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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远景,军人——从杜甫草堂打油诗说起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本月话题:七嘴八舌说门票(7)

南远景,军人——从杜甫草堂打油诗说起
  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公元759年,杜甫因避“安史之乱”,由陇右(今甘肃南部)入蜀,靠亲友资助,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营建茅屋,次年春,茅屋落成。从公元760年到765年,诗人先后在此居住了近四年。
  可是这样一个地方,不知从何时起被圈了起来,包括大廨、史诗堂、柴门、工部祠和草堂都成了“园中园”。老百姓前来参观,先买五元钱的门票;走到“园中园”跟前,又要买二十五元的门票,才能看到旧址上的茅屋。不少远道而来的参观者走到“园中园”前,欲进不能,欲罢不忍,只好咬着牙、怀着一肚子的不高兴再出二十五元。更多的旅游者或承受不起高额门票叹口气作罢,或干脆不入作无声抗议。总之,进去和没进去的都对如此收费有意见。这些意见有时向工作人员直接提出,更多的则是以书面形式反映出来。笔者曾在草堂“留言簿”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诗圣一生贫穷潦倒,而其屋已成摇钱树矣,悲哉!”公园西北角的“一览亭”墙壁上,更是写满了如此内容的打油诗,成为一道景观。
  其一曰:高楼下望见莲池,树上知了聒不休。可怜穷人休憩地,今番又要交钱游。
  其二曰:远足草堂登古塔,旧址近在却未达。诗圣结庐修身性,后人圈祠把家发。
  其三曰:游此草堂心喜欢,可怜我本穷光蛋。诗圣遗迹在园内,为了繁荣要收钱。
  有的外地游客眼望草堂,不能瞻仰,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
  其一曰:千里迢迢看草堂,不见诗圣真冤枉。高额门票难承受,只得来生再补偿。
  其二曰:杜甫草堂景色美,青山绿草白云飞。可怜价钱太昂贵,糊里糊涂走一回。
  有的对比过去批评道:初游草堂七二年,翠竹楼阁荷花莲。春光明媚今到此,草堂旧址要收钱?!
  有的假借怪罪杜甫抒发对乱收费的不满:绿草青青绿水甜,诗圣杜甫真会选。私盖草堂不纳税,变着戏法收我钱。
  有的借九泉之下的杜甫之口,直截了当地尖锐讽刺:杜工部一生贫寒,盖瓦房没有银钱。结草庐四五六间,写成了不朽诗篇。没想到过了千年,茅草房被人圈占。老百姓想去参观,要多交二十五元。杜诗圣九泉哀叹:“成都人真会挣钱!想发财请走正道,别给我老杜丢脸!”
  这些打油诗写在公共场合的墙壁上,固然有失文明,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对旅游景点高收费的反感。
  无独有偶,成都的武侯祠也修了“园中园”,有关诸葛亮遗迹的精华部分也被圈了起来,收高额门票。陕西骊山华清池、秦始皇兵马俑、大雁塔等等都是如此。其它城市类似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可见,这种通过“园中园”收高额门票的做法,已成了旅游景点的通病,老百姓不禁要问:收如此高额的门票费干什么?要发奖金的话,也应该发给那些先贤和他们的后代。老百姓心里有本账,所以对这种巧立名目乱收费的作法有了意见就不足为奇了。
  更让人感到羞辱的是,先让你买张一般价钱的票进去,等到了关键部位再“宰你”。不进去吧,千里迢迢就是奔着“精华”部分来的;进去吧,除了经济承受不了外,真有些被人绑住“宰杀”的感觉,人格受到的侮辱是旅游者终生难以忘怀的。
  不少发达国家,城市公园及其内部设施都是免费向人民开放的。我国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这一步,旅游景点适当收取门票也无可厚非,但超出景点投资、维修、发展费用及人员工资一大截,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景点作为一部分人发财致富的摇钱树,则是极其不公平的。而且,此风一长,老百姓花钱买气受,原本愉快的旅游生活,变了受气受辱,增加了社会不应有的矛盾,也给旅游事业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歌剧新作阵容强大 《悲怆的黎明》即将上演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歌剧新作阵容强大
 《悲怆的黎明》即将上演
  为迎接新世纪第一个国庆节,民族歌剧《悲怆的黎明》将于9月21日起在北京天桥剧场连演六天。
  《悲怆的黎明》用爱与死两大艺术主题构成情感线和生命线,描写了几位青年学子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直至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成长历程,表现了他们在革命、学习、爱情生活中的理想和追寻,揭示了一代人的人性美和崇高美。剧作者孔远自1997年开始创作,历经四年,反复修改,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努力追求自己的歌剧文学语言。作曲家关峡把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洋歌剧思维相贯通,调动了乐队的交响性和声乐的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合唱等手段,并结合民族唱法和意大利唱法,力图使作品显示一种歌剧新面貌。
  《悲怆的黎明》聚集了优秀的创作和表演人才,可谓阵容强大。总导演是陈维亚,作曲是关峡,万山红为导演,鞠毅是舞美设计,高伟春是指挥,主要演员有彭丽媛、孙丽英、韩延文、秦鲁峰、袁晓红、孙健、孙伟国、曲波、于乃久、侯靓等。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等单位主办。
  陈维亚、关峡也是刚刚结束的大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和音乐总监,他们昼夜辛劳,轮换上阵,歌剧和开幕式排练齐头并进。选择舞蹈家陈维亚为总导演,据说是因为目前歌剧界尚没有比较权威的导演,而陈维亚有高水平驾驭舞台的能力,并且经验丰富,曾和张艺谋执导《图兰多》。他认为:从上万人的大场面马上转到眼前的一百来人,并不失落,好戏不在人多,关键在于是否感人。曾创作过不少知名歌曲的关峡说他从未写作歌剧,但这次信心十足,因为这部作品有足够的情感爆发力。歌唱家万山红近两年专修导演课程,收获颇丰,在这部歌剧作品里她是具体的设计,用力最勤。彭丽媛、孙丽英都曾是歌剧《党的女儿》的主演,在《悲怆的黎明》中再度合作。孙丽英在《党的女儿》里就担当两大角色,此次依然有两个主要角色由她出演。(于放)
(附图片)

