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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04-29第1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功勋卓著 名将风范——深切悼念王平同志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

  功勋卓著 名将风范
  ——深切悼念王平同志
  张万年 迟浩田
  王平同志与世长辞,我们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曾经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教诲和器重。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南征北战、纵横驰骋、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祖国的繁荣和我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我们党和军队一位勋劳卓著、文武双全、军政兼优的老将军和党性坚强、品德高尚的老战士。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一)
  王平同志出身于贫苦家庭。艰辛生活的磨炼,不平社会的经历,进步书刊的影响,使他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北伐风暴席卷鄂东南地区时,19岁的王平参加乡农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宣传革命道理,带领农民群众斗土豪,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使农民运动的烈火燃烧到周围区县。后来,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猖獗的血雨腥风面前,王平同志没有退缩,坚持为党工作,继续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农委会,接待、掩护了大批党的秘密工作人员。在这期间,他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几经周折,终于在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后实现了夙愿。
  王平同志参军不久,部队即奉命攻打长沙。当时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企图通过夺取国民党占领的一两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的胜利。在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时,由于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官兵伤亡惨重,一些意志薄弱者开小差、脱离部队。当时有个同乡劝王平一起离队,他坚决拒绝,还动员说服了一批同乡留在部队,坚持革命不动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在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面前,他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大义凛然地进行斗争,不讲假话,不写假材料,不出卖同志,竭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他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企图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率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撤离险境。抗日战争时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他认真贯彻我党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冀西、冀中和冀晋根据地的工作卓有成效。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王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的正确主张,建议在全军深入开展这一讨论。总后系统很快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清除“左”的思想,认清“两个凡是”的危害,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军队建设,不忘提醒大家,要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为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多做贡献,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军队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
  (二)
  王平同志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参与和组织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无论是当士兵还是当将军、从事军事工作还是从事政治工作、做部队工作还是做院校工作、在基层还是在总部,他都勇挑重担,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军、作战经验。
  他注重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红军时期,王平同志较长一段时间担任红十一团政治委员,他重视用革命思想教育官兵,激发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他领导下,红十一团敢打恶仗、险仗、硬仗,善于长途奔袭和连续作战,在反“围剿”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保卫战,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将我军压缩至广昌城内,并突破我军防御阵地,冲到红军指挥部前面。在此危急时刻,红十一团作为红三军团预备队,奉命对敌反击。王平同志带领部队冒着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前仆后继,勇猛拼杀。在部队两个营大多数同志牺牲、连队平均只剩二三十人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红军指挥部的安全。战后,军团长彭德怀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长征途中,红十一团一直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或后卫,参加了夺取娄山关、四渡赤水等著名战役战斗。在保卫党中央的遵义战斗中,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围攻态势。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朱德总司令下达作战任务时讲,“中央机关在城里,背后是乌江,这是背水一战,一定要打好,如果敌人进了城,红军都得到乌江喝水”。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王平同志同其他团领导一起率领部队,激战数日,在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援下,打垮了敌人一个旅,为取得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仗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人长期“扫荡”的日子里,王平同志积劳成疾,长时间发高烧,头发、眉毛烧掉了,耳朵也烧聋了,但他仍坚持战斗在最前线,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
  他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善于打开对敌斗争新局面。抗战时期,王平同志参与开辟、建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多次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1937年,他到阜平仅两个月,就组织了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在担任晋冀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和冀中军区政委期间,通过团结、争取、收编和改造民间抗日武装,为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十几个团的兵力。1944年,他率部进军雁北、挺进绥东,在平绥路以北开辟新的根据地,打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建立东北战略基地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重要作战的指挥,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清风店战役中,王平同志指挥部队浴血激战两昼夜,阻滞和拖住了敌人,为合围并全歼国民党主力第三军创造了战机。这是晋察冀部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军事、政治手段打击敌人。在解放大同的战斗中,王平同志针对守敌兵力、装备处于优势的情况,在指挥部队坚决打击企图突围之敌的同时,巧妙分化敌上层关系,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动摇其军心,瓦解其士气,迫使守敌1.7万多人缴械投降。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打击敌军的嚣张气焰,促使和平早日实现,他与杨勇司令员抓住战机,发起了志愿军赴朝后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激战14昼夜,收复160平方公里土地,把战线向南推进了3至6公里,迫使敌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次战役,成为我军历史上大规模阵地进攻战的典型战例。
  (三)
