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3-27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英勇不屈 献身真理
　　——忆何功伟烈士
　　张则孙
　　1942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全体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何功伟慷慨就义的消息，宣读了烈士的遗书和遗诗，并沉痛地说：“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让我们向何功伟同志学习吧！”
　　我和何功伟1936年7月相识在上海全国学联。他改名何明理，又名何彬、何斌，代表武汉学联，在宣传部协助编印刊物、起草文件、通信联络。我在总务部工作，先后加入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不知道他已经胡乔木、唐守愚介绍入了党，是抗日救国青年团的党支部书记，只觉得他对我比较了解，也很关心。
　　何功伟原是武昌省立高中的应届毕业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和几位同学联系各校，成立了武汉学联。12月20日凌晨，武昌学生近万人为要求抗日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愿，并准备会合汉口学生到日租界游行示威，却遭到当局的阻挠，封江停渡。原来的总指挥丢下队伍走了。功伟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夜，十里长街万人露宿，商店、居民热情送茶水，送干粮，送被褥，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驱散了严寒，迎来了黎明。终于在第三天赢得了三镇学生在汉口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的胜利。当时，功伟只是一个20岁的非党革命青年。
　　1938年4月，我从桂林到武汉，想看看何功伟，再去延安。我到武昌三道街青年救国团，找到了功伟。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当然去延安了。他恳切地说：“前方后方都一样抗日。武汉也快变成前方了，何必不留在武汉一起干呢？”我犹豫了。快走时，他忽然想起来说：“你姨父李公朴也在武汉，你去看他没有？”谁知这一去，更使我下了跟姨父一起去延安的决心。我去向功伟告别。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快到农村去了，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包围大武汉’。我们一南一北，离得远了。但我们总要胜利的，总会见面的。”他是一个理智而胸怀远大的人，感情轻易不大外露。这次却一直送我到门口才依依分手。
　　1942年，我在太岳区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何功伟牺牲的消息，我的眼睛滞留在标题上，怎么也看不下去了。回想分别时，他那穿着黑布学生装、头发未理、胡子未刮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那浓浓双眉下深情地望着我的炯炯目光，他那带着笑容不断招手的神情，还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晃动。他的人却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1938年8月，何功伟从武昌区委书记调咸宁任鄂南特委书记，他几经挫折，不避艰险，再次开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9年9月，他调宜昌任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后任区党委书记。1940年8月又改任鄂西特委（省工委）书记。1941年1月20日在湖北恩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何功伟被捕后，在叛徒指认下，特委书记的身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开始就把他作为共产党要犯，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亲自指挥进行刑讯、劝降、诱降直至处决。
　　在刑讯室里，敌人用火烙铁、老虎凳、铁钎子折磨功伟，但他怀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从容对敌，战胜了这些惨绝人寰的酷刑。
　　陈诚曾指示军统：要“以理服之”，“以情动之”。敌人就改变手法，从以高官利诱，到派出“名士学者”、党政要员以至反共老手朱怀冰，同他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辩论，他都巍然不为所动，并且用八路军抗击日寇的英勇战绩、边区政治经济欣欣向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大量事实，驳倒了那些反共谬论，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最后在牢房里，只响彻着一个声音，他在辩论中说的一句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于是陈诚又妄图用骨肉之情，诱骗功伟父亲来劝降。功伟是个孝子，得知父亲要来时，立即写信劝阻。信被陈诚截获，父亲还是来了。在这封信中，他说：“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他父亲千里探监是为了营救儿子，当面讲不通，在恩施也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功伟又针对父亲的思想，写了第二封信：“……今日跪接慈谕，训戒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这两封信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的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远远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陈诚在看了截获的第一封信上，也不禁感慨地批了12个字：“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
　　功伟的父亲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探监10次。最后一次探监时，老人和儿子一道睡在谷仓里，彻夜长谈。他不忍心与爱子永别，老泪纵横地对功伟说：“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了，只要你肯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老人竟跪在了儿子面前！功伟心如刀绞，一把扶起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爷啊！你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
　　11月17日是陈诚下令“秘密处决”何功伟的一天。行刑的地点在方家坝后的五道涧。从牢房到刑场要攀登一条几百级的石板路。在这最后一刻，敌人仍然没有放弃以生死相诱胁的最残酷的绝招：“你每上一步，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只要你头一回，就免你一死；如果走完石板路，还不回头，就枪毙。”以前有的人在这关键时刻动摇了，回头一望，就走下石板路，当了可耻的叛徒。功伟毫不理睬敌人的诱胁，带着沉重的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高唱《国际歌》，一步一步攀登台阶，每上一步，就经受一次生死的考验。他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直登刑场，走完了他还差4天才满26岁的一生，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周恩来在重庆得知何功伟被捕和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心，积极进行营救，并指示钱远铎（解放后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速请功伟父亲到重庆商量营救办法。1941年2月25日周恩来亲自电告中央书记处：“1月20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共捕去四百余人，省委书记何彬被捕，现在设法补救中。”董必武也曾致电国民党元老多方设法营救，均未成功。何功伟牺牲后，周恩来又于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第8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已联成一体。图为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交谈。 此照片选自相册《老照片》