在民族音乐的土壤中成长——记首届中国少儿民乐队比赛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在民族音乐的土壤中成长
——记首届中国少儿民乐队比赛
刁艳
  首届中国少儿民族乐队北京邀请赛最近在中央民族音乐厅落下了帷幕,五十三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分获“阳光”、“月光”、“星光”和“新苗”奖。短短七天的比赛里,每个孩子生机勃勃的笑脸都传递出对民族音乐的挚爱。
  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或少年宫都相继成立了少儿民族乐队,但在国内外各种类型的比赛中,唯独没有少儿乐队的比赛。据主办单位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少儿部介绍,举办这次比赛的初衷就是检阅少儿民族乐队的实力和状况,为今后的发展提供经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宁夏分会于2001年刚刚成立,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雏凤少儿民族乐团”参加这次比赛。当孩子们有板有眼地拉起曲子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有关领导激动地说:“这是自打宁夏有人以来,我们自己的第一支乐队。”这次比赛共有祖国大陆三十二个、香港六个、台湾五个乐团参加。据台北市立国乐团顾问陈绍箕介绍,在台湾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民族乐队,能来到大陆与这么多乐队同台比赛,交流切磋,对台湾少儿乐队的发展大有益处。而前来观摩的新加坡华乐学会负责人则表示对比赛非常感兴趣,希望今后能参加和承办比赛。孩子们台上是对手,台下是朋友,比赛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而陪同前来的家长们也互相交流教子之道。
  获得比赛阳光奖的有北京三十五中、北京翠微小学、成都树德中学、广州少年宫的少儿乐队、台湾尖子民族室内乐团、香港屯门官立中学等十八个乐团;安徽安庆华中路小学民乐团等十五个团体获得月光奖;获得星光奖的是河北邯郸幼师等十七个乐团。参赛年龄最小的三个幼儿乐队——首钢试验幼儿园、北京小金鼎民乐队、首钢试验第五幼儿园获得了新苗奖,其中最小的队员只有四岁。在这些队伍中,有些乐队的演奏不逊于一些专业团。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表示少儿民乐队的蓬勃发展只是全国民族音乐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缩影,而正是因为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专业演奏水平才能水涨船高,并且职业与非职业合流也会成为发展趋势。

