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4-18第10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浙大教授质询杭州电信
　　何以收取“振铃费”
　本报记者 陈伟光
　　3月15日，杭州许多新闻单位收到由浙江大学107位教授联名撰写的《关于杭州电话收费中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反映》，揭露杭州市电信局有收取长话“振铃费”的“腐败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多家媒体对此予以关注。时间已过去一个月，事件究竟怎样？本报记者作了追踪报道。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给记者提供了一沓厚厚的长途话费明细表，表上布满一道道横线，以示这些通话属“超短时长话”。
　　所谓“超短时长话”，就是通话时间在10秒钟以下，相当于对方仅“喂喂”几声就挂断了。在另一张明细表上，记者注意到，同一个被叫号码，在去年12月14日15时8分28秒至15时8分40秒内出现5次计费，每次通话时间2—3秒钟，计费1．2元。提供该表的教授回忆说，她这是给西安的丈夫打电话，连拨5次，都只是振铃，而未通话，实际上杭州电信局收了她7．5元“振铃费”。
　　“计时收费从对方接听电话开始”，这是常识。那么，杭州电信局打出的明细表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频率的“超短时长话”现象？浙大教授们怀疑，杭州电信局收了“振铃费”。郑强教授联想到他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时遇到的类似情况。当时，他感觉每月支付的国际长途话费偏高，提出看明细表，发现有1秒、2秒的长话，就跟有关部门交涉。经查，原来是承包京都大学宿舍区电信经营权的日本人，雇人在宿舍区的长话计费系统上加装了一个“机关”，收取了“振铃费”。
　　细致的浙江大学的教授们还估算了一笔账：假设杭州现有100部电话使用长话，以每部每月打5次长话计，杭州电信局每年可收到“振铃费”3600万元。
　　4月6日，在杭州市纪委“纠风办”主持下，以杭州电信局副局长孙志华率几位中层干部为一方，以郑强等12位浙大教授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对话。
　　面对教授们提供的长话费明细单，电信局方面承认存在超短时收费现象，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被叫电话的终端有副件，如传真机、录音等设备，可以在主叫用户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构成通讯回路，虽然主叫方并未通话，其实电话已接通，收费系统开始计费。电信局否认收了“振铃费”，并否认由电脑完成的计费系统有问题。
　　杭州电信局副局长孙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了几个观点：一、超短时话费在长话通讯中是一种客观现象，以10秒钟作为时间界面，短话单的比例大约在5％左右。二、用户认为“没有通话就收通话费是不合理的”，这种看法跟现行国际通讯规则不吻合。三、用户的使用原因，也可造成短时话费，如在电话机上作了一些设置，增加转移呼叫功能，转移时往往要间隔几秒钟，主叫方没有听到转移信号就挂机了。四、用户终端的故障，部分电信线路的故障，也可能造成短时话费。孙志华称，杭州电信部门最近对1万多张话单进行调查、跟踪、分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由于系统和业务操作方面的原因产生超短时话单。
　　教授们对电信局方面的解释不能满意，提出反驳：“超短时话费如果偶尔出现几个还情有可原，但现在这个比例高达40％，如此大量的出现就不可理解。再说，可以肯定那些电话没装任何终端设备。固定电话出现超短时收费，但打磁卡电话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因此，他们认为，电信局的计费系统有问题。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并没有就核心问题取得共识。
　　浙大教授与杭州电信局对话的内容被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振铃费”成为杭州市民近日来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一些市民向媒体反映，他们也发现超短时话费现象，呼应教授们的质疑。
　　据杭州《都市快报》报道：一个在电厂工作的郑女士说：“我家情况跟教授们一模一样，去查查账单，有1分钟打了4个长话的记录，弄都弄不懂咋回事？”一位汪姓店主反映：他的店有一部公用电话，顾客打长途电话，明明没有接通，可计价器已经开始跳了，为此他每月差不多要损失300多元。
