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25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派往中国的专家组中，几乎都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协调员，无论负责人还是专家，凡要与中国合作方打交道，事无巨细，都离不开他。田中德成先生就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他竭力寻求：
　　用信任为合作奠基
　　施晓慧
　　32岁的田中先生出生于中国的哈尔滨，13岁随父母回到日本。他说，熟悉中日两国文化，是他做协调员的优势。
　　1993年6月，经国家科委批准，中国防汛总指挥部第一个与日本的技术合作项目启动。合作内容包括，改善中央防汛信息系统和建立漳卫南流域洪水预报系统及微波通讯干线。这项投资数亿日元的合作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能解决中央防汛信息系统在汛期负担过重的问题，大大提高信息处理的能力和速度；二是将彻底改变我国七大水系之一海河流域内重要河段———漳卫南流域洪水预报和通讯的落后状况。过去这一地区，汛期来时，通讯效果极差，水文数据不能及时上达，直接延误着抗洪决策的时机。
　　合作开始了，田中先生作为第一期专家组成员来到中国。中日双方按照各自的工作方式，各司其职。日方专家大部分是第一次来华，但人人敬业。入冬了，新办公室的暖气尚未装好，室温最低时达零下10摄氏度，田中先生穿着厚厚的羽绒衣坚持工作，不为个人提任何要求。
　　但是不久，矛盾出现了。美国计算机设备生产厂家回馈信息，中央防汛指挥系统改造急需的VAX—6510系统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到货。中方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新的货源，当发现以同等价格可以在中国本土买到低一个型号的两套计算机系统时，便提出一个替代方案。没想到，此动议在日方专家中引起极大误会。因为按照日本惯例，这一类采购订货的财务程序相当严格，轻易不得改动。若没有充足理由更改计划，将被怀疑有不轨的商业动机。而对于日方坚持不改的态度，心急如焚的中方专家也难以理解：是否有人故意为难？不同的认识方法，使一个简单的问题眼看将酿成双方的互不信任。田中说，以他的判断，双方一定有误会。他积极做通日方组长的工作，力促双方组长开诚布公地谈一次。结果，日方理解了中方的意图，协力在汛期前完成了该系统的改造。1994年汛期，中央防总就分享到了技术合作的成果。中日双方组长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通过这件事，田中先生说，我看到双方的信任对工作的成败太重要了。为了减少两国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可能引起的误会，他主动为中方专家开设了日语教室，每周两次，既讲语言，也介绍日本社会的情况，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日方专家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喜欢上中国。
　　1995年夏，在漳卫南建的微波通讯系统进入紧张的安装调试阶段。日方资深的电讯专家村井先生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不仅仔细查看了设备每一部件的安装，而且，在烈日下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检查每一根螺栓。当发现有多处螺栓未拧紧时，村井先生发火了。他爬下铁塔，把现场的中方技术负责人正言厉色地训了一顿。不明利害的中方负责人气得满脸通红，以为村井是故意耍威风，险些顶撞起来。田中事后得知，对村井讲了许多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劝他注意工作方式。心直口快的村井这才恍然大悟。以后村井改变了工作方法，与中方技术人员都交上了朋友。
　　建立漳卫南流域微波通讯干线和洪水预警系统，大部分工作在基层，当地技术人员也是第一次与外国人一起工作，双方的不理解随时可能出现。田中说，我不希望像个救火员，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尽量把说服解释工作做在前面。
　　采访中，我问田中先生怎样看他这位协调员的作用，他说：“能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合作就成功了一半；若没有信任，合作效果最多六成。”他做的大量琐碎工作，就是帮助建立这种信任关系。
　　1995年10月，“德州至岳城微波干线”建成开通，翌年夏，田中和部分专家即将回国，老天爷却像有意要检验一下通讯质量。8月3日，卫河和漳河一带突降暴雨，在岳城水库区形成建国以来第三次特大洪水。洪水期间，通话两万多次，未发生任何线路问题。各河道的雨情、险情、工情数据，通过微波及时上达，为有关部门进行洪水调度及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近10亿立方米的洪水没有造成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1996年8月，田中先生圆满结束任期回到日本。紧接着，他又作为进入中国消防系统的第一位日本专家组协调员回到了北京。他说，我喜欢这项能增进日中人民信任和理解的工作。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联合考察
　　中日政府间技术合作项目“中国矿物资源探查研究中心”已全面实施。图为中日科研人员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联合进行野外地质调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副刊

　　“最好下个月就去中国”
　　马小宁
　　印象中，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凡有家室的，很少单身赴任。所以，当在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担任高级顾问的小柳秀明先生告诉我，他就属于这“很少”中的一员时，我露出了惊异的神色。小柳说，这缘起于一次偶然，但他的叙述，却使我相信，这更多是出于他对环境工作的挚爱。否则，他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时间来中国。
