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20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那一道融融的彩虹
温宪
７月２８日，在曼德拉总统的官邸，南非前少数白人政权总统或总理的夫人、遗孀与曾经敌对的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产党及其他原黑人解放组织领导人的夫人、遗孀在融融温情中共进午餐。这是一次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的聚会。如果时光倒退哪怕是三两年，这样的聚会还似天方夜谭般令人难以置信。
　　　　相逢一笑泯恩仇
那天中午，１８位曾不共戴天的显赫女性一起坐在了比勒陀利亚总统官邸的绿草坪上。原“黑人觉醒运动”领导人比科的遗孀诺西克莱罗的铁椅突然一歪陷在了草地上，身旁的沃斯特夫人赶忙起身扶住了诺西克莱罗，并让出了自己的坐椅，两人相视一笑。沃斯特夫人的丈夫约翰·沃斯特曾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８年担任南非总理，诺西克莱罗的丈夫比科就是在１９７７年惨遭迫害后死在了狱中。
草坪的那一边，前总统博塔的夫人伊丽莎与前非国大领导人坦博的夫人阿蒂莱蒂谈兴正浓。“做政治家的夫人真不容易，”伊丽莎说，“他们总不在家，根本看不到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我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样看待她们从政的丈夫……”“我们都是做母亲的，”非国大前领导人西苏鲁的夫人阿尔伯蒂纳走过来插话说，“这就是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是总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东西。”就在博塔当政时，西苏鲁与曼德拉一起在罗本岛上品尝着铁窗滋味，坦博则在国外苦熬着长期的流放生涯。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身着宽松花衬衫的曼德拉将双手搭在前总统尼科·迪德里克斯的夫人玛佳的肩头上说，“这位女士就是在我宣誓就任总统后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的人。”曼德拉说，玛佳的祝贺触发了他将曾誓不两立的女士们请到一起的想法，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聚会。听到这里，玛佳回头握住曼德拉的手说，“咱们干得还不错，是不是？”曼德拉接着说，在座的女士们“都是对立双方英雄们的妻子，我们曾经在过去相互斗争。现在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忘记过去，携手共建一个新南非。参加今天聚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为新南非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场的人都被这“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其乐融融感动了。所有前白人政权的第一夫人们都曾在这座总统官邸度过一段光阴，她们对重回故地备感亲切。伊丽莎很快发现原来挂在她书房内的那幅一个黑人姑娘的油画被改挂在了客厅。其实，伊丽莎对黑人传统工艺美术早有偏爱，她那天特意穿上的黑色外套就手绣着恩德贝莱族传统的花边图案，曼德拉见后一再夸奖她的审美眼光。伊丽莎的一番话也表明她很有政治眼光。“现在的南非局势就像是亚历山大大帝那匹害怕自己阴影的骏马，”她说，“一旦它面向正义和信念的太阳、将自己的阴影抛在身后的时候，它就能够一日千里地奔跑。我们也应该把阴影抛在身后，向着真正的正义前进。”
　　　　为“羚羊队”骄傲
实现“真正的正义”是不容易的，谁也不能指望几百年来留下的那道种族冲突的巨大伤口会奇迹般迅速愈合，因为它的背后是贫富间的天壤之别、迥异的文化观念和剧烈冲突的利益关系。但是，在新南非短短的一年多历史中，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微妙变化都在表明人们真心期望着尽快实现种族和解。橄榄球曾长期被看做是南非白人最钟爱的体育运动，因而这项运动及国家队“羚羊队”一直被黑人视为压迫者的象征而深恶痛绝。不久前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橄榄球大赛期间，情况有了改变。头戴“羚羊队”球帽的曼德拉在大赛期间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号召全国人民为“羚羊队”鼓劲加油，因为“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同一支球队，同一个国家”、“不论黑人白人大家都是南非人”的口号愈加响亮。在南非队与新西兰队进行决赛的那天上午，我到一家小店办事时，看到店中的黑人小伙儿和他的白人同事一样在脸上涂抹着预祝胜利的油彩标语和图案，说起比赛来同样兴高采烈。待到南非队真的取得了冠军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载歌载舞的人海中有不少是黑人。圣公会大主教图图决赛期间正在美国访问，未能与民同庆。７月２０日，他特意穿上一件“羚羊队”的２４号球衣走在开普敦的大街上。面对着一大群围观的人们，图图摸着球衣上那个羚羊标记说，“甚至在几个月以前，这还是一个在全国引起争议、被诅咒的丑恶标记。但我今天穿上它感到很自豪。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个小小的橄榄球会产生将我们融合在一起的神奇作用。”