  王平同志在军队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在政治工作领导岗位上时间比较长,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从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他尊重客观实际,注意调查研究。1937年8月,王平同志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上任第一天,军区政治部报来第二天准备枪决的28个所谓“托派”、“汉奸”的名单。涉及这么多人,王平同志没有贸然批准,而是连夜逐一复审,结果发现所定的“罪名”均不属实,于是果断命令全部免除死刑,并实事求是地分别作了处理。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为进一步适应我军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需要,他深入教学第一线,认真听取教员、学员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比如,他强调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既吸收外军先进经验、研究对手的作战理论,又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和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规律,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军事理论素养和组织指挥能力。这对于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提高教学质量,为军队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中高级治军人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敢于坚持真理,同错误路线进行顽强斗争。王平同志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后,先后到军委炮兵、武汉军区和总后勤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根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排除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落实干部政策。在炮兵工作时,他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仅5个月就为287名同志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在武汉军区工作时,正值“四人帮”插手军队,他与杨得志司令员一道,坚决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狠抓部队全面整顿,改组“软、懒、散”班子,调整“骄、奢、惰”的干部,认真解决部队作风纪律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保持了部队稳定。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积极支持和领导军区组织的加强步兵师检验性演习,并在演习现场作了近两小时的即席讲话,要求部队克服思想疑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被林彪破坏部队教育训练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恢复我军重视教育训练、重视提高战斗力的光荣传统带了好头,受到参加观摩演习的全军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赞扬。1977年12月,王平同志调到总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那时总后勤部是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他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总后问题的指示精神,排除一切阻力,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批查”。他同当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震同志一起,以很大精力抓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推翻了113个假集团案,并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为2700名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这在军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也为总后系统全面拨乱反正作了组织准备。
  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1961年,他结合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抗美援朝的经历,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几点体会》等文章,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1955年,他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时,积极开展国防动员规律及法制化的研究论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继承人民战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别国特别是原苏联的经验,组织制定了一整套动员工作和法规,为我国国防动员的规范化、法制化作出了贡献。他在总后工作期间,根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同张震同志一道,制定了后勤工作要坚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两个面向”、“两个服务”的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全军后勤建设。他针对总后系统院校、医院、科研单位多的特点,强调政治工作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保障和服务作用。他积极建议并参与组织了全军后勤边防海岛和仓库等大检查,解决部队积存多年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部队建设。1979年11月,王平同志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更直接地参与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为使我军后勤建设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与洪学智同志积极建议军委解决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的问题,得到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肯定。这项制度在全军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军队后勤建设。
  (四)
  王平同志作为一位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党内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傲、名重不自恃,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政治本色和高尚品德。
  他从不计较职位高低,能上能下。红军初期,上级决定他担任团政治委员,由于译电员把命令译错,任命了另一位同志,他毫无怨言。后来组织上任命他当团政治处主任,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全力配合团领导把该团建设成为红军著名的英雄团。在总后工作时,他针对机关领导干部队伍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业务水平不高的问题,就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说服他们响应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号召,自觉服从军队建设大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三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请求退出领导岗位,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的高尚情操。
  他胸怀广阔,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在各级岗位上,总是能以自己的坦诚、豁达、宽容赢得同志们的信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党委班子的团结。他先后与许多高级将领共事,都配合得很默契。他始终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每次下部队视察和调研,总要摸清干部、战士生活怎么样,农副业生产搞得怎么样,甚至对住房、洗澡等问题也要一一过问。他和战争年代熟悉的老同志、老英模、老部下、老战士和老房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旦知道这些同志有困难,总是热心帮助。他熟悉的同志生病住院,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前去看望,去世了都要亲自前往悼唁。他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灾区群众和希望工程捐钱捐物,时时处处表现出关心爱护人民的赤子之心。他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十分简朴,从来不搞特殊,走到哪里都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斯人长逝,风范犹存。王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存青史。他的优秀品质、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将激励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积极推进军队的建设与改革,把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

