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2-23第1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红军将领卢冬生
廖汉生杨秀山
仅以此文献给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军将领卢冬生同志，并寄托我们对他一生为党为人民所建功绩的怀念。
卢冬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都一甲史家坳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少年时代给富人家当放牛娃。为了寻求解放的道路，他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后来，在陈赓的影响和带动下，离开武汉到南昌，在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当副官。他和一营营长陈赓一起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的会昌战斗中，陈赓脚部负重伤，卢冬生冒着弹雨救护。接着，他护送陈赓转道香港到达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不久，党中央又派卢冬生迎接辗转来到上海的贺龙。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然而，卢冬生这时候却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于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贺龙同志请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并派卢冬生等去完成护送贺龙、周逸群的任务。卢冬生的公开身份是贺龙同志的“弁兵”（警卫员），实际是党中央派往贺龙同志处的交通员。
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８日，船过湖北的观音洲。贺龙打听到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装。贺龙一副阔商打扮，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贺龙一把抓住团防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来借枪！”团防队长瞪着眼睛，吓得发抖。卢冬生站在贺龙身边，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举枪，立即掏出他们仅有的一支枪，一枪打倒那个团丁。卢冬生的这一枪震慑了所有团丁。就这样搞了１０多条枪、２００多发子弹。团防队长哆哆嗦嗦地说：总指挥，这，这，我怎么交待？贺龙说：“好办。给你打个收条。”就真的给他开了个收条。１９６０年贺龙回顾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特别提到了卢冬生。
１９２８年春，贺龙部队在湘鄂边受到一次严重挫折。卢冬生临危受命，去上海找党中央。他拿着六个铜板上路了，一路上打短工、讨饭、睡屋檐，风餐露宿，千里跋涉，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上海。
那时，党中央也只是从报纸上得知贺龙部队失利的消息，先后派了几名搞军事工作的同志去湘鄂边地区联络，由于敌人封锁，加上他们不熟悉那个地区的情况，没有一个与贺龙同志联系上。４月间，卢冬生突然来到上海，党中央的同志十分高兴。根据卢冬生的当面汇报，很快作了指示，并派卢冬生传达给贺龙同志。这对身处荒僻之隅的红军和苏区的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贺龙同志给党中央回信时感叹道：“卢同志来，接读中央的来信，欣喜之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卢冬生继续为党中央与贺龙部队之间传递信息。他身藏机密文件，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一次，党中央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及井冈山红军斗争经验的材料，交给卢冬生带回湘鄂边。卢冬生回到湘鄂边，贺龙和红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看到“六大”的文件，以此对照往日斗争失利的情形，极大地提高了斗争的信心。贺龙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训，学习了“六大”的文件和井冈山红军斗争的经验，决心建设“朱毛式”的红军，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建立健全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并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从此，红四军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来，红四军发展成为红二军团，湘鄂边苏区得到顺利发展。对此，卢冬生是有功劳的。
鉴于卢冬生出色的工作，湘鄂西前委在１９２９年３月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冬生同志因云卿（即贺龙）同志身边找不到可靠的人，而他在沪的工作又不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致地留卢同志在此工作，请中央照准。”党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这个请求。于是，卢冬生先后担任贺龙同志的警卫员、军部警卫班长、手枪大队队长、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务，参加开辟湘鄂边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卢冬生工作能力很强，在独立工作时谨慎不苟，出色地完成任务。１９３２年，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左”倾路线单纯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红三军打了一些不利的仗，付出了重大代价，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又将红军分为两路，一路由贺龙、关向应带领，转到外线打击敌人；一路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洪湖中心区。由于夏曦指挥失误，部队几战皆败，致使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又将地方部队临时组成湘鄂西独立师，由王炳南任师长、卢冬生任政委，最后突围。当他们到潜江三柴河同敌人遭遇，先胜后败，到浩子口渡西荆河时，被敌人截为两段。夏曦、王炳南带领主力过了河，卢冬生率领的第二团两个营在后面未能过河。经苦战，转移到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坚持斗争。