　　　　彩虹人民在交流
平等地了解和交流是和解的重要基础。在南非电视台的时事辩论节目中，常常可以看到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地抛出唇枪舌剑。有意思的是，代表非国大或因卡塔自由党发表政治观点的往往是白人，为国民党或民主党陈述立场的又常常是黑人或混血人，以前将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定义为“黑人组织”、将国民党及民主党划分为“少数白人政党”的概念已经过时。多姿多彩的新南非将自己称为“彩虹国家”。《星报》著名专栏女作家卡罗尔·拉扎尔７月２６日在一篇题为《我们的彩虹人民在交流》的文章里讲了在一个聚会上看到的故事：一位白人妇女说她逐渐与一位黑人邻居成了朋友，但有一天却看到这位邻居正在门外为举行一个葬礼杀牲，“我简直忍受不了那牲畜的嚎叫，”那位白人女士说，“这太野蛮了！”“你们天主教徒又怎样？”在场的一位黑人反驳道，“你们每个礼拜日都在教堂喝基督的血，吃基督的肉，尽管那是象征性的，但对我来说简直太野蛮了！”望着这一极为热烈的争论场面，独具慧眼的拉扎尔说，“当然，他们都并不野蛮，只是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已。以往，他们从不交谈，但都在背后悄悄地鄙夷着对方。现在，我们的彩虹人民在交流。这真好！”（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印度一批5至15岁的儿童穿着旱冰鞋，在新德里的一条大街上进行宣传，呼吁人们增强禁毒意识。他们手中的宣传牌上分别写着“毒品能使你变成玩偶”，“从毒品的魔掌里挣脱出来吧！现在还来得及！”　（新华社发）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从《三光》一书谈起
郭少英
黑色衬底的封面上，用鲜血写成的两个猩红大字——“三光”刺激着人们的目光。这本名叫《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的书（以下简称《三光》），是由当年参加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些归国战犯写成的，由侵略者谈侵略、屠杀者写屠杀，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惟其真实，才愈使人触目惊心，痛彻心底。笔者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这本３００页的薄书，其间一次次地掩卷流泪，悲恸和愤恨在胸腔鼓荡。
在此，我无法引用也不必引用书中记录的一个个血淋淋的罪行去刺激读者的神经，只将书中部分文章的标题列出，即可透知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恶魔暴行：
《日本鬼子——军医的露天解剖》；
《胎儿——破开孕妇的肚皮》；
《烧火筷子——拷问的最后是砍头》；
《毒气试验——对八名农民的活人试验》；
《狗——用刺刀威胁不顺从的少女》；
《群鬼——取被捕农民的活胆》；
《良民证——无需询问的虐杀》；
《谋杀——借口预防注射的毒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郭沫若同志在为英国记者田伯烈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掳掠、焚烧、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团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这人世间最丑恶、最凶残的空前浩劫，让每个炎黄子孙都铭心刻骨地体味着血海深仇和奇耻大辱。３５００万中华儿女的伤亡，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是铁一般的事实，它镌刻在血写的史册上，不能忘记，不容抹杀！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幸是巨大的，伤害是惨重的，但５０年过去了，它毕竟已成历史，即使这块伤疤至今也不能说已经愈合。然而，令人遗憾的，令亚洲各国人民难以接受的，是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否定。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今天，这些法西斯余孽沉渣泛起，一再狂妄地向史实挑战。他们否定侵略、否定屠杀，公然为侵略者涂脂抹粉、扬幡招魂，极大地伤害着亚洲人民的感情。
