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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04-20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良种无端被扣罚 今日返种得赔偿(图片)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连续报道

  良种无端被扣罚
  今日返种得赔偿
  媒体报道黑龙江省五常市种子站无理扣压农民种子事件后,在哈尔滨市领导的干预下,问题得以迅速解决。市种子管理站登门送还了扣留的种子,返还了打白条扣罚的两千元钱,并赔偿农民上访车旅费一千五百元。五常市小山子镇十四户农民终于将返还的豆种扛回家。今年的春耕误不了了。
  新华社记者 陈凯星摄

北京市交通小资料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北京市交通小资料
  ▲北京有1300万人口,120万辆机动车,900多万辆非机动车,机动车年均增长20万辆,绝大部分为私人小轿车。
  ▲目前北京经常发生车辆拥堵的路口和路段,已达100处之多;公共电汽车运营速度由1994年的16.7公里/小时下降到9.2公里/小时;每逢上下班高峰期,近1/5的路口和路段交通不畅,车辆运行速度不足5公里/小时;道路交通事故每天都有上百起。职工上下班路途平均所占用的时间由10年前的54分钟上升到65分钟。
  ▲这些年北京不仅打通了二环和三环路,且市内立交桥的数量已占到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市府每年用于道路建设的投资达20亿元以上,市区道路面积平均年递增4%,而机动车却以15%的增速发展,每平方公里道路拥有的机动车已达2万多辆。
  ▲北京每增加10米长的道路,就同时增加近7辆机动车和60多辆自行车,比道路增长快14倍和6倍。

