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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2-26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美丽的紫楹花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美丽的紫楹花
  李新烽
  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一座美丽的花都。每年9月春天来临之际,比勒陀利亚的主要街道两旁,到处盛开着一种名叫“紫楹花”的花朵。她和梧桐树的花有几分相像,花色和花形相似,只是紫楹花香味浓郁,花朵小而稠密。据说,这种树在比勒陀利亚有7万余棵,是这个城市的标志与象征。
  紫楹花树是一种高大的乔木,树干可高达二三十米,巨大的树冠遮挡着非洲高原强烈的阳光,给人们带来惬意的浓荫。漫步在比勒陀利亚的街道上,徜徉在紫楹花树下,欣赏着这座美丽的城市,人们很难感觉到这里是非洲高原,很难把周围的一切与非洲中部干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到了每年的10月,正值满城紫楹花竞相开放时,淡淡的紫色花笑开枝头,一朵挨着一朵,一片接着一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花的海洋。
  南非人喜爱紫楹花,甚至认为紫楹花是吉祥的花朵。所以在南非,在比勒陀利亚,每当紫楹花开放,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季节。微风吹过,落英纷纷,相伴而行的情侣,相信紫楹花的芬芳和爱情甜蜜相得益彰,一任略带甜味的花瓣飘落在青春的发髻上。将要走上高考考场的少男少女,坐在花香浓郁的树下,静静温习着几年苦读的功课,心中暗自祈祷紫楹花能带来好运气。一旦有一片花瓣落在头上,他们就会高兴地叫起来,确信自己在即将来临的高考中定会金榜题名。
  连快乐的蜜蜂也赶在花开季节飞到比勒陀利亚,嘤嘤嗡嗡,四处欢舞,给这个平素安定的城市营造出一种欢乐的气氛。更有趣的是,来此寻蜜的蜂群,不仅飞舞枝头,还不放过落在地上的花朵中残留的蜜汁。散步在比勒陀利亚,若不经意,随时都会惊飞脚下忙碌的蜜蜂。若再仔细察看,落在地上的花瓣,同时又引来了许多觅食的蚂蚁,它们把花瓣拖来拖去,远远望去,就像地上的花朵在跳舞。
  清晨的比勒陀利亚,静谧美丽,空气清润,曙光初照,和风徐徐。一夜之间,紫楹花落满大街小巷,好似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紫地毯。身临其境,目睹此景,不由人想起清代女诗人陈长生那“软红无数欲成泥,庭草催春绿渐齐”的诗句。紫楹树花大叶小,花多叶少,棵棵枝繁花茂,似锦的繁花使人感到一派盎然的春意。紫楹花是美丽的,其美丽动听的名称也被当地一家广播电台作为台名,随着电波传遍四方。
  据说,紫楹树原产于南美洲,由于南非的土壤与气候适合栽种,一百多年前由殖民者大规模移植于此。初始的两棵小树栉风沐雨,沧桑几度,目睹了南非的变迁。它的历史,或可从一个侧面映照出这个国家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因为比勒陀利亚原来的玫瑰花十分有名,欧洲殖民者来到南非后,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包括这里的花朵。
  玫瑰花退位南非花魁,紫楹花遍布比勒陀利亚。一个以黑人为主要人种的国家,白人的统治竟存在了近300多年!几年前当世人提及南非,就会立即想到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后一个实行违反人类道德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这种深重的民族灾难阴影,在许多南非人的心目中是难以挥之而去的。一些老年人经常告诉他们的后人,在他们的眼睛里,紫楹花美丽可爱,芬芳袭人;而在他们的心里,对紫楹花却时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苦衷。但愿这种心理情结会随着紫楹花一年一度的盛开,随着南非种族和解与国家重建而逐渐消逝。

莎翁故乡行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莎翁故乡行
  刘文飞
  上大学时读《欧洲文学史》,得知莎士比亚诞生在英格兰中部一个名叫斯特拉特福德的小镇。为拜访莎翁故居,我乘车自牛津北行,不到两个小时就抵达斯特拉特福德了。这里已不是什么小镇,纵横交错的街道,繁华的商业街区,穿梭往来的旅游车,比肩而立的饭店和酒吧,就其规模和气势而言,在英格兰也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城市。
  莎士比亚故乡城的全称为“阿翁河上的斯特拉特福德”,据说,城名由古英语中的“道路”和“浅水滩”两词组合而成。早在青铜时代,就已有凯尔特人在此定居,中世纪时逐渐发展成一个农牧业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的集散地。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里只是一个有1000多居民的小镇。
