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7-15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刘邦文化”是什么？
　　张雨生
　　“刘邦文化”是什么？我请教几位文化人，全都支支吾吾，答不出来。一位由被动变主动，反击我说：“你这么提问就不对。连偏题、怪题都算不上，是个没有答案的题。”
　　我只好申辩，这并不是我的编造。近日，从一家大报上读到简讯：江苏沛县“刘邦文化”节胜利落下帷幕。办“刘邦文化”节，总会有些具体内容吧，这些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没机会参与盛会，未曾欣赏到，便只好这么请教朋友。既然他们都答不出，只得自个儿苦想了一下。
　　沛县时代的刘邦，起先只是个混混儿，有历史学家称他为“流氓无产者”，后来做了个乡里小官，文化也没有高到哪里去。待到打出天下，做了皇帝，同样没有什么文化造就。要说有，就是司马迁记下了他编的“三句半”（还缺半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荣归沛县的《大风歌》，也没好到哪儿去，文以人传罢了。刘邦对文化实在没有什么建树。所谓办“刘邦文化”节，我猜想，是不是在《大风歌》的主题声中，围绕着颂扬刘邦，唱一些歌，跳一些舞。若如此，历代帝王的颂歌多得很，从始皇嬴政到末皇溥仪，谁都有。各自归到各自的名下，就叫“嬴政文化”、“溥仪文化”？就可以办“嬴政文化”节、“溥仪文化”节吗？
　　当今之时，正刮起一股泛文化风潮，什么都文化了。生活方面，爱赶饭局的，说是饮食文化；爱喝酒的，说是酒文化；爱跳舞的，说是娱乐文化；爱泡妞的，也许可归入性文化……物产方面，产桔子的，说桔子文化；产苹果的，说苹果文化；产大蒜的，说大蒜文化；产生姜的，说生姜文化……要数下去，方方面面都是文化，三日三夜说不完。文化就文化吧，人家都这么说，能说谁不是呢，说谁不是，人家准得跟你急。但是，总不宜越说越邪乎。如收藏旧时代女人小鞋的，说是抢救“三寸金莲文化”；写乞丐传的，说是研究“丐帮文化”；编妓女小说的，说是挖掘“娼妓文化”……这么泛下去，文化固然洋洋大观，岂不也蝇营狗苟乎？
　　泛文化现象的出现，除了蝇营狗苟者之外，也是有其目的和缘故的。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借文化之名，来发展经济；二是文化包装，提高身价。文化毕竟是个漂亮词，愈没有文化，愈需要标榜文化，以显得够层次。两种目的，无可厚非，人家终究还是看重文化。只是借名的，应该借真正的文化之名，不宜乱借一气。包装的，应该扮饰得恰到好处，不宜弄巧成拙。
　　沛县出了个刘邦，他是开汉代基业的第一帝。在刘邦身上做些文章，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吸引外地人来投资、开发、旅游、做生意，当然是好主意。搞市场经济，讲名人效应，是有价值的。有人说，知名度就是财富，这话有道理。只是刘邦与文化，实在没有多少关联，打出“刘邦文化”的旗号，让人匪夷所思。搞点刘邦别的纪念，如办刘邦历史馆，搞刘邦研讨会，都是可以的。就是搞点有关刘邦的假景点，让游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乐呵乐呵，也未尝不可。
　　历史名人即使与文化有关系甚至就是文化名人，也没有“某某文化”的说法。研究《离骚》的，没有“屈原文化”之说；研究唐诗的，没有“李白文化”之说；研究《红楼梦》的，没有“曹雪芹文化”之说；研究杂文的，没有“鲁迅文化”之说。更没有听说，他们的故乡在为他们办文化节。
　　泛文化出现了，泛文化节必然随之出现。文化节已经办得很多，叫得很响。多，就难免乱，难免滥。乱了，滥了，就应该正名。文化节，顾名思义，是文化之节。如湖北秭归，不宜说办“屈原文化”节，却宜说办龙舟文化节，赛龙舟是民间传统文化活动，自然也是与屈原有关的。再如安徽凤阳，不宜说办“朱元璋文化”节，但却可办花鼓文化节，凤阳花鼓名气也很大。至于他们的花鼓词，是颂朱元璋，还是咒朱元璋，是他们的创作自由。名正言顺，名正节顺。既然叫文化，就得有文化，是不是？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走进西部征文

　　我走西北
　　马鹤青
　　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少，北到兴安岭，南到“天涯海角”，都留有脚印。如今常常思念的还是在大西北那段来回千里路程。
　　我们五个人从甘肃省城兰州乘越野车出发，走过黄河大桥，爬上乌鞘岭，车走得不快，当晚在武威市住下。第二天继续西进。
