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31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侵略史观”应该休矣！
吕明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５０年了，但日本一些人至今仍坚持其二战时的“侵略史观”。前不久，日本众院通过的“不战决议”仍闪烁其词，说什么各方要“超越史观之差异”，回避了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一实质。对此，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均十分气愤，对日本国内这股竭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势力，不能不保持高度关注和警惕。１９９５年５月３日江泽民主席会见日本村山首相时就忠告日本：“在战后５０年之际，正确认识历史是重要的”。在日本众院通过“不战决议”后，６月２４日，江泽民主席与日本新进党党魁海部俊树会谈时，再一次忠告日本，要正确对待历史。江主席说：“能否认真地反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罪行，关系到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
中国人民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日本八年侵华战争，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军民共伤亡３５００万人；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４０００亿美元。这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到了巨大牺牲、巨大损失，使中国社会遭受巨大破坏，而且也使中华民族遭受巨大心灵创伤。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决不会忘记这段长达８年的被侵略被占领的悲惨历史，也理所当然地十分关注日本对过去那段历史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高兴地看到很多日本国民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罪恶是有清醒认识的。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确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政客仍死抱着侵略史观不放。他们先是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对外侵略；继是一些“失言大臣”屡屡“失言”，不时发表否定侵略的言论；再是围绕“不战决议”展开的论争，最后国会通过一纸“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欲言又止的“决议案”，为其侵略战争从法律上开脱罪责。不管形式上怎样多变，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没有“超越”而是顽固地坚持二战时的侵略史观。如若不信，请看下列事实。
第一，歪曲历史，否认侵略。在日本文部省主持编写的教科书中，说到这场战争时，不写“侵略”而写“进入”中国，并以“无实证”为借口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没有任何正式记录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使这场战争变成没有“侵略”记录的战争。一些日本官员也屡屡篡改侵华历史，说“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中战争是偶发战争”等。有的官员虽躲躲闪闪地谈到“侵略”，但也只承认有“侵略事实”，而不承认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众院通过的“不战决议”则把“侵略战争”轻描淡写成“侵略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拼凑“正确传达历史的议员联盟”，放肆进行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活动。
第二，颠倒黑白，美化侵略。日本不仅否认侵略战争，而且还进而宣扬“侵略有理”论、“侵略有功”论。他们鼓吹“大东亚战争是圣战”，是为“亚洲和平”的战争，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卫”；甚至是为了“解放东亚”，“为使亚洲从欧美列强手中争取独立”，“使亚洲人觉醒”。他们宣称“没有东亚战争就没有亚洲的独立”，把对亚洲的侵略胡说成是对亚洲的“解放”，日本俨然成了“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功臣”。据此，日本建了一些纪念二战的设施。“靖国神社”的“宝物遗品馆”实际是战利品展室，在东京新宿地区为处刑的甲级战犯树立起“和平纪念碑”，福冈县境内有“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碑文刻有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自存自卫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圣战的字样。他们还把侵略者、战犯描绘成是二战的“英雄”，把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人奉为“英灵”，称他们是“为和平而贡献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勇士”。一些内阁大臣常到“靖国神社”去对这些“英雄”顶礼膜拜，为其歌功颂德。
第三，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正由于日本坚持不承认侵略战争、不承认侵略有罪的侵略史观，所以它就坚持不反省、不道歉、不赔偿的死硬态度。《现在为什么要搞“不战决议”》一文就说：“只要是为上一次战争明确表示某种反省，实际上就意味着谢罪。”有的政客扬言：如果承认侵略战争，就是给日本的历史“沾上污点”，就是“对不起当年为国捐躯”者。日本当政者从战后到现在一直不肯承认侵略的罪过，当然也就无须“谢罪”了。最近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仍对过去没有认罪感，用“懊悔”取代“道歉”。外电评论，“不战决议”既无“道歉”“谢罪”，又不宣布“不战”，作此“决议”真是“多此一举”！
战争结束已有５０年了，为什么日本仍坚持“侵略史观”，拒不认罪？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侵略史观在日本国内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其主要成员是被美国包庇下来的二战时血债累累的战犯。１９４８年底，东京法庭在二十几名大战犯中只判处７名绞刑；其他法庭对约５７００名战犯只判处一小部分人死刑，大批战犯或被免于死刑或被赦免。可见，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京法庭的判决，只是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最轻微的、部分的清算，并未对所有负有战争责任的人追究责任。这些战争时期的罪人、战后日本帝国的孤臣遗子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的要人与政客，并组成右翼保守势力，左右日本政局。据统计，日本右翼团体有１８００多个，组织成员达１２万人。他们否定侵略战争，并反对对战争道歉。在右翼势力的操纵下，１９９４年秋以来，日本４７个都道府县的议会中，已有１８个议会通过了追悼战死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这股右翼势力对昔日的帝国主义抱有很深的眷恋，企图再现昔日的辉煌。这股右翼势力是“侵略史观”的主要社会基础。此外，还有一部分日本旧军队的士兵及他们的子孙与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２００万“战死者遗族”。他们坚决维护其亡兄亡父的“英灵”地位与死亡价值，认为如果承认过去的战争是“错误的侵略战争”，那么战死者就不是为国家与民族而死，死得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他们也对侵略战争矢口否认。
