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12-01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版(要闻)
专栏：人物介绍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瓦希德
　　今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将于12月1日至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瓦希德1940年8月4日生于东爪哇省宗班县，信奉伊斯兰教。1964年至1966年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高级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高级研究院学习。1966年至1970年留学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文学系。1971年回国后在哈希姆·阿沙里大学神学系任系主任。1974年至1980年任印尼《时代》杂志专栏作家。1980年当选为印尼民主论坛主席。1983年至1985年出任雅加达艺术委员会主席。1984年当选为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领导委员会总主席，并于1989年和1994年两次连任至今。1987年至1992年任印尼人民协商会议成员。此外，他还曾于1994年担任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主席。1999年10月20日瓦希德当选为印尼第四任总统。
　　瓦希德和夫人辛塔·努里娅生育了四个女儿。
　　（新华社电）（附图片）
　　瓦希德总统

第1版(要闻)
专栏：

　　本报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座谈会
　　科技教育界批判邪教“法轮功”
　　本报北京11月30日讯新华社记者李斌，本报记者温红彦、贾西平报道：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今天邀请科技界、教育界部分专家学者和曾经练习过“法轮功”现已转变的学生召开批判邪教“法轮功”座谈会，深入揭批“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它反科学、反人类、反政府、反社会的政治本质。与会者着重从思想上、认识上深刻批判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声讨了“法轮功”对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特别是青年一代造成的危害，交流了对“法轮功”练习者做转化工作的体会。
　　与会者指出，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科学与愚昧的斗争，不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要犯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现在揭批“法轮功”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斗争也进行到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进一步高举科学的旗帜，把揭批“法轮功”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周桂钿说，邪教“法轮功”的头子李洪志提出的口号是“真、善、忍”，把“真”摆在第一位，而他所说的宇宙奥秘、世界末日以及他的“法力”可以推迟世界末日的到来等等，全都没有科学根据。但是为什么那么多“法轮功”练习者没有提出怀疑，甚至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予以反对反而受骗上当？不是李洪志有多么高明的骗术，而是这些人的思想上有缺陷，那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没有科学精神，就不能触类旁通，就不能根据一般的科学方法辨别真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周祝平，曾经受“法轮功”蒙蔽近10个月，他在发言中感慨地说：“我十分感谢学校党组织和充满耐心、爱心的老师同学，是他们把我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认识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他说：“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会受‘法轮功’歪理邪说的蒙蔽？我觉得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法轮功’邪教组织钻了科学探索的空子，钻了社会转型的空子，钻了现代气功的空子；二是‘法轮功’邪教组织有许多现代文明的包装。它对练功者以‘祛病、健身、修心性、提高境界’为诱饵，对外界以‘真、善、忍’为幌子，因此不少知识分子被它的假象所迷惑；三是许多知识分子只埋头于自己的专业，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他呼吁那些依然陷在邪教组织中执迷不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法轮功”划清界限，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去，不辜负国家、人民的培养和重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书林批驳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他说，“法轮功”和世界上其他邪教组织一样，反社会，反政府，传播“末世说”，钳制信徒思想，宣扬教主高于一切神灵，封锁消息，拒绝劝告，仇恨、对抗新闻客观报道，残害教徒，以死亡为“超脱”等等。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顾方舟在发言中说，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务之急。“法轮功”邪教制造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事例，使我们深深感到国民素质亟待提高，这关系到我国的发展与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否则，这个邪教被压下去了，别的邪教也许还会产生。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董玉琛、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和金说，揭批“法轮功”的斗争已进行了4个多月，“法轮功”邪教面目已暴露得清清楚楚，对极少数负隅顽抗的人决不能手软，要严厉打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志尚说，在我国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邪教后，李洪志立即在美国寻求庇护。自吹“功力达极高层次”的李洪志居然向外国人求救，可见其并非法力无边。外国反华势力庇护李洪志，也不是为了保护人权，其目的就是为了丑化中国，遏制中国。
　　清华大学电机系博士研究生李响在做练“法轮功”的同学的思想工作过程中体会到：“法轮功”对于青年学生的最大危害就是它的精神鸦片作用，国家下令取缔“法轮功”，是一场现代的“虎门销烟”，我们青年学生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曾红颖说，80年前的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走上了革命与科学之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精神的启蒙并没有过时，普及科学精神，与新老迷信和邪教组织作斗争仍然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夏文斌说，几个月来，我们组织了多学科的揭批“法轮功”座谈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将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总编辑许中田到会讲话，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研农、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景瑞主持座谈会。

第1版(要闻)
专栏：

　　“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本报评论员
　　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浙江省诸暨市“枫桥经验”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了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枫桥经验，早在1963年11月经毛主席推荐，而闻名全国。当时名气大，是那里的干部、群众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地发生的社会矛盾。过了36年，他们不断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仍然能比较正确地分析和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的学说。他在文中说：“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我们推荐枫桥经验的用意，就在于此。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它以优化的环境，树立地方良好的形象和信誉，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地方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治安问题居高不下，“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不仅发展经济无从谈起，而且原有的经济成就也有可能毁于一旦。“枫桥经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当地干部群众始终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在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切实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走出了一条稳定与发展同步、致富与治安并举、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从我国国情看，80％的人口在农村，要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农村的稳定是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社会的稳定。做好农村的稳定工作，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至关重要。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冲撞，现实社会中不断出现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于人民群众之间，要化解好人民内部矛盾，也只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因此，“枫桥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第1版(要闻)
