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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7-04第1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让史实评说——写在瞿秋白同志就义65周年之际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让史实评说
  ——写在瞿秋白同志就义65周年之际
  孙克悠
  我景仰的瞿秋白同志就义65周年了。翻着案头《多余的话》,回想22年前我对他被捕问题的复查工作,纵观这位历史巨人光辉而曲折的革命生涯,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一、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复查缘起
  “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同志有过三次评价。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对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同志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同志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群众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同志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同志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我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负责复查瞿秋白同志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秋白同志复查组的工作。
  50年代我曾读过《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瞿秋白同志的遗著,对他的才华和业绩略知一二,非常崇敬他,为他的遭遇和冤屈鸣不平,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每次读《多余的话》,我都会凄然泪下。所以,我当时为能参加给瞿秋白平反的工作而感到荣幸。我和全组同志满怀热情,克服困难,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写出平反结论。
  二、调查经过及结论
  专案组于1979年6月开始对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进行复查。
  我们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一路开绿灯支持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遇难的材料,其中有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未遂的战犯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等的供词。在我们所查寻的档案中,除了大量文字资料以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我们于1979年7月先后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瞿秋白同志生活、工作和就义的地方进行调查,查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关押瞿秋白同志的所在地国民党三十六师的师长宋希濂及在狱中为瞿秋白同志看病的狱医陈炎冰同志(大革命时的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以及几位曾目睹瞿秋白同志慷慨就义壮烈场面的老者。我们还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我们曾多次邀请熟悉瞿秋白情况的人开座谈会,如在上海就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据1935年至1937年担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福建党组织对秋白同志不幸被捕非常关怀,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计划,秋白拟经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瞿秋白被俘而受到破坏,一直保存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负责证明。”
  史实表明,瞿秋白同志自1935年2月24日被捕后的近四个月里,他虽身患重病,却在仅一丈见方、阴冷潮湿的牢狱中坚贞不屈,孤军奋战,击败了国民党特务的劝降,保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他深知,不附有条件,敌人是不会让他活着的,但他决不屈辱地求生。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坚决斗争。他虽受王明路线迫害被俘,却仍顾全大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当敌人问到“暴动”问题时,他说,几次暴动是群众发起的,党中央方面由我负责。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劝降,他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他还列举大量事实,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革命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
  尽管身陷囹圄,瞿秋白同志仍不忘向身边群众宣传共产主义,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参加革命。据宋希濂说,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先生辩论。瞿先生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是个大杂烩……原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在其所著的《不倒的红旗》中写道:“瞿秋白同志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瞿秋白同志不愧为我党的政治理论家和宣传家。“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同志的“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等不实之词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据几位长汀县目击者述,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就义前,先到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登黑鞋,右脚斜出,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风采和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约需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同志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同志。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途中,瞿秋白同志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到达刑场后,瞿秋白同志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瞿秋白同志就义前的遗像和他英勇就义前的情景撼人心弦,久久留在我的记忆中,终生难忘。
  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
  三、我对瞿秋白同志的认识及对《多余的话》的理解
  瞿秋白同志自幼系统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少年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参加了“五四”运动。20岁出头时,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亲见列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还翻译了大量优秀俄国文学作品,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从苏联回国后,瞿秋白同志曾被选为第三、四、五、六届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28年,瞿秋白同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身为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同志虽工作繁重、体弱多病,仍在短期内写下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指导中国革命,从一介书生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党的领袖,他是我党早期最有威望的、优秀的领导人。
  瞿秋白酷爱文学,不愿从政当领袖,是历史的使命感使他放下文学,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问其含义,答曰: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自谦他从政当领导力所不及。然而,他却在多次党的路线斗争中勇挑重担,在陈独秀压制的情况下,他支持毛泽东同志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其作序、印发;他坚决反对陈独秀、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不顾在沪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爱妻,毅然赴武汉力挽狂澜,主持“八七”会议,决策开展土地革命,确定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瞿秋白同志不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非常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还非常谦逊,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自谦是“半吊子文人”。其实,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奠基人。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10年的1932年,他在上海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就提出:文艺革命的路线是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文艺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文学家要深入劳苦大众,学习他们,写出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为他们解决斗争和生活中的问题的作品;要采用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快板、评弹、五更调等诗歌、小品。我们在上海档案馆曾看到由瞿秋白同志主编的、指导五卅运动的《热血日报》及他亲笔写的社论;他主编的《新青年》等杂志以及他写的快板、小调、苏州评弹等短小文艺作品的手迹。瞿秋白同志在他仅仅36年的短暂生命里,用他有限的时间,用他的心血及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后人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政治理论著作、文学作品和译著,这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怎么能说他是“半吊子文人”呢?
