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3-29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竞赛

　　刘国庆原是位车间主任，1997年被职工推举为“熊印”总经理。他带领职工仅半年时间就使年亏损1500万元的企业扭亏为盈，去年又实现利税1450万元。然而，刘国庆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却是一波三折—
　　如何让好厂长脱颖而出
　　刘伟
　　好厂长救活了差企业
　　辽宁省营口市原国营熊岳印染厂始建于1938年，解放后几经改造，成为东北地区的大型纺织印染企业。企业员工3400人，固定资产1．15亿元。但由于观念落后、产品结构调整滞后，加之管理混乱等原因，从1989年开始亏损，到1996年，“熊印”平均年亏损达1500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48％。
　　1997年7月，辽宁时代集团公司（辽宁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收购“熊印”。经职工民主选举，全厂上下一致推举阔幅布分厂厂长（即阔幅布车间主任）刘国庆担任总经理。刘国庆上任后，首先从治理整顿入手，狠抓管理，从严治厂。其次是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机关科室由原来的13个减到7个，中层干部由原来的82人减少到54人。再次是努力盘活存量资产，增产增量。第四是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第五是以自身的顽强拼搏精神，带领职工奋斗。仅半年时间，企业就扭亏为盈。1998年，全厂又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利税1450万元。
　　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崔德顺说，刘国庆干起工作来像拼命。他患有严重的肝硬化，医生说必须休息，可是他一干就是一宿。集团公司范晓远总经理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把刘国庆看住，晚10点必须把他撵回家。可是，我的任务没完成。集团公司范总又亲自打电话说，刘国庆，你再这样干，我就撤了你！但刘国庆说，我现在还年轻，能挺一阵，活着干，死了算。在他这种精神感召下，全厂上下都在拼命工作。
　　千呼万唤始出来
　　国有企业要搞活，就要选好一把手。可刘国庆这匹“千里马”的上任却是一波三折。
　　“熊印”的上级单位辽宁时代集团总经理范晓远说，我们集团之所以选用刘国庆，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我们了解他，只有他才能把“熊印”搞好。我们选用刘国庆，是因为我们从1993年开始合作的过程中，他赢得了我们的信任。他讲起了在收购“熊印”和起用刘国庆问题上的波折。
　　1995年末，我们到营口谈收购“熊印”的问题。“熊印”当时的厂领导则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设置重重障碍。以后我们又同市里谈过几次，一切条件都谈好了，当我们提出要用刘国庆时，他们说刘国庆有争议，要求继续用原厂领导，我们不同意，此事又作罢。1997年初，省委书记闻世震亲自做工作，才促成我们成功收购“熊印”。
　　收购“熊印”之后，虽然我们决定用刘国庆当总经理，但市里有关部门还同我们打招呼，说刘国庆有争议，要慎重。我们想，要听听群众意见，看大多数人是否拥护刘国庆。群众选举，一致推举刘国庆当总经理。为此，我们决定不派一兵一卒进“熊印”，让刘国庆当总经理，班子成员由他自己选，充分信任他，所有的工作由他们自己决定。实践证明，他们干得很好，刘国庆干得很好。
　　好厂长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以前为什么不用刘国庆？在我们的调查中，从始至终没有听说刘国庆有什么问题。可是却听说市里某领导、某部门说刘国庆有争议。问有何争议，却含糊其辞，说不用就有不用的道理。
　　是以前没有发现刘国庆吗？从1993年开始，“熊印”厂陷于停产状态，刘国庆与另一位同志承包了该厂主体部分——阔幅布分厂，显露出企业经营管理才能，经济效益很好，以分厂300多人的劳动维持了全厂3400多人的生计。
　　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现行的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和选人用人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长期以来，在选用企业领导干部问题上，至少存在以下几点弊端：一是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二是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造成企业领导干部选用范围和来源狭小；三是所选派的干部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无需对企业和职工负责；四是选派的企业领导是否称职和把企业搞得好坏的标准随意性很大；五是确有才能把企业搞好的或领导认为有经营业绩的企业领导干部，大都要调到党政机关去“当官”，殊不知“当官”和做企业家是两回事，其结果是很多人既当不好“官”，又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了影响。
　　如何选好企业一把手，对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搞好国有企业意义重大。要建立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和互相制约的选人用人机制，把组织选派与人才市场竞争结合起来，广开人才渠道。要从制度上保证企业领导者对企业负责，对职工利益负责，对产权所有者负责。“熊印”的实践再次证明，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取得大多数人拥护的人，才有威信，才能领导好企业。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市场中的阳光
　　舒立
　　近来财经界有两件大事非常引人瞩目，一是中国信托业“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正式破产清盘，债权人注定将遭受重大损失；二是广东省政府驻港窗口粤海企业集团因面临债务危机，召开债权人会议，要求暂缓还款、继续借贷，以求重组成功。