　　午后我们的车进入安西县境内，路边是大戈壁滩，一马平川看不到边，只有稀疏的荒草在风中摇摆。这地方，天气更热，车上开了空调也不凉爽。行进中，司机忽然来个急停车，大声喊道：“看呵，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海市蜃楼’，嗬，真清楚，真好看。”我们五人匆忙下车，只见公路右边不远处出现一个巨大的湖泊，蓝色的湖水随风荡漾，湖岸的柳林望不到头。同行的甘肃人说：“这地方，几百里内连个小水坑也没有，哪来这么大的湖？这就是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这景致在大海边上很少遇到，在戈壁沙漠里更不常出现，咱们运气好，今天遇上了。”人说大西北风景单调，大西北也有难得一见的奇景。
　　我们旅行的第三天晚上才到敦煌。这地方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用两整天时间，去参观莫高窟，拜访敦煌研究所，还去看了鸣沙山和月牙湖。这两天的所见所闻，自然是千言万语说不完。我们一行人离开敦煌的时候，又开车西行一百多里，赶到唐代诗人王维写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那个阳关。阳关不比嘉峪关，这里已没有房舍和关楼，只在一座很高的沙丘顶上还留着两千年前汉代边防军一座哨所的残迹。登上沙丘远望，近处是沙漠，远处是戈壁。这地方虽说有名，却实在太荒凉了！从阳关大沙丘上下来，汽车拐了一个弯开进一个不大的村庄。没想到这个在戈壁沙漠包围中的小村，竟在村外修有一座小小的水库，把少有的雨水存在水库里。村子里竟然还有小桥流水，满村的树木和地里的蔬菜都很茂盛。一问才知道，这个村的人齐心合力多年引水栽树，终于使自己这座绿色的村子一圈一圈往外扩展。说西北苦，西北也有人造的乐园。
　　我们这一趟从兰州到敦煌，少说也有五百里，古时这里叫丝绸之路，现在人称河西走廊。在这段路走一趟，能看到许多在别处看不到的东西。在返回兰州的路上，同行的人问我有何观感。我说：“这来回千里路，我留心看了，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树，凡是有树的地方都有人。人离不开树，树离不开人！”同行的朋友笑我说了句大实话。
　　这的确是句大实话。在这五百多里的河西走廊上，每走一段路都能看到一座或大或小的村庄。村庄不分大小，村里村外都有绿色的树木，再加上周围的庄稼和菜地，就形成一片绿洲。河西走廊里有成千上万的绿洲。绿洲，这称呼实在太美了。在我眼里，绿洲里边那高高的杨树和榆树就是村庄的旗帜，就是村民们战胜自然、保住家乡的骄傲。
　　由此，我想到一件小事。我的二弟远在新疆哈密市当工程师。七十年代他来北京看我，赶上下雨，我打开一把伞同他一道出门。二弟说：“这伞我来拿吧。我们哈密市很少下雨，我有多年没拿过伞了。”没想到，今年二弟又来北京看我，竟眉飞色舞地说：“近几年，我们哈密也下雨了，一年下好多次。今年，你们北京有十多次扬沙扬尘天气，我们哈密只有一次，还很小。哈密的气候比三十年前好多了！”问他原因，他说：“近几十年哈密人年年植树造林，二十多公里宽，一百多公里长的大林带把哈密市围起来了。可能是这大林带把雨招来了。”我想，二弟说的也是大实话。如今的哈密已成了丝绸之路上万千绿洲中一个更大的绿洲。大绿洲正悄悄地改变着哈密市的气候。
　　国家作出开发西部的重大决策，使我振奋不已。近日听说，国家还拨出大量资金和粮食，支持西北地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决心改变大西北的生态环境。决策定了，办法有了，大西北一定会更加热闹起来。
　　既然大西北的先辈们靠着一家一户的力量能在戈壁沙漠中站稳脚根，建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绿洲，那么，今天在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帮助下，那上千上万的小块绿洲，必将连成线，连成片，步步扩大。绿洲每扩大一步，就是投资环境和建设环境改善一步。这个日子，不会太久远的，开发大西北带来的好日子不会太久远的。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购书辛苦记
　　陈礼贤
　　我一向爱读孙犁。他在“文革”前的所有作品，我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备齐。“文革”后，他壮心不已，计划“再写十本小书”，并于1979年、1981年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三书。当时我在县城读书，这三本“小书”都买到了。1982年至1989年出版的五本，我因为在偏远的乡下教书，少有机会去城里的书店逛了，没买到。直到1992年，我到成都进修，才买到一本刚出版的《如云集》，1996年又从出版社邮购了《曲终集》。这是他“十本小书”的最后两本。中间缺的那几本，我后来一直用心寻访，几次向出版社和一些很有影响的读者俱乐部求助，但都没有结果。