　　据《浙江青年报》报道：一个名叫张扬的市民向该报反映：去年7月份，他去杭州市电信局要了一份长途话费清单，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其中有两次电话计费，被叫号码是同一个，第一次计时1分49秒，但仅隔1秒钟，又有一次计时12秒。他肯定自己只打了一次电话，却被收了两次电话的费用。再说，只间隔1秒就打两次同样的电话，也令人难以理解。他为此要求杭州电信局作解释。回答是被叫机终端连有传真机或留言电话之类的东西。而张扬说，被叫电话是打到朋友家的，根本没有装这些玩艺。经过两个多月交涉，电信局终于承认可能是计费交换机有点问题，补了张扬100元钱。张扬认为：“浙大教授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说话，这件事如果最后有了圆满的结果，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闻聚焦

　　近日，我国北方新绿泛野，风和日丽，又是好天气了，入春以来多次肆虐的沙尘暴总算过去了。但这也许是我们该痛定思痛，睁开被沙打迷了的眼睛，看看这沙尘暴的策源地—阿拉善的时候了。
　　透过沙尘看阿拉善
　　本报记者 傲 腾
　　阿拉善向我们“发火”
　　“阿拉善沙尘暴”这个词始于1993年，当年在阿拉善沙漠腹地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研究人员丛自立、胡伯良等人亲眼目睹了沙尘暴。5月5日这天，天气比以往晴好，天空湛蓝，下午3时45分，忽然看到阿拉善西北天空涌出像原子弹爆炸时的巨大“蘑菇云”，它翻滚着快速向金昌市逼进。约5分钟后，浓重的沙尘铺天盖地罩住全市，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夹杂着呛人的尘土味。数分钟后，狂风夹杂着沙石迎面扑来，打在他们身上、头上，他们躲进附近的小屋内，沙暴又将牛毛毡的屋顶全部揭走。当时地面风力达10—12级，风速达每秒50米，直径30多厘米的树木大部分被连根拔起，或被折断。他们在沙尘边缘测量到每立方米空间有1016毫克含尘量，估计沙尘暴中心含尘量在每立方米2000毫克以上，整个沙尘暴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从那时起，每年狂风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从阿拉善裸露干旱的土地卷起上千万吨的沙土抛洒向华夏大地，灾害波及范围越来越大，灾情越来越重，频率越来越高。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后共发生23次，阿拉善是最重要的沙尘暴策源地。
　　远的不说，以今年为例：第一场沙尘暴是3月8日；第二次是18日至22日5天；第三次从24日开始直到28日，持续了5天；第四次是4月3日到7日又是5天，4次共长达16天。在这期间，灾害范围从最近的宁夏、甘肃、内蒙古直到北京、天津，一直延伸至南京、上海。
　　阿拉善因干渴而动怒
　　阿拉善曾经有过大河大海。清代诗人任万年笔下的黑河水（额济纳河）就曾经“巨浪滔天大石浮，龙形滚滚向东流”。兰州大学冯绳武教授在《河西黑河水系的变迁》中说：“第四纪中更新世……黑河流量丰沛，超越走廊北山深入蒙古高原，在阿拉善草原中部灌满居延盆地，形成居延海……”据史志记载，古居延海面积达720平方公里，后来一点一点萎缩，以致完全干涸。在阿拉善草原上有这么条河，有这么一个“海”时的情景怎么样？我们沿着额济纳河古道溯源而上便可见到在一片明沙中的古迹黑城遗址，它高耸的塔楼，依稀可见的城廓，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繁荣。当年征战中的攻城者，城外筑坝，截断流入黑城的河水，于是，黑城不攻自破，从此额济纳河改道，但仍流经阿拉善草原，沿着它改了道的河两岸又是婆娑的胡杨、摇曳的红柳，仍然流入居延海，居延海水汪汪水连天，整个阿拉善草原像水灵灵的窈窕淑女。
　　据1944年著名农林学家董正均先生记载，“南由狼心山老树窝起，北至河口，沿东西河及其支流两岸，直达居延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圆数千里，堪称奇观”，赞叹“芨芨草绿入望迷，红柳胡杨阔无边。”这种景观一直保持到80年代末。
　　90年代开始，黑河（额济纳河）上游筑起30多座水库，仅张掖正义峡水库以下，就筑有14座水库，这些水库完全可以把黑河中上游流下来的水全部吞进肚里。阿拉善草原本属干旱少雨地带，水库下游没有一条新河汇入，到1992年，黑河断流，居延海完全干涸了。
　　于是阿拉善的生态系统开始恶化，有关部门证实，阿拉善地区1957年到1969年，年均降水量为52．26毫米，1970年到1979年年均降水量为36．2毫米，1980年到1989年年均降水量为20．97毫米，近年来年均降水量仅7毫米左右。1995年一份调查表明：沿原黑水河道地区1548眼井中的1018眼干枯了，许多牧民只好到10多里外去驮水吃。
　　地下水位下降，老天连年大旱，森林减少了86万亩，牧草由130多种减少到10多种，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有几十万头牲畜啃食植被，近15万人口靠林草做饭、取暖，草场更加退化，土地更加沙化。胡杨树，这个属第三世纪地质变动时留下的古老物种，距今有着660万年的“家史”，全世界存活的胡杨已经很稀少了，居延绿洲曾经是世界上胡杨最集中的地方。现在，干涸的居延海边，河道两岸到处是胡杨“尸首”，树干死不甘心地站着、倒着，枝干渗出像血一样的液体，学者们称之为碱，老百姓称之为“泪”，红色的“胡杨泪”。不到10年间，被世界称为双峰驼故乡的阿拉善，骆驼也随之从25万峰下降为15万峰。
