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21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会见法国客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邹春义）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了法国布依格集团董事长马丹·布依格一行。
　　江泽民对布依格访华表示欢迎。他说，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贸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布依格集团与中国的合作是成功的，希望法国知名大公司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双边合作的领域，促进共同发展。
　　江泽民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情况。
　　布依格对江泽民主席的会见表示感谢。他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法国大公司希望通过合作、合资等形式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法国客人是应国家经贸委邀请来访的。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中央外办主任刘华秋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赵维臣参加了会见。
　　布依格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建筑公司之一，在世界上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承建项目，在工程建筑业居世界第一。这个集团1996年在哈尔滨合资建成了一座日产22.5万吨、净水质量达世界水平的净水厂。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会见丹麦客人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日电（记者邹春义）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了丹麦马士基集团董事长马士基·穆勒一行。
　　江泽民对穆勒来访表示欢迎。他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马士基集团在华业务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华投资也很积极。前不久，中国南方和东北地区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穆勒先生向灾区人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捐助。江泽民还向客人介绍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他说，中国将坚持既定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多的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
　　穆勒说，马士基集团在华业务发展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今后还将增加投资，不断扩展在华业务。
　　丹麦客人是应中国贸促会邀请来访的。贸促会会长俞晓松参加了会见。
　　马士基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公司之一，在全球七十个国家设有二百五十个分支机构。这个集团于一九八四年在华设立办事处，于一九九四年建立了马士基（中国）航运公司，并在上海、青岛、天津和大连设立了分公司。

第1版(要闻)
专栏：

　　朱镕基为工会十三大作经济形势报告
　　尉健行出席报告会
　　本报北京10月20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杰、本报记者何加正报道：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出席了报告会。
　　朱镕基在讲话中首先向伟大的工人阶级致敬，向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中国工会十三大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朱镕基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他说，为了实现今年国民经济增长目标，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等政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他还介绍了金融、外贸、打击走私等领域的有关情况。
　　今天的大会由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丁华主持。他强调，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把工会工作放到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好地发挥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职工，为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第1版(要闻)
专栏：

　　人大常委会举办第四次法制讲座
　　李鹏指出建立一个科学的立法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北京10月20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雷鸣、本报记者傅旭报道：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第四次法制讲座。李鹏委员长主持并讲话。他指出，立法体制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的。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个科学的立法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做好立法工作，维护法律内部协调和法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李鹏说，建国以来，我国的立法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1955年和1959年全国人大作出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行部分立法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2年《宪法》对立法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职权，同时赋予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市等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等。实践证明，这种统一的、分层次的立法体制是行之有效的，它保证了国家立法权的统一，发挥了中央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的主动性，适应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立法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了337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个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6000多个地方性法规，使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基本上有法可依，对于保障和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鹏说，换届以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立法工作。例如：一是对法律案一般实行三审制，以利于充分讨论和修改；二是将一些重要的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全民的意见，使法律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
三是进一步做好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工作，由过去的4个组扩大为6个组，以利于参加会议的委员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四是在法律委员会对法律草案统一审议的同时，充分发挥各有关专门委员会在拟订、修改和审议法律草案方面的作用；五是加强立法调研工作，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到地方、到群众中去听取对法律草案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做好立法工作，李鹏强调，今后还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进一步划清立法权限。逐步明确哪些事项由中央统一立法，哪些事项可以由地方制定法规；哪些事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哪些事项可以由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第二，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继续完善法律案的拟订、提出、审议、表决的程序，加强各专门委员会拟订、修改、审议法律草案的功能。进一步处理好法律委员会与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关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第三，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总目标，抓紧拟订到2010年立法纲要，同时制定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便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立法工作。
　　今天讲座的主讲人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乔晓阳，他以《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题，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立法体制的含义；关于我国的立法体制；关于进一步明确划分立法权限的意见。
　　乔晓阳认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就没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否则，就会妨碍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妨碍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同样需要国家法制的统一，因为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之一是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上升为法律，只有国家法制的统一，才能保证党对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要始终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来认识和对待。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谢非、姜春云、邹家华、王光英、吴阶平、彭珮云、何鲁丽、周光召、丁石孙、许嘉璐、蒋正华，秘书长何椿霖，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法工委负责人等听取了今天的法制讲座。

第1版(要闻)
专栏：

　　政协九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举行
　　李瑞环出席温家宝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会通报十五届三中全会情况
　　本报北京10月20日讯 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唐维红报道：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议程。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农业和农村工作。
　　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会通报了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他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方针、政策、措施，必将对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会议总结的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也必将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开幕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主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张思卿、钱正英、孙孚凌、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周铁农、王文元，秘书长郑万通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林业局的负责同志应邀列席会议。

