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3-09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稳定也应讲可持续
　　张黎洲
　　二十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就是其中的一条宝贵经验。结合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新形势来运用这条经验，就是要高度重视、悉心研究如何实现“可持续稳定”的大课题，真正做到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什么要强调“可持续稳定”？主要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这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自然、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为此目的，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要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更是其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这是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才取得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存在着的诸多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维护稳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既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也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动较大，人们思想观念的冲突较多。如果不积极做好维护稳定的工作，就难以理顺关系、疏通情绪，还可能扩大矛盾、激化矛盾，以致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把“保持稳定”摆在重要地位。我们需要稳定，而且需要持续的稳定、长期的稳定，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持续的、长期的，因为种种社会矛盾的存在是持续的、长期的。可以说，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我们强调“可持续稳定”，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所谓稳定，指的是社会政治发展的一种有序状态，它对于各种内外矛盾冲击具有较强的承受力。稳定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稳定中常常也包含着不稳定部分或孕育着不稳定因素。稳定的条件和不稳定的因素，相互矛盾，相互消长，又相互转化，两者是对立的统一。在我们国家，出现某些不稳定因素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键是要千方百计促使矛盾向积极的有利的方面转化，把不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里，使之不致演化到失控的程度，并逐步加以抑制和消除，以实现“可持续稳定”。反之，如果听任不稳定因素发展甚至占了上风，社会政治稳定就会遭到破坏。如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我们要实现“可持续稳定”目标，也必须以正确的决策和综合的措施，努力去消除内部和外部、现实和潜在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使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得以长期保持。要看到稳定与不稳定是社会发展的两种状态，只有不断消除不稳定因素，才能确保持续稳定。而这正是我们强调“可持续稳定”的意义所在。
　　在稳定与不稳定的社会矛盾运动中，“可持续稳定”是不可能自然实现的，也决非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的，它只能是积极主动、坚持不懈地进行维护稳定工作的结果。“可持续稳定”是个纵向的概念，但影响稳定、破坏稳定的，却经常有横向的原因，因此，着眼于纵向的“可持续稳定”，就要着力于消除横向的不稳定因素。对各种不稳定因素，我们要区别情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去解决。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积极化解；对群众的实际问题，要认真解决；对干部工作上的缺点，要坚决纠正；对某些政策失误，要及时调整；对敌对势力破坏，要严厉打击。做维护稳定的工作，就事论事不行，敷衍应付不行，做“急就章”和当“救火队”也不行，而要善于把握规律和统揽全局，从总体上认识矛盾，从机制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促进稳定。还要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鉴别能力，见微知著，防微杜渐，防范在先，疏导在前，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创造唐代诗人杜甫描绘的那种“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的稳定和谐的境界，就可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第9版(理论)
专栏：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激发公共消费品需求
　　罗精奋
　　内容提要：根据国际和国内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去年初我国及时作出了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决策，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配套的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从去年第四季度起，这些措施就初见成效。现在看来，不仅今年还应继续执行这一方针，而且还将坚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为了更自觉有效地执行这一方针，有必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诸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而城乡居民个人消费仍然上不去，会不会破坏经济的良性循环等疑问。
　　在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去年8月份，国家增发了一千亿元财政债券，由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认购，将银行过多的存款转为财政的经济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加强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乡电网、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这种做法使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增加，虽然扩大了财政赤字，但与由于财政预算经常性项目收支不平衡，向银行透支借款、增发国债而发生的赤字，在性质上、内涵上完全不同。入不敷出造成的赤字，是在预算执行中将财政资金消耗掉了，是硬缺口，必须由未来岁月扩大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予以弥补。用于经济建设而发生的赤字，则转化成为以各种基础设施的形式而存在的实物性国有资产。资产的存在形态发生变化，由货币形态转化为实物形态，但其价值总量没有消失或减少；如果国债到期需要偿还，届时又面临财政收支拮据，那么至少可用转让或拍卖这部分国有资产来抵付。因此，只要运用得当，这种赤字是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危险的。