日本战后没有实行战争赔偿从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战争责任的惩罚与教育，是日本至今仍坚持“侵略史观”的另一重要原因。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占领的美国政府曾想从战争赔偿上严厉惩处日本，并拟定撤走日本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方案，以防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然而随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冷战的出现，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反共的需要，对日本转而采取从政治与军事上扶植的政策，以把日本建成远东的反共堡垒。于是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美国政府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从极严厉转到极宽大，对日本实行罕见的“无赔偿”政策。１９５１年签署、１９５４年生效的《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在排除中国参与、苏联不参加、完全由美国主导的情况下，关于战争赔偿作了对日本十分有利的规定，特别是决定赔偿额不是按日本在战争中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失和痛苦程度，而是以不损害日本“维持”“可能生存的经济”为限度；并规定日本可向受害国“提供生产、沉船打捞等劳务，来达到赔偿损害的目的”。日本政府利用这些规定大作文章，大搞“赔偿外交”。一方面，它以“维持可能生存的经济”为条件，使赔偿额不超过日本的支付能力，把战争赔偿额压到最低限度，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７年的２３年时间里，日本总共付给东南亚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赔偿仅相当于１５亿美元，年均不足７０００万美元。另一方面它又利用“提供生产”向外推销产品，把当时在国际上尚无竞争力的日本机械产品输出到东南亚，使东南亚成了日本难以得到的最大海外贸易市场，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结果是，日本的赔偿变成了对日本输出产业的“积极援助”。日本利用战争赔偿作为经济外交手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战争赔偿是一个战败国应有的基本态度。同样是二战战败国的德国采取了与日本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们不仅以国家名义正式向被侵略的受害国道歉谢罪，全面承担战争责任，让人民“永远记住”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而且还拿出近７００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对纳粹受害者给予赔偿，因而德国取得了周围受害国的谅解，并逐渐树立起和平民主国家的形象。而日本则完全走了另一条路。它不仅不道歉谢罪，也不认真实行战争赔偿。它给受侵略之害国家的所谓赔偿微不足道，相反，却拿出８００多亿美元之巨款抚恤在二战中战死者的遗族。这是日本向外国支付各种赔偿的５７倍。日本对侵略受害者与他们的战死侵略者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战争赔偿是对一个国家侵略罪行的惩处与清算。日本对侵略战争的“无赔偿”情况使日本失去了一次受深刻教育的机会，不利于他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反而助长了他们坚持“侵略史观”的气焰。
日本所以如此坚持“侵略史观”，与它的国力迅速增长、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相联系。近来日本报纸经常大谈“亚细亚”与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共同体”，流露了想当“东亚盟主”的潜意识。这使人们自然想起了日本战前的“大东亚理念”、“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所谓“亚细亚主义”即“东洋主义”，是日本主义的代名词。日本右翼势力再次打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子，企图重组势力。他们在东京召开了向死亡的日军和那时被驱赶到战场的朝鲜、台湾等地的死亡军人祭拜的“亚洲共生祭典”，发表所谓《亚洲共生·东京宣言》，仿效１９４３年东条英机在东京召开的、由在日本军事占领下成立的各地傀儡政权首脑参加的所谓“大东亚会议”与通过的所谓“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宣言》。新的右翼势力现在召开上述“亚洲共生祭典”，是在为“大东亚共荣圈”招魂，并企图争取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地位。所以说，日本如此坚持“侵略史观”，不过是要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白日梦罢了。
日本至今仍在坚持“侵略史观”，完全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由于美苏冷战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在二次大战后，美国不是积极去追究战争责任，而是急于使日本成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亚洲盾牌”，并在经济、军事上扶植日本，把日本建成东亚反共的桥头堡，为此美国不惜对日本采取姑息养奸的政策。美国对战后日本的姑息，助长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助长了日本坚持二战史观、否定侵略的气焰。美国的这种政策必将自食其果。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侵略战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今天，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批评“侵略史观”，目的是希望日本正确对待历史，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其实，日本坚持“侵略史观”，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是日本战后的政治癌症，如不及时割掉，是极其危险的；如不放弃“侵略史观”，是不会取得受害国谅解的，从而也无助于日本形象的改善的。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
王霞林孙宅巍