　　没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是绝对的好事。不过仔细想来，中国能按市场原则走出今天这一步，实在也是很大的进步。且不谈破产抑或重组的其他利弊，仅广东两家金融财团在此过程中能够打开财务“黑箱”，表现出某种公开性与透明度，就是最可贵的事情。因为公开正是市场中的阳光。
　　至迟从1996年中农信关闭算起，我国就已经开始了对存在问题的金融机构严加整肃的步伐，相继关张的金融机构有四家以上。但除广信外，人们从来都无从知晓那些机构究竟问题何在，负债几何，更不知由什么人来承担责任。金融市场上以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还是无法得到改善，以盲目性为前提信用缺乏理性支持，极易出现动摇。
　　舆论界与行业内一直期待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代价。惟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其实，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市场消除盲目性，准确地获悉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揭开黑幕，暴露出企业管理不善乃至腐败的种种劣迹。此次粤海重组由美国高盛公司担任财务顾问，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驻查账，整个集团多头投资、负债累累的混乱状况很快昭然于世。
　　细细把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脉搏，可以察知其中最突出的信号就是金融整顿的加速度。回过头来看，去年关闭三家金融机构等动作只不过是轻松的序篇，惟今年以来广信破产、粤海重组、建设银行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信托业行业重整等等一系列大举措酝酿出台，才真正拉开了中国金融业整顿的大幕。在这里，广信和粤海所作的选择既是对于昨天的回答，也是为明天进行的实验。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专家学者谈再就业

　　扩大教育推迟就业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
　　本报记者 冉永平
　　缓解供大于求的矛盾，无外乎两条路：一是扩大需求，再就是减少供给。针对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如何扩大需求，人们研究的比较多，也找到不少办法，如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发展中小企业等等。而对于减少供给，由于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人们普遍感到无所作为。
　　最近，记者就再就业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博士，他却提出，不妨在减少供给上也做做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
　　李博士认为，就业、再就业的压力会长期存在。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工业已进入结构调整期，传统产业的收缩无法避免，这些领域大量的劳动力将被迫转移出来。此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机关富余人员安置的压力、部队转业人员安置的压力，种种压力汇集起来，导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难度会相当大，必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矛盾，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因此，我们应该从两头同时下手，一方面尽力扩大就业需求，一方面设法减少劳动力供给，从而更有效缓解就业矛盾。
　　扩大教育如何能“减少供给”而缓解失业呢？李博士认为关键在“推迟就业”。如果一个人高中毕业不上大学，马上就要到社会上找工作，而上大学，找工作就要推迟四年。我国每年普通高校招生100万，中专招生150万，如果在此基础上扩大招生，并连续实行3到4年，就会推迟一大批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大大缓解就业压力。
　　扩大教育对推迟就业的作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两个关键问题：教育能否承受？毕业分配怎么办？因为推迟就业不是不就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李培林博士认为，在很难发现市场热点的今天，教育很可能是新的消费热点，老百姓投资教育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而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短缺部门，上大学难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由于短缺，学费就高，一些学校的学费甚至达到国际水平。某种程度上，教育成为我国目前少有的卖方市场。在教育上扩大供给正当其时。
　　那么扩大招生高校能否承受？最关键的师资应不成问题，我国高校师生比是1∶7．5，“生产能力”闲置现象普遍。另一个问题是校园的承受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宿舍。其实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国外包括我国过去的大学是不管住宿的，而是由社会解决。这不仅能够减轻学校负担，还可以带动社会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大学生分配都难，扩大招生后分配不是更难了吗？李培林认为，我国大学生总量不是多而是少，目前我国大学生的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分配难正是由于“少”造成的。物以稀为贵，由于大学生少，所以毕业时才过分挑拣，只愿意去大城市、大单位。过去我们乡村中学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现在看看有没有？因此，扩大招生正可以通过加强竞争，促进大学生择业观念的转变。只要观念转变，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应该是更容易找到岗位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记者来信