　　通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后把取得的收益累积起来，或者将有的工程整体地或部分地租赁、出售给法人企业和私人经营，或者采取股票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其返回的所得资金滚动使用，又能再度投入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样，使法人企业和私人不愿意投资建设或难以筹措到足够资金开工建设的某些基础设施，得以适当超前发展，避免出现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这是国际经验证明了的成功做法，也可以成为我国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途径，似有必要作为一种制度，进行推广并长期坚持下去。比如港口建设，政府投资兴建港区、疏浚航道，将码头和泊位出租，租期二十年或五十年，码头上的设施和机具，由经营者投资配置。从而使政府的初始投资大量减少，并能获得可观的租赁收入，用以再投入。还可以设想，政府资金从财政预算中分列出来，设立独立账户，同时也可考虑委托几家控股公司负责筹划。这样做，不仅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有利于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实行统一规划，瞻前顾后，合理布局，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将社会效益目标与商业收益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资金不断地周转，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此外，还有利于促进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扩大政府采购的领域和范围。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会破坏经济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某些“生产过剩”现象，社会需求不足，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不少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库存积压增加，矛盾突出。人们在努力寻求消费热点的过程中，往往把注意力着重放在住宅和汽车上。但目前住宅商品化、分配货币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进入家庭并普及化，从全社会看，受汽油供给、道路开拓、停车场地建设、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制约，也一时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住宅是一种重要商品，我国的潜在市场非常大。住宅业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建材业发展，还可以带动装饰业、家具业、家用电器业等发展。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九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在四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有四百五十万户。改善居住条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所以住宅市场前景看好。应当针对住宅商品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使其稳步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是促进生产的强大力量。例如，1995年加拿大消费率为79．5％，美国消费率为83．7％。这些国家除了大力发展住宅和私人汽车外，其日常消费品的消耗量也是很大的，并成为长期起作用的经济增长亮点。这与其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居民特别是众多的中产者，消费品更新非常快，不像我国大多数城乡居民那样，生活用品旧了、破了、坏了，不能再修复时才换新的，而是一旦生活消费品款式过时，市场上有新颖的时髦商品出现，或者爱好和兴趣发生转移，即使现用的消费品的性能尚好，不影响使用，也往往换旧购新；有的耐用消费品，维修费用尤其人工费用昂贵，不如弃旧置新；有的内衣和小商品，甚至是一次性的，用了就扔。这种更新，在我们看来近乎是一种奢侈和浪费。但西方发达国家则倡导这种快速消费，以刺激生产发展。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宜倡导快速消费，而应当提倡勤俭节约的美德，在此前提下，尽量使人民群众生活方面的追求得到满足，并不断有所提高。不过，西方国家积极发展日常消费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对我们是有借鉴价值的。我国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居民多方面的需要，今后的生活消费品将多层次地发展，期望出现排浪式的消费热点，可能是不现实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我国农村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尚未脱贫人口，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五百七十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需再就业的近五百万人，这一群体生活困难，要千方百计安排好。这也说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发达阶段，社会并不富裕，因此不必激励和动员居民过度消费。如果一些城乡居民在家庭生活不断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自愿延期消费，就能够把部分收入转为储蓄，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使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建设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这样做与改革开放前“短缺”经济时期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用压抑和牺牲居民消费，强制实现高积累相比，是完全不相同的两条建设路子。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般地说，消费品是社会的最终消费，发展消费品生产能够启动消费品市场，以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要；搞建设、上项目，消耗的则是投资品，属于中间消费，启动的是投资品市场。有的人认为，如果建设规模加大了，将会抑制居民消费，发展消费品生产不利于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居民消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消费品，比如用于吃、穿、用、住（住宅）、行（汽车、摩托车）等；另一类是公共消费品。现在往往一讲消费，就将注意点放在个人消费品上，以为只有大力发展个人消费品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其实，公共消费品，比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热、休闲、旅游等公共设施是否发达、完善、便捷、廉价，阳光、大气、水资源等生存环境是否优质、充足，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十分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消费恰恰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特别是被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所忽视，致使这些设施成为经济建设的“瓶颈”，甚至到了环境遭到破坏、污染十分严重的工业化后期才提到议事日程。
　　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正在接近于小康水平。现在，我国大多数居民在吃、穿、用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而公共消费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相当大，或者说，这方面差距要比吃、穿、用方面差距大得多。近来有人惊呼我国已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其实从公共消费品供给的情况看，依然是“短缺”的，而且这一“短缺”将长期难以摆脱。我国这次增发财政债券，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兴建的工程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属于公共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项目，是公共消费品。这些项目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将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利于在这方面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花大力气发展公共消费品，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因此，我们既要大力增加个人消费品，同时，又要十分重视并积极发展公共消费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社会财富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举措