  斯特拉特福德的发展,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莎士比亚个人所起的作用无疑也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莎士比亚,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才得以扬名。莎翁死后不久,就有人来寻访他的遗迹,如今,这里像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纳雅·波里亚纳一样,已成为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向往的朝觐之地。置身于这样的文学圣地,就能更加理直气壮地面对“文学价值几多”的俗问题,因为,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家,完全能够造就一个城市,能够造福于自己的后代和同乡。君不见,满城都是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招牌:“莎士比亚研究中心”、“莎士比亚遗产监管会”、“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莎士比亚书店”、“莎士比亚饭店”、“莎士比亚餐馆”、“莎士比亚酒吧”、“莎士比亚纪念品商店”、“法尔斯塔夫古玩店”、“罗密欧与朱丽叶咖啡屋”……显然,莎翁故乡的人们,仍在悠闲地享受着大师的余荫。
  莎士比亚生前育有一男两女,儿子哈姆涅特只活到11岁,小女儿朱迪丝的3个孩子也先后夭折,只有大女儿苏珊娜之女伊丽莎白长大成人,可莎士比亚的这位外孙女却一直没有生育。于是,死于1670年的伊丽莎白,便成了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位后代。莎士比亚没有后嗣,但他却将自己丰厚的遗产留给了故乡一代又一代的同胞。
  莎士比亚逝世时52岁,他不算太长的一生有一半是在斯特拉特福德度过的。后世的莎翁传记研究者,多将他的一生划分为三大阶段:前20年在故乡生活、学习,并有可能帮做皮毛、手套生意的父亲干过活;接下来的25年,是在伦敦从事戏剧事业;前两个阶段交接处的数年,莎士比亚干过什么,甚至身在何处,均无记录,被研究者称为莎翁研究中的“黑暗年代”,学者们猜测甚多,争论不止。
  1612年,功成名就的莎翁衣锦还乡,在故乡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如今,城里与莎士比亚密切相关的“景点”有4处,最主要的一处是莎士比亚诞生地,位于亨雷街,入口设在毗邻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穿过规模不大、却内容丰富的“莎士比亚的世界”的展览,便可步入他出生和成长的两层木屋。屋里是16世纪的陈设,讲解员说,未来的大师“可能”就出生在楼上他父母的卧室里。卧室的窗玻璃上,刻满了签名,据介绍,这是上几个世纪中,有身份的拜访者用其所戴的钻石戒指刻下的。
  在室内陈列中,有张统计表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1998年世界各国来此参观的人数统计。1998年,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89576人参观过莎士比亚故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美国和英国,来自中国的约占3%。考虑到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旅游水平等诸多因素,中国参观者的人数应该说是相当多了。与博物馆的人谈起这一点,他们也有同感,称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热情很让他们感动。
  穿过故居后门,来到一个小花园,园中种着多种鲜花草木,均标有名称,听说,这里的每种草木都是莎翁作品中提及的。看着这些从莎翁作品中“移植”过来的生命,似乎能闻见大师的杰作那永恒的芬芳。
  城里与莎士比亚有关的另两处住所,一是莎翁的外孙女婿纳什的家,一是他的女婿赫尔的家。纳什故居的旁边,原为莎士比亚自伦敦返乡后买下、改建的住宅,又称“新地方”,当时是城中数一数二的豪宅,但遗憾的是,在莎翁死后,这座宅子在1759年被新主人拆了。原址现为一个小花园,纳什故居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园中有巨大的桑树、地毯般的草坪和繁星般的小花,这个建于1919年的花园被命名为“莎士比亚大花园”,故乡的人们也许想以此来多少弥补一下莎士比亚居所被毁的遗憾。赫尔故居在城南端,赫尔生前是个医生,所以在他故居的二楼陈列了一个关于当时医学的小型展览。
  赫尔故居的对面,就是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圣三一教堂,这里是莎士比亚的长眠地。长方形的教堂紧贴着阿翁河岸,高高的哥特式尖顶直刺云天,教堂四周是静静的墓地。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躺在这片墓地中,而是安卧在教堂内的石板下。莎翁也是一位俗人,荣归故里后,他用写剧本、当演员赚来的钱,还清了父亲欠的债,买下好几处不动产,还为自己挣得了“世俗教区长”的头衔,因此,他才能在教堂内占据一方显赫的位置。