为中泰文化交流谱新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为中泰文化交流谱新篇
  泰王国诗琳通公主成为“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第三位得主。
  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合作和友好往来,为塑造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光辉形象为宗旨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前两届分别授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作家海伦·斯诺和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
  诗琳通公主是位中国通,长期致力于中泰文化交流,在中泰两国间架设起理解与友谊的桥梁。她曾先后十五次访问中国。每次访问之后,都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书。出版了《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雾里霜挂》、《云南白云下》、《清清长江水》、《归还中华领土》等著作,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今文学名著,在泰国引起一次次的重大反响,使许许多多的读者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帮助泰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被授予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旨在表彰与肯定诗琳通公主长期孜孜不倦地向泰国人民真实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中泰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人民大会堂近日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万里、布赫、孙孚凌等领导同志出席并为诗琳通公主颁发了证书。泰国驻华大使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家正、金炳华、王蒙、张锲和首都学术文化界来宾约200人参加了颁奖典礼。诗琳通公主在典礼上致了热情洋溢的答辞。(郭闻)

风尚颁奖活动开幕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风尚颁奖活动开幕
  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与杜邦纤维(中国)有限公司以及全国二十二家时尚媒体联合主办的二○○一莱卡风尚活动已经拉开序幕。据介绍,“莱卡风尚颁奖大典”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大型时尚评选活动,计划每年一届评选,将由从事时尚产业报道的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及记者和消费者共同投票评选,有男女歌手奖、女演员奖、运动员奖、最佳模特奖、最佳青年设计师、莱卡成就奖。(付勇)

爱乐乐团音乐季首演大获好评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爱乐乐团音乐季首演大获好评
  中国爱乐乐团第一个音乐季的首场最近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马勒的D大调第一《巨人》交响曲的意境,在余隆指挥下,被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的独奏,也非常出色。在场的观众纷纷称赞爱乐乐团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专家们的评价也很高。
  9月8日,爱乐乐团还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第二次音乐会,演奏台湾作曲家许常惠的《嫦娥奔月》、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和勋伯格的G小调钢琴四重奏,由诸大明独奏钢琴,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将于9月10日至9月20日赴台湾演出,分别在台北、台中、高雄和新竹等地举办音乐会。因此,9月1日和8日的两场音乐会也被视作赴台前的“热身”。
  旅居澳大利亚的大提琴家秦立巍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最近澳大利亚议会贷款给秦立巍买了一把1720年朱塞佩·瓜里尼大提琴。旅美钢琴家诸大明是纽约大学的钢琴教师,曾在第六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了主要奖项。
  (梁建)