播种希望和幸福的事业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

  播种希望和幸福的事业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办公室
  4年前,1994年4月23日,在全国工商联第七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10位私营企业家联名向全国私营企业家发出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倡议号召大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先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动一分真情、献一分爱心,通过帮助开发资源、兴办项目、培训人才等形式,为“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的脱贫致富做出贡献。
  倡议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私营企业家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以不同方式投身到光彩事业中。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大大超出了倡议者当初的计划。到1997年全国参与实施光彩事业项目的私营企业家已有2296人,实施的光彩项目2731个,到位资金达51.61亿元,培训人员25.56万人次,捐资办学及捐资公益事业3.86亿元,帮助54.71万人脱贫。可以说,光彩事业已从一纸倡议,发展成为一项红红火火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实践共同富裕理想的光荣事业。
  1996年4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光彩事业题词:“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共同富裕”。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多次接见参加光彩事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并高度赞扬光彩事业是惠及百姓、功在千秋的事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同道德行为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光彩事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本质要求,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是维护稳定的重要条件。光彩事业树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它转变了以往的扶贫观念,变过去的“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着眼于永久性解决贫困问题;它承认投资者要求保值、增值是其本能这一社会现实;它让私营企业家在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企业获得利润,得到发展壮大。目前,一支积极分子队伍已逐步形成。在1997年底被授予“光彩事业奖章”的刘永好、许志明、卢志强等25人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光彩事业将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为指针,低调说话,高调做事。新的时代将赋予光彩事业新的内涵,光彩事业是播种希望和幸福的事业,它将在新的时代更加发扬光大。

光彩事业与农业产业化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

  光彩事业与农业产业化
  本报记者 陈晓钟
  一张10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和一份推广两系杂交水稻的协议书放在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教授的面前。这是禾嘉集团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姻”、光彩事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私营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又一佳话。
  以袁隆平教授为首的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曾在世界上率先研制成功了杂交水稻。因此,袁教授在国内外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的荣誉称号,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但是,良种的培育与推广投入大、周期长,他领导的科研机构面临着严重的经费不足。对农业情有独钟的禾嘉集团董事长夏朝嘉得知这一消息,决定每年向研究中心提供100万元的资金作为科研经费和研究人员的奖励基金,这对农业研究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身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光彩事业常务理事的夏朝嘉,谈起扶贫、谈起大农业有着说不完的话:以往光彩事业的扶贫往往着眼于一村一地、一个项目。光彩事业发展到了今天,应该向更高的层次、更深的领域发展。“科教兴国”、加大农业投入,正是我们与袁教授合作的初衷。谈话之间,夏朝嘉描绘出一幅农业产业化的美好前景:我们已先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投入3000万元推动这一工程。党中央非常关心这一地区,许多领导都视察过这里。彝族同胞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这一地区现在仍然贫困落后,但是正因为落后才存在着广阔的天地与市场。我们私营企业具有实力参与这里的脱贫与发展。只要我们集团投入适量的资金、优质的良种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加上农民强烈的脱贫愿望和积极性,形成“公司加农户”的共同体,把公司的优势与农户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开发资源、共同开拓市场,打破旧的封闭的链条,建立新的产业链,就能走上农业产业化之路。谈起凉山州,他说:那里的亚热带气候非常适宜发展农业,杂交水稻已经育秧,去年试种的双高优质小麦丰收在即。我们采取在国家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全种全收,并不断发展,预计到2001年扩大到10万亩。同时,搞好农产品的系列开发和加工增值,把产、加、销、科、贸、工、农融为一体。以农业带动凉山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参政议政 调研先行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统战工作论坛