  走到教堂的最深处,见左侧墙上有一尊莎翁半身像,这尊没什么灵气的雕像,是莎翁的家人和朋友在他逝世数年后安置的,说是为了守护莎翁的墓。其实,莎翁早已用世俗文字为自己守墓了,在一块大石板上刻着几行古英语,最后两句为:“放过这些石板的人将受祝福,移动我遗骨的人将受诅咒。”而莎翁又的确是位奇人,教堂文献记录下他受洗的日子,为1564年4月25日,据当时的习俗推断,他当出生在4月23日;莎翁死于1616年4月23日,4月25日被安葬在圣三一教堂。受洗和安葬被安排在同一天,而且还是在同一个教堂!他的诞生和逝世竟也在同一天。从亨雷街的莎士比亚故居步行至阿翁河畔的圣三一教堂,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然而,这中间却横亘着莎士比亚52年的生活和创作,在这短短的生命之路之后,莎士比亚又开始了他在整个世界上永无止境的文学旅程。
  步出教堂,沿阿翁河向中心走去,走过天鹅剧院,走过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走过碧绿的草地,走过古老的石桥,来到班克罗夫特公园中的莎士比亚纪念碑下。莎翁风度优雅地坐在碑顶的一把椅子上,纪念碑四周立着4尊雕像,分别是哈姆雷特、霍尔王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麦克贝斯夫人和法尔斯塔夫,他们都是莎剧中的重要人物,分别象征着哲学和历史、悲剧和喜剧。悲剧和喜剧,构成了我们现时生活戏剧的主要内容;历史和哲学,则有可能是我们面对过去和将来时所持的态度。纪念碑顶的莎士比亚,似乎凌驾于时空之上,在俯瞰着我们。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阿翁河水在夕阳下缓缓流去,成群的天鹅、鸥鸟和野鸭在河中游动,搅起片片金色的涟漪。河边,莎士比亚剧院的红色砖墙,被落日的余辉和河水的反光,共同抹上一层迷茫的亮色,只有远处的教堂尖顶,高举着执着的深沉。逝者如斯,生活的河水早已不是莎翁之所见,然而,他那不朽的艺术遗产,却构筑起一道我们的精神和情感赖以聚合、得以流动的坚固河岸。
  题图为莎士比亚故居。刘文飞摄(附图片)

学者型的女总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学者型的女总理
  李学江
  11月27日夜,对新西兰人来说,是个颇不寻常的夜晚,不少人聚在酒吧、咖啡厅或俱乐部中,一杯在手,热烈交谈,眼睛却不约而同地盯紧电视屏幕,看着大选的计票结果。大约11时许,工党领先国家党已成定势,于是,现任总理、国家党领袖希普利于11时30分出现在拥护者中间,优雅地承认失败。此后,电视镜头久久地聚焦在工党领袖海伦·克拉克那简朴的住宅前,却不见里面有任何动静。
  12时已过,大选的结果不可逆转:在120个议会席位中,工党至少可得50席,其盟友联盟党至少可获10席,组成联合政府已无任何疑问,守候多时的工党选民们早就喜不可待,数度举杯相庆。然而,直到时针指过12时30分,才见克拉克女士同丈夫走出那栋小屋,来到支持者中间,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出来得这么晚,但你们知道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到绝大部分选票数完,我不能确认和出来接受胜利。”
  这就是新西兰有史以来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女总理克拉克的作风与性格:谨慎内向而不事声张,理智冷静而不感情用事,诚实可信却少风趣幽默,身上透着学者的风范而看不到政客的圆滑。但由此质疑她的果敢与魄力却未必正确,她的政治启蒙之师查普曼教授评价说:她是一把锻造极好的日本武士剑,必要时柔韧有余,但仍不失其削铁如泥的锋刃。人们还记得90年代初,正是她拍着其党领袖帕尔默的肩膀,要他为了党的利益靠边站;1993年,她又义无反顾地从莫尔(即现任WTO总干事)手里夺得了工党的领导权,带领工党,从分崩离析走向团结一致,从在野走向庙堂。
  克拉克的性格与其成长环境和教养有关。她于1950年出生于北岛的汉密尔顿,童年是在家庭牧场中度过的。她的好友、议员蒂泽德女士说,她是一个非常沉静的姑娘,从不大惊小怪,从不兴奋异常,也从未看见过她惊慌失措,只是埋头干自己要做的事。这是典型的农牧民的性格和世界观。不过,克拉克受过极好的教育,7岁时,她被送到寄宿学校,那是一段艰辛的历程;此后,又在女子语法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她是家中4女中的长女,但幼时体弱多病,是个孤独怕羞的孩子,小学时得过气管炎、肺炎。据她自己说,当姐妹们和别的孩子骑马游泳,在户外疯狂时,她却将自己关在家中,津津有味地啃书本。60年代,她在奥克兰大学研读政治。在伦敦学习期间,有人还记得,“一次在同学家聚会,当大家都饮酒狂欢时,只有一个女生旁若无人地埋头书本,那就是海伦”。她的老师评价说,她头脑聪颖敏捷,善于思索,作起学问来,就像一架精密的时钟。1974年,她在奥克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成为该校的政治课讲师。