  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或曾否被敌人篡改过,历来是有争议的。经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同志所写,但不能排除被改动的可能,但仅就目前流传的《多余的话》版本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而宣传苏区建设和扩军征粮任务顺利完成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又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评《多余的话》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可见,《多余的话》决不是瞿秋白“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本世纪20年代,陆定一同志与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很熟悉。当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是代表团成员兼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回国后,瞿秋白同志主持党的三中全会时,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该会,他们对“立三路线”的看法一致,因而,王明等人曾把他们都打成“调和路线”并撤了他们的职。陆老对我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是瞿秋白第一个告诉我党内有斗争的。”陆老还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同志在党中央几次路线斗争中的贡献。陆老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作为总书记,“自疚”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不是“消沉”。陆老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动情地写道:“……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1980年6月17日,在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纪念会上,李维汉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中央领导人中,秋白是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的……”我对陆老、李老这种对党史勇于负责,对瞿秋白同志公正评价的高尚品德非常敬佩,这些事情他们不讲后人谁能讲清楚呢?
  丁玲同志曾与瞿秋白同志的第一个妻子王剑红是同窗室友,自1923年就结识了瞿秋白同志,在他执教的上海大学读过书。丁玲同志在接受了我的采访后,应邀写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她在其中对《多余的话》的分析是很深刻的。
  任何革命事业都有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瞿秋白同志在介绍苏俄革命时也提到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共产主义是要我们共产党人穷其毕生精力,而且需要世世代代,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瞿秋白同志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写什么,而喊着口号,慷慨就义的,那样,他自然是纯纯粹粹的革命烈士了。然而,瞿秋白同志正是深感克服“异己”思想的历程之艰难,才有“心忧”,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异己”思想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留给后人借鉴的,正如陆老所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的遗书。他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应该挖掘《多余的话》中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下掩藏的深刻的、积极的内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断章取义,误解《多余的话》中某些用于隐喻的词句。
  通过参加瞿秋白同志就义问题的复查工作,我对他在多个层面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瞿秋白先烈就义65周年之际,我重读了《多余的话》,深感《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在就义前,怀念党、怀念亲爱的同志,向他们诀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隐晦的文字对他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历程所作的总结,是他在临刑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为标准,用马列主义的利刃,以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精神,勇敢、理智、深刻、彻底地进行自我思想剖析的产物。瞿秋白同志不仅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还要把遗体献给医学院进行解剖研究,表现了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浩荡胸襟。
  瞿秋白同志在长汀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史实已作出评说,还秋白以清白!
  让历史无情地审判迫害、屠杀和诬陷瞿秋白烈士的罪人和刽子手吧!