与二次大战中的其它侵略国家不同，日本从来没有对法西斯分子进行过彻底清算，也从来没有全面明确地反省和承认过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就连日本国会前不久费尽周折勉强通过的那个所谓“决议”，也是含糊其词、不伦不类，令世人失望。日本国内一些顽固势力还在历史教育上制造出多次“教科书”事件，不愿意把侵略者无恶不作的真相告诉日本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致使许多日本人对历史真相知之甚少，甚至被蒙骗误导而偏听偏信。日本ＮＨＫ广播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就“二战”问题对东京的１８００名青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国在“二战”时对亚洲邻国犯下的侵略罪行“深感痛心”的仅占２０％，表示“不了解”或“与我无关”者竟高达３１％，有２２％的日本人认为“并无必要”把日本在“二战”时的教训告诉给日本下一代人。无怪乎世界舆论（包括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批评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
对于不明真相的许多日本人来说，《三光》带给他们的震动是巨大的。日本作家新井利男曾谈到，他第一次具体地知道日本人在中国所犯的罪，是看了《三光》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像许多日本人一样，他也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是为了帮助亚洲落后国家，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没人告诉我事实真相。”
同样，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受到极右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也是可以想见的。
全面彻底地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对日本人来说，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真正了解和对侵略的正确认识上，它尤其需要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日本国会，在二战结束５０年后，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向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表明反省、道歉和不战的决心。这才是能使日本和世界其它民族友好共存下去的明智选择。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他深深怀念着中国战友
朱富贤
记者是在华沙举行的一次纪念希特勒集中营解放５０周年的活动时邂逅他的。这次题为“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活动在沙皇时代的“帕维亚克”监狱举行。
他名叫耶日·弗鲁布莱夫斯基，今年７７岁。引人注目的是，他脖子和手臂上带着蓝条白底的三角形布条，这是当时的囚服颜色。因为在华沙起义失败后，他在这座阴森的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活。
他得知我是中国记者，便滔滔不绝地与我攀谈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珍藏数十年的证明和证书让我看。证件上的字迹已经褪色，显得模糊，却明白地写着，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期间，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和华沙起义，并获得了十字勋章和其他奖章。
接着，他激动地回忆起５０年前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华沙起义时与一个中国起义者共同战斗的情景。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日，波兰流亡政府组建的国家军在华沙发动了代号为“风暴”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武装起义。当时国家军只有５万人左右，不但装备差，而且弹药少。手无寸铁的华沙市民也被充分动员起来，同仇敌忾，勇敢地投入到这场关系着华沙存亡的战斗中去。由于德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在他们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猛烈进攻下，起义军民浴血奋战了６３天后惨遭失败，约２０万军民阵亡，美丽的华沙城变为一片废墟。在这场壮烈的起义中，有一位中国人也洒下了自己的热血。
耶日说，由于中国人姓名难记，他至今还不清楚这位中国人姓张还是姓王。但他记得，这位中国人来自中国东北地区，住在华沙市南郊，身高１．８０米左右，当时３０岁上下，身材魁梧。
他和这位中国战友是在起义军最后坚守的维斯瓦河畔阵地上认识的。由于战斗交错拉锯，异常激烈，人员调动非常频繁。他们俩相处仅仅３天。这位中国战友告诉耶日，他的家乡正处在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下。他的同胞也在前赴后继地为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战斗。
耶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德国坦克上的机枪子弹击中这位中国兄弟时，他还在射击，在战斗，直至心脏停止跳动。