专栏：

　　立足稳定和发展
　　——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
　　本报记者袁亚平
　　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部的枫桥，是一个经济、文化名镇，现有人口4．76万人。镇里楼房林立，店铺相挨，快、慢车道和绿化带井然有序。
　　枫桥人民安居乐业。17年来，没有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没有发生凶杀案件，也没有因民间纠纷调解处理不当激化而成的刑事案件。近6年来，枫桥刑事案件发案数一直控制在万分之八左右，78％的纠纷都在村一级得到处理。
　　枫桥经济稳定发展。去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6025元，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市十强。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在枫桥镇的陈列室里，展示着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和图文。60年代初，枫桥的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诸暨市委书记王国伟告诉记者，36年来，“枫桥经验”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直到现在，形成了“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枫桥经验”，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使枫桥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由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矛盾。一些企业陷入困境、企业债权债务增多、出现下岗职工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着眼于稳定这个大局。
　　枫桥一家拥有200多名职工的集体企业，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职工人心浮动。当地干部着手解决此事时，得知步森集团正要上一个生产西裤的分厂，便牵线搭桥。步森集团有市场、品牌和营销管理的优势，这家企业有场地、厂房和熟练工的基础，两者“情投意合”。这家企业被步森集团兼并后，当年就形成30万条西裤的生产能力，创产值1700万元、利税200万元。
　　记者到步森集团实地一看，新颖的大楼，明亮的大厅，电梯间里像宾馆一般铺着“星期三”的地毯，每天更换，这家创建于1984年的服装企业，去年销售衬衫452万件，上交国家税收643万元，成为中国服饰行业最大的企业之一。
　　步森集团党支部书记寿能丰对记者说：“我们集团在枫桥落地生根，光工人就有2000多人，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不能发展的。有好多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许诺给优惠政策，邀请我们集团总部迁过去。但集团董事会始终没有动摇，不能离开枫桥这块宝地。”
　　日本商人、韩国商人和我国台湾省商人，经常来枫桥谈生意，下订单，有的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一位在枫桥经营水煮笋的日本商人说：“枫桥好，枫桥是一个宁静的好地方。”
　　发展是稳定的基础
　　一路过去，山上全是翠绿的竹林。山路两旁的毛竹又高又密，夹成一条绿色的甬道，汽车就从中钻过去。
　　记者到了山里的岫山村，村里办公室的墙上悬挂大镜框，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的光荣称号：“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党支部”。
　　“我们这个村过去又穷又乱，现在变成全国先进，这正好说明了经济发展是稳定的基础。”村党支部书记王水方对记者说。
　　岫山村原是有名的贫困村，由于穷，村民偷伐山林成群，赌博成风，邻里不睦，纠纷不断。
　　1993年底，退伍军人王水方出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村里组织群众成立了禁赌协会、敬老协会、计划生育协会、法制宣传组、帮教帮扶组和护村队，修订了村规民约，整顿了村风。要使人心定，关键在致富。村干部想尽办法筹集资金，自己买织机，鼓励村民买织机，全村几乎户户有织机，人人有工做。白布坯源源不断地运出山，信息和资金源源不断地进了村。村里修筑了5公里长的水泥村道，开发了2800亩竹林，开辟了竹笋生产基地，接通了自来水，开通了有线电视，安装了程控电话线路……村民人均收入从1993年不足700元变成去年5100元。村民乐得咧开嘴：“吃水不用提，走路不带泥，家家有电视，电话不稀奇。”
　　这个由国家服装协会命名的“中国名品衬衫之乡”，已有34家上规模的衬衫企业和“步森”、“开尔”、“海魄”等知名品牌，年产衬衫2500万件，年创产值9．38亿元，实现利润7580万元，上交国家税费1500万元。
　　去年枫桥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亿元，跨入绍兴市首批小康镇行列。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和致富门路，使枫桥4．5万余名农业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并吸纳了一大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现已有11家外地企业在枫桥落户。
　　稳定需要一套机制
　　“在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突出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可预见、可调节、可疏导，只要主动预防、及时化解，一般不会酿成大的事端。枫桥已经初步建立了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诸暨市委副书记蔡汉良对记者说。
　　这套工作机制为：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保证预防化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理。枫桥镇的村、企业层层建立了治保调解组织，全镇现有152个治调组织，608名治调人员，还有一支155人的治安信息员队伍。
　　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镇党委、政府两个月召开一次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分析预测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和矛盾纠纷的特点规律。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信息有200余条，为预防和化解矛盾提供了重要依据。
　　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努力减少矛盾，尽可能避免纠纷。抓好与农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抓好重点季节的预防工作。每年“双夏”大忙季节来临前，村干部都要集体检查一遍电线、沟渠、机耕路和山塘水库，该修补的及早修补，该抢建的及早抢建，防止村民因争水、争电、争路发生矛盾和冲突。
　　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1993年以来，全镇共发生各类纠纷2276起，调解处理成功2188起，成功率达96．15％，基本实现了小纠纷不出村，大事情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有了这样一套工作机制，诸暨的社会稳定就有了保障。哪怕是遇到了突发性事件，镇和村里的干部也能沉着处理。“苗头抓早，矛盾抓小。无事不要生事，有事不要怕事。”诸暨镇的一位年轻干部说。
　　发展需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强化教育”，“要有好的产品，首先要有好的人品”，“改善生态环境，先改善心态环境”……记者在枫桥镇采访时，步入海魄服饰有限公司，格调不俗的企业文化新风扑面而来。
　　教师出身的海魄公司董事长陈茂水对记者说：“我们有着‘枫桥经验’的良好传统，应该说外部环境不错，关键在于企业内部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生产环境。企业要发展，要对社会有用，首先要有好的人品。”
　　海魄公司建立了企业党支部、工会、团支部、妇代会，办起了图书室、活动室，建起了墙报、黑板报，创办了企业报和职工学校，发起了“读好书、干好事、做好人”活动，使全体职工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教育和提高。