　　由于淡水补给严重不足，地下水矿化度每升井水含氟量高达4毫克，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含氟量必须低于1．5毫克的标准。水质坏了人也不得不“坏”，氟骨症、斑釉牙病、碘缺乏病随着水位的降低在大大增加。1987年有关部门调查483人，患氟骨病者多达110人，50％以上的人得了斑釉牙病，16％的孩子患了碘缺乏病。
　　昂贵的学费
　　让我们聪明起来
　　居延海以及额济纳河沿岸绿洲是我国西北的一颗碧绿翡翠，然而，其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倘若我们仍然不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紧跟其后的还有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它们都是一些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最近内蒙古自治区云布龙主席向世人公布了一个既实在又引人深思的数据：内蒙古草原目前荒漠化面积约10．5亿亩，荒漠化仍然以每年1000万亩的惊人速度扩展。
　　“老天爷”年年在教训着我们，我们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我们该聪明起来了。让我们睁开被阿拉善沙尘暴迷了的眼睛，正视阿拉善生态灾难的因果，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教训，用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学费，以补偿往日的损失和避免今后的损失。
　　小资料
　　●我国现有沙漠及沙漠化土地面积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7．6％，主要分布在北纬35度至50度之间，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4500公里，南北宽600公里。
　　●目前，我国土地沙化平均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个中等县面积。
　　●我国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五省区1996年财政收入的3倍。全国每年有1500公里铁路、3万公里公路、5万公里灌渠因风沙危害而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我国从1991年开始实施防沙工程治理，截至1998年累计治理沙化土地7万平方公里。（附图片）
　　朱春树摄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普通农工，二十七年来历经千辛万苦，栽树六万余棵。如今，年届七十六岁的他还在不停地栽种着。
　　“树痴”邓结石
　陈沸宇 雪 峰
　　初识邓结石，是在今春植树造林的时候。他驼背白须，脸上皱纹纵横，一双大手粗糙得犹如老榆树皮，虽然咳着喘着，满头流汗，但仍在努力地挖着一个又一个的树坑。
　　他的奋斗缘于这里恶劣生态环境对他的刺激。离团部仅20多公里的8连所在地，四面全是绵延起伏的灰黄色沙包。过去，每到春夏刮风时，整个连队便被沙土笼罩，一片昏暗，家家紧闭房门。不知有多少次，这里的屋顶被刮走，树木被拦腰折断，一片片庄稼被沙魔吞噬。为此，许多人举家迁移。而邓结石没走，他下决心要营造一个绿色的家园。
　　1973年4月，邓结石扛着铁锹，拿着胡杨苗，携妻带子在3号地头栽下了20棵胡杨。由于风沙大，20棵树只活了1棵。然而，就是这一棵树使他的人生同绿色的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1983年4月，邓结石望着房前长500米、高3米的大沙丘告诉妻子，他要搬沙造林。妻子说他是吃饱了撑的，连队中许多人说他“神经不太正常”。
　　说干就干，那时邓结石每天忙完自己农田里的活后，便一锹一锹地搬移沙丘。炎炎夏季，他头顶烈日，脚踏50摄氏度以上的热土，只穿一条短裤，身上的皮被太阳晒脱一层又一层。冬日，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他穿着单衣，挥着十字镐一下又一下地啃着坚硬的沙丘。他曾经连续苦干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得便血。妻子见他这样玩命地干，怕他累垮了身子，哭着劝他别再干了，他不听。在沙漠上种树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栽下去10棵，精心管理能成活5棵就很不错了。1983年春天，邓结石栽下的百余棵小树，一夜之间被风沙打死。他望着树苗，抱头痛哭。但过去后他又重新补种。一年、两年、三年，邓结石硬是用双手，一挑挑、一锹锹地把沙丘搬出40多米远，栽下了这一棵棵树，一片片林。