  参政议政 调研先行
  黄景钧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这些工作也包括了选择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门重视和自身有条件去做的课题,组织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广开才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经过翔实的调查研究后作出的,这说明调查研究对做好工作多么重要。
  回顾近十多年来,凡是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提出的重大建议,都是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例如,1991年7月,民盟中央以费孝通主席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宝山、在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现代化奠定基础的建议,就是费孝通同志多次深入四川、云南两省进行调查,开了许多次座谈会,听了许多基层干部、群众的汇报后写出的。江泽民总书记看到这份建议后,很快回信:“费老,今年7月24日收到您的来信后,即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现将他们的答复意见转上,请核阅。”如今,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这份建议中的许多内容已逐步得到落实,大小凉山的经济正在发展,云南边境的贸易活跃异常,重振“南方丝绸之路”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
  进行调查研究是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的。首先要以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其次要选好课题,即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门重视、自身有条件去调研的问题;第三要深入实际,最好是到基层,到生产第一线去听意见;最后要进行研讨,对调查得到的材料,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写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写成的建议材料,最好要在一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形成共识,成为群体的意见。

中国民主建国会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民主党派简介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创始人是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当时的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
  民建的成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艰难地成长起来的。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和平民主政策的影响和具体帮助下,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文教界上层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酝酿成立了代表他们利益的这个政治性组织。
  民建成立之初的政治纲领中,主张必须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实行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全力培养民族资本。新中国成立后,民建以《共同纲领》、全国政协章程的总纲为纲领,确定了接受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经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特别是积极配合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期以来,民建积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同经济界联系密切的优势,注意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积极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和引进侨资外资等服务活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民建现有会员6.9万多人,主要由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单位以及有关企业的代表性人物组成,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人士为主,以经济界人士为主。民建在除西藏、台湾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组织。
  历任领导人是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现任名誉主席是孙起孟,主席是成思危。民建中央主办有内部刊物《民讯》,公开发行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界》。

母子共商国是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

  母子共商国是
  本报记者 李德金
  提起“母子共商国是”,京城统战界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是陈丽华和赵勇母子俩。
  已连任两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的陈丽华和儿子赵勇原是港商,祖籍在北京。80年代初期,他们母子来北京投资,参与首都经济建设的成绩非常突出。他们一直是北京市统战界的佼佼者。今年2月,在母亲的帮助教育下,赵勇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当上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舞台上,母子俩经常围绕北京市的企业改革、市政建设、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共商国是”,为北京市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作为商人,陈丽华母子俩个性非常鲜明,特别注重以实绩参政议政。目前,他们在北京投巨资已建成和正在建的项目有长安俱乐部、丽苑公寓、中国紫檀博物馆等。其中,紫檀博物馆作为北京市向国庆50周年重点献礼项目,将向世人展示上千件不同时代的中国紫檀家具珍品,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尽一份责任。他们认为,参加北京市政协,就要通过参政议政,集思广益,通过“知情出力”,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把北京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不让贫困跨世纪 黑龙江农垦总局抓好扶贫工作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

  不让贫困跨世纪
  黑龙江农垦总局抓好扶贫工作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统战部,认真抓好全局统战扶贫工作,1996、1997两年,共投入扶贫贷款48万元,扶持台胞台属、归侨侨眷等各界统战人士143户,脱贫率达86%,有30余户年收入超万元。
  为了搞好统战扶贫工作,农垦总局的各级统战部门,每年年初,对全局的统战人士经济状况进行一次调查,建立扶贫档案,了解他们的脱贫想法和实际能力,在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当年的扶贫对象。扶贫对象确定以后,按每人2000元—5000元下拨扶贫贷款,同时做到从每个贫困的统战人士实际出发,围绕市场经济帮助其确定经营项目、技术指导人员,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帮助解决生产资料、销售等实际问题,确保扶贫贷款在脱贫中起到“造血”作用。各级统战干部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把统战扶贫工作当成大事来抓,坚持经常走访,跟踪问效,遇到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实施全方位服务,把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落到实处。
  为了巩固扶贫成果,不让贫困跨世纪,今年他们又下拨扶贫贷款18万元,扶持54户,这样该局贫困统战人士可在2000年前全部脱贫,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
  (尔冬)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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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禾嘉集团董事长夏朝嘉(右)、副董事长袁东畴在种子田察看即将收获的优质双高(高面筋质、高蛋白质)小麦。 霍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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