离开主力，失去领导，得不到上级指示，敌情严重，伤员无处安置，给养不足，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卢冬生并没有畏缩，他会合了那里的独立团，仍用独立师的番号。他统一领导部队坚持斗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碰上大股敌人打不赢就走，碰到小股敌人则坚决消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鼓舞了士气，队伍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卢冬生一面带领部队坚持斗争，一面积极寻找红三军主力。翌年１月，卢冬生率部攻占鄂西兴山县城，从报纸上得知红三军主力经河南、陕西、四川长途跋涉七千里回到桑植、鹤峰地区，立即率部南渡长江，经巴东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主力会师。贺龙已经有半年时间未听到卢冬生的消息了，现在卢冬生突然回来了，并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带回几万块银元和一些布匹，十分高兴。这时的红三军处境很困难。卢冬生带回来的这支部队，队伍整齐，人员体力强，情绪高，给红三军增添了有生力量。带回来的银元和布匹，解决了红三军的很大困难。卢冬生又一次为红三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时隔不久，卢冬生被任命为红三军七师师长，参加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斗争，游击湖北鹤峰、五峰、松滋、利川等地，歼灭了部分守敌。后占领四川黔江，歼敌一个团大部，并参加开辟黔东苏区。１９３４年５月，卢冬生率领七师占领四川彭水，歼敌一个营，打开了进入黔东的大门。接着渡过乌江占领沿河县城，击溃黔军蒋丕绪一个团，在其滩又歼敌一个营。随后，在木黄又打了一些胜仗。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在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卢冬生发挥了重要作用。黔东苏区的建立，结束了红三军的流动生活，有了新的落脚点，也为后来红六军团前来同红二军团会合创造了条件。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三军恢复了二军团的番号，卢冬生任红二军团四师师长，参加了创造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他率领四师参加龙家寨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后又占领大庸、永顺两城。１２月初，为配合中央红军西进，减少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六军团东出常德、津市、澧州地区。卢冬生率领四师参加浯溪河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继而包围常德，威逼长沙，为创造湘鄂川黔苏区做出了贡献。
卢冬生是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他英勇善战，打过不少大仗、恶仗、硬仗。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勇敢顽强地同敌人战斗。１９３５年春，敌人集中兵力向新诞生的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卢冬生率四师参加反“围剿”斗争。在湖南大庸后坪的战斗中，他腿部负了重伤。由于缺医缺药，从此落下残疾，走路一拐一拐，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卢跛子”。他坚强不屈地拖着这样一条残腿，照样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为了打破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继续向敌人进攻，贺龙、任弼时决定大胆深入敌人战役纵深，采用“围城打援”的手段调动敌人，消灭敌人。红军突然以一部兵力包围湖北宣恩县城，佯攻城北据点铜鼓堡，并派一部兵力切断宣恩、施南大道，显示我军志在夺取宣恩的意图，将主力隐蔽在城南２０里的地方，准备打击可能来援的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主力。１２日，即在我军包围宣恩的第三天，张振汉果然率领部队从来凤、李家河分左、中、右三路向忠堡集结，尔后向宣恩增援。张振汉认为，他的部队离忠堡只有四五十里，只要在下午４时前到忠堡集结，黄昏前完成防御准备，第二天再一起北进，救援宣恩。他估计红军远在忠堡百多里外，即使红军和他们同时行动，也要在黄昏前才能赶到忠堡附近。这时他们已完成了防御准备，完全可以抵抗红军的袭击。可是，红二、六军团侦察到了敌人的这个行动计划，总指挥部迅速果断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佯攻宣恩，主力则于１２日前半夜秘密行动，急驰忠堡截击敌人。卢冬生率领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四师，以急行军向忠堡前进。卢冬生告诉前卫部队十二团，到了黄牛棚，一旦发现敌人，就坚决攻击。部队经过１３０多里的急行军，于下午３时赶到忠堡东北的黄牛棚附近。这时，敌右支队的主力已经进入忠堡，中间支队和左支队刚刚通过，距忠堡都只有几里路。四师前卫部队一发现敌人，立即按照卢冬生事前的交待，向敌人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很快歼灭了敌人右支队后卫一部，并击溃敌左支队先头部队，将其指挥机关压缩在构皮岭的山洼里。随后，以一部兵力占领忠堡与构皮岭之间的高升塘有利地形，阻止已进入忠堡之敌回援。之后，兄弟部队红六师和红十七师也投入战斗，完成了对构皮岭地区敌人指挥机关和部分部队的包围。经激烈战斗，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之敌进行向心突击。敌人密集在一条不大的山洼里顽抗。卢冬生指挥十一团在高升塘参加抗击从忠堡回援之敌，命令十团及十二团一个营协同兄弟部队参加总攻构皮岭之敌。他亲自指挥师迫击炮连连长刘方德（后改名刘斌）炮击张振汉的指挥所。当时总共只有五发炮弹，刘方德仅用了四发，全部命中目标，炸伤敌中将指挥官张振汉，掩护十团猛烈冲击，活捉了张振汉。战斗至第三天下午３时，同兄弟部队一起将两千多敌人全部歼灭。