　　“八小时内是企业文明守法的职工，八小时外是社会文明守法的公民。”步森、海魄等企业经常举办外乡务工青年培训班，鼓励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
　　在枫桥，村村设法制宣传亭，户户有普法教育书。每年，都由司法所牵头举办大型法律知识竞赛，政府出资购买普法读本送到家，有线电视、广播不断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乡镇和各村普遍开展创“文明村、文明户”、做“文明人”活动，有80％以上的村达到了文明村标准。

第1版(要闻)
专栏：

　　朱镕基分别会见新加坡总统纳丹和内阁资政李光耀
　　本报新加坡11月30日电记者唐进修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夫人劳安前往新加坡总统府会见了新加坡总统纳丹和夫人。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朱镕基表示非常高兴来新访问，并向纳丹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的亲切问候。他欢迎纳丹总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纳丹总统欢迎朱镕基总理访新。他说，9年前总理曾访问过新加坡，自那时以来，我们两国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两国始终密切合作，关系不断改善。目前，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在积极努力，进一步密切两国合作，并加强两国关系。纳丹请朱总理转达他对江主席的问候。
　　纳丹感谢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的负责任态度。他说，中国为不使邻国遭到更大灾难，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应当受到高度赞赏。
　　纳丹对中国与美国及加拿大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将会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使新加坡和本地区其他国家从中受益，因此符合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朱镕基说，中国非常重视中新友好合作关系。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各领域合作密切，高层互访频繁，我们对此感到满意。昨天下午，我同吴作栋总理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时，朱镕基说，总统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深刻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世界而言是件好事，因为世贸组织没有中国的参加就缺乏完整性。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将努力做到利大于弊。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影响也必将是积极的。中国的市场在向发达国家开放的同时，也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之间会有一定的竞争，但主要是合作。朱镕基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将继续同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一起，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朱总理的主要陪同人员唐家璇、陈耀邦、刘华秋、阎海旺、陈宝鎏等会见时在座。
　　新方在座的还有特别委任部长林文兴、驻华大使陈燮荣等。
　　又讯今天下午，朱镕基总理在他下榻的饭店会见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双方在友好、无拘束的气氛中就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朱镕基向李光耀介绍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他认为，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不少做法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朱镕基还阐述了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和基本构想。
　　李光耀认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好转，这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他表示深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成功。
　　朱镕基的主要陪同人员唐家璇、刘华秋等会见时在座。
　　朱镕基总理今天下午在文华大酒店听取了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的情况介绍。（附图片）
　　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往新加坡总统府会见新加坡总统纳丹。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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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中国法学会建会50周年大会举行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发来贺信贺词题词
　　尉健行出席大会并讲话
　　本报北京11月30日讯新华社记者李术峰、本报记者赵川东报道：庆祝中国法学会建会50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向大会发来了贺信、贺词和题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出席大会并讲话。
　　江泽民在贺信中说：“祝贺中国法学会建会五十周年。希望你们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继续努力，加强研究，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贡献。”李鹏在贺信中说：“中国法学会应当团结和组织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朱镕基在贺词中说：“衷心祝愿中国法学会继续努力，担负起跨世纪的重任，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李瑞环的题词是：“加强理论研究，推进法制建设。”
　　尉健行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法学会及其10多万会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的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说，中国法学会是我国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是党团结联系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纽带和桥梁，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法学会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始终如一地把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道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己任，组织和推动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实际，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近20年来，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这个主题，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为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国法学会和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长期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尉健行指出，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已写进了我国宪法，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在有12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实施这一伟大工程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出发，探索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盲目照搬照套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经验。要十分重视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只有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推进。尉健行强调，全党一定要像重视发展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视发展法学的理论研究。