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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05-30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略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9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略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苏星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未来15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本文仅就第二个根本转变讲点个人的看法。
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划分,最初来自农业领域。粗放农业,是指靠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少量的劳动和资金。集约农业,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考察级差地租时,曾论述过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开始时,农业主要靠扩大生产规模,实行粗放经营,这一点在畜牧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按照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也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便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要素。这时,农场主开始在同一土地上使用更多的资本,实行集约化经营。马克思说:“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农业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才出现了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Ⅱ,就是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这一转变,推动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开始于60年代。当时,原苏联、东欧的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法,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说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就是说,前者是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大增加生产;后者是靠生产要素效率提高增加生产。到了70年代,他们又把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扩大再生产和集约型扩大再生产。原苏联曾经把主要是向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过渡,看作是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探讨经济增长方式时,有的区分为外延型和内含型;有的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还有的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区分为外延的粗放型和内含的集约型。我认为,这些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应当统一使用这个提法。
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和集约型的主要区别在哪里?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可以这样说,粗放型是以追求速度为主;集约型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或者叫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接着,他明确指出:“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可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质上就是从以追求速度为主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工农业生产,开始也是以粗放型为主,后来才逐步转向以集约型为主。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于粗放型阶段,是有历史原因的。旧中国工业落后。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在许多方面从无到有,在初期,不能不铺新摊子,增加数量,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同时,这种状况也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计划一直管到企业,企业只重视完成计划指标,不重视经济效益;由于计划价格长期固定不变,企业也无法重视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力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没有最后形成,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分缓慢。近年来,经济效益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据陈锦华同志提供的数字:“八五”时期,我国累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总投资近7.3万亿元,而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约3.7万亿元,每百元资金总投入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50元左右,投入是产出的两倍。高投入、低产出,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效益下降。
现在,我们面临两种抉择:一种是继续以追求速度为主,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高速度迟早会掉下来;一种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一个是走老路,一个是下决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者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更新发展思路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不仅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提出了保证实现这种转变的控制数字。
李鹏同志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讲了两个数字:
一、“关于‘九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央政治局认为,编制计划时按年均8%左右安排为宜。按照这样的速度,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可以超过;整个90年代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8%至9%的要求。”
二、“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九五’期间投资仍将保持一定的规模,但投资增长速度应该比‘八五’低一些,投资率按30%安排是合适的。”
我认为,这两个数字举足轻重,它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设计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经济增长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讲了许多年了,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人们都热衷于攀比速度。为了追赶速度,就得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上新项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但是,每一年能够用于积累的资金是有限的,于是就挤占企业流动资金,挤占技术改造资金,挤占科研教育经费,挤占农业投资……实在没有办法,就得增发通货。没有物资作基础的财政发行,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近年来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九五”期间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八五”期间的12%降为8%左右,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适当调整速度,才能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落实,原因是人们追求过高增长速度的思路还没有根本转变。有些理论家认为,中国今后15年到3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应当高于9%,积累率应当高于33%。实际情况更不容乐观。