第8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忘我一生 高风永存
　　——深切怀念霍士廉同志
　　乔石 王甫 李耀文 李立功 李学智
　　●霍士廉青少年时就投身革命，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贯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准则处理问题
　　●为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学习，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士廉同志虽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至今却依然感到他还活在我们中间。这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着凝于血火岁月的战友深情，还由于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任何逆境和困难情况下，都追求、坚持真理，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与忘我奋斗、有口皆碑的感人事迹，总使我们难以忘怀。
　　一
　　士廉同志1909年出生在山西省忻州市北堡村一个农民家庭。士廉同志从青少年时代就向往革命，积极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在忻县中学读书时，就参与组织了青年革命团；1931年组织发动了驱逐顽固校长和捣毁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在遭受通缉，艰难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先后在忻县、太原等地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和农民开展了抗日反蒋斗争。1931年秋，他考入北京宏达学院。
　　1933年9月，他从宏达学院回到山（西）陕（西）利用当地关系开展革命工作。他参加了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在西安招考工作人员的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取，谋得了职业掩护，为他与在咸阳、泾阳一带工作的4名中共地下党员获得了活动经费。1935年夏初，由于叛徒出卖，西安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士廉同志幸在同事和当地群众帮助下得以脱险。为寻找上级党组织，他历经艰辛，于同年进入陕北苏区。1936年1月，在延安接上组织关系，加入中国共产党。士廉同志从入党那天起，就矢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一贯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并在积极开展工作和顽强的斗争中逐步走上领导岗位。1936年6月任中共陕北关中特委宣传科长；1937年2月任陕北富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中共富县县委书记；1937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5月，他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山东敌后工作。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十多年间，他一直转战在山东战场上。历任清河特委书记，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政委，山东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长，鲁中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和沂山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特别在开辟清河和创建鲁中根据地期间，他在极其困难、艰苦、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决策和山东分局、华东局的指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建国后，士廉同志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农业部、山西等省区和部门工作。多次受命于困难之际，为党肩负重任，勇于去开拓新的工作局面，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及家庭困难，胸中只有党和人民。工作中，有困难不推诿，有矛盾不回避。面对复杂局面，他特别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驾驭全局独当一面的能力。从建国前夕起，士廉同志在浙江一直工作了16年多。在任省民政厅长，省委、省政府秘书长兼政法委主任，分工负责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期间，因政策把握得比较好，工作做得较深较细，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浙江人民政权。从1952年起，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代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主持省委常务工作和省政府全面工作。由于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在这期间的正确方针政策，工作做得深入、扎实、细致，使全省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方面的发展，在初步解决全省人民温饱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1965年10月后，士廉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士廉同志这次工作变动，是在9、10月间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在讨论中满意地说：“霍士廉去，行！”事后，毛主席来到浙江视察，又把行将动身赴任的士廉同志挽留住作了长时间交谈，语重心长地说：“陕西是个好地方，但发展慢，特别是农业。”并嘱咐告诫他：“好好把老百姓团结起来，把群众生活搞好。”士廉同志到任后，即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很快团结起省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展开工作。“文革”中，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惨遭诬陷和迫害，幸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幸免于难。并从1970年逐步恢复了他的工作。先后任陕北工作组组长，农林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于1973年5月，任陕西省委书记主管全省农业工作。他为了毛主席的嘱托，推进陕西的农业发展，进行了艰辛开拓。1977年1月，士廉同志调任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他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宁夏的实际情况，从统一全区干部思想入手，狠抓拨乱反正，大胆地起用了杨静仁、胡启立等一大批尚未“解放”和未合理使用的领导干部，很快使宁夏的工作呈现出新的局面。1978年，在一场事关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他旗帜鲜明地公开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了有力支持，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业提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士廉同志遂调任农业部部长。他到任后，即全力以赴投入到党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中。1980年10月前后，中央为加快和加强部分省、市、区的拨乱反正与领导班子建设，又将士廉同志派往山西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虽已年逾古稀，锐气、干劲却仍不减当年，到1983年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已形成了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二