今年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在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时候，中国人民没有忘记，５０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便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华众多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暴行之一。侵华日军屠杀了３０万名以上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将南京１／３的街道和建筑物焚毁，制造了２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
　　　　肆意屠杀　惨绝人寰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１９４７年中国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达３０万人以上”。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决。在南京大屠杀中，仅千人以上的屠杀，便有：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汉中门外屠杀２０００余人。当时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１２月１５日下午１时，我军警２０００余名，为日军俘获后，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饮弹齐殒，其负伤未死者悉遭活焚。”这次被屠杀的幸存者、当年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伍长德最近介绍说：“下午１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２０００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被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１００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起来，一批又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
１２月１５日，在鱼雷营江边屠杀９０００余人。此次屠杀的幸存者殷有余，在接受当时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丁承纲询问时确认：“这一天，连官兵带老百姓一共被俘约９０００多人”；“日本兵用四挺机枪扫射，只漏下９个人没有被打死。”
１２月１６日，在中山码头屠杀５０００余人。当时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１６日下午６时，聚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５０００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在此次屠杀中，因跳入江中而幸存的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称：“日军将５０００余人押赴南京下关沿江排列，用机枪屠杀。”另一名死里逃生的难民刘永兴介绍说：“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
１２月１６日，在下关屠杀４０００余人。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确认：该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４０００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人生还。”遇难者单耀亭之妻单张氏于１９４６年４月２日出具结文称：日军于“１６日晨１０时许，开始沿户搜查青年男子，不问何故，一并拉到广场，聚有４０００余人，整队开往下关”；这些被捕者均“死于机关枪下……血染红了江水”。
１２月１７日，在煤炭港屠杀３０００余人。南京电厂总工程师兼代厂长陆法曾，在致南京市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呈文中称：“煤炭港下游之江边，被拘禁者约有３０００之众”，日军“初以机关枪扫射，继即将各被害人驱入附近茅屋内禁闭，再堆集木柴浇上汽油于茅屋四周，放火燃烧”。另一位目睹日军放火烧房的市民何守江说：对被捕难民一阵扫射后，日本兵又“把２０００多人赶进煤炭港的一个大仓库里，在房子上泼了汽油，放一把火，把２０００多人都活活烧死了。只有一个青年人，知道仓库墙角有个下水道，他把十指扒出了血，才从下水道里爬出来，没有被烧死。”
１２月１８日，在草鞋峡屠杀５．７万余人。一位负伤的公务人员鲁苏，当时藏匿于附近的大茅洞内，曾目睹屠杀惨状。他在一份证词中说：“日军将５．７万余名军民圈禁于幕府山下四、五所村，（农历）１６日夜间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予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悉投江中。”对于在幕府山下有众多的军民被捕，日本特派记者横田曾在１２月１６日报道：“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１４７７７名南京溃败敌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的大规模生俘敌军，故部队方面颇觉为难。”
１２月，在水西门外上新河一带屠杀２．８万余人。居住在上新河地区的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曾亲见日军在江东门、螺丝桥、棉花堤、双闸一带屠杀军民的情景。他们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的证词中说：“日本军杀害我国被俘军人及逃难人民，共计２８７３０余人，毙命于上新河地区。当时日军将被俘军民以铅丝缚手脚，推下河水中，有的盖上柴草倒下煤油烧死，妇女幼女被奸死者众。此外，以手榴弹、机枪、刺刀等武器处死者更多。”
１２月，在城南凤台乡、花神庙一带，屠杀７０００余人。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民国２６年１２月间，难民５０００余名，士兵２０００余名，在南门外附近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屠杀，所有尸体，由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会同红卐字会分别掩埋于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庭长石美瑜并率法官和慈善机构代表，于中华门外埋尸地点掘得尸骨数千具；经法医鉴定，大量尸骨上都留有枪伤、刀伤痕迹。
１２月，在燕子矶江边屠杀５万余人。１９４５年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李龙飞经调查确认：“日军在燕子矶滩一处，杀毙我解除武装的青年在５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陆军第八十八师军人郭国强，当时曾匿于三台洞附近，亲见“当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