　　作为日本环境厅的一名官员，根据中日政府间协议，小柳先生有被派到中国工作的可能，只是这一可能一年多前并未纳入环境厅和小柳个人的计划。一天，人事部门突然问他，是否愿到中国从事环境工作？原来，小柳的前任因事提前回国，需另派一名专家接任。面对这一垂询，小柳的心被一种说不清的兴奋、冲动和向往所包围，他迫不及待地表示：“最好下个月就去中国。”此时，他显然疏忽了家里还有两个面临高考的孩子，妻子根本不可能与他同行。回想一年前的决定，小柳说，他太渴望从事直接的环境工作了。小柳从小就对环境质量格外敏感，他在东京大学学的是环境，毕业后又如愿以偿分到环境厅。然而，令他不无遗憾的是，参加工作的2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以行政官员而非技术专家的身份接触环境问题。
　　中国之行成了小柳工作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环境现状，他到有代表性的地区实地考察。行程中，他感触最深的是企业污染源问题，他形容说，污染源排放出的黑烟、粉尘都是看得见、闻得着的。在贵阳一家发电厂，他吃惊地发现，该厂一年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0万吨，是全日本年排放量的1／4。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使我深深懂得了为何小柳和他的日本同事积极地帮助中国形成自己的ISO14000环境质量认证体系。
　　ISO14000环境认证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于两年前正式颁布的环境管理应遵循的一系列重要标准。其认证基础是物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太多的污染，且可回收利用。由于获得该体系认可的物品具有质量和环境双重证明，因此，这一体系已逐渐成为国际物品交流的一个重要条件，甚至成为贸易上的绿色壁垒。我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一大势所趋，在中日环保中心设立了中国环境管理认证委员会和注册委员会两个秘书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标准。在这一形成环境认证标准的过程中，小柳和他的同事提供了大量日本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把重点放在了提高中国企业对这一制度的认可和理解上。他一再说，环境管理的关键是企业，企业的关键是人。如果他的工作能有助于形成从企业到公众良好的环境意识，无疑将是最令他高兴的一件事。
　　工作中，小柳善解人意，总是设身处地为中方着想。他常说，中国才是中日环保中心的主人，日本专家只是从转让技术、提供信息角度起辅助支持作用。小柳来中国赴任时，正值桥本首相访华和李鹏总理确定了中日两国在环境领域面向21世纪的两大合作项目，即百城市环境信息网络建设和3个环境示范城市建设项目。目前，这两个项目都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双方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沟通理解。但因国情不同，加之认识观念的差异，双方就某件事达成一致往往要一两个月。小柳急在心里，于今年4月建议召开日本专家组和中方各对口部门定期联络会议，双方坦诚交流，大大减少了争执时间。争论中，小柳认识到，日本成功实行地方中央信息网相对独立的作法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在长期的环境管理实践中，形成了日本所没有的排污收费制度，中央管理部门需详细了解地方污染源状况和排污收费的情况，因此，中国的信息网必须是中央地方一体化。小柳成功地说服了日方接受中方一体化的设想，避免了双方不必要的扯皮乃至不快。这种把意见摆到桌面上的作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衍生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产品———他的性格改变。小柳说，他的许多朋友都惊奇地发现，他变得开朗了，以前他并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可现在他想什么就痛快地说出来。小柳认为这是他此行最大的个人收获。
　　工作之余，远离亲人的小柳喜欢逛街，与中国人聊天，看地方风情，认为这是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最好方式。他津津有味地讲起他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的乐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他打招呼的喜悦，秀水街上反串一回老板被人问“多少钱”时的得意，以及在中国人眼里他从“哪国人”到“哪里人”的融入……然而，最让他得意并让我感动的，则是他在闲暇时写下的20万字的中国感受。这本厚厚的日记，记下了他在中国每一天的工作生活、所见所思，记下了他对一个国家从陌生到了解、从努力喜欢到发自内心热爱的情感历程。有了这本用笔更用心写下的日记作证，当他说“为中国人办点实事是最大的心愿”时，人们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酒谷薰与光诊断
　　章云
　　早就听说日本脑外科专家酒谷薰在中国推广光诊断的事迹，一直没能有缘一睹其人。今夏，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现代化的门诊大楼里，我终于见到了他。
　　这位来自大阪的脑外科专家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但掩盖不住日本关西地区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强干。他说，他同中国的缘分得从1992年之前说起，当时，他还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学生来自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大学，就在大学的脑外科研究所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也许都是来自东亚国家的原因，他结识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些中国学生的生活竟如此简朴，学习却如此勤奋。他非常感动，开始从心底里对他们产生好感。从那时起，他就暗暗思量，要为中国的优秀青年做点什么。