目击北京行路难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目击北京行路难
  ●董建勤 孟兰云 丁波 梁彩恒 撰文
  ●张耀摄影
  堵车!堵车!堵车!到处都是车。
  如今的北京,出门遇“堵”成了家常便饭。
  4月13日,星期一,早6时30分,我们一行4人,选择了“堵”名在外的呼家楼、西单和中关村路口作实地考察,在无尽的人流、车流中,感受北京的交通现状。
  谁都在抱怨行路难,可正是一些人的抢先一步加剧了拥堵
  6时30分
  西单
  十字路口,一些机动车和自行车看到车流量不大,无所顾忌地闯红灯,仅6时45分至6时50分,就有25人闯红灯,部分机动车被迫放慢速度。7时过后统计,每一次绿灯亮起,总有30辆以上的自行车抢占机动车道,占去路面的一半以上,一次20秒的绿灯只能通过机动车四五辆,积聚成堵。7时30分过后,拥堵车流达到200米以上,车只能一点一点地挪动。一辆从宣内大街驶上长安街的15路公共汽车,在仅150米路距内,竟等红绿灯闪了3个来回才缓缓驶出。路口一位小贩说,“每到上班高峰,车流都很慢,汽车通常在这个口要呆六七分钟。”8时20分,不少自行车和行人乘交警不注意时违章穿行。当一辆超重三轮车驶过被交警处罚时,有两辆三轮车从民警身后飞驰而过!趁交警换班的间隙,记者与下岗的交警攀谈起来。他无奈地说:“违章状况太普遍是造成这段路拥堵的主要原因,通常我们只有两三位交警执勤,纠正违章。常常忙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7时30分
  中关村
  自行车潮水般涌来。南北绿灯亮,可东西斜穿过来的数十辆自行车全然不顾机动车的鸣笛而抢行。红灯还亮着,一辆公交车就急匆匆而过。
  8时45分
  呼家楼
  红灯,一辆白色小面包车急刹不住,擦伤一辆黑色桑塔纳尾部,两车司机在高架桥下争执了约10分钟,一时路口堵塞。交警出面令面包车司机道歉并赔偿了事。这位交警说,还有不少公交小巴也令人发怵,赶着时间段挣钱,怎么罚都不管用,超载、抢道是家常便饭,平均四五分钟就有一起交通违法事件。
  晚8时,北京市交警大队派出200名干警,兵分八路,在近80个主要路口进行突击夜查。记者随行。
  晚8时20分
  朝阳路口
  我们发现一严姓司机驾冀R0007号轿车酒后开车,这位汉子满口酒气,声称只不过20分钟前喝了一小杯葡萄酒:“酒后开车当然危险啦,只是大家一块儿吃饭,相互劝酒,稍喝一杯,无关大局。”
  22时,夜查完毕,全城80个路口共查处酒后开车62起、闯红灯106起、无证驾车52起。
  由于种种因素,“公交优先”难优先,专用道时常被侵占。笔者在宣武门外大街踏上往北横穿十字路口的109路公交车。从西单站到甘石桥站停车7次,其中3次是因行人、自行车乱穿马路所致,另一次是因22路小巴士违法拉客造成堵塞。不到1000米的路程竟耗时12分钟!车上一位中年妇女说,每天车都得在这个路口磨上一段时间。
  “蹲点”证实,人们不能“各行其道,遵守信号”和交通违章行为是直接导致道路不通畅的重要成因,而一旦形成“疙瘩”波及周边地区,疏散一次要用10—20分钟。
  现代城市需要现代的道路,也需要现代的道路管理
  北京交通大动脉的东三环以“堵”出名,就在下午记者赶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采访时,在长虹桥下,用18分钟,才通过一个路口。天天感受“堵”况的出租司机说,这里等于把十字路口挪到桥下来了,是设计不合理。东三环高架桥除去三元桥外没有一座全交叉的,全都是南北方向行驶的单向桥,又很长,呼家楼东西方向路口的距离比南北方向几乎长3倍。当南北方向亮起绿灯,车辆进入路口时,东西方向车辆还没有驶出路口,因此行驶在路面中央的汽车极易被堵,堵后极难疏导。车辆要想左行、右行、调头必须很早到桥下,与自行车混道行驶,桥下负担过重,造成交通拥挤。
  这暴露出道路建设、规划超前意识不足。中关村与北京市“菜篮子”———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接近,载着活鸡的自行车、贩菜的三轮平板车与公交车常挤一块儿。在四通桥下疏导的交警说,这一带东西辅道车灯太短,只有20秒。过街天桥也太少,常有行人爬栏杆及自行车逆行的情况。
  10时,东单十字路口,南北向形成拥堵,汽车长龙近300米。卖报的大伯说:“每天早上7时多堵起,要近中午时才恢复正常。”南北向绿灯时间过短是原因之一。一姓王的交警告诉我们,长安街上不少路口的红绿灯是70年代安装的,当时设计时间是20来秒,如今确已不适应。10时10分,东单路口南北向一次红灯时间达2分20秒,一些司机准备不足,常常是绿灯亮后几秒钟才缓过神来。
  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道路建设和管理要有新进展。大家少抢一步也许是“解堵”的第一步
  走进忙而有序的122交通报警台机房,只见20部监视器昼夜不停地显示着西直门、燕莎桥、车公庄等19个环线路的路况,其他中小型路口也都装有交通违章检测仪,作为大屏幕监控的补充,能逼真地把无人执勤时的违法车辆自动摄录在案。每隔半小时,全市7个交通大队准时反馈一次所辖管区处理情况。
  这一天,从10时到19时,122接警百余起,并进行了及时处理。
  “市民不太满意,但有些问题要理解。”18时30分,忙完工作的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马振川对记者说:“客观地讲,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有多种成因,板子不能打在哪一家头上。世界各国都是先有车,后有路。重要的是科学管理,提高科技手段和设备的综合水平,眼睛向内,尽量把堵塞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认为,目前北京城市交通的主要矛盾是数量庞大的自行车、迅速增加的机动车和有限的市区道路之间的矛盾,永恒的“车路矛盾”中“混合交通”与道路面积少、路网密度低的矛盾日益突出。
  出路之一是优先发展公交,目前北京市已开辟了5条公交专用道。但目前公共客运设施在人们日常出行所占比例不足40%,远低于世界大都市70%的水平。
  采访归来,华灯辉映,“打通平安大街,造福首都人民”的巨幅标语下,建设者们仍在奋力拼搏。行路难,堵塞多,何时不再叹奈何?一天的“蹲点”考察采访,使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首先请从自我做起,走该走的路。人人都少抢一步,多走几步,是为解“堵”第一步。
  ***
  压题照片:车流如水的复兴门桥。
  下图:4月13日,交警在北太平庄路口夜查。(附图片)