　　今年4月，我从报上得知，山东画报出版社已将这十本书成套出版，总其名曰《耕堂劫后十种》。终于可以完整地拥有它了，我的欣喜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迫不及待，准备立即汇款到出版社邮购。身居乡村，要等到本地书店有卖，不知是何年何月了。但报上没告诉出版社地址和书价，款无从汇出。正遗憾，又见《人民日报》也在介绍该书，告诉了书价，但还是不见地址。思来想去，忽然记起《中华读书报》似乎有的。这份报纸我订阅多年，历年的旧报都完好地存放着。忙了一个晚上，还真在两年前的报纸上找到了。于是如释重负，且大欢喜——仿佛书就在眼前了。
　　次日正打算去邮局汇款，学校忽然通知我过两天去雅安参加教研会。这令我喜出望外，因为此去必定经过成都，直接到那里购书，该有多好；再说，我已许久没去城市逛过书店了。
　　旅途劳顿。到了成都，原想利用转车的一点空隙先去友人处歇息歇息，可是——别笑我性急，下车后却先去了一家书店。逛了足足一小时，没发现要买的书，这才拖着疲乏不堪的身子去友人家。饭后也来不及休息，借一辆自行车又直奔“成都购书中心”而去。一逛又是几个小时，别的书买了不少，但《耕堂劫后十种》还是没有。
　　时间紧，其他地方来不及去了，当日下午五点半即乘车赶往雅安。雅安虽是小城，但大小书店、书摊颇不少。会议间隙，我便一家一家寻访。一天傍晚，寻至一家名为“止善书社”的小店，店主说，他们前些日子卖过《耕堂劫后十种》。我一听，心都跳起来，连忙上上下下四处搜寻，企望能有所得。尽管累得额上出汗，却毫无踪影。不免跌足叹息，直怨自己去得太晚。
　　雅安的书店、书摊几乎跑遍，无果。会议结束，返回途中又经成都。心下暗想，这是唯一的机会了，非找到不可啊。一夜养精蓄锐，第二天又骑车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寻觅。见书店就进，见书摊就问，匆匆忙忙，没个停歇。到了展览馆图书市场，见几十家书铺两边排开，颇壮观。满怀希望挨个挨个看下去，颇似饥渴之人寻水找食，心里急切得很。可几十家书铺走完，人也腿软眼花了，依然一无所获。很失望也很焦躁。正欲离去，一回身，见远处有一铁皮小屋，号为“弘文书局”，漫不经心踱过去，在门口漫不经心晃了两眼——且慢，有熟悉的书名忽地跳入眼帘！疑心看花了眼，急步上前，果真就是《耕堂劫后十种》呢！一套十册，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架上，一律白的书脊，深青色封面。赶紧取下抱在怀中，沉甸甸的，又放下，拣我从未见过的几本，这翻翻，那翻翻。缕缕书香随风逸出，我忍不住将书放在鼻前，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时的心情，真是舒畅万分。
　　现在，这“十本小书”静静地排列在我的书橱中，就写文章这会儿，我还起身去看过它们好几回呢。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璀璨的高贵
　　李汉平
　　高贵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一种精神，它并非只属贵族所有。
　　也许一个清贫的老妇，有着内在的高贵，而走在她身边边走边用“大哥大”发嗲的女人，有着内在的卑贱。
　　周敦颐爱荷花，爱其“出于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内在的高贵。没有献媚，没有奉迎，干干净净，活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看似平淡，但却又难以企及的境界。
　　1978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我第一次看见冰心。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从小就读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很崇拜她。她来了，小巧的身材，穿一件朴素的中式袄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在她的气质里却透着一种高贵，一种遮掩不住的高贵。这大约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吧。平淡是更高层次的美，是一种外在的高贵。
　　我沐浴着她那明澈的目光，觉得心中有一条透亮的小河在流淌。