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精神，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使中国法学会成为繁荣法学研究的智囊团体，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参谋机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学研究队伍要形成刻苦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的风气；要形成关心全局、服务全局的风气；要形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风气；要形成百家争鸣、求实创新的风气；要形成互相学习、团结协作的风气。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加强对法学会的领导，加强对法学研究的指导，为法学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促进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法学会会长任建新在会上讲话，总结了中国法学会50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全体会员同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王汉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贾春旺、王维澄、顾昂然、王森浩等，以及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在京法学界、法律界人士约500人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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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型企业联席会九九年会在无锡召开
　　与会者对实现国企改革发展目标充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王彦田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由本报组织的大型企业联席会99年会暨企业家与企业高层论坛，11月26日至28日在江苏无锡市举行。会议分析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形势，坚定了对实现党中央确定的三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两大目标的信心，并针对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来自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杉杉集团公司、中远集团公司、康佳集团公司、兖矿集团公司等20多家企业的领导和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本报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的出台，使大家更加坚定了对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发展的两大目标的信心。这个目标是激励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只要上下共同努力，开拓进取，就一定能战胜困难，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在谈到加快企业家队伍建设问题时，代表们认为，要充分认识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对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家约束和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家积极性，让他们在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还就年薪制、企业家在法人治理结构中如何定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国家经贸委企业司负责人、无锡市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得到了无锡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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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镕基在“新加坡讲座”发表重要演讲
　　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亚洲
　　本报新加坡十一月三十日电记者唐进修报道：今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讲座”发表了题为《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亚洲》的重要演讲，全文详细摘要如下：
　　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同新加坡各界人士会聚一堂，向诸位介绍中国的情况，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与亚洲的发展前景，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
　　人类即将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回首百年，二十世纪是世界文明进程中充满艰辛苦难的世纪，同时也是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世纪。其中，亚洲崛起和中国巨变是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从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不久前，中国人民隆重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一九七九—一九九八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四点九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在世界的排名中，中国经济总量由七十年代的第十一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七位；进出口总额由七十年代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第十一位。全国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进而向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为中国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两年来，在面临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影响，去年中国国内还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一九九八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八。今年一—九月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四，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百分之七以上。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外汇储备已达一千五百二十多亿美元。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
　　当前中国经济的好形势，主要是在江泽民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顽强拼搏，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结果。
　　为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实施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其它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发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扩大投资需求；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较大幅度地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直接扩大消费需求。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在比较困难的经济环境下，我们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步，而且迈出了重要步伐，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采取新的措施扩大对外开放，放宽了外商投资领域，从税收和金融等方面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就业压力增大。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并着眼下个世纪的长远发展，我们已决定实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部署。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加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为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并综合配套地运用其它宏观调控手段。明年财政将继续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把居民的部分储蓄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增加教育科技等方面投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采取多种方式适当扩大货币供应。主要措施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将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贷款投放，银行要保障有市场、有效益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大力发展住房、教育和大件商品消费信贷。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国有企业扩大投资。