  还在就读时期,克拉克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1972年加入工党,在分部掌管青年事务。她参加反对越战,带头反对美国核舰艇进入新西兰水域,因此,她的电话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窃听;她严厉批评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坚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因疾呼抵制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派橄榄球队访新而与父亲闹翻。那个时期,她是学生中著名的左派,被人冠以“红色海伦”的称号。
  克拉克留在奥克兰大学任教,直到1981年竞选获胜进入议会。1984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她则于1987年进入内阁,先后出任环保与住房、卫生与劳工部长等职,1989年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并以坚持经济发展要服务于社会公正的原则而独树一帜。她的同事们都说,她不仅勤谨细心,不辞劳苦,而且头脑敏捷,作风干练,很快就能掌握所接管部门的专业。她任职期间,以严格闻名,对部属的要求标准很高,从不搞下不为例。由于她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且做事不屈不挠,一丝不苟,因此,部属们从不敢怠惰不敬。前总理朗伊评价说,她过于理智冷静,头脑清醒,非感情用事之辈所能理解,甚至让人觉得她有些干巴巴的,少些魅力。
  但克拉克并非如人们表面所见那样刻板严肃,是学者的生涯养成了她严谨理智的个性。她喜欢听古典音乐与歌剧,爱好滑雪与登山,去年夏天,她在非洲攀登了约5900米高的乞力马扎罗山峰。克拉克于1981年结婚,丈夫罗杰在克赖斯特彻奇市医学院任教,是个只知教学不问政治、满面书倦气的学者。他只希望作了第一丈夫后,不至于干扰他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两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决定不要孩子,这样克拉克就可全身心地移爱于人民大众。从政近20年来,克拉克孜孜以求的理想一直是:让人们都有学可上,有工可做,有屋可居,有医可求;通过经济发展这一手段来保证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前总理朗伊说,新西兰在经过15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也许具有这种性格与主张的克拉克正是现在新西兰政坛所需要的人物。人们都祝愿这位女总理能宏图得展。(附图片)
  大选获胜后,克拉克与丈夫斟酒庆贺。

德国人的“家庭小工厂”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德国人的“家庭小工厂”
  黄学锋
  在同德国人的接触中,他们勤劳勇敢、朴实无华的精神,自己动手、一专多能的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结识的德国朋友中不乏动手能力特别强者,但我始终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后来有机会走访许多德国人的家庭,才明白了个中奥秘。
  德国人的家里一般都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几乎家家都在地下室里辟出一间“家庭小工厂”,尽管规模、大小、设施不近相同,但目的都是用来为家庭服务,供大人和孩子在这里维修、拆卸安装、加工制造、做实验。
  卡尔先生是研究欧洲古代哲学史的教授,一天,他带我参观了他家地下室的“小工厂”。他的家是一座漂亮的别墅式三层楼。当我们来到宽敞的地下室时,我问他:“为什么‘小工厂’都设在地下室里?”他说:“在这里工作免不了敲敲打打产生噪音,为避免影响他人,所以设在地下室,另外也可以节省室内的居住空间。”这间“小工厂”约十七八平方米,四周墙壁和天棚都用雕花隔音板材装饰,屋顶安装了4只可调聚光灯。室中央放着一个大台子,上面固定着一台大老虎钳和夹具,还有两台电子加工设备,工作台下面是一个个小抽屉,里面装满各种规格的钉子、螺钉、螺帽、垫圈、管件和电子元件。一排工具柜靠墙摆放,打开柜子一看,我顿时目瞪口呆。这简直是个工具展览馆,从原始工具到现代工具,从木工、瓦工工具到钳工、焊工工具,应有尽有。工具柜设计合理,工具摆放井然有序,常用工具挂在柜壁上,各式工具箱按利用率排列,不仅寻找方便,而且使用时不必挪动。由于地下室光线较暗,卡尔先生打开顶棚聚光灯,我走到哪儿,他操纵的灯就跟到哪儿。原来,这几个灯都是“活”的,天棚安装了导轨和滑轮,聚光灯可以水平移动,灯具固定在一个折叠杆上,只要用手轻轻一拉,就可以上下左右任意移动。
  “这么多工具能用得上吗?”我不解地问。“工具到用时方恨少啊!”他答道。接着,他又向我解释说,德国人没有借用工具的习惯,要用的工具都需自己置备齐全。“本来很多事人们都可以自己干,只是由于没有或缺少工具才变得束手无策,长此以往,人会变得懒惰和有依赖性。工具多备有好处,它促使人自己动手,使人能干和勤奋。”卡尔指着工具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哪些是他父亲的,哪些是他祖父甚至曾祖父留下的,他说他还要把这些工具传给下一代。“德国有句名言‘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天下’,瞧!我这不是用自己的手打下了自己的小天下吗?”他边说边摊开双手指了指他的家。