１２月，在宝塔桥、鱼雷营一带，屠杀３万余人。目睹日军这一罪行的陈万禄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具文，陈述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３万余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民国２６年１２月间，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日军屠杀军民３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上述各起都是规模与影响较大的集体屠杀。此外，还有遍布城郊的分散屠杀，以及用刺刀捅、军刀劈、活埋、活剐、火烧等种种残酷的虐杀。一名参加过当年进攻南京的日军士兵东史郎，近年公布了自己的战地日记。他亲见几名日军将一名南京青年装进邮件口袋，外浇汽油，点火取乐。“袋子里立刻迸发出不可言状的可怕的声嘶力竭的惨号。因为那人在袋子里拚命地挣扎，袋子就自动地蹦了起来，又滚来滚去。”最后，连人带袋被绑上手榴弹，抛进河中，青年人被炸得粉身碎骨。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遇难同胞的尸体，为慈善团体掩埋有１８．５万具；为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以及城南市民芮芳缘、回民王寿仁等掩埋为３．５万具；为南京市政公署督办及伪下关区、第一区区公所掩埋为７４００具；为日军太田寿男、安达二少佐指挥处理约１０万具，其他日军部队处理约５万具。考虑到掩埋、处理尸体在统计上的交叉和遗漏等情况，认为有３０万名以上的南京军民遭到日军屠杀，是有充分根据的。
新近由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公布的德国外交档案中披露：南京城陷之初，被日军押去枪决的中国人，“必须下跪并在后脑上挨上一枪”。路透社记者史密斯报道说，“我们看到大约１００起这样的处决”。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４日，德国留驻南京外交代表罗森，还在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３万具尸体。”最近刚刚发现的原鼓楼医院美国医生威尔逊的日记，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现代人间地狱的第六天，血和掠夺的记录充满了张张日记，整批整批的人被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忍、淫欲和野蛮的现象。”日记还记述：“约有１万名年龄在１５—３０岁的中国人被带出南京城外靠近轮渡码头的长江边，在那里，日本人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关枪向他们开火，大部分尸体被抛进了江里，有一些被堆起来焚烧。”
　　　　罪恶昭著　岂容抵赖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５０年中，日本国内的极少数右翼分子和政客，一次又一次地在侵略中国与东亚以及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掀起翻案的逆流浊浪，妄图为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军国主义招魂。其中，在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影响比较恶劣的翻案活动有：
１９８２年７月末，日本文部省强行修改日本高等学校教科书，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成“进攻”或“进入”，同时还极力缩小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
１９８４年６月，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在该书后记中明目张胆地写上：“谨以本书奉献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接着，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４个月之际，田中正明又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为日军的血腥暴行进行狡辩。
１９８５年５月，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把日本侵华战争写成是日军被迫应战，有意掩饰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真相；把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说成是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等。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日本众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杂志《花花公子》上发表谈话，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１９９４年５月３日，日本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每日新闻报》记者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并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２日，日本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歪曲二战历史真相，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记者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不是以侵略为目的战争”，战后亚洲各国民族独立和发展，是“战争的结果”。
此外，１９８６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和１９８８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先后发表侵略无罪的谬论。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首相中曾根率全体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日本内阁首次公开参拜祭祀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１４名战争罪犯在内的靖国神社。此后，由于国际及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虽未再发生现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现象，但历届内阁中，都有一些成员以公职或私人身份前往参拜。最近的一次，是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５日７名内阁成员的参拜。
上述各种翻案活动，各有特点。修改教科书，是为了毒害青年一代，为日后复活军国主义准备好“群众基础”。在美国杂志发表谈话，意在混淆国际视听，欺骗世界舆论。由官僚政客发难，是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扩大翻案谬论的影响。田中正明披着学者和“学术研究”的外衣，著书立说，貌似“客观”，对不明真相的人们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永野以法相的身份，公然否定经过法律程序判定的罪行与事实，妄图从法律的角度否定历史。他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前呼后应，互相配合，可谓异曲同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暴行，有３０万具遇难者的尸体为证，有血写的成千上万的证言、结文可稽，有１７００名至今仍健在的幸存者、见证人作证，有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为依据。这是历史定下的铁案，决非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谎言所能动摇。至于那些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更是一种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卑劣行径。