　　手里有了权 出口却是零
　　本报记者 冯奎
　　日前，记者在辽宁省经贸委采访，了解到这个省有些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中（主要是国有企业），有88家企业进出口记录为“零”。对此，该省经贸部门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公开批评。
　　根据有关部门对辽宁这88家企业中的部分企业所作的调查，被赋予进出口权的企业中，论历史上的辉煌业绩，有的可以在国内同行业排名第一第二，但是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一个正规的进出口专门机构；“国际市场营销人员”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因为多年没有业务，也没有培训机会，进出口方面的知识老化，外语水平也过不了关。国际市场如何风云变幻，在这些企业里，往往也找不到答案。一句话：企业有了权，却没有机构和人员在研究如何用好、用足这些权。
　　通过这么多年来的深化改革，企业拥有的权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凡是对于企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权力，国家有关部门一般都会采取政策，将这些权力予以落实。没有“权”的企业当然要创造条件，争取到“权”，有了“权”的企业，当前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要学会用好、用足这些权力。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在一条不足500米长的街道两旁，生产经销小四轮的厂店多达60余家，而取得生产资格的只有14家——
　　都安小四轮何时让人心安
　　牧童 许冰
　　2月28日，虽然还没出正月十五，当我们来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安阳镇时，位于镇大桥街道两旁的数十家制造多功能小四轮拖拉机的厂点已是热火朝天。在一家名为“桥头机械厂”的生产点，3个满身油污的工人手拿电焊枪正忙着装配产品。这个只有一间大约30平方米厂房的个体经营户，据说一年可以产销100多辆小四轮拖拉机。笔者问该店老板：“你们有生产许可证吗？”老板爽快回答：“我们没有生产许可证，我们是挂靠在大厂下面生产的。”“挂靠在哪个大厂？”答：“挂靠哪个厂的都有。”其所谓挂靠大厂下面生产，只不过是给每台小四轮拖拉机花20元—100元人民币购一张合格证而已。
　　据广西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谢瑾瑜副大队长介绍，截至目前，都安县取得小四轮拖拉机生产资格的企业只有14家，而目前全县仍在生产的企业却有100家左右，均属个体经营。产品除销广西外，还销往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每台售价1．1万—1．8万元。1998年全县产销小四轮拖拉机8000台左右。笔者还注意到，在各家制造小四轮拖拉机的门店外，大都摆放着刚刚造好的小四轮拖拉机。为了逃避执法部门的检查，这些小四轮拖拉机没有厂名和品牌，买卖成交时，才根据用户需要交办一应俱全的手续。如此“生产”小四轮拖拉机，岂不让人忧从心起。事实上，劣质产品危害的警钟在这里早就敲响。
　　1998年9月11日，广西大化县贡川乡覃元海在替别人新买的小四轮拖拉机充气时，被飞出的右后轮锁圈及档圈击成重伤，66天后撒手人寰，留下妻子、一对儿女和5万多元医疗费单据。
　　经广西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这台小四轮拖拉机由都安县澄江农机厂生产，该机的前桥总成、方向机总成、后桥总成、四个车轮总成均为旧件，综合判定为不合格品。
　　笔者在都安采访时了解到，生产击伤覃元海的小四轮拖拉机的那家企业——都安县澄江农机厂，早在1997年的广西农机产品质量定期监督检查中，就因制动距离、油耗、密封性能、滑行性能等四项指标不合格而被勒令要求整改，但是该企业并没有吸取教训，有关部门的处理措施也未能落到实处。“9·11”劣质农机伤人案发生后，有关部门虽已吊销了这家企业的生产许可证，但笔者在都安发现，就在澄江农机厂的牌子被摘下后不久，国营都安农机站拖拉机厂的招牌又在原址上挂了起来。还是原来的地方，还是以前的工人，生产条件没有变，仅仅换了一个法人代表，这家新企业便又挂靠在一家大厂的名义下开张生产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雷尊巍说，都安县小四轮拖拉机产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无标生产现象普遍。在现有的100余个生产加工企业中，按规定进行企业标准备案的只有14个。二是无证无照、用废旧部件拼装问题严重。一些无证生产点随意在路边拼装生产，即装即卖，卖完当即离开。知情人透露，这种“以旧充新”、“以次充好”的小四轮拖拉机在都安比比皆是，都安卖的就是这种便宜货。
　　笔者在都安采访时看到，尽管当地政府早就三令五申禁止无证生产和销售，严禁使用废旧零配件拼装生产，但都安的小四轮拖拉机生产问题仍十分突出，亟待加大引导规范力度。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研究生田头当书记
　　左图：32岁的马晓蔷（右二）去年从四川省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四川省温江县涌泉镇任党委书记，成为成都市第一个高学位的女乡镇干部。这是马晓蔷在五福村检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新华社记者
　　孙恕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不等不靠天地宽
　　下图：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23岁的下岗职工满金伟（右），自筹资金2万多元，开了个豆制品批发部，在帮助家乡销售特产的同时，自己每月收入近千元。他说：“只要别惦着等、靠、要，办法总比困难多。”
　　孙慧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