珍惜民歌这片沃土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点评

珍惜民歌这片沃土
陈哲
  收集民歌是我国优秀的历史传统,爱护并传播民歌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近几年,表面上看,举办民歌节、介绍甚至改编民歌、创作新民歌,好象渐成气候,其实,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爱护珍惜民歌的意识和机制。大家谈起广西民歌节,不少文化界的朋友说:现在的民歌节是重金投入大制作,观众看完了却抱怨,怎么都像外来的东西?真正属于本土的民歌在哪儿呢?
  话不错,问题挺尖锐,歌山歌海的地方拿上台的是什么呢,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富饶的民歌聚集地,在这个新世纪的舞台,却唱着别人的流行曲!起码对文化资源来说,不公平!
  近年我七进山寨,有些故事挺让人难忘。土风民歌挺有色彩,本身也很健康。几杆老枪,一顶竹笠,烟圈袅袅中聆听族人向鸟儿“学唱来”的歌,真觉得城里人胡攒出来的所谓民歌挺猥琐,行内叫这类东西是“伪民歌”。山民们对着你唱他部族的故事,一位妇女唱着少年时就有恋人,你能觉出她歌声里的意韵在你血管里流动,会渐渐忘我;邂逅二十年前情郎的山歌,火塘边给你吹的一段山管或古歌,令你感叹它们比你所知的生命长得多!更甭说城里舞台上那点文化、那点节目、那近亲通婚相互拷贝的排行榜唱片相形之下是如何苍白了。我们喊着弘扬民族文化,频频听到的却是把别人家园的故事变成了你的情愫,可许多文化血液、基因、人文元素我们没有吗?!不对,山里那些老人家、那些原住民守护神一样保留着美丽的种群符号,一次次给我们这些民族大家庭的后来人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文化的幸福!应该说,我们的人文资源比一些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要多得多,区别是:人家认真做了我们没做;人家做“真”了我们做“假”了;人家做得很有心情,我们做得浮嚣连篇把自己都弄傻。我们自己的“原始绿草”那么好,为什么花重金请人家来插“塑料花”?!为什么搞得如超级夜总会般富丽堂皇却没一点自己动人的颜色?!一个民族仪式方阵和老太太三声部的对话就足以把所有的不真不实不俗不雅的矫情全部压垮。近年舞台和电视晚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土生土长的文化的轻视态度,过多地借用外在的现代化设计,把包装、改造看得太重要。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把握住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也就抓住了文化的根本。既然是民歌,民歌民俗在哪?文化品牌、文化品位怎么定位?你将来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自己清楚吗?如果不清楚的话,这是不是误区?如果不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眼光和兴趣,那所谓的商业运作成功又在哪?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怎么能以一种所谓“商业运作”来掩盖自己已经存在的巨大失误?
  自从世界音乐吹进国门,我们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及传播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诚然,文化产业和个人消费是新的增长带动点,但不能顾此失彼,一味追随市场的低级形态,以所谓华丽的包装和外表替代文化的本质。尤其不能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质和根本,变成千篇一律的商业味。我说的民歌,仅仅是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是音乐人,其实类似的本土文化,非常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很多,在注重借鉴、讲究包装的大潮中千万不可忽略了他们。他们中间的传统经过千年洗礼,已深深植根在这片土壤里,保护、珍惜、振兴他们也同样可以给我们的舞台、我们的现代文化注入生机。