第1版(要闻)
专栏：

　　应朱镕基总理邀请
　　芬兰总理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应朱镕基总理的邀请，芬兰共和国总理帕沃·利波宁将于10月26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第1版(要闻)
专栏：

　　经济全球化呼唤金融安全
　　观察家
　　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曾使人为之振奋，金融自由化曾给人几分梦想。但是，当金融危机的“幽灵”作恶亚洲，肆虐俄罗斯，冲击拉美，又困扰中东、南北非，波及美欧时，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全球化需要金融安全。近一年来，有不少国家先后发生金融危机，有些货币贬值高达75％，股市价值下跌超过50％，影响经济增长超过10个GDP百分点。无论是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还是在新近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防范金融风险和建立合理的世界金融新秩序都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信息跨国界的传播、生产资料配置的优化及社会生产力的高效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电子化的辅助下，资金的流量和流速激增，进一步刺激了金融交易的发展。但是，大规模的资金快速流动和证券业的交叉经营，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艰巨性。这使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严峻的特点：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联动蔓延，具有很强的突发性；资金的国际流向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资金净流出的局面；心理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信心的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化。
　　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意义重大。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影响力举足轻重，对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也有难以估量的影响。金融危机不仅侵蚀世界经济的基石，更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备受打击。去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东南亚有的国家几十年努力奋斗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几乎顷刻消解。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远远超过经济领域。世人惊愕于金融危机引发印尼的政权倾覆，惊愕于它引发泰国、日本的政权更迭和俄罗斯的政治动荡。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亚洲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场重大危机。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本世纪30年代金融崩溃引起的经济大萧条，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大都不难发现，过度金融投机的“幽灵”在作孽。这一次次金融危机昭示世人，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现，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已是当务之急。
　　维护世界金融安全，首先要对游资的自由流动进行合理的控制，建立灵敏、高效的危机预警和救援机制，筑起防范金融风险、遏制过度投机炒作的坚固防线。近年来，全球金融一体化虽然使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便捷，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好处，但同时也使其遭受越来越大的风险。它给国际金融投机势力挟巨资以造市、借垄断优势以牟暴利、弱肉强食制造了可乘之机。过度投机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不仅有悖于自由竞争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且超越了正常经济行为的界限，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入灾难性的深渊。恶意投机者假“自由市场”之名，行“自由宰割”之实，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掠夺”，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自由“取款机”，世界金融秩序公正何在？
　　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应当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制，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全球金融监管机制和资本交易的国际规则。东亚金融危机显示，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合作严重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发达国家正更多地享受全球化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为全球化付出代价。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理应维护国与国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当前，国际资本的流动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有效调控，也还没有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几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控制资本流动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制度的永久特征。今天，曾极力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认为，金融市场不能自动调节，人们应当依据明确的规则对买卖股票、债券和货币的市场进行调节。然而，这些主张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多少年来，西方世界以其雄厚的资金掌握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命运。他们既是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这种规则的解释者和游戏的参加者。换句话说，他们在游戏场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这种竞赛有无公平自不待言。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人们，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必须本着有序和渐进的原则，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方式，以减少金融风险。西方大国和国际组织不应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市场，更不能不顾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情，强行推行其发展模式。
　　人们已经意识到全球化有时是一股盲目的力量，因此新的世界金融体制必须适应全球化加速发展的需要，以新的规则遏制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性，加强市场的监控，从而最终实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福利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理想目标。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正在考虑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50多年来最大的变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联合国具有制定国际金融规范的合法地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日前呼吁召开“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有人提议成立独立的全球中央银行或世界金融管理局，负责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总之，现有的世界金融体制正面临重大转折。
　　维护世界金融安全，世界经济大国应率先负起责任。以往，发达国家在推动货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和贸易自由化时，更多地考虑了自由化后本国资本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忽视了开放过快对有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然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性质。如今，在所谓金融“边缘地区”发生的危机，同样会影响“中心地区”，“中心地区”不可能永远是“繁荣的绿洲”。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大国迟迟未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危机的联动影响已使美国股市大幅下跌，经济增长趋缓，甚至已经有人担心美国也将出现经济衰退；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在遇到麻烦。正可谓观火烧身，救火自救。
　　发达国家应担起的责任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选择上有利于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利率和汇率政策的选择上加强协调，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增加对受危机影响国家的资本援助，增加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此外，还应该加强对本国巨额投资基金的管理。
　　应当指出，我们强调维护世界金融安全，不等于反对自由市场，改革开放的大门也不会因此而关上。但是，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对跨国资本流动进行合理的监控不应受到指责。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市场。就美国而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每天都在严格监控成百上千个来自金融市场的数据，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不时表态总在影响着美国金融市场的云雨。新的国际金融体制应是开放与自由的，是运作有序、有管理的，能促进资源有效流动与配置，促进金融交易循着健康、良性的轨道发展。
　　当然，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体制的形成也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过程。这需要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拿出诚意、焕发智慧，提出好主张。我们每一个成员既有获得金融安全的权利，又有保证金融安全的义务，因此只有大家携起手来，行动起来，才能共同彻底击溃金融危机的“幽灵”，迎来世界经济的朗朗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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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扶贫攻坚在神州（三）