去年年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对各方面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两个转变”决策的动态作过调查,大体上是三种情况:一、思路清楚。一些地方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重新审查了五中全会之前当地所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设想,根据五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的发展思路,调整了原定目标;二、思路不太清晰。一些地方对五中全会前当地制定的计划设想基本没有改动,只是速度略有降低,项目略有减少;三、还是老思路。一些地方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很好总结,特别是没有找出问题之所在,只是把中央的口号接过来,加到当地规划的文字中,奋斗目标还是注重上数量、上速度,强调翻几番,强调“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开发建设步伐”,甚至号召“大干快上”。调查者说,第一种情况是少数。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率(积累率)就不能过高。投资率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指示器。4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投资率过高,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过去出现的几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都同投资率(积累率)过高有密切联系。第一次是“大跃进”时期,投资率最高的一年是1959年,达43.8%;第二次是1978年,投资率达36.5%;第三次是1985—1988年,1985年投资率又上升为35.3%。结果,一再被迫调整,欲速则不达。最近几年,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4%以上,1994年是36.4%,已经过高了。因此,“九五”期间把投资率调整到30%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这样,国家才能有余力优化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的投资,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
8%左右的增长速度和30%的投资率,只是宏观调控指标,每年可以有高有低。各个地区可以高于这个指标,也可以低于这个指标,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现在看,高于这个指标比较容易,低于这个指标比较难。原因是有些地区还没有摆脱扩大固定资产规模的压力。这具体表现为:
明知财政有困难,资金不足,但由于旧机制的惯性作用,担心不多上项目,财政上不来,只好硬着头皮上。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要求再造新优势,吸收更多的投资到本地来建大项目;经济不发达地区强调自己地区基础差,认为国家在“九五”期间,应当压发达地区的投资,增加自己地区的投资。
错误地总结过去的所谓“经验”,怕自己降下速度,减下规模而别人不动,将来要吃亏,存在等待观望心理。
中外合资项目容易批准,许多地区和企业引进外资的积极性很高。据统计,1995年外商投资加上配套人民币,已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30%以上。
现在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继续搞粗放经营的危害性。应该看到,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如不迅速转变,不仅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而且潜伏着通货膨胀的危机。如果再出现大的不平衡,还得调整。
据国家计委披露,由于前几年投资过快增长的滞后影响,我国在建规模偏大。“八五”结转到“九五”的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有454个,总投资规模超过1.55万亿元,扣除已完成投资,剩余工作量尚有近1.1万亿元。加上小型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和其它投资项目,以及非国有经济投资项目,估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规模达5万多亿元,剩余工作量约2.8万亿元。由于建设摊子铺得过大,近几年又受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工程造价上升较快,加之有些项目的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不落实,致使不少项目出现资金缺口,拖欠工程款和材料、设备款。要消化这些资金缺口,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从宏观上控制投资规模,继续以多上项目、铺新摊子的方式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矛盾会越积累越多,国民经济的全局迟早会出问题。有人说:“九五”的最大危险,是再铺一大批新摊子,造成老的搞不活,新的也稿不下去。我们应当想办法避免这种结局。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理由是:第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69.5%。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了,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转上集约型经营的轨道。第二,国有企业效率低,竞争能力差,已经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实行增长方式的转变,已刻不容缓。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呢?
从长远来看,重要的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体制有重大变化。主要是打破了单一的中央政府投资的格局,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居民和外国投资者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但是,由于在体制改革中,政企职能分开步履维艰,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变化不大,行业垄断,地区分割,投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手里,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由行政部门决策,决策者可以不承担责任和风险,上面考核干部又往往主要看搞了多少大项目、速度上没上去,很容易造成互相攀比速度,盲目追求数量,搞粗放型扩大再生产的局面。为了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除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仍以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主体外,其余的都应当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这也是我们改革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是把国有企业建设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企业应当成为投资主体,否则就谈不上自我发展。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不能不考虑盈亏,计算投资的回报率,承担投资风险,而这种机制是政府所没有的。企业也可能攀比速度,搞粗放型经营(这样的例子已不少),但它影响的范围小,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也小,而且容易纠正。
当然,作为投资主体,政府的投资体制也要改革。中央已经决定,要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
从目前来看,国有企业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这方面,冶金工业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以邯郸钢铁总厂为例。这个厂从1991年开始,实行“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为核心的企业内部改革,见效很快。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实现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把一个亏损的中型钢铁企业变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良性循环的大型钢铁企业。邯钢的经验对我们启示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邯钢经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实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方式。邯钢的“模拟市场”,首先是以市场价格作为核算的依据。他们把过去以“计划价格”为依据的正算法改变成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的倒推法,即从产品的市场售价减去目标利润开始,按厂内工序反向逐步推算出目标成本,然后把目标成本中的各项指标层层分解到分厂、车间、班组、岗位和职工个人,使厂内的每个环节都承担降低成本的责任,感受到市场压力。企业的经济效益最终表现为利润(包括上缴税款)的大小。利润等于产品的销售价格减成本,成本降低了,利润自然就上升了。因此,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把降低成本当作“牛鼻子”来抓是对的。这样,实际上就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第二,加强成本管理,可以带动和促进整个企业的内部管理工作。成本是一个综合指标,降低成本,主要靠降低物资和劳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就要做好计量、检测、定额、班组建设和标准化操作等基础管理工作;就要充实和加强财务和质量管理、销售、计划和审计工作;就要加强技术改造。成本管理是个纲,抓住这个纲,企业内部管理上去了,技术改造也上去了。