在去年９月新解密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文书中，有一份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由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大使馆的“特别资料”，内称：在南京，“不少于３０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的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与野蛮的本质所决定的。日本战犯山冈繁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所形成的可怕的精神状态：“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勇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美国吴天威教授最近引用最新资料证明，“凡是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在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就无资格当排长。”日本军国主义以疯狂地对外扩张为其特点。扩张需要征服，征服离不开暴力。他们侵略到哪里，就施暴到哪里。中国是日本的近邻，也是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和残害最烈的国家。以松井石根为头子的日本华中方面军，正是企图通过恐怖手段，对南京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中国人民停止抵抗。对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等战犯的判决书中写道：“当松井被任命为上海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在占领上海的一月以后，日军到了南京郊外。松井石根发出一个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正因为如此，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挥官，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１２月７日，松井石根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颁发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根据不同情况，日军应以不同的兵力进入城内实行“扫荡”。在这里，“扫荡”实际上就是对停止抵抗的军人和无辜百姓进行屠杀的代名词和屠杀令。松井石根还曾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继松井石根之后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王也曾亲自签署盖章，发出一连串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是“杀掉全部俘虏”。日本第１６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阵中日记》中写道：对于成千上万的俘虏，“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由此可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出之于日本军国主义既定方针的需要，及其有计划、有预谋的精心策划。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产物。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是：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一面光辉旗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尊严、荣誉和威望，始终是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又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力量。历史已经和必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担当起民族振兴的神圣使命的。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将顺利建成。
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源泉，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抵御外侮、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证明，在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下面，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长城。如此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此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惊天地，泣鬼神。今天，我们回顾抗日战争和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唤起人民勿忘国耻、再兴国运，进一步把我们的人民凝聚到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让我们每个人都肩负起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历史告诫我们，落后就会挨打。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国家横遭凌辱，人民强遭蹂躏。鸦片战争之后的１００年，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略的悲惨、屈辱的历史教育了我们，国力贫弱就无以抵御外侮，要使民族自立自强，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保持强大的综合国力。
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促进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责任。只有团结一致，以史为鉴，共同反对军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使世界得到永久的和平。历史表明，和平来之不易，世界大战的悲剧、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不能重演。和平失却、战争不断，带来的恶果必然是生灵遭涂炭，国破家园毁。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牺牲，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日本军国主义是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共同敌人。然而，迄今日本国内仍然存在一股妄图重蹈历史覆辙的势力。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都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强烈愿望。中日两国人民要以史为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坚决反对战争，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