　　举全民族之力
　　本报记者 罗盘 李杰
　　越往高处走越穷，越往山里走越苦。但无论是黄土漫漫的村落还是白云深处的人家，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正是在这些最穷和最苦的地方，我们目睹了扶贫干部活跃的身影，看到了捐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发达地区的衣物钱粮，感受到了全社会向贫困地区伸出的无数双热情的手。
　　同心协力扶贫攻坚，这是20世纪末中华全民族的壮举。
　　消除贫困：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改革开放20年，相当多的地区先富起来了。走共同富裕之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贫困地区献爱心、送温暖、作贡献，正日益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1983年，河南一名靠党的富民政策致富的个体户，租上拖拉机，不远千里把万斤粮食送到灾区贫困群众手中，这桩“富帮穷”的感人事迹，至今仍让人们满怀敬意。
　　多年来，千千万万颗同样高尚的心灵，默默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真情。深圳的一位公司员工，把2000元先进个人奖金寄给贫困地区，却不愿留下自己的姓名；青岛的一名小学生给贫困地区寄上200元父母给的压岁钱，同样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仅1994年以来，全社会向贫困地区捐钱15亿多元，衣被近亿件。
　　在个人自发地支持参与扶贫帮困的同时，199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又一项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举措，明确要求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天津市派出大批干部奔波于沟壑纵横的陇中旱塬，他们不仅带去4000多万元无偿援助资金，40多个帮扶项目，更带去了天津人民的一片情意。甘肃人说，天津在资金并不富足的情况下支持我们，这份真情永志不忘！
　　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没有忘记西部地区的穷兄弟，他们对口帮扶贵州省，一次就曾带去40多名企业界人士和1．5亿元的无偿捐赠。深圳市的主要领导说：“深圳的发展离不开西南人民的支持，如今我们是去回报的。”
　　也不仅是天津和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以及青岛、大连、宁波等地都按照中央的部署，迅速启动了对口帮扶工作。
　　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曾在贫困的广西百色地区度过好几个春节。平常，但凡有企业界人士请吃饭，他便说：“别吃饭了，把饭钱省下来，让我拿到广西去办希望小学。”几年下来，陈开枝真的想方设法从先富起来的广州人手中收集到捐款数百万元，转送到百色地区。
　　中国人民用行动告诉世人：先富帮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定点帮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来自全社会的力量，使扶贫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10多年的实践证明，采用多种方式，编织扶贫网络，形成完备制度，是确保扶贫到位的重要条件。
　　1995年，是全社会扶贫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汇编成扶贫的巨型网络，覆盖全国所有的贫困地区。在这一巨大的网络中，124个中央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率先垂范，定点帮扶334个国家重点贫困县；沿海及东部发达省、市争先恐后，大力开展东西对口扶贫协作；27个省、市、自治区的4155个直属机关下派干部定点扶贫；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工商企业、科研院所、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积极开展送温暖活动。
　　青海玉树县，山高路远，空气稀薄。中央办公厅定点帮扶干部解津伟来到这里，不顾身体不适，坚持走村入户，帮贫济苦，被当地藏族群众亲切地称之为“中央派来的”。一次下乡，解津伟因车祸身负重伤，伤刚好就返回了岗位，被授予“玉树县荣誉公民”称号。类似这样感人的故事何止万千？正是这些奔赴扶贫攻坚第一线的生力军，把全社会的扶贫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上海、深圳是沿海发达省、市中最先将对口扶贫编入市政府工作计划的，此举令贫困地区人民深为感动。
交通部10年前就在亘古无桥无路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施扶贫，10年中他们给自己定下一条铁的制度：当地群众不脱贫，定点帮扶不脱钩。在他们的努力帮扶下，奔流不息的怒江上，先后架起了20多座永久性大桥；刺破青天的滇西南群山中，终于修建了200多公里柏油路。
　　制度化使帮扶工作更加扎实有效。1996年底，湖南省派出1．1万名干部住进全省3500个特困村，规定“干部当代表，单位作后盾；包扶不包办，实干不空谈”。吉首市军分区司令员彭楚政长驻特困村，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现在，这些特困村的贫困状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如今，全社会的扶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许多帮扶单位说，贫困地区缺什么，我们补什么；我们有什么，就带去什么。中宣部组织新闻扶贫，激励了众多贫困地区挑战贫穷的信心；国家科委为陕西开发科技项目80多个，造福了一方百姓；各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智力支边”，仅在贵州就办学35所，技术培训12万人次，受到了贫困山民的欢迎；共青团中央“希望工程”已救助失学儿童155万，得到了全社会的赞赏和支持；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兴办“光彩事业”，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红红火火；文化部等为贫困地区送书送戏送电影，全国妇联组织巾帼扶贫、连环脱贫，有声有色……
　　举全社会之力扶贫攻坚，为在200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增添了强大的力量。5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向贫困地区下派干部1．1万多人，包扶全国7万多个贫困村；东部省市向西部省区无偿捐资4亿多元，签订合作项目上千个，总投资近50亿元。
　　东西互动：携手驰骋大市场
　　“捧着金碗讨饭吃，守着银窝受苦寒”，这是不少贫困地区的真实写照。他们有资源却无资金，有心开发却无能力打开市场，给钱给物只能缓解燃眉之急。根本的出路在哪里？
　　对于这样一道极具挑战意味的难题，结成对子的东西部各方都在努力探寻其答案。开展多种形式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携手开辟新天地，就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一个办法。