忠堡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开始围困龙山，持续３５天。我军从电台中获知敌中央军第八十五师谢彬来参战，拟由板栗园、小关经利夫田到李家河。于是，决定伏击谢彬。８月３日１１时，卢冬生奉命指挥四师赶到了敌必经的利夫田谷地东侧高地，在安家坡山上的森林里埋伏。他交待部队严密隐蔽，不准暴露目标，各种兵器都准备好，待敌人进到我手榴弹有效距离内，再突然猛烈开火，歼灭敌人。不久，敌人行军纵队进入我埋伏区，派出的搜索队发现了十二团参谋长周竟成没有隐蔽好的一匹牲口。敌人问带路的老百姓哪里来的牲口？但并没有引起敌人太多的注意，仍然继续前进。当进入我军伏击圈，到达手榴弹有效距离时，十二团一顿手榴弹猛打，打得敌人直往后撤。部队猛烈追击，不给敌人有回头射击的机会，一直打到利夫田沟里。敌人施展不开，死伤惨重，河沟里的水都是红的。乘敌惊恐慌乱之际，向敌行军纵队发起多路攻击，一举歼灭敌五一○团大部。接着又同红六师、红十七师并肩战斗，迅速将敌第五十八师的另一个团、一个特务营和师部歼灭，将敌师长谢彬击毙。缴获各种枪械近千支，迫击炮６门，仅四师就俘敌１０００多人。这一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
在敌人旧的“围剿”被打破，新的“围剿”还未到来之前，红二、六军团主力乘胜东出，深入敌人的战略纵深，占领了石门、津市、澧州、临澧，威胁长沙。这里是澧水下游，物产丰富。卢冬生和师代理政治委员廖汉生同志率领四师占领津市，击溃守敌，缴获了敌人的一艘轮船，解决了部队急需的医药和其他物品。部队在这里筹集资材，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四师扩大新战士１０００多名，仅十一团就扩大７００人，还解决了过冬的被服。半个多月后，敌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由湖北公安逼来，卢冬生和廖汉生同志各率领一个团阻击，廖汉生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红二、六军团主力达成这次东出的战略目的后，即主动返回根据地。四师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的刘家坪，开始了战略转移。四师担任艰巨的任务比较多。长征途中，卢冬生率领第四师参加了许多战斗，在便水、宣威、则庄坝等战斗中，均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其中在则庄坝战斗中，还俘敌数百名。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４日，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畔的石鼓镇，决定抢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重兵紧跟而来。石鼓渡口江宽水急，地势险要。派出的侦察员只找到一只渡船。一只船显然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这么多部队及时渡过江去，卢冬生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扎木排渡江。指战员们不顾水急浪高，毫不畏惧，冒着被激流冲走的危险，奋力划过江去。这些简易的渡江器材，便利了后续部队。卢冬生指挥有方，为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
翻过玉龙等几架雪山，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此作短暂停留，准备通过草地。卢冬生把过草地估计遇到的困难，讲给部队干部战士听，要求做好准备。这里是高寒地区，产粮很少，气候一日多变。卢冬生发动部队找粮食，同时要求节省每一粒粮食。部队不会搭帐篷，卢冬生就组织十一团示范，组织全师连以上干部参观学习，告诉大家怎样将帐篷搭得牢固，不被风刮跑，不能将帐篷搭在低洼地，避免下雨受淹，影响部队休息。此外，还有怎样学会使用藏民地区的生活用品，如怎样使用牛皮风箱助燃烧牛粪做饭，怎样使用火镰子打火等等，都要求部队学会。看似平凡琐碎的小事，却关系到能否顺利地通过草地，卢冬生首先要求部队认真学会。这些未雨绸缪的措施，在后来过草地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四师冻死、饿死的同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说明卢冬生对革命工作极端认真负责。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随后，卢冬生作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参加了苏区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翌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卢冬生被任命为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是年底，党中央决定送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去治病和学习，卢冬生也是其中之一。到苏联后他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４２年毕业时，正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紧张阶段，他未能有机会回国，被派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北野营地，分配到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的独立步兵旅旅部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苏联对日宣战，他随军回国，参加了接收东北的工作，先后任长春市政府监督、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等职。正当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与世长辞了。