　　不久，他从美国学成回国，但一直没有忘记这一愿望。他在寻找机会。在1994年的一次日本脑神经外科学会上，他有幸结识了中日友好医院的左副院长，正式提出来华工作的要求。左副院长听了很高兴，非常希望他能来。但对一个日本脑外科医生来说，真要来华，需要下很大的决心，除了生活上的问题，还有对前途的顾虑。但他想，到中国同年轻医生一起搞研究，这样对自己的发展可能更有好处。于是，他开始到中国参观，实地考察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日友好医院的热情接待，更增强了他来华的决心。
　　1995年，他先作为民间人士，志愿到中日友好医院脑外科无偿协助工作。在脑外科和神经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光诊断的尖端医疗领域，他对中国年轻医师进行了指导。刚到中国时，生活和工作上都难免有一些不适应。由于当时医院研究系统接受新事物的机制还不够成熟，他的项目在开始时很难让中国同行理解。但他没有退缩。随着交流的加深，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都开始习惯和适应了。他搞的研究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采用的方法也是全新的，因此，设备十分重要。当他发现医院里并不具备所需的器材后，就将自己在日本使用、价值1000万日元的研究器材赠给了脑外科研究室。他的行动不仅解了研究室的燃眉之急，也引起日本有关方面的注目。日本政府决定，从1996年3月起，让他作为长期专家，继续留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
　　自1995年5月以来，酒谷在华整整工作了3个年头。现在回忆起来，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过去中国搞的一些项目，都是在欧美国家已经确立后，再拿过来研究。现在我们搞的光诊断研究，在中国尽管是5年前才刚刚起步，但确是在对欧美目前尚未完成的最尖端的项目进行研究，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光诊断的优越之处，不仅仅是扩大了诊断范围，还避免了X光和CT等放射性诊断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另外，光诊断仪体积小，可重复检查，无副作用，费用也不贵。
　　最令酒谷欣慰的是，他所指导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1996年5月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光诊断会议上，该院脑外科研究室年轻医师们的研究获得了最优秀奖和优秀奖。这一成果不仅得到日本大使馆和国际协力事业团的高度评价，还为研究室争取到相当于5000万日元的研究设备。条件具备后，脑外科研究室在1997年4月开始承担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研究生的指导工作；1998年1月，又成立了中日友好脑循环代谢研究会；现在，正筹备召开第二届国际光诊断会议。
　　在华工作的经历，使酒谷对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兴趣越来越浓。除了中日友好医院，他今后还想把研究工作的面再扩大一些，同中国其它搞脑外科的机构加强接触和了解。他曾经访问过汕头医科大学，还与北大的物理学教授和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室共同进行过研究。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雄心勃勃地说：“我的想法和目标是，将来要在世界上达到领先的水平，甚至要超过去。”
　　谈起这些年在中国的生活，酒谷深情地说，与中国年轻大夫一起工作和研究，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们不仅工作上能交心，感情上也能交流”。他非常关心中日友好医院人才的培养，帮助医院获得了两名长期赴日进修的名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促进两国年轻医生和研究人员间的交流与协作，共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他说，这也是他对中日友好关系的期待。他深有体会地说，两国间的交往不应是单方面的援助，而应该是双向性的，以求共同进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现场示范
　　我国江苏省镇江市于九十年代初引进了日本葡萄专家早川进之的高产、优质、稳产的葡萄栽培技术，同时以示范促推广的方式，建立了高标准葡萄示范园。年近七旬的早川先生，抱病屡赴镇江，进行现场指导。葡萄剪枝通常是在冬季。一次，早川先生到镇江时正赶上下大雪，他顾不得休息，第二天就开始了修剪示范。雪水浸透了他的衣衫，他仍不愿离去。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编者按：今年的10月23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20周年。20年前，条约的缔结，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20年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双方在技术、信息和人员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这20年中，令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有这样一批热情、敬业的日本专家和学者，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他们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带来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今天，我们特采编这期专版，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远山的事业
