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5-02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揭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内涵
——学习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体会
王茂林
中央和地方关系是直接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对处理好这个重要关系提出了一个总原则：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这个总原则，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内涵。
确立实现国家财力集中与分散适度结合的新体制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财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一般而言，国家财力集中过度或者分散过度，都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尤其要注意解决国家财力过度分散的问题。因为各个市场当事人分别从自身的利益要求出发来组织生产和经营，寻求最大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各市场当事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不损害社会利益，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这靠市场本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集中必要的财力，对市场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实现国家财力集中与分散的适度结合，即该由中央掌握的财力坚决由中央掌握，该给地方的财力则完全给地方，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变了以往中央高度集中的分配格局，实行放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增强了国民经济活力。但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且经过放权让利后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带有明显的双重体制痕迹。比如，在财力的分配和使用上，中央对地方某些方面统包过多与调控乏力的现象并存，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财力过于分散，造成中央财政困难，宏观调控实力减弱，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此外，国家财力的集中或分散程度还直接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都具有某种行政隶属的性质，如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乡镇企业等等，企业按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和上交收入。这样一来，这些企业就势必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不仅影响政企分开，不利于企业资产的重组和实行集团化经营，而且也助长了分散主义，各地竞相生产价高利大产品，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造成很大浪费。因此，我们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准则：首先是市场基础准则。国家财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要有利于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有利于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我们应该看到，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地方政府利用全国整体经济优势来追求本地利益的合理性。这种在保证整体经济统一性基础上的适度分权，促使我国经济更具有活力。我们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它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的关系，至于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则应按税种来划分。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主义产生的条件。其次是权责对称准则。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两级利益主体，各自的财权、事权和决策权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并相互对称，以形成权责统一的约束机制，做到既保证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所必须的实力，同时又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地方优势和资源潜力。再次是法律规范准则。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和决策权的划分和调整，应经过法律程序，进行明确界定，保持相对稳定，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
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切实维护中央权威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可见，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思想，统一领导，国家就会四分五裂，根本无法稳定。所以，维护中央权威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实践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成熟的、能够驾驭全局的、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使我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信赖。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有的同志错误认为，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需要维护中央权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就不需要中央权威了。实践充分证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切实维护中央权威。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各自为政，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不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想法和做法，是非常有害的。
要维护中央权威，首先必须理顺中央宏观调控与省级经济调控的关系。中央宏观调控，是指中央对全国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控，它包括制定全国性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税政策、涉外经济政策，以及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率的调整等，这些权力必须集中在中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因此，省级经济调控必须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落到实处。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全局观念。一个省相对于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全局来说，只是全局中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如何走，要从全国这盘棋来考虑。某些举措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有益的，而对全局来看却是不可行的、无益的，就应该以局部服从全局。例如，我们湖南是个农业大省，每年向全国调出大量粮食、生猪、木材等农副产品，支持了全国的大局。但农业的比较效益较低，如果单纯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而放松农业的发展，那就会影响全国大局的稳定。所以，湖南从全国大局的需要出发，积极发展农业，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强省。总之，只有按照全局的要求，把局部的工作做好，才能真正维护全局，支持全局。
要维护中央权威，还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央各部门与地方的关系，切实解决好条块矛盾和条条之间的矛盾。首先应该肯定，中央各部门颁发的指示、规定和通知，一般都是为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所作出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对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地方党委和政府要积极支持、配合，抓好组织落实。其次也要看到，中央部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意见，有时候难免不出现某种部门利益倾向，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地方与中央部门之间的不协调，以至矛盾和摩擦，就不能说成是地方同党中央、国务院的矛盾。因此，中央各部门有一个克服部门利益倾向，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主动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和积极支持地方工作的问题。此外，由于行政机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中央专业主管部门仍然设置过多，权力过大，使得大家不得不围着这些“条条”转，极大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影响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综合决策能力和权力效率。所以，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还应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改革。
在中央统一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地方经济调控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赋予地方必要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地方经济活力增强了，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全国整体经济。为此，必须搞好地方经济调控。
一般来说，地方经济调控主要是指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城市，在所辖范围内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的调节。其职权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在中央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内，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战略，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地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地区经济优势；二是根据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合理运用地方财政资金和其它地方性收入，统筹规划和组织地区性的重要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优势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推动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联合，为本地区内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三是在执行中央统一政策，不影响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制定本地区的经贸政策，调节本地区的生产、投资、流通、价格、外贸、外资以及劳动工资等经贸活动；四是根据国家和中央银行的规定，设立地方城市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发展银行，为地方的生产流通和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筹措资金，可以在经过中央批准后吸收外国资本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浮动幅度内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优化贷款结构；五是依据国家法律，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并监督实施地方性经济法规。