　　我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步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大步。第一阶段是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即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第二阶段是在人均经济水平上赶上，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显得尤为重要。从现在算起，这两大步或许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分别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和二十一世纪末才能实现。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及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准仍将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用上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以上的时间积累起来的。所以，第三阶段是在社会财富的人均占有量上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社会财富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凝聚在基础设施等建筑物上和社会资源上。
　　我国底子薄，虽然1978年以来经济总量以年均增长9．8％的奇迹般的速度迅猛发展，比同期西方发达国家高出七点三个百分点，但是新创造的经济总量的绝对额毕竟远远不及美、日等国。比如，就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来说，目前美国比我国高出近七倍，若美国按年均增长2．5％的速度计算，我国按7％的速度计算，那么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赶上美国。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新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社会财富积累起来的数量并不多。如果加上土地、水、森林等自然资源方面的因素，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指人们十分热心建设的机场、港口、码头、道路等，广义地说，还包括涵养水源、根治荒漠、治理江河湖泊、营造森林、增加植被、净化空气等。十分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也正是从社会财富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举措。仅以环境污染为例，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我国全年因环境污染而损失的社会财富约相当于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可见，这方面的举措对积累社会财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基础设施的增加对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意义不亚于食品、衣着和日常生活用品等消费品的增加，而且这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所以，应将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

第9版(理论)
专栏：

　　养成浓厚的理论兴趣
　　黄新
　　理论感、理论兴趣和理论修养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十分注重和强调的问题。1874年，他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版序言的补充》一文中说：“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1886年，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又指出：“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如此欣赏和高度评价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感和理论兴趣，是因为他深知理论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极端重要性被列宁用精辟的语言指明了，这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的这一精辟结论内涵十分丰富，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就个人来讲，如果不学习和掌握革命理论，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一个坚定的优秀的革命者，一个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了自己世界观和政治信仰的确立。他说：有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通过学习和接受革命理论，而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
　　第二，就一个政党来讲，如果不是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就不可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不会胜利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毛泽东也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政党理论上成熟的程度，是这个政党政治上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
　　第三，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如果不尊重理论，不以革命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走出盲目性的沼泽，出现新的蓬勃发展的生机。马克思说得好：“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回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可以发现，什么时候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就顺利；什么时候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什么时候革命与建设就会遭到挫折，就会出现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罕见的务实态度、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重新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今天，正是这一科学理论，指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出了困境，实现着新的腾飞，呈现出新的生机。