卢冬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５０多年了，但他革命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所建的功绩，永远值得纪念。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千秋永存，光照后人。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双双国士青史铭
——忆万毅谈西安事变
翟孟
６１年前爆发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演变，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今年，正当我们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万毅将军于１０月３１日不幸病故。他的遽然逝世，引起很大震动，人们深感悲痛，纷纷以各种形式举行了悼念活动。江泽民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送了花圈；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冒着严寒参加了送别仪式；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万毅当年就学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老校长、老上司张学良将军偕夫人赵一荻女士，也从万里之外的夏威夷辗转发来唁电，表示对“万毅同志不幸先逝，悲痛万分”，体现了师生间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年来相互关怀、时有存问的深厚情谊。
万毅将军逝世，我也不胜悲痛。在绵绵哀思中，不禁想起６年前对他的一次专访。万毅是张学良将军的学生和旧部。解放前后历任党政军要职，是老中将，中共第七、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他身居高位而平易近人。特别是那种儒雅的学者风度，使人很难想象，今天面对的这位慈祥长者，就是那员当年搏击疆场，令日、伪军闻风丧胆，惊呼“不怕一万，就怕万毅（一）”的虎将。十年动乱中因惨遭迫害，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但由于长年坚持日行万步，身体还很硬朗，思维非常敏捷，记忆力更是惊人。当我向他提起西安事变的采访话题，他欣然打开记忆的闸门，万端思绪流水般一涌而出：“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是复杂的，它的爆发却是势在必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由东北而关内，步步进攻，片片蚕食，直把中国逼向亡国的危险境地。国难临头，大敌当前，全国人民本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你我，党不分国共，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这才是正理。此时，当权者蒋介石却与张学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区分和对待敌友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蒋介石说：‘第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张学良说：‘第一个敌人是日本人’。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认为：‘攘外则内自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西安事变正是这一场政见之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局。”
叙说至此，万毅将军凝眸深思，似已沉浸于纷繁往事的追忆和缕析之中。有顷，他接着说：“张学良将军是出于统一的愿望才去西安的。作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我也随他去了西安。１９３５年我任东北军１０５师３旅７团中校团副，调到张将军身边工作。９月，张将军派我到马鸿宾部作联络参谋。翌年元月，又调回任１０９师６２７团上校团长。西安事变爆发，我奉命率部强行军，日夜兼程赶往渭南前线阻击国民党中央军，以稳定局势。１２月１６日凌晨途径西安，张将军传令召见，就部队情绪等有关情势多有垂询。临别，他语重心长地谆谆嘱咐我：‘你回去一定要对全体官兵讲清楚，我们此次非常行动，完全是为了促成一致抗日，共同对敌，而不是为了抢官职或争地盘。’讲话时，眉宇之间那种精诚报国、大义凛然的庄严神色，时隔５０余年，至今犹萦回脑海，难以忘怀。”
的确，尽管沧桑变幻，往事如烟，有些历史事件或伟大人物，却能超越时空局限，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看起来令人感到永远是那样光彩照人，常看常新。万毅将军讲得好：“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才促成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及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同时也建树了千秋功勋。他们功在国家民族，已为举世所公认，万众所颂扬，谓为千古功臣，决非溢美之词。中国人民一向都是这样的：不论是谁，只要他为国家民族做了好事，人民就会永远感谢他，纪念他。”说着，老将军起身踱步，旋即咏成七律一首，题为《西安事变五十五周年献张、杨两将军》。诗曰：“寇入五年揖让行，独裁内战怙穷兵。金陵狱底政囚满，灞水桥边枪阵丛。一箭三雕谋险恶，四分五裂任凶横；双双国士同肝胆，仗剑降龙青史铭。”