第三,成本否决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成本否决的关键,在于否决。邯钢的奖金占职工收入的40%以上。个人奖金与目标成本指标完成情况直接挂钩,凡完不成目标成本指标的单位或个人,即使其他指标完成得再好,也一律扣发当月的全部奖金,连续三个月完不成目标成本指标的,延缓单位内部工资升级。据今年初统计,5年来全厂先后已有79个厂(次)被否决当月奖金,有69个分厂和处被延缓工资升级时间。加强企业管理,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否则,方案再好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现在,邯钢的经验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许多大钢铁厂都在学邯钢经验。鞍钢扭亏为盈的原因很多,比如,全厂职工更新了发展观念;产钢1000万吨的指标降为800万吨;对职工实行精干主体,分离辅助,优化组织结构,等等,其中学习邯钢管理经验起了重要作用。
邯钢和鞍钢扭亏为盈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尊重实践,大胆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
更新发展思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还在领导。在这方面,冶金部门思想比较明确。冶金工业部部长刘淇同志提出:“在‘九五’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两个转变的要求,明确了‘九五’期间,以提高质量、发展品种、降低消耗、提高钢材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任务,而不强调企业一定要发展到1000万吨级、600万吨级等规模。”“我们引导企业在规划中不再以产量规模为主,而以淘汰落后工艺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为主。”“抓好规划这个环节,可以使企业从项目立项开始就走上集约型的发展之路。”我认为,这个思路是符合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如果各部门和地区都这样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大有希望。

《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论》简介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论》简介
南开大学常修泽教授主笔的《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是一部研究企业制度创新问题的学术专著,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当代西方国家企业制度研究的有益成分,对中国传统体制下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企业制度创新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该书的创新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主题创新。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企业活动总是企业内部关系与外部环境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统一就表现为“现代市场与科层新组合”。该书以现代市场与科层新组合为主题,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是一种有益的新的理论尝试。
第二,研究观点创新。该书明确提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的三大理论支点,即“资源配置‘换体论’”、“企业产权重组论”和“资本运营效益论”。资源配置有两种基本方式,即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由传统经济体制中的计划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市场配置资源必然要求企业资产存量的流动和重新配组。通过企业资产有规律的合理流动,实现资金运营的高效率和高效益。该书以此为依据,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
第三,研究体系创新。该书以市场企业制度创新为核心,把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总体设计、运作方略以及具体操作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理论体系,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
第四,研究方法创新。该书不是盲目地照搬国外的理论模式,而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这种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以及有关实际经济部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丛书》简介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丛书》简介
郝福玲
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任名誉主编,邓伟志、张琢任主编,一批颇有学术建树的中青年社会学者撰写的《站在世纪之交的思考——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丛书》,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立足于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代背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全面论述了我国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和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过程,不单是一个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过程,而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自身发展三位一体、和谐进步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整体发展的过程。该书以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科学方法,以最新的翔实资料与数据,具体从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结构和组织体制的转型,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现阶段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人际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我国面对市场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保障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及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关系问题等八个方面,系统地、分门别类地研究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条件下产生的主要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纵观全书,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该书站在历史交汇点上,思考、回答了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鲜明的政治性和前瞻性。该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概念、新观点,对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该书还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对策性建议。该书较好地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统一起来。全书吸收了多学科知识,资料丰富、信息量大,不仅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社会学特有的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和规范功能,而且文字精炼优美,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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