　　1990年，邓结石退休了，但仍闲不住。白天，他植树、挖沙、平地，晚上巡夜护林。就是这样，邓结石在27年里从未间断过挖沙、开荒与植树。这些年，他共挖沙土近2万立方米，用坏的坎土镘与铁锹在20把以上。种活的6万余株树现价值几百万元以上，但他没向组织上要过分文报酬与补助。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痴情的植树者为了那片绿荫，27年来竟靠开荒种地、饲养家禽甚至外出捡破烂支付造林开支和家中的生活费用。就是在生活极其困难，甚至子女都快交不起学费时，他也未打过砍树卖钱的主意。如今，许多小树已变成参天大树，他家还是当地最穷、最寒酸的一家。他和老伴未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家里睡的仍是用土块垒的土炕，炕上的被褥洗得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小方桌油漆斑驳，柜子是用枯死的树根拼成的。每月的收入就是他自己退休后的200多元钱工资。
　　有人曾问过老邓，你种了那么多树，为何不砍上几棵给自己家里用用呢？老邓流着泪说，这些苦苦养大的树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忍心举起刀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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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兴起“赏花经济”
　 本报记者 刘裕国
　　初春时节，成都是花的海洋。
　　首届中国成都桃花节开幕不久，新津梨花溪的梨花观赏活动又拉开帷幕。紧接着，都江堰的桃花、郫县的李花、彭州的牡丹、浦江的柑桔花纷纷亮相。崇山峻岭中，花山处处，花水相映，令人心怡神爽；从平原到坡地，从河坝到村落，万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蔚为壮观。
　　据悉，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成都的各郊县都有着各自特色的花果，如龙泉的桃花、新津的梨花、彭州的牡丹花、郫县的李花等，而且花期各不相同，即使同一种花，也姿色万千。次第盛开的鲜花为越来越多喜欢郊外生活且“好耍”的都市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赏花旅游。各郊县政府更是纷纷以花为媒办起了自己的节日，纷纷推出各种赏花活动，以吸引游客前往参观消费。
　　梨花溪风景区，位于成都新津县永商镇梨园村、马鞍村，从成都出发，走成雅高速公路，车行半小时即可到达。据史载，梨花溪的梨园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如今梨树已达万亩，年产梨逾百万公斤。每年3月至4月中旬，这里是一片花的海洋，景色秀丽怡人，每年七八月份这里又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为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今年梨花溪风景区内已完成了水泥路面2公里，新建停车场5个，风景区设接待点10个，对风景区内的卫生和治安问题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统一管理。
　　蒲江县有梨树、桃树、柑桔树等10多万亩，家庭果园4万多个。该县西南乡，不少农民利用自家的这些优势做起了“花香”生意。据这里“东篱园”、“王家大院”等“农家乐”业主介绍，今年一开春，天气刚一转暖，前来观景、赏花和休闲的人们便络绎不绝。如今仅该乡就有10多处农家赏花景点。
　　车出成都，过郫县县城，沿成灌公路再北行10公里，便到了闻名遐迩的“全国绿化千佳村”新胜镇金沙村。从村口远望，只见在青青麦苗、金黄菜花的映衬中，银白色李花林像片片浮云飘动，进得村子，倘佯林间，漫步花下，可尽享“人间芳菲”的诗趣。
　　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年成都市各个以花为景的景区吸引的游客数高达900万人次。如果按每人50元的消费计算，全市旅游收入将因此而增加4．5亿元。四川省旅游局有关专家指出，一种全新的“赏花经济”正在成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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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南宁市女青年梁桦强积极从事娃娃泥画的研究和推广，她已义务举办娃娃泥画培训班40多期，向1000多名少年儿童提供了辅导，受到孩子和家长的称赞。图为梁桦强在给孩子们讲解作娃娃泥画的基本要领。
