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12-14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理论)
专栏：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里程碑
　　刘金田
　　内容提要：●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
　　●澳门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应归功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和澳门的利益。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为确保澳门顺利回归，实现澳门长期稳定繁荣所制定的重要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独创的理论是从台湾问题提出来的，运用它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成功的，运用它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行得通的。
　　1999年12月20日，一个令整个中华民族为之振奋的日子。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它标志着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彻底终结。澳门回归祖国，是继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功实践的新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的新的贡献。
　　“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人逐步占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鸦片战争中国遭到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葡萄牙人乘机相继侵占澳门半岛全部和氹仔、路环两岛，从而占领了整个澳门地区。
　　中国历届政府从未在澳门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确宣布：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澳门问题的提出，是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76年秋，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联合国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磋商，拉开了中葡建交谈判的序幕。1979年2月，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一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这就为以后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后来说，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显然，在邓小平的心中，澳门问题是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统一大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思路，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比如将来，整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在个别的地方允许另外的制度存在，允许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澳门也算类似的问题”，“也要考虑制度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保持特殊地区或者叫特别区。”以后邓小平又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概括起来作了多次系统的阐述。其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成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4年，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实践，在澳门同胞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怎么办？一时成为澳人关注的焦点。
　　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后十天，邓小平接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当澳门代表问到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和方式时，邓小平说：“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在同一个时间解决。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影响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但它比香港早一点解决好，还是同香港同时解决，我们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进一步阐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让所有的澳门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的愿望，历史的托付。邓小平说过，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执著地追求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和中英谈判不一样的是，中葡双方在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大，分歧比较大的是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中方明确表示，考虑到中葡之间的友好关系，中方考虑将当初确定的同时收回港澳的安排错开，比香港晚一年，即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但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葡方打算到下个世纪才把澳门交还中国。
　　针对葡方的意见，中国政府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1986年12月31日，中国方面声明：“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葡萄牙最高国务会议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达成共识：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繁荣、维护葡萄牙在澳门及远东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交回中国。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双方在第四轮会谈中对各项协议文本内容最后取得一致意见。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高兴地对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葡萄牙总理席尔瓦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澳门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应归功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和澳门的利益。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澳门问题上，我们双方没有争执，而在香港问题上，是有争执的。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经验。
　　“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一国两制”构想，为确保澳门顺利回归，实现澳门长期稳定繁荣所制定的重要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法律保证。1993年3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提交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获得通过。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事务和防务，任免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和检察长；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负责维持本地区内的社会治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官员、立法会的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组成；行政长官、行政会成员、立法会主席、检察院检察长和终审法院院长均须由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修改外，予以保留。
　　澳门基本法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又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了澳门的特点，照顾了澳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对于保证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澳门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用宪法性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下来，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为了确保澳门顺利回归并成功实行“一国两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殚精竭虑，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妥善解决了澳门回归中的一些复杂问题。