６１年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导致了“对垒因之弃旧恶，同仇至此展新颜”，国共联合、一致对外的政治局面。今天，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已成为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统一既为众望所归，迟早必将成为现实。在此，我谨遥祝昔日救亡兵谏、而今名扬四海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和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夫人赵一荻女士身体健康，寿登期颐，有一天能与国人举觞同贺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其时，在西安事变中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万毅将军，也当含笑九泉，无限欣慰了。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主义精神永照千秋
——回忆西安事变前的学生临潼请愿
常诚
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６１周年，当时我在由北平迁到西安不久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读书。西安事变前，我参加了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去临潼向蒋介石的游行请愿。西安事变后，在国民党军队进占潼关向渭南推进时，我参加了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战地宣传队，赴渭南前线，在东北军渭河阵地作战地宣传的工作。随后，又在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组织部做青年工作。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再次向西安进攻时，曾组织西安各界去三原、泾阳慰劳红军，受到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将军的亲切接见，并去红军的一些连队进行慰劳。值此西安事变６１周年之际，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政策下，兵不血刃占领了东北。张学良将军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他从东北沦陷、华北垂危和追随蒋介石“剿共”内战所造成的民族危急日益加剧中，认识到中国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张学良将军的这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了很多的共识。特别是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后，东北军驻在陕西、甘肃一带，和红军有了直接接触和较多的联系，张学良将军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大举侵犯绥远之际，蒋介石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４日率国民党军政大员又来西安，亲自对“围剿”陕北红军督战。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在此内忧外患紧张时刻，张学良将军于１２月７日到临潼，想以至诚的态度感动蒋介石。他声泪俱下要其“改变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听后不但无动于衷，反而痛责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在舌敝唇焦地向蒋介石劝说，苦劝甚至哭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深深认识到用这些至诚的办法劝蒋“停战、联共、抗日”，已无济于事，只有采取逼蒋抗日一途了。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９日西安学生针对蒋介石来西安调兵遣将进行大规模内战的紧张形势，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举行了规模浩大的一万余名学生参加的，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支援绥远抗战”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愿游行。先后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请愿。由于向这些机关请愿未获答复，加之请愿游行开始不久，又听到东望小学游行队伍步出校门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开枪射击，打伤一名小学生的消息。同学们愤怒异常，于是决定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这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如临大敌，立即命令西安市军警关闭西安去临潼的各城门，并命令在西安去临潼的公路上布置军队，武力阻拦。东大工学院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时请愿学生并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些布置情况，也未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当东大工学院同学快要走到城门洞时，见在城门洞里有无数的军警举着枪和刺刀对向学生。学生见到这一情况，便知道这是蒋介石国民党不惜采用屠杀手段，镇压学生前去临潼请愿的一种卑鄙的行动，更是愤怒异常！走在前面的同学不顾危险，勇敢地跑了上去，包围了军警，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我们去临潼请愿是要求蒋委员长支持绥远抗战！”等口号。趁此机会，另一部分学生立即跑到了城门旁边，抬下大门闩，迅速地打开了城门。打开城门后，又见城门口外边也站立了很多的军警，一字队形排列，举着枪和刺刀对准要冲出去的学生。这时学生更是不畏危险，汹涌地冲破了军警的阻拦。城门和火车站相距很近，但这时火车站大门已经关闭，所有火车已全部开走。请愿学生便从公路去临潼。一路上，也遇到几次军队的持枪堵拦，但均被请愿学生一一地冲破。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在灞桥上面架枪严守。并命令，若请愿学生行到灞桥前面时，可“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