　　她幽默地说：“我起点低（个子不高），站着讲吧。”她是那次会议上唯一站着讲课的人。后来，她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签名。我躲在人群里久久地看她。我在那张脸上读出了高贵。那是蕴藏在安详慈和中的高贵。听人说她的书房里曾有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万仞无欲则刚。”她的高贵便是“有容”和“无欲”形成的高贵。
　　当今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欲望的世界，是一个索要的世界。这些人什么都索要：名誉，地位，金钱……
　　殊不知在一次次索要中单单把自己丢了。丢了品质和人格，换回一堆索要来的破烂。像一个精神赤贫者，在欲望之风中颤抖。那是何等的卑下，何等的可怜啊！
　　生活中不都是这样的人。如果都是这样的人，那人类将是一片黑暗。
　　母亲的那些老姐妹中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她家境确实贫寒，到医院去照看生病的孩子，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起大早赶很远的路，走着去。一天又一天。
　　春节时母亲送一些钱给她，补贴家用，可她硬是不收。她说：“我不困难，我会把日子过好的。”
　　在那一刻，我又体会到了一种高贵——来自困苦人的高贵，建立在自尊上的高贵。它像一枚钻石，亮得很璀璨。
　　高贵，是很有分量的。它的震撼在人心里，让人难忘，让人自新，让人醒悟。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艺文短波
　　《游子情》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诗歌学会、中共莱芜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王贵珠诗集《游子情》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王贵珠系山东省莱芜市文联二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自幼家庭贫困，仅读四年书即辍学务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打击迫害，被迫携母将雏到处颠沛流离。在历经磨难的三十年中，他始终坚信党，刻苦自学，痴心写作。该诗集是他继《游子吟》之后的第二本诗集，共收入诗词三百九十首，是作者历尽沧桑的真实记录，充满了人间的真情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与会的诗人、学者、评论家们充分肯定了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诗人写旧体诗的佳作。同时，与会者也指出了其艺术上的不足和局限。
　　（同雨）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谁能摸到生活的心跳
　　大卫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真的：耀目的镁光灯下，一个男孩用他无手的右胳膊，拉出了悦耳的《江河水》。随着镜头的切近，出现在电视上的是这样的特写：琴弓绑在光秃秃的右臂上，在胳膊的带动下，抹、拉、抖、颤，种种高难度的二胡动作，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曲终了，台下的观众掌声雷鸣。主持人动情地说：这位少年小时候被高压电击中，截去了双手。他曾一度悲观、绝望过，但他最终站起来了，并拜师学习二胡。他把琴弓绑在右胳膊上，刚开始的时候，琴弓与胳膊怎么也配合不好，等到掌握了二胡的技法，残存的胳膊也磨出了老茧，而在茧花之下，埋藏着的是曾经的血肉模糊，曾经的疼痛难忍。
　　看完了这条新闻，我觉得彼时的心情是单纯用感动二字所不能表达的了。和他相比，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又做得怎样？尤其初涉人世的时候，家人的一次误解，高考的一次失利，朋友的一次欺诓，工作的一次失误，都有可能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甚至，在打击面前加上致命二字。和生活扳着手腕，有几次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胜利者？
　　也许，现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二胡，挫折与磨难会使我们一时手足无措——就像那位少年刚失去双手时的感觉。也许人生的路，就像绷得紧紧的琴弦——是奏出动人的音乐，还是拉出恼人的噪音，全看你自己的手法及功底如何了。