　　既然理论如此重要，是不是我们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有浓厚的理论兴趣，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呢？毫无疑问，大部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是这样做的，但也有不少同志缺乏理论兴趣，不重视科学理论的学习。有的一天到晚忙于应酬，陷于“文山”“会海”和具体事务而不能自拔，说是无暇读书学理论；有的靠吃老本过日子，凭老经验干工作，认为不学理论也能应付过去；还有的斗志衰退，精神滑坡，对吃喝玩乐劲头不小，对理论学习却不感兴趣。这都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很危险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上，出在对自身理论素质的估价过高上，出在对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要求不严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所以，学习问题，关系到广大干部自身的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我们全党全民族都必须有这个共识。”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应当牢固确立这个“共识”，并积极响应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否则，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做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要担负起历史使命，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理论感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理论兴趣是一种政治趣味，理论修养是政治修养的基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养成浓厚的理论兴趣，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努力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带头学习理论，把学习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才能在全党养成勤奋学习的风气，并把这种风气大力推广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去，从而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9版(理论)
专栏：

　　知识产权制度：
　　重要的利益杠杆
　　姚怡昕
　　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使用、交换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个人利益之间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力杠杆。这是由知识产品自身特有的属性决定的。
　　知识产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对其创造者、生产者的权益必须予以保护
　　为交换而生产的、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知识产品也具有这一特征。与一般商品一样，知识产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创造知识产品，生产者首先必须有一定的投入，付出成本。当知识产品在市场上通过交换实现了它的价值时，生产者获得收益，补偿成本支出，并有可能继续知识产品的生产。
　　知识产品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具有永久性和很强的外部性。知识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一般来说就不会消失。它可供无数人千百年重复使用，而其本身并不会因使用而耗损。就像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息壤”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生不息。它又有很强的外部性，易于被人“搭便车”。就是不通过交易，不付报酬就能够使用。如果人人都可以在使用知识产品时不付报酬“搭便车”，那么知识产品生产者的成本就收不回来，投入得不到回报，就无法继续再生产，也丧失了进行知识产品创新、开发和生产的积极性。这样，社会知识产品的增量就会减少，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中国有句谚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意思是说，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西方也有句谚语：“知道将有收获，才会去耕耘。”意思是说只有产出归己，才会有人投入。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确认产出归己、有所收益时，才会付出劳动成本，进行生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校正知识产品的外部经济效果，杜绝他人“搭便车”，从而保护生产者的创造积极性。
　　知识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保护知识产品生产者个人权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利益
　　知识产品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在使用和消费上有非排他性。一个人对知识产品的消费，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该产品的使用。知识产品是“一人创造，万人受益”的财富，而且使用的人数越多、范围越大，其社会效益就越大。知识产品这种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兼顾社会利益。所以，对其创造者个人权益的保护不能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只能是有限度的。如果知识产品无条件地长期地由私人垄断，则会抑制知识的传播和使用。这不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有悖于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初衷。因此，为了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需要对知识产权保护给予一定的限制。这包括对知识产权权利效力的限制和时间的限制。
　　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例，时间限制是指无论著作权、专利权还是商标权，其财产权都有一定的期限。其中除了商标权到期可以续展外，著作权和专利权一旦期限届满，财产权就归于消灭。对知识产权效力的限制，是指为了国家或公共利益，可以行使法律规定通常属于权利人的权利，这种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例如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专利权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等，都是对知识产权效力的限制。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知识产品具有继承性，对个人权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是一致的
　　知识产品的创造不是孤立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继承前人创造的知识财富的基础上产生的。知识产品的使用和传播又会提高整个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从而为新的知识产品的产生创造条件。从全社会来看，知识产品的继承与创新是对立统一的，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从知识产品的权利人来看，他既是前人知识产品的继承者和使用者，又是新的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生产者。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作用，就在于维持公平交易的竞争秩序，使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传播者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发展。
　　很多知识产品的创造具有团队性的特点，必须从整体上给予保护
　　知识产品的创造，在以往多数是由个人独立创造完成的。今天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仍然具有个人创造的特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崛起，知识产品的创造越来越显示出团队性、集体创作的特点。许多高新技术的开发，知识密集性产品的研制、生产，都是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两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权益和集体的利益已经融为一体。对这种知识产品的保护，不能仅着眼于个人的权益，而要从整体上加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回报，更多地采取了名誉、荣誉、待遇、工资、奖金的形式。对整体权益的保护，现在又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科技人才流动后对他在原单位参与创作的成果可否利用、如何利用、用到什么程度，商业高级管理人才流动到其他单位后对其原单位的经营诀窍、商业秘密如何保密等，都需要深入研究，制定出更加具体科学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协调，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