　　澳门的事务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和社会等领域，有许多问题是我们在处理香港事务时所不曾遇到过的。其中，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是澳门过渡期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能否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未来特别行政区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1997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与来访的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桑帕约会见时指出，在澳门过渡期剩下不足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面临的工作还很多，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加快联络小组的工作步伐，把关系到政权顺利交接的主要问题，如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以及档案移交、资产移交等及时解决好。这将有利于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也符合中葡双方的共同利益。
　　本地化的公务员，熟悉澳门情况，熟悉政府运作机构，是未来“澳人治澳”的重要力量。1998年7月10日至12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澳门的公务员本地化进程，通过了关于加快澳门公务员本地化的意见。指出：“筹委会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继续促请葡方认真采取切实措施，在保持澳门公务员制度基本不变的同时，注重公务员素质，加快公务员本地化进程，以在今年内基本实现司厅级公务员本地化的目标。”
　　成立一个全部由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的澳门特区政府，是“澳人治澳”的一个重要内容。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京成立，筹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5月6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全体委员时明确表示：澳门回归祖国，也将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方针，由澳门居民当家作主，依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这一方针将长期保持不变。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澳门同胞一定能够继续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创造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澳门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0日，国务院正式任命。随着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和其他各项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工作的完成，澳门即将进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新时代。
　　现在，香港已经顺利回归，澳门回归在即。中国的统一只剩下一个台湾问题，而且已经突出地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独创的理论是从台湾问题提出来的，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中是成功的，充分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可以相信，运用它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个构想，充分考虑了台湾的历史和现实，顺乎潮流，合乎民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中国，统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李登辉在台湾抛出“两国论”，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非常不得人心。它不仅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统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保持繁荣稳定，将使台湾同胞能够具体地而不再是抽象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实际内涵，从而有力地批驳台湾分裂势力对“一国两制”的歪曲和污蔑。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打击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就一定能够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向专、精、特、新发展
　　赵振华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其产值和利税分别占60％和4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乃至于全社会的稳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的出路何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小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
　　专，是指企业要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实现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和专业化服务。之所以要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一是因为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选准方向，把有限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用来生产、经营和不断开发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向市场的深处拓展；二是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以粗放经营为主，效益低下，通过专业化，可以实现集约化经营；三是通过专业化，有利于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实现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精，是指企业要以精湛的技艺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做到精益求精，实施精品战略。中小企业之所以要向精的方向发展，因为：一是中小企业在规模上与大型企业存在差距，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实施精品战略。企业虽小而有精品，产品虽少而以精取胜。只有精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并占领市场。二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一些质次价高的商品还有销路，那么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质次价高的商品则寸步难行。消费者是市场竞争的最佳裁判。只有高质量的商品，才能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赢得利润。三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只有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负责，消费者才能给企业以信任，以厚报。
　　特，是指企业要生产出特色产品，提供特色服务，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进入90年代中期后，我国出现了总量上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同时也存在着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这说明市场存在缝隙，存在着潜在的需求有待于开发。即使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其突出特点就是多样化倾向日益明显。开拓新的市场，找到新的消费者，关键在于做好“特”字文章，提供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消费者的特殊需求，为企业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通过多种创新活动，完全能够生产出特色产品和提供特色服务。
　　新，是指中小企业要积极大胆地利用高新技术，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新产品。之所以如此，一是中小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必须淘汰落后的技术，采用新技术，从而生产出高附加值的质优价廉的商品，使自己的利润率不低于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我国的大企业有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如果中小企业不能及时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有被淘汰的危险。另一方面，我国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伴随着大企业不断地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配套产品的中小企业也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才能既满足大企业发展的要求，又使自身得以发展壮大。再次，采用高新技术有利于减少和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从严治家
　　赵力平