耶日是个朴直的工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看一样贵重的纪念品。
耶日住在华沙南部萨迪巴区的一栋普通的小楼里。走进朴素无华的小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绛红色织锦缎的沙发靠垫，上面锈着一幅孔雀开屏的东方图案，色彩鲜艳，引人注目。耶日十分小心地从壁柜中拿出一尊高约２０厘米、用红木雕刻的中国老寿星。寿星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捧着寿桃，形象栩栩如生。这是一尊技艺高超的、典型的中国雕塑作品。他用双手捧到我面前说：这是那位中国兄弟在临终前赠送给我的。当时，他非常困难地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这是我的护身符。临离开祖国时，爷爷赠给我的。送给你，祝你好运”，说到这儿，耶日的眼圈又一次湿润了……
５０多年了，耶日一直珍藏着这位中国兄弟的遗物，也一直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为中国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拿出中国的云南红茶和自制甜食热情地招待我。我们大家亲切地围在一起，边喝茶，边聊天，谈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
告别时，耶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不会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在同一条壕沟里战斗过的人，应该团结、和睦，建设未来美好的生活，永远不要再出现波兰的奥斯维辛和中国的万人坑。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６个月两万户丢了住房
英国房屋市场看沉浮
李文政
安德森太太想哭，又想笑，可她笑不出。站在落日余晖染得几分发红的街道上，看着那辆搬家的大篷车拉着她仅剩的几件家具摇摇晃晃地开走了，她意识到，该走了。她住了近２０年的老屋，一草一木，都令她依恋。儿女在这里长大成人，她在这里度过了壮年时期，迎来生命的晚霞。可这屋不再属于她了。她带着几分茫然，上了儿子的汽车。
安德森太太年近６０岁。１６年前，她丈夫靠房屋抵押贷款买下这座３居室的二层楼房，房价５万英镑，利率１２％，分２５年还清。按合同，安德森每年向房地产公司支付房价的１２％，２５年后，房子归安德森所有。可买房不久，安德森夫妇分手，只剩下安德森太太自己领着一双儿女和生活抗争。她先在一所中学里当教学秘书，后又到伦敦一家大商场当初级管理人员，每月按时缴纳５００英镑的抵押贷款利息。长年的精神压力和生活重负损害了她的健康，使她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她提前退休，收入减少，再也无力承担每月５００英镑的房屋费用，只好把房子推上房地产市场。
所幸一位来英国执教的澳大利亚人看中了她的房子，且同情老妇人的坎坷经历，以１１万英镑的价格成交。这样安德森太太还清所欠的５．４万英镑的贷款，还节余５万多英镑。卖房后，她寄宿在女儿家里。劳碌一生，还是“无产者”。不过，别人比起她来，就不那么走运了。
４５岁的电气设备技师列文，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这样丢了房子。今年３月份公司裁员，列文被解雇了。按规定，公司支付他３个月全额工资；三个月后，交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每周可领６０英镑左右救济金。列文一家三口，妻子为家庭妇女，女儿读书。他所住房子是１０年前以抵押贷款买入，利率为１１％，房价为７万英镑，每月支付６００多英镑。列文原来每月１２００英镑的收入尚可勉强维持生活。经过３个月的努力，工作无着落，房地产公司接连发出几封催缴欠款的信后，决定对列文的房子强行拍卖。
列文告诉我，拍卖前几天，拍卖中心就刊出了十几处房子的有关资料：房屋外貌照片、内部结构介绍和拍卖起始价格。拍卖场是房地产商人垄断的地方。一些急需房屋的人，虽然偶尔可在那里“拣到”便宜货，但机会不多，且一下子拿出１０万、８万现款，一般人做不到。房地产商人一般买前已有某种默契，价格叫到一定程度，就无人再来竞价。且现在英国房地产市场不振，价格不旺，没有一定资本的人，不敢轻易涉足。列文说，他的那所房子，从５万叫起，几人争了一下，到７万就没有人出声了。槌声一响，７万英镑，被一房地产商人买走。
列文现在租了有两间小居室的便宜单元房住着，还拖欠下房地产公司３万多英镑的债务。他知道，他此生再也不会做买房子的梦了。
列文的遭遇不是个别的。据官方统计资料，今年头６个月，英国共有２万个家庭由于无力按时交纳抵押贷款，住房被强行拍卖。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３倍。其中不乏投奔无门，被抛上街头者，成了名副其实无家可归的人。