  的确,卡尔是自己打下了天下。他的三层小楼除了设计和盖房是请人帮忙,余下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干的,如房屋和地下室的装修、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和安装等。许多德国人喜欢自己装修房屋,一来雇人太贵不经济,二来雇人干很难一切都合乎心愿,三来自己动手随心所欲,乐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此来影响和培养下一代自己动手的能力,让他们懂得要勤劳,一切靠自己而不能坐享其成。除此之外,卡尔还自己修理家中的汽车、机动游艇、电器设施、上下水管等。他把这些都归功于他父亲家中的“小工厂”,他从小就在那里跟父亲学会了一切,从而终身受益。
  临别时,卡尔对我说:“中国有句名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也正是我们德国人的座右铭和人生准则啊!”卡尔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是啊,正是以这种精神,德国人创造了二战后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他们的国家才有了今天的繁盛。

分娩前后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分娩前后
  王农
  大嫂安娜要在国外分娩了。国内的老人频频去信,千叮咛万嘱咐:“你们虽身居海外,但仍是中国人,一切要按中国风俗办。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学,但种族不同,生活方式不一样,不能太将就,千万要注意母子的身体平安。”这也难怪,安娜已36岁,属高龄产妇,最要命的,是她的德语还未达到能回答医生种种提问的水平,甚至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表述不清。
  在德国,平时看病都到私人诊所,只有急诊或须住院时,才由私人医生开转院单。哥嫂在临产前两周与医院取得了联系,经检查确诊为胎位前置,作为重要病人注册。1月25日午夜,安娜肚子阵阵发疼。他们连夜上医院,医生立即作检查,大哥在一旁任翻译,护士的准备工作按部就班,一切都井井有条。负责接生的是一位65岁的男大夫,十分精干,人也和蔼,产妇和家属都非常放心。他决定立刻进行剖腹产。2时45分安娜被送进手术室,大哥却被挡在了门外。30分钟后传来婴儿大声的啼哭,是个健康的女孩。
  4时许,安娜从手术室移至病房。她一个人住一间,旁边的另一张床空着。病房里有卫生间、彩色电视机、电话,干净舒适。护士一日三次来擦洗身子,换床单被单,家属无须动手。吃喝由医院提供,都记在医疗保险的账上,不用交伙食费。第二天,临床来了个老外产妇,她根本不讲产后禁忌,刷牙梳头理所当然地照章办理,下床活动也不能少。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她什么都吃,居然连冷水也不忌,喝起了矿泉水。问医生是不是要喝些什么汤,医生说只要是液体就能发奶,怪不得看老外在喝矿泉水。入乡随俗,哥嫂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一切照医生的办,刷牙梳头,护士用冷水擦身也就随她去了。医生说不用怕,这有利于刀口的血管收缩,刷牙利于口腔卫生,梳头利于血液循环。听听也有道理,看来国人的许多禁忌也有不科学的地方。
  按照国内的习俗,生男孩要向亲朋好友送红鸡蛋,听说后来改了生男生女都送。老外不懂这一套。不送没关系,周围还有其他中国人总得送一送吧。鸡蛋买来了,可找不到染鸡蛋的颜色,也不能拿画画的颜料去染。出院回到家想起国内老人的忠告,“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坐月子哪能只喝矿泉水,不吃红糖生姜,不吃老母鸡汤岂不要内亏。可红糖没处买,生姜老外不知是何物,别说老母鸡没处寻,就是老公鸡也找不到,店里卖的全是去头去脚的肉鸡块。新鲜的鲫鱼也没有,市场上的鱼都是从大西洋捕来的海鱼,经过加工做成无刺无皮的鱼肉,外面裹上一层淀粉皮,炸成半熟,根本无法做汤。中国人坐月子吃老母鸡和红糖吃了几千年,突然改喝矿泉水怎么行?医生的这条意见,大哥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没有采纳。怎么办?好在牛肉、排骨、猪蹄什么的还能买到。于是,将就将就用这些东西炖了些汤喝。
  一晃8年过去了。大哥的女儿已快9岁,母子一直结实健康。看来,那次取长补短“中外合璧”的分娩、坐月子,经过时间的考验还是成功的。

新婚(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新婚刘建明摄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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