这时张学良将军正因事来临潼面谒蒋介石。他听到蒋介石这一命令后，当即反对蒋的这一镇压学生爱国请愿的举动。张对蒋说，“西安学生到临潼请愿，完全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应予同情和爱护，决不能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请愿学生进行这种野蛮的屠杀”。蒋介石说：“这些人不是学生！是暴徒！对暴徒就要格杀！”于是张蒋两人发生了争执。张气愤地指责蒋说，“你这样做，是要当袁项城？还是要当张宗昌？”“你这样做，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张蒋两人争执后，张学良将军便气愤地离开了临潼，回到了西安。张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学良将军为了避免学生请愿发生流血事件，随即一人亲自驾车追赶学生队伍。快要到灞桥时，学生游行队伍的纠察队员向游行队伍报告说：前面就是灞桥。在桥上面，有许多宪兵架枪防守。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毫无惧色，迈着雄壮整齐的步伐继续前进。不久张学良将军追赶上了学生请愿队伍。下车后，张学良将军见到游行请愿的学生，虽然一天没有吃饭、喝水，并且太阳快要西下，仍是雄壮整齐地前进；特别是看到东望小学的小学生们，也同样是精神饱满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非常感动。张即要求走在后边的同学速给走在前面的同学传话，说张副司令现在队伍后面，要求前面队伍停下，有话要对同学们说。走在前边的同学，听到后边传来的话，商量一下，便停了下来。张学良将军便来到学生队伍的前边，走到一个稍高的坡地上，学生们围成了个半圆形，听张将军讲话。
这时蒋介石已经注意张学良将军的行动。当张学良将军来到学生队伍前边，走到稍高的坡地上时，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也走到张的背后。张站在前面讲话，他就站在背后听。张学良将军说：“同学们到临潼请愿，是爱国的正义举动。你们提出的意见我看了。我赞成你们提的意见。现在时间已晚，前面灞桥上面有宪兵防守，你们难以过去，你们去那里很危险！”这时东大工学院同学立即说：“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求蒋委员长当面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愿为救国而死。”张学良将军说：“你们是要把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还是要把热血洒在前面的灞桥上？当然，应当把热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现在时间已晚，离临潼还很远。我劝你们回西安去。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我一定把你们提出的意见，亲自转给蒋委员长。”同学们说，“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得到答复，我们不能回去”。张学良将军激动地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给你们答复。”张学良将军的讲话非常诚恳，同学们听了深受感动。于是接受张学良将军的劝导。东大工学院同学带头高呼：“听从张副司令劝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绥远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回到西安。
这次西安学生请愿游行，由于张学良将军的恳切劝导，才使可能发生的中国历史上一场最大的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流血惨案得以避免。因为请愿学生是在一条比较狭窄的土面公路上，排列成很密集的队形前进。如果开枪扫射，学生将很难迅速散开，流血牺牲人数将不是几十，几百，而是数以千计。张学良将军这种爱护学生的举动，避免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爱国学生的流血惨案的发生，应永载史册！这次西安学生的请愿游行所表现的不畏危险，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将军，加上他与蒋介石对西安学生请愿又发生了争执，可以说：西安学生去临潼的游行请愿对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程度的导火线的作用，也可以说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成为西安事变的序幕。
张学良将军在１２月９日和蒋介石对西安学生爱国请愿游行问题发生的争执，使他深深感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已弯弓待发之际，蒋介石对以前的错误做法，不但没有改弦更张之意，反而更加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甚至对爱国请愿学生也要采取屠杀的镇压办法。如此下去，中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由于国家民族危急的日益加剧，他愈益感到自己重任在肩。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遂以超人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和杨虎城将军举行了兵谏，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救国的主张，逼迫蒋介石“停战、联共、抗日”。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