　　巧合的是，那天电视里也播放了另一个镜头，一个屡屡行窃屡屡得手的少年犯，他在摄像机前声泪俱下。他的手不可谓不长，甚至他的名字也可以用三只手来代替。然而，他却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到底谁能摸到生活最真实的心跳呢？
　　无疑是那些不向命运低头、永不言败的强者。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乐凯之光

　　高枕无忧 梁冠山摄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音乐之帆
　　在青岛市浮山湾海滨，去年9月建成了一座占地三千六百平方米的音乐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高二十米的软体雕塑。远远望去，它犹如一只迎风鼓起的白帆，故名音乐之帆。散布于巨大草坪间的精巧的提示牌，每个上面都有如刘天华、聂耳、海顿、柴科夫斯基等许多中外音乐家的肖像和生平介绍。广场另侧的音乐观海平台，以铜线和色彩组合成一本打开的乐谱，上面嵌有十二首中外名曲的主旋律五线谱，当游人不经意间触动乐谱上的某个音符，由电脑控制的十个压力传感器便会通过草坪下的几十个音箱播放出优美深情的乐曲。置身于此，伴着徐徐海风、阵阵涛声，聆听如天籁一般的《小夜曲》、《圣母颂》，怎不令人心旷神怡。
　　罗雪村文并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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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鸡蛋旋子
　　梁冬
　　夜幕降临，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西新绛县城的龙兴塔下，琳琅满目的小吃摊点星罗棋布，在熠熠灯光下散发着阵阵浓香，吸引着众多的消夏乘凉的食客。
　　一日，几位友人在小吃摊点小聚，自然谈到新绛的名吃———鸡蛋旋子。
　　一位友人提议，《人民日报》开辟了“多味斋”栏目，介绍各地的小吃、名吃。你们摇笔杆的能不能把“鸡蛋旋子”向全国读者推荐，让人们都尝尝这一美味佳肴呢？
　　提起“鸡蛋旋子”，我这位外来人第一次品尝还是在乡下。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外地调到新绛县委工作。那年头，经常下乡，且与群众“三同”，尽管农民们不富裕，但对干部的到来却十分热情，总要把家里最好的，自己拿手的做给干部吃。热情的老乡说：“今天给你们拨个鸡蛋旋子吃吃。”当时，我不知什么是鸡蛋旋子，知道有鸡蛋一定好吃。不一会儿，一盘卷起来，切成两半，像是烙饼的食品端上来，我用筷子夹起一块，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咬一口，暄、酥、香味俱全，我一口气吃完了两块，连声称道：“好吃极了，好吃极了！”老乡说：“好吃还在后面，这个鸡蛋旋子是一面粘，下一个给你两面粘鸡蛋的旋子。”果然，下一个两面粘鸡蛋，把烙饼包在中间，吃一口更酥、更香。
　　为什么叫鸡蛋旋子我没有细加考证。大概是一种地方叫法，不管怎样，第一次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以后每一次下乡和到小吃摊点吃饭，我总要说：“来一张两面粘的鸡蛋旋子。”没有料到，这以后还成了干部下乡向老乡讨吃的戏言。
　　鸡蛋旋子做起来并不复杂，先把一半白面用开水烫一下，接着另一半白面用冷水和，最后把两块面放在一起合，和的面比饺子面还软，用擀杖把面擀成饼子一样厚，放上葱花、盐和油，卷起来，分成若干小块，一块大概不到一两，然后擀成直径七寸左右，厚一厘米的圆形。鏊子上用刷子刷上食用油，把擀成的烙饼放在上面，待会儿用手旋转几周（大概这就是旋子的来历），烙熟放起来，再烙另一个。一般是把烙饼烙好，厨师往碗里打两个鸡蛋，放上切碎的韭菜和盐搅拌，把鸡蛋倒在鏊子上摊成烙饼大小，稍后把烙饼放在上面，用宽竹片翻动，不到一分钟，鸡蛋旋子便熟了，把它折成三折卷起来，用竹片从中间切开，一盘鸡蛋旋子就上桌了。如果是两面粘鸡蛋，再打两个鸡蛋粘到另一面就是了。
　　鸡蛋旋子好吃，我让家人也学着做，把一些原理告诉了她，但做出来终不是当地的味道，不是烙饼擀厚了，就是面和硬了，不过以后试了几次，就渐渐入门了。
　　由于工作关系，时常接待外地的客人，我常常把他们带到小吃摊点，让他们品尝鸡蛋旋子，他们都说：好吃，好吃。
　　之后，便有了到新绛不吃鸡蛋旋子，就没有在新绛吃饭之说。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韵》（雕塑） 秦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