交通便捷，成为小商品集散地。随着集市日渐繁荣，一些小商贩们便将摊点设在竹园坝车站的铁道旁，留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这几年每年都有10多人因赶集伤亡，仅在去年便发生伤亡事故17起，其中死亡6人。因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取消这个危险的集市。（四川江油市 熊华）（附图片）
　　1、铁道旁的竹园镇集市。
　　2、赶集农民穿越铁道。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集中办学莫使上学难
　　我的家乡在云南思茅地区普洱县的一个山区里。最近我回乡探亲时发现，我们村（原大队）里各社（原生产队）的公办或民办小学全都撤销了，只在村上集中办了一所小学，各社小孩上学变得十分困难。我们村原来各社都有小学，小孩年满7岁都可以到那里读一至三年级，然后再到村中心小学继续读完小学。现在，乡亲们不得不将小孩送到离社很远的村小学住校读书。学校离家远，又没有公路，山路崎岖险峻，来回得走两个多小时。小孩只有六七岁，许多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不论生产多忙，每周都要抽时间接送，很不方便。
　　笔者呼吁有关部门调整教学网点的分布，解决山区小孩上学的困难。
　　武警云南省总队后勤部 谢光平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闲置校舍要合理利用
　　近年来，由于乡村机构撤并和实行教育改革，农村教育网点重新调整，许多地方的村级教学点被撤并。学校撤并后，留下的校舍却被闲置，有的被一卖了之，而大部分却无人管理，或成了村民堆放柴火杂物的场所，或经风吹雨淋迅速破败。笔者认为应该妥善管理好这些闲置校舍，不能简单地一卖了之或任其损毁，可以利用它们开办“农民书屋”、“农民夜校”、“娱乐活动室”等，使它们成为农民学习、休息、娱乐的好地方。
　　江西赣县 黄石明 许由仙 赖虔国
　　随着乡镇机构改革，农村的教学网点也随之进行了调整撤并。本期刊登的两封读者来信，反映农村教学网点撤并后出现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结合本地情况，把工作做好。——编者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呼吁

金融宣传活动勿忘边远山区
　　我们经常在城市里看见金融工作人员在大街上打着条幅、散发宣传单，开展金融宣传活动，这对于普及金融知识和增强人们的金融意识很有好处。但是，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金融宣传却成了空白。
　　因为缺乏金融知识，我们这里山区的农民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损失。
　　一位老农，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了2万多元钱，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准备养老用。最近，老人把罐子挖出来一看，里面的钱全部霉烂变质，他当场晕了过去。还有一个药农，辛苦了一年，到银行去存卖药的钱时，却被营业员告知有1000多元是假币，他十分痛心。还有山里的年轻人，因为不知道使用银行汇兑、通存通兑、信用卡等现代化金融工具，外出打工回来把工资带在身上，十分不安全。
　　希望我们的金融宣传更多光顾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的贫困山区，让现代金融给他们带来方便和实惠。 江西新干县 李溯明 张建萍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监督哨

昆明机场令人尴尬 往返机票不能返程
　　前一段时间，我和老伴持北京—昆明往返机票去云南旅游。7月20日，我们在昆明机场办返程登机卡时，机场的工作人员说我老伴的机票不符合规定，必须重新买票，因为她名字中“Am”字的偏旁是手写的。
　　我解释说，在北京买票时，售票处计算机中没有这个字，售票员就手写了偏旁，并加盖“确认、更改专用章”，我们在北京顺利登机，到云南确认机票也没有人提出问题。但机场工作人员说他们要严格按照上级5月份下发的规定办事，让我们重新买一张机票，原来的票在哪儿买就到哪儿去退。
　　眼看老伴走不了，我顿时急得大汗淋漓，因为我们几天旅游，所带钱款已经按计划消费得仅够回京后乘出租车了，而买一张机票要1570元。
　　无论我们怎么解释都无效，无奈送行的朋友只好凑钱帮我们买了票。
　　作为旅客，我不知道昆明机场依据什么规定不承认我老伴的机票，如果是因为他们民航系统内各地机场的规定不协调，那么由此带来的麻烦让旅客承担是毫无道理的。（北京 常锐伦）

第11版(读者来信)
专栏：来自一线

十五年无事故的奥秘
——记大同市云威矿药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记者 李晋鸿
　　前不久，国务院安全生产检查组到山西省检查时，对大同市云威矿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家始建于1954年的企业，是民用爆破器材定点生产骨干企业，主要生产铵梯炸药、乳化炸药、工业导火索和烟花爆竹等。多年来，公司坚持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来抓，以安全促生产，以安全促效益。他们的经验和做法是：
　　明确第一责任人，实施一票否决制。公司董事长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又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为了强化全体员工的安全责任意识，公司又与各车间、职能处室负责人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确定二级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车间负责人与工段长、班组长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确定三级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公司还与全体在岗员工签订了“个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5年来，公司坚持执行“安全第一”的一票否决制，累计有100多人在评先进、评劳模、分房、晋级等方面因安全生产未达标被否决。同时，公司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挤出50多万元用于安全奖励。
　　调整产品结构，依靠技术进步。近年来，公司投资800多万元引进了全连续乳化炸药生产线和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为安全生产、预防事故提供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保障。
　　形式活泼多样，教育入脑入心。多年来，公司坚持一方面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在安全措施整改及安全奖罚上铁面无私；另一方面关注职工的思想、情绪，在安全教育中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公司除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板报等形式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外，还累计投入200多万元，举办“安康杯”智力竞赛、安全知识问答、安全讲演等活动。党、团和工会组织还充分发挥员工家属的作用，敦促员工牢记安全生产，紧紧围绕“我懂安全，我要安全，从我做起，保证安全”的主题，开展群众性的安全生产活动，有效地强化了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形成了“人人为生产出力，个个为安全操心”的良好氛围。
　　注重综合治理，搞好治安联防。作为生产民用爆破器材的特殊行业，公司除保证安全生产外，治安防范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公司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治安保卫管理委员会”，每月进行一次治安综合大检查。同时，加强企业与地方共建、联合防范，确保一方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