期盼悬念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漫笔

期盼悬念
杜永道
  老北京对京剧的悬念效应像吃炸酱面、臭豆腐,喝二锅头那么上瘾。
  有人想听谭鑫培的《碰碑》,票早卖完了,就买了张“蹲票”,蹲在桌子底下听。悬念释解处,从桌下伸出头来高喊:“好!”更神的是,为了听胡喜禄的《玉堂春》,有人竟买了“挂票”,把板凳拴在红楼栏杆上,骑着凳子在空中瞧。戏楼上下人山人海,中间“挂”的戏迷大声喝彩,戏剧悬念引来多么奇妙、火爆的场面啊。
  关汉卿是深谙悬念效应的戏剧大师,他的作品总是力争使观众尽快“入戏”:先以洗练的手法交代情境和人物,随即迅速以强烈的悬念,牢牢抓住观众。
  《窦娥冤》第一折,窦娥一出场,便面临着异常严峻的生存危机——刁恶的张氏父子欲强行入赘,分别娶蔡家婆媳为妻。善良懦弱的小寡妇如何应对?她的命运如何?悬念一下子攫住观众的心。《蝴蝶梦》中,凶顽的贵族葛彪,三拳两脚打死王老汉,三兄弟拿住凶手,却不小心将他打死。闯下弥天大祸的王氏兄弟遭遇怎样?母亲让哪个儿子抵命?顿时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悬念是戏剧的筋脉。没有周家激变与危机造成的层层悬念,就没有曹禺的扛鼎之作《雷雨》;没有哈姆莱特解决总悬念的延宕,就没有莎翁的代表作《哈姆莱特》。
  戏剧的悬念效应何以如此之大?因为它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观众一方总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觉。悬念提出一个吸引人的问题,却不马上解决,抻着你,让你着急、期待、思忖,瞪大双眼,屏气息声地观看。一波三折后,悬念化解,千斤石头落地。这时候,人人痛快淋漓、个个心怀激荡,有的还感慨万千。有时,又让观众感受到某种柔婉细腻的情怀。譬如《茶馆》幕启,牵挂茶馆兴衰的同时,也想欣赏舞台上旧时代的风情画卷;《渴望》连播,担忧女主人公命运的同时,追寻着峥嵘岁月里自己青春年华的匆匆脚步。
  总之,悬念演绎时,观众心上始终维系着一个“情”字,掀动着“情”的波澜。剧作悬念透射出“知+情”的双重魅力,具有双重审美价值。观众在悬念运动中,同时获得了双重享受——悬想满足与情感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保持悬念运动的连续性,戏才能成为一块紧紧吸附观众的磁石。平时看电视,老叹息有些电视剧的悬念时断时续,大大抑制了戏的悬念效应。悬念发展的节骨眼,人物一见面,对话冗长,且绕着悬念走。好像当事人对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漠不关心似的,不合常情、常理,极大地削弱了剧作的感染力。作者苦心经营的悬念,被“淡化”了。或者,屏幕上的剧情向枝节蔓延,悬念主线进展缓慢,步履维艰,剧作显得拖沓、沉闷,让观众腻烦,忙换频道。
  悬念效应取决于悬念质量。悬念质量是戏剧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悬念质量不仅包孕悬念是否引人入胜、环环相扣、连续贯通,还涵盖了悬念的立意,即有积极意义、能引起观众共鸣和思索等。悬念质量深刻地影响着观众对遥控板的操作。
  期盼更多的悬念质量上乘的电视剧登陆荧屏。

舞剧《闪闪的红星》的现代意义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评介

舞剧《闪闪的红星》的现代意义
蓝凡
  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问世后,不但在舞蹈界,甚至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闪闪的红星》以现代舞剧命名,其内涵的解释更多的是在于现代题材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其“现代”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现代形式的创造,更多的是它在舞剧观念上带来的现代意义,即通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向我们提出了新时期现代题材,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舞剧创作的新的美学准则。
  《闪闪的红星》在舞剧题材的运作上具有较大的突破,它突破了舞蹈界的某些误区,用了一种全新的市场眼光来看待革命题材的创作。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舞蹈的长处和观众需要看的舞蹈,就是鱼鸟花草或民俗风情,这实际上是一种浅化舞蹈本体的想法。以舞蹈特别是舞剧来反映生活,尤其是表现现代革命的生活和斗争,可以说是人类创造这种艺术样式的本意之一。舞剧《闪闪的红星》不仅是选择了这种题材,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整个创作集体想到的是如何把这种用跳跳蹦蹦的肢体语言来表现现代革命生活的做法,得到市场的最广泛认可。
  因为对舞剧来说,《闪闪的红星》是个难驾驭的题材。由于题材的限制,其复杂的、定向的情节给舞剧的动作编排带来了一定的想象上的空间限制。但编导将这种不利转化成了有利,他们运用舞蹈的形象思维来编织故事情节的发展,因之而大大增强了舞剧情节的表现力和人物动作上的可看性。
  为了非常舞蹈化又非常好看地表现故事,《闪闪的红星》在编舞上力求结构明快、动作简洁和有个性化,并尽可能地将技巧的运用和人物动作的发展揉捏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情节”舞了起来。譬如为表现红军大撤退和村里召开秘密会议等几段情节,如依据一般的舞剧要求,非常困难将具体的情节化形为舞,更甚而用肢体语言来表现细节,但编导巧妙地运用了极具个性的形体动作和道具(如椅子),使复杂的细节简练化,从而让肢体语言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这不能不说是《闪闪的红星》在舞剧编导,特别是在现代革命题材的舞蹈编导上所作的成功尝试。
  《闪闪的红星》在用舞蹈动作语言演绎故事情节上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它把传统戏曲的点线动作结构很自然地嫁接过来,舞蹈具体动作的指向明确,舞蹈语言的细部又打造得比较漂亮,从而使这部现代革命题材的舞剧很精彩地在舞台上站了起来。例如表现红军大撤退的舞步,动作简练,形象鲜明,动作的外部造型和内部表现意义,非常紧密地交融在了一起。
  尤为可喜的是,在塑造小冬子这个人物上,除了赋予的肢体语言给人物形象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外,演员颇具风格化的表演也为人物增加了不少的光彩。特别是黄豆豆的表演,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为他今后形成自身的风格化表演跨出了可喜的一步。长期以来,国内舞剧表演对演员的自身风格化确立一直不太重视,但这恰恰是衡量舞蹈演员在表演上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闪闪的红星》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闪闪的红星》给新时期革命现代题材舞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我想,如果我们坚持让舞剧创作能更多地关注当代生活,如果我们坚持革命题材的创作也能直面市场,如果我们坚持舞蹈的表演是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那么,《闪闪的红星》的意义就真的不仅仅是在于这部舞剧本身了。