　　田心宇
　　日本鸟取大学教授远山正瑛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治沙专家。1991年志愿到中国内蒙古伊盟库布其沙漠，被聘任为恩格贝示范区总指导。
　　7年来，远山先生本着治理沙漠是世界和平之道的精神，每年在恩格贝工作8个月之多，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为了促进中国的沙漠开发，他在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创办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为中国的沙漠绿化宣传募捐。他还到日本各地巡回演讲，动员志愿者到中国植树。至去年8月，他已在恩格贝带领完成了两个“百万株植树工程”。目前，第三个“百万株植树工程”也即将完工。在昔日黄沙漫漫的不毛之地——恩格贝，一株株绿树正渐渐扩展为片片碧荫，随着花草树木和粮食生产的综合开发，养殖业和旅游业也在这里日益显露出勃勃生机。
　　远山先生曾多次表示，恩格贝是他选择的第二故乡，也将作为他的最终归宿。他已90多岁高龄，仍不惜在沙漠荒原上挥汗奋斗，矢志为改造沙漠献出晚年余辉。在他带动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友人积极加入恩格贝的治沙造林活动，并先后捐助了200多万元人民币，有近万人次前往库布其义务种树。为表彰他的贡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远山先生“荣誉公民”的称号。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接见了他，赞扬了他在治沙工作中的辉煌业绩。（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充实愉快的九年半
　　于青
　　去年9月初，住在东京都北区的中俣先生收到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万学远的一封来信，信中写到：先生在中国期间不辞辛苦，努力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加深了中日两国的合作和友谊，得到同事们的高度评价和尊敬。经有关部门推荐和审查，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授予先生1997年度“友谊奖”。我邀请先生来北京出席9月29日的“友谊奖”授予大会，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8周年庆祝活动。
　　“友谊奖”的评选是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国务院授权组织的，1997年度的45名获奖者是从8万多名外国专家中评选出来的，中俣先生是获奖者中年龄最长者。日前在东京，他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987年我63岁，应邀前往《北京周报》担任日文改稿专家，最初答应干两年，没想到年复一年，转眼之间连续干了九年半。九年半的时间里，在北京过了10次生日，参加编辑《北京周报》近500期，结识了众多老、中、青的中国朋友；亲眼看到分配到《北京周报》的3名女大学生入社工作、恋爱结婚、生孩子，直到她们的孩子上小学。在日本，两个儿子给我添了4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他们长大后，都提出过同一问题：为什么爷爷奶奶总是住在北京？”
　　从青年时代起，中俣先生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战前毕业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后担任过《东京新闻》常驻香港和常驻北京记者，多年采访中国新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有如此经历，担任日文改稿专家一定驾轻就熟，中俣先生则不以为然。“翻译工作要求准确严谨，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其辛苦一言难尽。有时遇到长文章，如中共中央或中国政府的文件等，为赶截稿时间，多次通宵达旦地工作，全无‘轻’和‘熟’的感觉。”《北京周报》的林先生曾向记者提到过中俣先生。日文版《北京周报》从1963年创刊至今30多年，聘请过10多位日本专家，中俣先生创下了工作时间最长的纪录。他改稿水平高，速度快，每周改稿约1．8万余字，长期承担两位专家的工作量，他时常把稿件带回住处加班工作，不计报酬，也从无怨言。
　　中俣先生还谈起他创下的另一项纪录。“1975年7月，从北京乘车去采访，途中不幸轿车撞到路边树上，我和妻子都受了重伤，妻子当场失去知觉，我的神志还清。一辆开往唐山的长途公共汽车路过，见状二话没说，拉上我们就往唐山开，途中没停车，但是车内确有应下车的，为了争取时间，乘客们全无怨言。到了唐山后，医院立即组织抢救。后来，解放军又派军用飞机把我和妻子从唐山送回北京，住进协和医院。从事故发生到伤愈出院，我和妻子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友好情谊和奉献精神使我终生难忘。外国记者在中国因交通事故被抢救，我算是第一例。”
　　“九年半的时间，中国的变化真大。”中俣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亲身经历者。“1987年1月刚到北京时，妻子去商店买菜刀，营业员说店里的菜刀质量不好，劝妻子到另外一家去买。那时去友谊商店购物，最常听到的一个词是‘没有’。在商店购物后找回的零钱，常常是被扔在柜台上。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事越来越少，消费者逐渐找到了‘顾客是上帝’的感觉。”
　　在《北京周报》工作期间，中俣先生一直是《人民日报》的忠实读者。他对记者说：“干新闻离不开报纸。在北京从事新闻，不能不看《人民日报》，看过后，还留着查阅。九年半的《人民日报》，一份不少地摞在友谊宾馆我住的宿舍里。”
　　“那真是充实愉快的九年半。”他意犹未尽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