英国现在有１２０万户靠抵押贷款买房者，他们大都是８０年代初期或中期买下的房子，抵押贷款利息一般在１０％上下，房价多在６—１０万之间。到今天，他们已缴纳了１０余年的抵押利息，绝对金额在８万英镑左右，可他们还要交上１０年左右。而在同时，房屋价格没有明显上升，造成大多数买房者蚀本。人们明明知道，房屋抵押贷款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但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有了生活的安全感”，这是购房者的共同心态。另外，在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的３０年里，英国房价平均每２．５年就翻一番，购买房屋成了最能赚钱的投资，英国人还幻想房地产市场再现兴旺。房屋抵押贷款的压力直接影响了英国社会购买力，进而牵制了经济的复苏。人们有钱，得先要交房屋抵押贷款！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一桩赔钱的买卖。
房屋抵押贷款构成的沉重社会压力引起了广泛注意。有报刊揭露说，房地产公司为招揽顾客，有意压低房产价格，造成房价偏低，房主不能接受，致使交易流产。据称，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致房产市场萎靡，现在年成交量只有１９８７年的一半。也有的认为，英国政府在税收政策上，没有给购房者明显税收优惠，人们不想买房，房屋市场呆滞无力。伦敦金融界一位学者的评论颇为中肯：房屋市场能否兴旺，主要看人们是否有钱、是否愿意购置房产。英国在经历长期经济衰退之后，人们的经济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拿不出钱来购买房产。现在，经济虽有一定复苏，但起伏不稳，人们依然缺乏信心。如若这样，那么，今后遭遇电气技师列文那样厄运的人还会有增无减。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埃及人和大饼“生活”
刘水明
纳基亚是守门人阿巴斯的第二个孩子，今年１２岁。趁学校放暑假，纳基亚从上埃及偏远的乡村来到开罗，看望长期只身在外打工的父亲，同时也可借机开阔一下眼界，长点见识。
阿巴斯和纳基亚的生活十分简朴，房主半地下车库的一角，就是他们的“卧室”，父子俩喜欢面对面席地而坐用餐。他们在屋檐下铺半张旧报纸，上面放一摞大饼、一小碟豆酱、一盘凉拌西红柿或生菜，再从旁边小店要两杯加糖红茶，便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有一次，我看到纳基亚咬了一口大饼，就把剩下的大半张扔进路旁装垃圾的沥青桶中。收入微薄的阿巴斯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口含大饼抡起巴掌在纳基亚的手臂上狠拍了一下，可纳基亚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噘着嘴嘟囔不止：一张大饼才５个皮亚斯特，有什么关系？
埃及的大饼如同我国北方人吃的馒头，是平民百姓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家常主食。埃及方言称大饼为“生活”，足见它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埃及人烘制大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法老时代。过去，大饼由手工制作，上灶柴火烘烤。如今大部分城镇居民吃的大饼，多由大饼房生产。
坐落在尼罗河谷街上的“大开罗大饼总公司”，是负责开罗、吉萨和盖尔尤比三省大饼生产和供应的部门。公司办公楼后面的迈特·奥格伯大饼房，据说是开罗最大的一家大饼房。征得大饼房经理奥瓦德先生同意，我参观了这家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企业。迈特·奥格伯大饼房有２００多名工人，４个生产车间，每个车间有两条大饼生产线。每条生产线上有一座长方形的煤气烤炉。车间里热得像蒸笼，发面的大缸里装有自动搅拌器，但搓压大饼坯子这道工序仍需手工完成。大饼坯子被粘上一层薄薄的麦麸后，由传送带送入煤气烤炉，３分钟后，从烤炉另一端出来的就是一张张焦黄喷香的大饼了。
奥瓦德告诉我，迈特·奥格伯大饼房每天的生产时间为２０小时，消耗面粉２．８万公斤，按每百公斤面粉烘制１０５０张大饼计算，日产大饼约３０万张。大饼房临街的８个销售窗口，买大饼的人终日川流不息，顾客都以购得一袋刚出炉的新鲜大饼为快。据介绍，埃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大饼房有上万家，直接和间接从事大饼生产、运输和销售的人多达２００万。
埃及虽是农业国，但目前仍是世界缺粮大户之一，每年要花巨额外汇进口小麦。１９８２年，埃及小麦自给率仅为２０％。“埃及人吃５张大饼，其中４张是进口的。”这绝非戏言，而是当时现实的生动写照。尽管埃及作了很大努力，在过去５年里使全国小麦产量由２００万吨增加到４６０万吨，粮食总产量也由１０年前的８００万吨，增加到１６００万吨，但远不能满足每年净增１３０万人口的吃饭需求。去年，埃及消费小麦１１００多万吨，其中进口６６２万吨，自给率约４０％。
现在，埃及每张大饼的生产成本为１５个皮亚斯特（约４．５美分），而每张大饼的零售价为５个皮亚斯特（约一个半美分），只及成本的１／３，政府每年对大饼的补贴高达１５亿埃镑。埃及的大饼敞开供应，这虽使众多穷人的果腹需求有了保证，但也带来了弊端：大饼价格过低，一些人买回去当饲料喂牲口；大饼房做的是赔本生意，一些厂家对质量不予重视，烤制的大饼不是缺斤短两，就是夹有硬面团半生不熟，最后只好丢弃；而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造成的污染现象，更是惊人。有人估算，埃及大饼浪费最多时达２５％，通过几次提价和加强监督管理，大饼浪费量现已降至６％，可这仍是一个不小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