  瞿秋白同志虽死犹生,他高度浓缩、短暂璀璨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一生,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是一部寓意隽永的史诗。他的思想品格,他的精神境界,他的丰功伟绩已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我们将永远纪念他、学习他。

初见王震将军——读《王震传》引起的回忆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初见王震将军
  ——读《王震传》引起的回忆
  爱泼斯坦
  穆欣同志送给我一本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王震传》上卷,并且希望我就此写篇短文。
  我十分乐于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1944年同王震将军的第一次会见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之一。当时我是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的成员。这是在国统区的记者们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作第一手的直接报道——这些地区是已经存在的新中国的雏形,它们到了1949年就拓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有句成语“百闻不如一见”。见到王震时,我的感觉正是这样。他同国民党将领之间的区别就如新中国之不同于旧中国。他穿的不是军阶闪光的高级军服而是同他的士兵一样的衣服,不是擦得锃亮的高统马靴而是草鞋。他也没有国民党高官们那种虚情假意的礼仪而是直率坦诚相见。当时,国民党想使我们相信,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没有对日作战。但随同王震来欢迎我们的战士背着的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武器,有的甚至还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确实,“百闻不如一见”!后来我们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更进一步证实和加深了我们对所见到的现实的了解。
  过了些日子,我们访问了王震所率领的在南泥湾从事农业生产的三五九旅。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原,经过他们的艰苦劳动,变成了边区的可靠的粮食基地。我们还观看了他们的军事演练,使我们相信他们的作战能力并没有因为从事生产而有所削弱。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见到过这支部队的人来说,后来看到这支部队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时位于前列,直抵湖南,又在西进中深入新疆,并在全国解放后在大西北等地投身农垦工作,就不觉得惊异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944年。在我们即将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山西军阀阎锡山在克难坡他的封建大本营里接待了我们。在谈话中,他试图向我们灌输他自己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荒谬“理论”。他的说教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将是领导全中国的阶级,但他阎锡山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流动的、没有必要存在的阶级。实行他的“兵农合一”制度,他就能够在封建农村的基础上使社会稳定并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它将不再存在!
  但在王震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将军——从铁路工人成长为战士和建设者——率领着农民组成的军队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走向胜利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
  解放以后,在王震后半生的日子里,我只是在人很多的公共场合见到他。虽然我们常常热情地互致问候,但没有机会多谈。关于这段时期,我与其他读者一样,需要从这本《王震传》(上卷)——以及即将出版的下卷——去了解。这部传记记录了一位杰出的革命同志非常有意义和非同寻常的一生。
  (沈苏儒译)

不尽的思念——忆艾知生同志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不尽的思念
  ——忆艾知生同志
  聂大江
  时光过得很快,艾知生同志离我们而去转眼已是两年多。我与他多年共事,当中许多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自然淡去,相反,不知为了什么,却日益凸显、放大起来。
  知生同志在政治上是坚强的,是一位有信仰有理想的自觉战士。记得1990年,一位相关部门的同志曾问起我关于知生同志的政治素养方面的问题,其中似乎很强调他是一位学理工出身的人,因为我意识到问话带有某种考察目的,所以我不能不多说几句。依据几年中与知生同志相处直接真切的了解,我对那位同志大致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说:他确实是理工出身,但他是在解放前残酷斗争的环境下,参加学生运动,参加党的。解放后一直做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不是在一般部门,是在高等学校;不是一般的高等学校,是在清华,见识过许多重要复杂的政治场面,经常直接面对各种思想、各种思潮的尖锐挑战。他担任领导工作,形势逼他不能不勤学习、勤思考,并在风浪中接受考验,这是很实在也很严酷的锻炼。经过这种锻炼,他从思想立场到工作作风,已完全成为一个政治工作者、群众工作者,而绝不是一位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技术型的领导干部,这是他的基本政治根底。何况从清华出来后,在国务院工作、在广电部工作,这都锻炼一个人在政治上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大局的能力,因此在关键时刻他表现得是清醒、自觉的,倾向是鲜明的,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做到的,而他做到这一点,正是平日政治立场、政治信念自然的延续与体现,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跟风行事的人。