　　家庭观念人皆有之，父子、兄弟、夫妇亲情是人伦之根本，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但问题是，作为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以家庭为重，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当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还是以党性为重，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运用手中的权力，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讲政治、讲正气，就会很好地处理国和家、公和私的关系，就会志存高远，行为端正，注重名节，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群众所信任。反之，就会私欲膨胀，以权谋私，纵容家庭成员胡作非为，为人们所不齿。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中，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东西对领导干部的诱惑越来越大，通过家庭进行诱惑也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面对这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放松学习，放松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管理。他们有的利用职权和影响，甚至自己亲自打招呼，为配偶、子女谋求不正当利益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对配偶子女目无法纪、为非作歹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加管束，一旦问题暴露，又多方掩饰庇护，妨碍调查处理。这种不讲党性、不讲气节的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领导干部讲政治、讲正气，必须坚持从严治家。我们的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官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不能搞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必须为人民用好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而决不能用这个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古人尚能“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更何况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呢？同时应当认识到，千方百计给子孙积钱财，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往往事与愿违。人的成长需要必要的磨练，从小娇生惯养、在温室里成长并非好事。“家财”越多越有可能滋长懒惰心理，扼杀创造精神。这对社会、对家庭都不利。
　　从严治家，必先修其身。古人说：“刑（通型，意为示范）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说只要以身作则，用礼法感化妻子和兄弟，就可以由近及远地教育全国的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各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甘于淡泊，不贪图名利，乐于奉献。“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话虽然是从领导干部对社会的影响来说的，而对家庭也是适用的。只要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就一定能树立一个好的家风。
　　从严治家，必须立足于严。父母的慈爱之心是必要的。但慈爱并不是溺爱。严是爱，宠是害。一个领导干部应当时常教诲家人小心谨慎，做事、说话要讲原则，决不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否则就会使家中规矩不存，从而导致上下互相欺骗，使一些亵渎放纵的事情发生。当然，现在的社会环境与古时候很不相同，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相对独立，确实很难管。但许多事实说明，做父母的，只要能管，就比不管要好得多。因此，为了自己，也为了亲人，领导干部必须从严治家，再难也得管好。
　　从严治家，必须立足于预。预者，防也。预，就要从小抓起。中国有句谚语：“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事实表明，从小就对孩子多讲一些忠信不欺的至理格言，孩子长大后，即使受到各种诱惑，也容易洁身自好，不为所动。预，还要帮助子女交好朋友。好的朋友可以帮助、促进人提高，而不好的朋友则会让人陷入不仁不义或无知的境地。要教育子女与有仁德的人相处，与有知识的人相处，与正直诚实的人相处，而远避那些邪辟、谄媚的人。预，还要防微杜渐。要善于抓住一些小事，善于抓住倾向性问题的苗头，早教育，早制止，早纠正，以防酿成大祸。

第9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重在提高自身素质
　　——“怎样当好组织部长”理论研讨会综述
　　井君
　　●理论信息
　　在我们党的领导系统中，组织部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时期怎样当好组织部长？最近在北戴河由组织人事报社、领导科学杂志社、干部党员人才杂志社联合召开的“怎样当好组织部长”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组织部长和专家认为，提高自身素质是当好组织部长的关键。
　　以“讲政治”为核心，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与会者一致认为，组织部长所处的重要位置，决定了他们尤其要讲政治，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政治素质在组织部长的整体素质中居于核心和统率地位。提高政治素质，具体地说，包括：要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审时度势，正确决策，把握大局；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以人民满意为工作的最高准则。一些同志提出，组织部长讲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为此，应做到：眼界要宽，从国际风云变幻到国内、本地区的大局走向，从社会转型时期的基本特点到初级阶段的社会运行规律，都要有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信息要灵，对全局的情况和变化有全面、准确、及时的了解；判断要准，对各种信息和调查情况要善于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以利于党委正确决策；行动要快，凡是党委交办的事，要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
　　解放思想，以新的观念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组织部长最可贵的思想素质，也是做好组织工作最重要的保证。与会同志认为，值此世纪之交，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党的组织工作，要求组织部长确立新的观念。主要是：（1）人才资本观念。人才资本已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资本，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占得发展的先机。组织部门必须加大对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合理配置力度，以充分涌流的人才支撑我们的事业。（2）组织生产力观念。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组织工作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整合、配置作用，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必须把组织工作纳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相应的调整。（3）“学习型组织”观念。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必须加强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促进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转变。（4）组织工作法治化观念。只有依靠法治，组织工作才能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以积极、负责的心态工作，持朴素、平常的心态生活。组织部长握有较大的权力，只有保持较高的思想境界，才不至于滥用权力。与会者认为，组织部长应该做到大公无私、公道正派、虚怀若谷、忍辱负重、甘为人梯，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工作与生活。在工作中，始终保持一种不负重托的压力感、避免被淘汰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为百姓排忧解难的荣誉感。在生活上，则应该保持群众本色，持平常心，做平常人，过百姓生活，甘于清贫，节俭度日。有的同志说，组织部长是“管人”的，是做人的工作的，理应看透人生的贵贱荣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心态端正了，境界提高了，才能做到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真抓实干、团结共进。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走出贫困》
　　邱海平
　　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贫困问题，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反贫困政策和实践需要科学的反贫困理论的指导。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乘东所著《中国：走出贫困》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区分了现象层次的“致贫因素”和本质层次的“致贫因子”。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致贫因子有四个，即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衡、经济制度不平等或经济机会不均等、人力资源的低质量、工业化水平过低与宏观经济环境（国内和国际）不佳。该书指出，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基本致贫因子的种类和组合方式各不相同，并且这些贫困类型之间还具有演进性。因此，扶贫或反贫困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必须“因贫施治”。
　　运用作者自己提出的反贫困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对我国扶贫战略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根据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扶贫战略应该从以区域开发为主的战略走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的战略的观点。此外，该书对我国新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是别开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