以上可见，地方经济调控，实际上包括组织实施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制定实施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两个方面，后者既是对前者的贯彻，也是对前者的支持和发展。所以，搞好地方经济调控，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尤其是省一级党委和政府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基于这种认识，当前在地方经济调控的运作上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是上下两级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的发挥，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一句话，关系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问题。领导干部日常工作千头万绪，矛盾也错综复杂，但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自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从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二，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政策要切忌本本主义和照抄照搬。必须明确指出，照搬照抄并不是真正贯彻中央的指示，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的本本主义，务必尽快纠正。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很不一致，且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动态经济。因此，要善于从本质上、方向上把握全局，吃透中央的精神，紧密联系本地实际，研究执行中央方针和政策的路子、办法、战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使中央的宏观调控在地方取得最好的效果。
第三，坚持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我们所做的工作。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探索；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后，会出现短暂的失衡和阵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需要我们有强有力的驾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放思想，提倡敢闯敢试、敢于探索的精神。总之，凡是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事情，从本质上看，就是符合中央方针和政策的事，应该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大胆地去做，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正确处理好省与地、市、县的关系。现在省和省级业务主管部门仍然存在集中过多的现象，削弱了地、市、县的权力，同样不利于搞活经济。湖南是个大省，既有山区和丘岗区，又有湖坪区；既有工业市镇，又有农业地县，各地差异很大。因此，要允许地、市、县在组织实施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省级地方调控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组织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省一级党委和政府切不可左手举起说中央集中过多，而右手却对地、市、县搞高度集中。省和地、市、县之间也要合理划分经济管理权限，明确界定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建立起权力同责任相统一的制度。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税收国际化与税制改革》评介
王岩
靳东升撰写的《税收国际化与税制改革》一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税收国际化为背景，阐述了税收国际惯例理论与实践，把税收国际化与我国的税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该书研究了税收国际化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分析了税收国际化是一种客观现象，除了生产社会化、经济国际化的根本原因之外，一些税种的普遍化和独立税收管辖权都是税收国际化的客观条件。该书介绍了国际税收协定的作用，解释了国际税收协定应包含的主要项目，以及每个项目的特殊含义，分析了一些跨国纳税人如何滥用税收协定，指出了如何防止滥用国际税收协定的有效办法。该书指出，国际税收协定必将向大范围、规范化、多边化的方向发展。
该书还论述了跨国税收问题，包括税收国际惯例，跨国纳税人和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等一系列的问题。
该书在内容上还不够全面，有些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深入，反映了税收国际化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有待于作者进一步研究与完善。（王岩）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简介
王志乐研究员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一书，回顾了近年来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阔前景。本书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若干特点，例如，投资规模大，系统性强，资金到位率高，技术先进以及管理科学等；介绍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长远战略，总结了跨国公司投资项目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以及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等地和化工、轻工、汽车等行业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经验，为我国有关地区和部门今后进一步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提供了借鉴。
该书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民族工业带来的压力，我国尚不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与跨国公司投资发展的相关问题，我国有些投资者的短期行为与跨国公司长期战略的矛盾，以及中外双方管理人员素质欠缺对跨国公司投资的不利影响，等等。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趋利避害，实现与跨国公司战略合作的一系列对策建议。这部以调研为基础写成的应用研究著作，既可以为从事外商投资工作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也还可以为广大读者了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和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映光）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思想教育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环节
陈润儿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劳动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趋复杂，对经济管理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更加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组织、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而思想教育又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环节。
思想教育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经济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对人的管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人们的觉悟有先有后，认识有深有浅，以至对各种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会对人们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产生不同影响，这就需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道德水平、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必要的思想保证，这也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当前，在我国经济领域中，劳动者与经营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格局变动较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直接触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处理不当，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可能会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出来，既影响人际关系和人们的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管理的有效性。协调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人际矛盾，单纯运用物质利益原则，调整分配方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思想教育的沟通和调节功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人们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教育广大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见，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
思想教育是经济管理的有效保证。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人既是管理的客体，又是管理的主体。在社会生产力中，人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工具的改进，物质资源的配置，科学技术的应用，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现代经济管理正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制度管理，严格组织纪律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加薪提级等物质激励机制也有一定作用，但光靠这些也是不行的。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动力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灌输的。一个企业只有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实现人与物的科学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思想教育是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任何一种管理行为都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方法来实现。思想教育是经济管理行为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应当肯定，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我们必须坚持物质利益原则，但是物质利益原则不是万能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者和经营者之间有许多问题，仅仅依靠物质利益原则是难以解决的。只有大力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采取正确的思想教育方法才能奏效。即使在贯彻实施物质利益原则时，也必须切实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自觉运用正确的思想教育方法，加强经济活动的管理。
思想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细雨润物的过程，同时它又具有启发性、长期性、群众性的特点。思想教育致力于启发人的觉悟，解放人的思想，塑造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要使思想教育工作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必须做到：一是要有明确的目的。只有把思想教育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才能使思想教育抓到点子上。思想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人们的头脑，教育广大职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不断提高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科学文化素质，造就“四有”新人。二是要有科学的方法。思想教育要紧密联系实际，抓住一些“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惑释疑工作。要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诚待人，帮助人们运用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明辨是非，判断真伪。要注意加强思想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用榜样的力量，典型的示范，带动群众，鼓舞群众。要积极开展丰富生动、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陶冶道德情操，升华精神境界。三是要有实在的效果。思想教育切忌“空对空”，搞形式主义，一定要讲效益，见效果。就是要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劳动者、管理者的政治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保证和促进生产的发展、效益的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