还我土地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土地是农民的生命。党中央一再强调要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政策。春播在即,五间坊的一些农民却因交不起“上打租”,失去了土地
  还我土地
  新华社记者 储叶来 刘军
  春播在即,我们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新河乡五间坊村采访,村民纷纷向记者倾诉自己的忧愁和焦虑。他们为能否合理得到土地、能否种得起土地而苦恼;他们为村干部郭广成等人的蛮横而显得无可奈何,发出沉重呼喊:“还我们承包的土地”。
  3月上旬,记者坐毛驴车来到五间坊村,不一会就围拢来几十个村民。村民李丙成说,他因交不起“上打租”(春播前收取当年的农业税、提留、统筹、集资摊派等费用)而没有得到土地。为了糊口,他正盘算着外出打工。他的妻子哭着对我们说:“我丈夫腿有残疾,怎么走呀!”我们看了看老两口的存粮:一袋榆树叶和三袋玉米。村民暴桂兰为了结清今年的各项税费分得土地,以高利率借款4000元。她说:“今年就是借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地要上,要不然今后30年都没地种。现在地是有了,但要想播种,仅种子、化肥、柴油这些就得一笔投入,还是种不起!”她家的地已经转包给别人,代价只是收取秸秆。
  据调查,过重的农民负担,不合理收取“上打租”,因长年没有农业贷款而形成的民间高利贷之风,使当地的一些农民负债累累,或丧失土地,或没有能力去种地。五间坊村规定,今年村民必须结清当年每人275元的各项税费,才能参与分地。村民吕正明已多年没有责任田,村里仍要这位老汉结清税费后参与分地。去年这个村遭受旱灾,大部分村民不能承受如此重负,只得借高利贷(25%—50%的年利率)以求分得一份地。记者采访了30多名村民,有20多人说都是借了高利贷来交上打租。村里还规定交不起上打租,可以找担保人分地,但对欠款必须按25%的利率给村里。
  在今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五间坊村提前两年强行中止承包合同,并强制推行所谓的“卖井带地”做法。这一做法引起村民的强烈反对。但村干部不尊重农民意愿,强行将1350亩(占总耕地的16%)“井带地”并90眼井以1万元买1眼井带15亩地的价格发包,承包期30年。这种做法导致这次土地承包肥瘦不均、多少不均,埋下贫富分化加剧的隐患。这次分地中分得最多的仅人口地之外附加的“井带地”就有60亩,而整个村子至今仍有10多户农民与土地无缘。
  还有一件事令五间坊村民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兑现去年的甜菜白条,竟被索取10%的回扣。郭广成在村广播喊话:“甜菜糖厂马上要黄了,不给回扣就要不回现金。总回扣10%,甜菜户出5%,村集体拿5%。”农民李臣价值1600元的甜菜白条,在扣除甜菜种子、化肥、农药等高额费用外,还剩360元,再扣除5%即80元,只剩280元。村民们普遍反映,郭广成说的“村集体拿5%”的回扣其实由全体村民人均负担。至今村民们还在翘首期盼回扣尽快退回。
  郭广成在分地期间还利用村广播声明:“城里人下岗,农民也可以下岗;本村人不包,外省外县的人都可以来包。”目前,五间坊的事情通过记者反映,已引起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作批示要求尽快调查处理。

“桥”造大些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桥”造大些
  □□皮子
  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对高考指挥棒下的分数教育大为不满,举出种种弊端。笔者也深有同感。小女刚刚小学三年,自打上学就对分数分外看重,不论大考小考,都志在双百。得了双百就欢欣鼓舞,九十几分就噘起小嘴。这样小的孩子,实际上已经在为将来的高考而奋斗了。
  教育需要改革,比如提倡素质教育,比如改革高考办法。但是教育改革不能只在教育方法本身做文章,视野可以再开阔一些。教育的弊端根源在于千军万马都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竞争如此激烈,能不能有好分数,关系到能不能上大学,甚至关系到一辈子的前途,学生怎么能不把分数当成小命根,家长怎么能不为分数提心吊胆,学校怎么能不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仅要研究上“桥”的办法,也要研究如何把“桥”造得大一些。能不能把独木桥变成南京大桥、南浦大桥,也就是加快高教事业发展,一方面多挖掘现有高校的招生潜力,一方面多办一些大学,创造更多的升学机会。桥大了,竞争就不那么激烈了,高考指挥棒就不会那么灵验了,令人苦恼的许多教育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现在,也有条件多办一些大学。上大学已经收费了,办大学并不全是赔本的买卖,可以把大学当作产业来办。经济领域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教育也应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多种形式、多层次办大学。国家只要把住办学质量的关口,就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让更多的人受到高等教育,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对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意义重大。
  蛋糕做大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经济、社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哪一样也离不开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比如,失业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增加就业,是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增加就业,就要加快经济的发展,把经济的蛋糕做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再比如,缩小地区差距,不仅要通过政策调节二次分配,促进落后地区发展,同时也要加快全国经济的发展,整个蛋糕做大了,切给落后地区的份额也会更大。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有条件时就应该把经济发展搞得更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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