　　新华社记者 陈天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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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知民 重民 为民
　　中共山东陵县县委书记 袁秀和
　　袁秀和，1954年生。历任团德州地委书记、陵县县长。1997年任陵县县委书记。
　　为政之要在于知民如己。知民如己确实不容易，但是摸清人民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却是每一位人民公仆都应该做到的。近几年，我要求自己一个月至少有1／3的时间下基层。同时，还在工农商学兵社会各界结交一批敢于讲真话的群众，决策前在他们中间了解实情，决策后请他们反映实际落实情况，使每一项决策符合民意、合乎实情。我不仅自己这样，还要求28位县级干部和40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与431个贫困户结对子，建立自己的联系点，每月有自己的调研题目，每两月拿出一份调研报告。把这些调研报告集中起来，就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建议，摸到了基层的实情。
　　记得刚到陵县工作时，我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县城内环河臭气熏天，蚊蝇滋生，沿岸居民夏天不敢在室外乘凉。经过调查后，我们决定对内环河进行整治，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很多群众自愿捐款捐物，送水送饭，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清挖，臭水沟变清了。
　　当前，人民最盼的是致富，最恨的是腐败，最希望的是公平、公正、公开。为民服务，只有贴近这些实际，围绕这些民众关注的“中心”拿出切实办法，付出切实行动，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事业有成。（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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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干部选拔走新路
　　中共河南新蔡县委书记 许青云
　　许青云，1953年生。历任驻马店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汝南县县长、中共新蔡县委书记。
　　新蔡县是河南省干部制度改革试点县。近几年来，我们以扩大民主、加强监督为重点，全面推进公开选拔、任前公示、竞争上岗等为主要内容的干部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正确的识人、选人、用人机制，形成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
　　近两年来，我们采取资格审查、笔试与面试、组织考察、研究任用和纪检监督、舆论监督等措施，先后三次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了副乡镇长、县直单位行政正副职和部分副科级单位的“一把手”，在全县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1999年12月，我们又结合干部调整，对三个乡镇的乡镇长、县委办和县政府办督查室主任等12个乡镇副职进行了公开选拔，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的竞争进取意识。
　　为体现群众公认和社会公认原则，1999年，我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决定对拟提拔的乡科级领导干部实行任前公示制。我们研究制定了《关于对领导干部实施任前公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公示的对象、内容、方式、范围、时间、具体步骤和保障措施。1999年3月以来，全县已先后四次对拟提拔的90名乡科级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通过公示有10名同志未被任用、1名同志暂缓任用。
　　为改变原来党政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局面，1999年初，我们成立了全员竞争上岗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目前，全县已有两个乡镇和3个县直单位共452人，参与81个中层领导职位的竞争上岗，216名工作人员得到了公开聘任组合，25名原中层领导落选。
　　几年来，我们通过干部制度改革，有效地拓宽了群众参与和民主监督干部选用工作的渠道，树立了正确的干部工作导向，提高了党委选人用人的准确性。（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