  我把这番话引述到这里,表明当时我对他政治立场、政治素养的概括认识,今天我依然是这样认识的。
  他平日工作中也表现得是重政治、讲政治的。作为党和国家重要舆论部门的负责人,他政治视野开阔,政治嗅觉敏锐,善于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他自己极端重视政治时事学习,也重视组织推动干部和编播人员的时事政治学习。他每天要用大量时间读文件、读电报、读报纸,读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对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他认真记录,笔记本很小,为便于随身携带,字写得很小,只能算是一种符号,为便于速记。更认真在各种有关会议上传达,传达时理论结合实际,围绕党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部台两级经常办学习班,而且强调严肃的学风。因为部党组有这样的共识,在舆论部门,文如其人,人的思想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也就是节目可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而思想水平决定于人的政治水平,在舆论部门,政治学习也是业务学习。
  他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真诚的,不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的。中央当时曾要求各单位派人到基层边远地区“支教”。知生同志从锻炼培养年轻人出发,积极地支持这项工作,每次都能完成抽人任务,并努力落实各种物质保证,从效果看,也是非常圆满的,队员不仅完成了教学教育任务,而且额外完成了许多社会工作,特别是开阔了眼界,思想上有很大收获。
  在干部人事工作上,他严格按组织原则办事。用人讲德才标准,尊重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意见,并由党组集体决定,有不同意见,就放下来,从没有依据个人好恶,搞独断专行的事。他在清华工作多年,清华毕业生中人才济济,但可能是别人了解他的严谨作风,不好启齿,也可能是他有意避嫌,所以通过清华旧关系来部工作的干部是绝无仅有的。我所知唯一的一例是向下属院校推荐一位负责人,但这是解决部本身急需,而且本人有高校工作经验,是符合德才标准的。有一次,一位资望地位很高的老同志的儿子,本身也是清华毕业生,想借清华师生之谊,推荐他妻子来某台工作,而且选定了工作岗位。此事知生同志与我商量,被推荐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又一定要去自选岗位,此事不合原则,就没有答应那位推荐者。
  他对宣传工作或技术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来都取审慎态度,看不清楚、想不清楚的事,宁可拖一拖,从不草率从事。而需要做出决定的事,他都经过深思熟虑,有自己的主见,表现得很有信心,不跟风,更不盲从。
  他对工作的负责精神还表现在勇于批评自我批评上,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错误,他肯于做自我批评,不讳疾忌医,不敷衍了事。对别人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在“好人主义”相当流行的情况下,他也知道这是要得罪人的,但出于对工作的责任感,他还是要批评,为此,他也的确得罪过人。
  在廉洁从政、反对特殊化方面,知生同志也堪称模范。他每天中午在机关食堂用饭,因为事情多,去时往往过了正常开饭时间,所以天天要吃剩饭剩菜、冷饭冷菜,但他全不在意,吃起来狼吞虎咽,胃口极佳。后勤部门不止一次提议为部领导单开一个灶,他都拒绝了。我想,这跟他不愿搞特殊化有关,也跟他视饮食为“生活小事”,从不加以注意的态度有关。他生活简单,既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也不注意家庭陈设装备,一律都是低标准,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原则。对办公条件也是如此,他不同意在编播人员工作条件还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先改善部机关的办公条件,几个台的轿车都比部领导的轿车好,他从没动过换车念头,他也反对在轿车内安装通讯设备,认为一般没有这种必要。他在外事活动中严守纪律,请客吃饭、收受礼品、出国访问等方面都是严格按规定办事的,他也如此要求党组成员。
  由于不良的社会风气的感染,“登龙”有术、“厚黑”有学、“公关”成了“拉关系”、“走门子”的同义词,这种情况下,从处理各种人事关系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住院期间,他有一次颇有感触地跟我说,一生中与人打交道都是工作关系,因此,没有私交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他当时只是说了这么一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感到有多少遗憾。其实在解放前或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干部中,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工作学习以外没有个人私事,公务往来以外没有个人私交。特别是领导跟前,公事以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办公室外更没有半点干谒私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部时间都交给了工作,为工作而生,为工作而死,他并不觉得这样活着太累、太苦,而只承认一个口号:工作着、劳动着是美丽的,因而也是幸福的。
  在道德操守上,我觉得知生同志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讲道德、讲仁义,有人只是说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自己并不准备照它行事,而知生同志,从他行动的自觉性、坚定性、一贯性中可以使你感受出来,那是对道德信条的真诚崇奉。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为仁、为义、为忠、为信,而做出巨大牺牲甚至舍弃性命的人。每念及知生同志的行为操守,似乎都可以联想到那些古人事迹中透出的感人真诚!

亲切交谈(图片)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亲切交谈
  图为1979年9月28日王震和爱泼斯坦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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