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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8-31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

第3版(专页)
专栏:

  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
徐勇
本世纪30年代,当人类历史上最大一场战灾蔓延之时,中华民族曾首当其冲,孤军奋战。经过多年的苦斗,从单独抗战转而获得较广泛国际援助的过程,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从分散孤立状态走向团结合作共同抗敌的过程,其中蕴涵着十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
    以独立的战斗打开外援之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各国的反应是复杂的。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不是组织中国军民抗战,而是消极地诉诸国联,谋求国际解决,结果失败了。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除团结御侮之外,别无出路。1935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民族战争”的口号,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发生了实质性的积极变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倾其全力,准备一举鲸吞中国,中华民族举国奋起,打破了敌人的速战速决战略。骄狂的日本法西斯从此陷于不可自拔的战争泥沼。
中华民族举国御侮,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各国政府也在新形势下调整政策。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迅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12月,美国也以“桐油借款”的方式拨出第一笔援华贷款2500万美元。中国多年来单独抗战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外援之门开启,世界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转化为实质性的援助,并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合作的崭新局面。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率先援助
苏联是最先放弃中立与观望政策转而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的大国。“七七”事变后仅一周时间,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迅速签订,为两国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法律基础。翌年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苏联随后提供两次信用借款各5000万美元,用作购买军火之用,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之后,最早获得的大笔贷款。
至1940年前后,苏联对华援助总额2.5亿美元,中方实际动支1.7亿美元。中国向苏联购买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大炮1190门、汽车1550辆、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余支,等等。这些援助,对于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坚持全面抗战,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苏联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援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人民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加伦将军就曾向国民政府提出极重要的战略方案。而许多苏联军人,还直接加入中国的战斗行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感人的历史篇章。
    美国援华的过程和变化
美国是抗战中后期援助中国的主要的西方大国。但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头三四年内,美国以所谓“中立法”的名义,保持对中日两国的贸易,这实际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经济落后且遭受战争封锁的中国。
直到1940年7月日本公开侵入法属印度支那,日美谈判破裂,美国的抗日援华政策才逐渐趋于明朗化。美国最大的一笔援华贷款是在1942年2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
美国官方政策的变化受到来自民间的援华运动的巨大推动。例如在旧金山等地发起“一碗饭运动”,全美共约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筹捐给中国美金约100万元。
美国对华援助逐渐增长之际,正是苏联援助逐渐退出中国之时。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人民的援助,对中国的中、后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美国的“租借法案”于1941年3月成立,罗斯福遂又密令允许美国退役和预备役军人参加志愿队为中国人服务,于是由陈纳德领导的志愿飞行队便及时地补充了中国的空中力量。在1941年到1942年6月这段时间内,美军飞行志愿队参战约100次,击落击毁敌机297架,创下了辉煌战绩。
1942年日军完全占领缅甸,完全切断了中国南方陆地交通线。应中国政府紧急要求,罗斯福决定“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从而产生有名的自印度汀江到中国昆明“驼峰”运输线。“驼峰”运输线需穿越喜马拉雅山及横断山区。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飞行线路。据统计,美军在该航线损失飞机约500架,占其二战时期飞机损失总数的1/7。
这是一条由美国人民的优秀子孙以血肉之躯构筑的援华抗战的空中桥梁,也是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团结战斗、英勇无畏的历史见证。
    活跃在华北根据地的国际友人
如果说各大国政府在支持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决策方面,多少表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各国人民的援助却充满无私、高尚、富于忘我的牺牲精神。这在华北等日本占领地区活跃的国际友人身上得出充分的证明。
流亡在中国的朝鲜人民,或者组织抗日游击队活跃在中朝、中苏边境,或者组织义勇队活跃在华北、华东各抗日根据地。越南人民和印支共产党,也积极援助中国抗战。胡志明参加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等地。
随着在华北各地的东方各国友人的活动日益发展,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共有印度、越南、荷属东印度、朝鲜和日本等东方1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130余人。大会选举了常设组织领导机关,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等文件,推动了东方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高涨。
斯诺是第一个系统报道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10月在日军全面侵华的炮声中,公开出版其成名著《红星照耀着中国》。史沫特莱是一位美国进步记者,她于1937年访问延安。她介绍朱德的专著《伟大的道路》,及抗战通讯《中国的战歌》等,深受各国读者欢迎。美国海军官员卡尔逊,曾在罗斯福身边任职,受命为秘密情报观察员来到华北各地。他归国后出版的《中国的双星》,是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专著。1943年6月,包括外国记者6人在内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考察采访华北。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由罗斯福批准的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考察了陕甘宁及华北各根据地。他们的考察报告对美国决策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外国新闻界友人在华北的出色工作,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共和敌后抗战力量的了解,有效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
在华北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献出生命的加拿大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在今天的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另一位为华北游击战捐躯的印度朋友柯棣华,是当年印度援华医疗队一员。在1940年夏季百团大战前线,他曾连续工作13天,收治伤员800余人,为58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1942年12月,柯棣华积劳成疾逝世于河北唐县。毛泽东题写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出生于奥地利的记者希伯,1941年在沂蒙山区随八路军115师参加反“扫荡”战斗而壮烈牺牲。正如《大众日报》1943年12月1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盟国英美,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援助。就是在轴心国家中,也有不少反法西斯人士在关心我们、援助我们。”(附图片)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向日军阵地冲锋。本报资料

举行战略反攻 保卫人民抗战果实

第3版(专页)
专栏:

  举行战略反攻 保卫人民抗战果实
林治波
在中国战场上,由于解放区军民的局部反攻,日本军队遭到了接二连三的失败,中国人民已清晰地看到了胜利的前景。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解放区军民准备实行战略反攻。
有利的国际因素促使敌后解放区战场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局部反攻,迅速发展为战略反攻。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10日至11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连续发出七道进军命令,号召解放区军民立即向日伪占领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收缴日伪军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同时,令八路军一部进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解放区百万大军在220多万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随即向当面日伪军发起声势雄壮的战略反攻。
但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却在8月11日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无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同意。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演说指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同日,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因为它“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出于扶蒋反共的需要,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当日发布的第一号通令中,竟指定蒋介石政权为中国受降权的唯一享有者。在这同时,蒋介石急电冈村宁次,要他维护占领区秩序,等待蒋军受降,不准向解放区军队投降。冈村宁次据此命令所属各部队只向蒋军投降缴械,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
美蒋日伪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严重局势,使解放区军队夺取大中城市的反攻计划难以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断改变方针,将反攻目标转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各大战略区迅速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部队则转向中小城市,并控制广大乡村。
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由于美蒋的支持和纵容,在华日军公然继续顽抗,拒不向解放区军队缴械。9月9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单方面接受侵华日军投降,尔后又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命他指挥日军协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因此,解放区军民继续进行反攻作战,歼灭拒降之敌。
从1945年8月9日至12月底的战略反攻作战中,解放区军民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线,并以一部进军东北,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成功地保卫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

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

第3版(专页)
专栏:

  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
刘庭华
波茨坦公告的发表与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亚太战场。苏联迅即向远东地区增调兵力,准备对日作战;太平洋战场的盟军已占领硫黄岛和冲绳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解放区战场军民自1944年春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到1945年夏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攻势作战,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将日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从战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正面战场于1945年5月在芷江大举反击日军取得湘西会战大捷后,迅即转入追击作战。日本法西斯已处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此时,主要同盟国之间在如何分享战争的胜利果实及战后和平安排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矛盾。为此,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一些共同关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会议最后通过了《柏林会议公报》、《柏林会议议定书》和《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前就征得了它的同意。波茨坦公告共13条,它严正指出:“……德国的顽抗已被盟军所摧毁,遭到覆亡,日本如若顽抗,也不能逃脱与德国同样的命运。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
27日下午,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是否发表波茨坦公告问题,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内阁会议决定删除一些词句后在各报刊“尽量用小字,降低它的调子”予以发表,官方不作任何解释。日本政府仍在竭力隐瞒事实的真相。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能不予理睬。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
铃木的“不予理睬”的声明通过新闻媒介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仍坚持继续顽抗的态度。期间,日本外务省还在幻想着苏联的斡旋。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拒降的结果使日本人民蒙受更大的牺牲。8月6日8时15分,美军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日本政府此时仍未下定决心投降。8日子夜(莫斯科时间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将苏联对日宣战通告交给他。至此,日本想以苏联为中间人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
8月9日10时30分,日本军政要员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9日11时30分,美军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又一次极大的震动。
9日14时30分,铃木召集临时内阁会议,继续研究是和还是战的问题。10日凌晨2时30分,天皇采纳了东乡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送交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达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投降建议的复文,表示同意日本在保留天皇制这一条件下投降。12日,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召开内阁会议,13日9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8月14日10时50分,日本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天皇鉴于大势已去,终于被迫作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终战诏书”。
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终以日本天皇的“广播”正式宣告结束。从这时起到9月上、中旬,远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00多万日军,先后陆续向同盟国投降。
从上可见,日本的投降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保留天皇制的国体是日本同意投降的基本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出现日本有条件投降的结局,其中主要原因,是美国放宽日本投降的要求条件。它是导致战后日本仍有少数人否认侵略历史、复活军国主义思潮的隐患。
    中国战场举行全面反攻,日本签字投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红军于8月8日开始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将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局部反攻作战,发展为战略大反攻。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及受降等七道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立即向日伪军发出通牒并发起全面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战略反攻,打击和牵制了日军驻关内的大量部队,使其不能增援关东军,从而支援了苏联红军歼灭关东军的远东战役的胜利进行,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
需要指出的是,在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大反攻,收复失地,逼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之际,蒋介石竟然接连发布命令,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移动”,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由于日伪军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投降,解放区抗日武装的大反攻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
9月2日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签降仪式。首先,麦克阿瑟发表简短讲话。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9时8分,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是接受投降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九国代表。至此,正式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3日,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各战区分别举行了投降签字仪式。
在中国战场,由于麦克阿瑟以远东同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军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合法地位垄断受降权。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除外)、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全部日军。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审判日本战犯
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年4月26日修正)。同时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46年2月18日,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另外任命了中、苏、美、英、法、荷、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10名法官,美国律师约瑟夫·B·基南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其他30名检察官大都来自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署国。
日本投降后不久,少数死不悔改的法西斯战犯自知难逃法网,不愿接受审判,接连畏罪自杀。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被告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等,起诉书列举出55项罪状。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2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会,以作出判决。从1948年11月4日起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整个审判计耗资750万美元之多。判决书肯定日本在1928年至1945年期间的内外政策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
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炮制法西斯理论根据的大川周明因发狂而诊断为精神病中止受审。最后只对25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对东条英机等7人处以绞刑,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判处2人有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等7名战犯的死刑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尚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或大批释放,这实际上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惩治日本战犯的庄严判决。
根据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国民政府从1945年12月起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相继在保定、东北、南京、广州、济南、武汉、上海等地设立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上述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侵华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无罪。
根据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于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开审判,先后对前日军第117师中将师长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等16名战犯以违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分别判处其8至20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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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向我军缴械。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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