　　刺激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将积极引导居民收支预期，保障低收入阶层收入的稳定增长；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要使各项改革的推进都不会造成大多数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以增强人们即期消费的意愿和行为；采取新的有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还要鼓励服务性消费，努力培育住房、电信、旅游等消费热点，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经济的更快成长。
　　第二，对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中国城乡居民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主要商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既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根本性措施。
　　我们将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着力抓好产业升级。一是在继续调整和提高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特别要加快信息、旅游、社会中介和社区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二是积极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坚决淘汰没有市场、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能力和工艺设备；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仍有市场前景的传统产业，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和产业升级步伐。三是大力发展高科技，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特别要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成长链。总之，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战略性调整，将为中国经济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显著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三，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邓小平先生早在80年代就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率先发展起来；“另一个大局”是到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江泽民主席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大开发。他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现在“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西部地区幅员广阔，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中国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一定会像前20年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了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样，将为东部和中部地区提供巨大的市场与发展前景，有力地促进全国经济的更大繁荣。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点将放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当地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发展科技教育，为西部地区的加快振兴创造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仍然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明年我们将集中精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阶段性目标，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下个世纪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我们还将把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明年要在坚持和完善现有办法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形成独立于企业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将进一步为外商投资金融、保险、电信、旅游、商业零售、外贸和法律咨询等服务业提供机会，加快能源、交通、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努力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希望成为世界上对外国企业家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地区之一。
　　可以预见，中国将以更加稳健、更加开放、更加强劲的步伐前进在新世纪的征程上。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必将为世界各国与中国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带来不可限量的广阔前景。中国未来的巨大商机，不仅属于中国的企业家，更属于那些有胆识、有气魄、有志于到中国投资办厂的外国企业家。
　　50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亚洲发展的历程充分表明，作为占亚洲人口1／3、幅员1／5的一个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总量和居民购买力的增长，为亚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促进亚洲经济增长，提高抗御风险能力，增强世界对亚洲的信心，具有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继续放活，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睦邻友好。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的事实已经表明，虽然国家幅员有大小，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但只要坚持上述原则，亚洲各国之间就能和睦相处。
　　中国经济的振兴离不开亚洲的发展。近二三十年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我们也欣慰地看到，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些东亚国家，对经济调整和变革后，今年以来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势头，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年初的预期。中国的庄子说过：“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有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发展模式，扬长避短，兴利除弊，经济一定会转危为安，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并在下个世纪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
　　纵观世界发展大势，在新世纪的征途中，既有空前巨大的机遇，也有许多可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严峻挑战。对亚洲国家而言，我们既要张开双臂，拥抱和抓住各种机遇，又确实需要学会并善于应对挑战。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新世纪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使亚洲在21世纪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朝着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共同的努力：
　　——根据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宗旨，以及中国与亚洲有关国家签署的跨世纪双边关系文件，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高度重视和积极稳妥地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经济全球化既为各国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给各国特别是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挑战和风险。因此，要坚持走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发展道路。既要抓住时机，大胆推进变革与创新，扩大开放，又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稳步前进，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经济安全，仍是维护亚洲稳定的重要课题。