　　士廉同志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还充分体现在他一贯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上。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任陕北富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县委书记时，就经常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写给上级的一份调查报告，曾受到毛主席的好评。抗日战争期间，他任鲁中区党委书记时，正是山东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条件下，他与党委一班人将紧张频繁的转移视为深入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的好机会。他每到一地，不仅听取地、县委负责同志的汇报，还总抽出一些时间深入到村支部和群众中去了解具体情况，并给予及时总结指导。特别在当时进行的整风审干工作中，鲁中有些地区也一度出现过“肃托扩大化”。士廉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保护了一批干部。正是他这种艰苦、务实、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不仅有力指导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也有力地鼓舞了广大群众，这为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下，充分发动群众，坚持鲁中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做好各项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士廉同志更加模范地继承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这一优良作风。他善于尊重、集中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的智慧与科学经验，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重要意见。在浙江工作时，由于他勤于调研，不断深入农村，根据群众的强烈反映，对一些地区合作化运动中一度出现的“过快、过粗、过急”，“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冒进现象和“左”的偏差及时进行了纠正，使这一运动基本保持了不断发展、稳步前进的势头；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向时来浙江视察或召开会议的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当地能源不足不适于大炼钢铁，“大多数农民群众不赞成办大食堂”，龙泉、仙居等地征粮过重，出现饥荒等情况。毛主席听后对士廉同志说：“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并在此后召开的七千人会议上，表扬浙江敢讲真话。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他兼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对全校的党员干部讲：“要依靠教授、副教授、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他们是教育骨干”，要“尊重这些人的职权，相信他们的学识和经验”。他还常挤时间深入到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了解情况，十分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并亲自主持会议商处一些重要校务。他在陕西宁夏工作时，为改变这两个省区贫困山区的面貌，曾多次跋山涉水进行调研。特别是他提出的加快陕北、陕南贫困山区建设，促进陕西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全省农业生产的建议，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他在农业部工作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在认真落实和进一步完善党的农村与农业的各项政策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向中央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建议。他还曾多次深入到贵州、湖南、山西等贫困山区进行调研，倡导把有限资金集中使用，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改变贫困面貌。他的这些建议和办法，均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
　　士廉同志在山西工作期间，虽时已年高，却仍如当年那样忘我拼搏，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市、县进行调查，有时一天要接待上百人。由于他深入实际，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顺了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大批冤假错案，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安定团结的局面，为动员全省人民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花大力气抓农村改革，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省全面推开。同时，还为山西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与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山西各项工作的快速发展。
　　三
　　士廉同志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还在于他一向具有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处事公道、平易近人，胸怀坦荡、大直若屈的无私情怀与高尚品质，并注意团结帮助曾错误地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不计名利与职位高低，能上能下，任劳任怨。
　　抗日战争期间，在鲁中区党、政、军领导班子一元化调整中，士廉同志由书记调为副书记，后又调任新开辟的沂山地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毅然来到鲁中对敌斗争前沿，带领地委和军分区同志，在进行艰苦对敌斗争的同时，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开展了“双减”、大生产、剿匪反特、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参军支前等运动。不仅推动了沂山解放区的建设，还使这一地区成为鲁中区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华东野战军进行的莱芜、孟良崮、泰蒙等著名战役。
　　解放战争期间，士廉同志因被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指责为犯了所谓严重“右倾”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沂山地委书记降为华东局机关秘书处处长。时值战事紧张时期，士廉同志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为党竭力工作。他在担起华东局机关将随大军南下的繁重事务工作的同时，还根据华东局指示，从速组织起了南下工作团，为解放和接管浙江省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作了准备。
　　士廉同志在长期革命工作中，还特别重视党的干部工作，一贯坚持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的原则。他在浙江工作时，就一直要求党的干部要相互尊重，相互团结，要看干部的主流本质，外来干部总是少数，要善于大胆使用和提拔当地干部，南下干部要善于团结当地干部。1957年10月，党中央曾决定他任浙江省省长。但他为更好地团结当地干部，充分调动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消除因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消极因素，主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推荐了鲁迅的弟弟，时任浙江省政府副主席的周建人同志担任了这一重要领导职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这件事一直鲜为人知。