　　江苏省华西村以文明富裕引人注目，更以扶贫济困令人肃然起敬。从1996年起，他们慷慨帮助宁夏干旱山区1000个贫困户、6000贫困人口迁移到条件较好的银川近郊，目前迁移任务已接近尾声。如今的宁夏华西移民新村，不仅盖起了成片的住宅，还建有学校、商场等配套设施。更重要的是，华西村还派出干部热情帮助当地移民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说：“华西村为宁夏扶贫开发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西南山区，互利合作创造了诸多经济神话。1997年，青岛海尔集团带着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找到已停产多年的贵州风华冰箱厂合作，而贵州低廉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为合作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双方当年启动项目，当年首批产品出口美国，当年投资获得回报。这一项目成为优势互补的范例。
　　优势互补使双方如虎添翼，尤其使贫困地区实力倍增。在贵州安顺地区采访时，地区行署副专员傅京告诉我们，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对口帮扶安顺兴建镇宁红蝶钡业公司，这家“扶贫企业”，每年可给安顺地区创造3个1000万的效益，一是农民通过采矿，每年总收入1000万；二是企业每年上缴各种税收1000万；三是当地560名贫困人口在企业就业，每年工资总额1000万。这3个1000万，对贫困的安顺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出路在山外，社会扶贫关键在培养其造血功能，帮助他们走向市场。广西九万大山共有17个贫困县，居住在这里的苗、侗、瑶等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较为困难。林业部扶贫干部来到被称为“苦水洼”的罗香乡，重点帮扶他们开发八角、黄竹等经济作物。1997年，全乡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瑶族老人蓝金福说：“罗香的苦水变成了蜜菠萝。”
　　造就人才，也是帮助贫困地区走出落后的有效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和沿海省区积极为贫困地区开办各种技术培训班，已让上百万贫困农民熟悉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眼下，全社会帮贫济困正向纵深发展。从少数单位的自发援助到举国上下的同心攻坚，从出自真情的扶危济困到形成整套扶贫制度，从单一的送钱送物到启动贫困地区内在活力，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一片片贫瘠的大地，奏响了摆脱贫困的雄壮乐章。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主席会见潘文凯总理
　　指出中越两国有责任搞好各自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两国关系的大局所在
　　本报北京10月20日讯 记者吴绮敏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越南政府总理潘文凯时指出，中越两国有责任搞好各自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两国关系的大局所在。
　　会见中，宾主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江泽民主席首先对潘文凯总理率团访华表示热烈欢迎，并请潘文凯转达他对黎可漂总书记的问候，欢迎黎可漂明年尽早访华。潘文凯表示感谢，并转达了黎可漂对江泽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江泽民说，1990年9月初，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越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为两党、两国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奠定了基础。之后，两党、两国领导人每年都保持密切往来，两国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均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江泽民说，去年7月，他和杜梅同志就2000年前和2000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和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达成了共识，为两国边界谈判确立了奋斗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国政府级别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他对此表示高兴。
　　江泽民强调，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要“登高望远”，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取早日解决，把这两条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带入21世纪。
　　江泽民说，他与杜梅同志的第二个重要共识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此次潘文凯总理访华为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作出了新的努力，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
　　江泽民指出，中越两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发展目标，两国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建设。“我坚信，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只要两国都从这一大局出发，加倍努力，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两国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也一定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潘文凯说，越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党、两国关系越来越好。两国都实行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越中发展友好合作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越南方面有意愿、有决心同中方共同努力，积极落实杜梅总书记和江泽民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他说，越、中这一代领导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进一步加强两国的互利合作，将造福于子孙后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见时在座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章师明、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驻越南大使李家忠，以及潘文凯总理代表团主要成员和越南驻华大使裴鸿福等。
　　10月2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越南总理潘文凯。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