　　——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亚洲国家过去大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在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应当把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发展战略的首位。要注重教育的基础地位，积极培养和延揽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开拓不竭源泉。
　　——建立健全稳健、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是否稳定、健康运行，关系经济全局。亚洲金融危机的阴霾虽已消散，但“前事昭昭，足为明戒”，我们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应进一步根除产生金融危机的隐患，在深化金融改革、清理金融资产、整顿金融秩序、强化金融监管等方面继续努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严格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遏制过度投机，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
　　——国家要实现经济振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律，鼓励竞争，增强经济活力和效率。同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保障。关键是要找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积极主动和正确地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继续挖掘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互利合作潜力。包括扩大在贸易、投资、科技、农业、旅游、机电、电信、医药、环保、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中国欢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希望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建立联系，愿意为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提供融资支持。中国欢迎东盟企业家来华从事经贸和投资活动，尤其欢迎参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中国政府也将继续鼓励和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办厂。
　　我还愿强调一点，中国愿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恪守与东盟达成的政治共识。继续维护良好的对话合作气氛和势头，坚持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彼此间存在的一些分歧和争议。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金融和商贸中心，也是世界和地区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支活跃的力量。中新两国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新加坡在促进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合作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在访问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东南亚国家人民具有战胜困难的巨大勇气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感受到曾经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这片土地正在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展望未来，我们对本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前景充满信心。中国愿同东南亚国家登高望远，加强合作，携手迈进，共创亚洲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1版(要闻)
专栏：

　　李鹏会见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
　　本报特拉维夫11月30日电记者刘水明、王传宝报道：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30日在他下榻的洲际饭店会见了以色列前总理、以中关系促进会名誉会长、现任内阁地区合作部长佩雷斯。双方就双边关系、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广泛共识。会见气氛热情友好。
　　李鹏委员长对能有机会在特拉维夫见到佩雷斯感到非常高兴。他积极评价佩雷斯先生担任总理和外长期间为推动中以关系的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他赞赏佩雷斯先生在担任以中关系促进会名誉会长以来，继续积极致力于加强中以友好关系。李鹏说，中国和以色列都是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双方各有优势，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我们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以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李鹏说，佩雷斯先生是以色列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是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对中东和平进程一直十分关注。我们对近来中东和平进程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感到高兴，衷心希望旷日持久的阿以争端早日得到解决，以造福于地区各国人民。佩雷斯对李鹏委员长访问以色列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说，我们对你的访问期待已久，对你访问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他说，我曾于1993年和1997年两次访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充满活力，在外交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2亿中国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50年前不会有人想到50年后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中国的许多方面值得以色列学习。
　　佩雷斯还说，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中国的最终加入将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一大进展。
　　双方还就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佩雷斯说，以色列的发展条件并不很好，但我们一不靠天，二不靠地，主要是依靠科技。以色列水资源匮乏，土地质量也不好，但我们依靠以色列人民的努力，去进行改造。比如，以色列因大力发展温室技术，近几年来农产量增加了17倍。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缺乏新的技术，而是要让人民真正了解高新技术的潜在力量。在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要改变人们的保守观念。
　　李鹏表示同意佩雷斯的看法。他说，中国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国幅员不小，但可耕地面积有限。中国党和政府首先要考虑如何解决12亿多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中国人民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仍任重道远。李鹏说，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历来认为，中国农业的真正出路在于科技。中国在农业科技、生物工程、节水措施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科技兴农”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几年来，中以两国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一些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我们希望双方今后进一步加强在农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中方出席会见的有何椿霖、吕聪敏、吉佩定、吴文昌和中国驻以大使王昌义等；以方出席会见的有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和以中关系促进会的其他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