　　士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中，还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他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党校校长时，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急需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干部，领导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党校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连续举办了许多期分区委以上党员干部训练班，及时有力地提高了全区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难能可贵的是士廉同志在工作十分紧张、繁重的情况下和战斗间隙，还坚持为每期学员亲自上课。特别在讲毛主席的《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重要论著时，由于他深入浅出地密切联系了本区的斗争实际，学员深受教益和鼓舞。在工作中，他对干部更是关心爱护。特别对派往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不仅工作布置得细致明确，还对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从速解决、帮助，扶持他们把工作搞上去。他任农业部长时，正值我国历史伟大转折和农业大发展时期，他在一次党组会议上提出，农业要上去，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确定的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学的发展农业的方针，但关键是要抓紧培养提高干部的素质和政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要求各级农业院校都要把培训在职农业干部作为重要任务去抓，各级农业部门有条件的还要开办短训班，有计划地培训在职的农业干部。特别是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要普遍轮训一遍；对农村支部书记和村长也要采取开会的形式普遍进行轮训，使党的农业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为实现这一决心，在他直接领导下，农业部开办了廊坊农业干部学院，并指定一位副部长兼任院长，负责轮训农业部和部分省、市、区的在职农业干部。由于这些措施在他的领导下得以有力地贯彻实施，不仅对当时农村的改革起了推进作用，也在战略上为后来几年的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中，特别爱护年轻干部，十分关心他们的锻炼成长和使用，大胆破格提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担任了省、地、县各级领导职务，使全省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进了一大步。1983年3月，他从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下后，担任了省顾委主任，在任两年中，对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和年轻干部的工作给予了满腔热情的支持，在党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85年，担任中顾委委员，他不顾年高体弱，时常深入基层调研，在积极给中央当好参谋的同时，还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
　　1992年，士廉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为党的事业默默地奉献力量。他始终关注着曾经战斗、工作过的省区建设与发展，并为这些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尽自己的力量。特别对这些省区的党史、地方志等工作，均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起到了他特有的作用，但却从不表现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事情是我们当年依靠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干的，现在写史、写文章就要很好地表现他们。这既表现了他对党的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反映了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准则看待和处理问题。
　　四
　　士廉同志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为党的事业一贯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愧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历来强调联系工作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强调用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强调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提高自己。他常说，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本。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有一个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都留下了认真阅读的痕迹。许多书中，特别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中，都有他每次读后留下的不同标记。凡是他体会比较深刻或重要的地方，有的是画了直线又画曲线，有的是加了点后又画圈，还有许多是写在书眉上数言或数百言联系实际的心得体会。
　　他善于运用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来观察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在浙江工作时，他从本省实际出发，在以农为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很快使浙江的农业结构产生了新的变化，由缺粮省一跃变为余粮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和超过《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
　　士廉同志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邓小平论著中，还研读了大量史书。3000多卷的历史巨著《二十四史》，他就读了两遍，并在书中作了大量的眉批。他还十分重视知识的更新与积累，注意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刻苦钻研，切磋琢磨，探讨把握工作中的新问题、新事物。总之，士廉同志把学习视为对革命和工作的一种高度责任。1992年，他退下工作岗位后，仍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专心学习邓小平理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一致，也表现了他对人民对国家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士廉同志的一生，不愧是光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虽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学习，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一份力量。让我们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永做人民公仆，克尽职守，从严治政，勤奋学习，刻苦工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对士廉同志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