娱乐不是文艺功能的本体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读者反馈

娱乐不是文艺功能的本体
符挺军
  读了人民日报8月7日十二版刊登的如何看待文艺的娱乐性的一组文字,对此却也颇有想法,不吐不快。
  有的文章认为,“文艺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社会功能等。就其本源来说,它是娱乐的。”并进一步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向其本体——娱乐回归……这也是一种历史必然。”作者的意思大概是:人类创立文艺,根本上是为了娱乐的需要,特别是在远古时期。只是随着历史的展开,才拉进人类的是非领域,从而出现了文艺的其它功能。所以娱乐是文艺功能的本体,而其它功能则是外加的、派生的。这种看法,恐怕有点想当然,同实际和逻辑都有出入。人类童年时期创立原始文艺,除主观等因素外,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满足娱乐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巨大发展,文艺及其功能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交往中,不仅产生了娱乐的需要,而且逐渐产生了审美的、价值的等更高层次和更多的需要,并把这些需要融入文艺之中,形成文艺多方面的相应功能。这些功能形成的条件、形式和过程,从本质上讲,它们同娱乐功能一样也不是从外部附加上去的,而是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和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需要,恐怕想加也加不进去。应当看到,不同的文艺形式,甚至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各种文艺功能的比重是不同的。但就它们都是人类真实需要的体现、都从社会和艺术实践中产生这一基本点来看,它们相互之间显然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根本不是什么本源和派生的关系。
  由上可知,文艺功能向娱乐本体回归的说法也是不妥的。如果出现了文艺娱乐性泛滥、其它功能严重萎缩,那么决不能说这是文艺功能向本体的回归,而只能说是文艺功能从高层次向低层次的滑落。就像人的精神境界从崇高向平庸的滑落,不能说成是从崇高向平庸的回归。
  我是文艺外行,不免说外行话,恭请教正。

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山西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历史名胜很多。省内也有不少画家创作了描绘三晋大地文化风情的作品,高度浓缩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尺幅之间,向国内外游客介绍了当地的文化遗产。图为画家赵球的《应县木塔》。

《澳门新娘》“嫁”无锡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澳门新娘》“嫁”无锡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和无锡市文化局、无锡市歌舞团合作排演的大型原创舞剧《澳门新娘》,九月在无锡演出。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和无锡市文化局的第一个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舞剧《澳门新娘》以十七世纪初的澳门为背景,以澳门青年秦高和葡萄牙少女玛丽亚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力图在内容上、艺术上真实地反映出中西相融的文化特色和澳门人的风采。(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