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17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理论)
专栏：

　　略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江平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要素和框架已在１９８６年颁布的我国《民法通则》中勾画出来，即“主体、权利、行为、责任”。今天看来，这四大要素仍然是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当然，与九年前的情况相比，今天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所涵盖的法律观念也已有了很大变化。
　　　　（一）主体机制
市场经济法律主体机制的核心是企业，一切权利、义务、责任都附着于主体之上，而且这种附着关系已越来越紧密。主体机制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自治。
企业自治的第一个要求是企业必须具备真正的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法人资格要求做到两点：一是企业能支配它的全部财产，而不是部分财产；二是企业能以它的全部财产，而不是部分财产对它的债务承担责任。这两个“全部”是它是否成其为真正法人的试金石。我们现今许多国有企业都还做不到这两个“全部”，所以都还不是真正的独立法人。
企业自治的第二个要求是企业地位必须平等，这就要求改变以所有制来划分企业，代之以按不同出资形态和出资者的责任来划分企业。不论出资者的所有制形式有何不同，只要都具有同一形态，原则上都应承担相同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独资形态的企业（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出资者应承担无限责任；合伙形态的企业，出资者应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公司形态的企业，出资者应承担有限责任；股份合作形态的企业则包含了出资者和劳动者权利和责任的结合。现今已经颁布和正在制定的“新四法”——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股份合作企业法，将代替“老四法”——全民企业法、集体企业法、私营企业法、个体企业法，而成为企业主体机制的新划分标准。
企业自治的第三个要求是企业应该是资本企业。资本企业是建立在股东、股本、股权基础上的。法律保障了股东享有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样就使公司享有的财产权有别于股东享有的股权。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始终和公司的出资者——股东的利益息息相关。公司的资本信用原则和资本真实原则确保了其自治企业地位的经济基础。
企业自治的第四个要求是企业应是由章程约束其行为。国家约束企业行为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一靠法律、二靠章程，而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一靠指令性计划，二靠上级主管部门。法律是国家的意志，章程是股东和发起人的意志，或叫当事人的意志。章程不能违反法律，但又不能等同于法律。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国家意志而无当事人自己意志不行，只有当事人意志而无国家意志也不行。章程是企业自律机制的法律表现。
企业自治的第五个要求是企业应是无上级主管部门。政府部门应加强宏观和微观的市场管理，如工商、金融、税收、知识产权等管理工作，但应当逐渐使现代企业成为真正不依赖政府部门的独立自主企业。深圳市和青岛市已先后宣布在自己辖区内所有企业都无行政主管部门，这将大大推动企业自治的进程。
　　　　（二）权利机制
权利机制就是利益机制，它是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必须实现权利自主。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体。
权利自主的第一个要求是确立权利本位观念。权利机制就是利益机制在法律上的体现。没有利益的驱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本身。权利和义务关系必须讲两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是权利义务相辅相成关系，不能只讲权利不讲义务，或者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另一方面是权利义务总有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方面。市场经济法律中决定事物本质属性的是权利，履行义务的目的是实现权利，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权利本位的观念。
权利自主的第二个要求是解决好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权利人的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在这里，必须分清“公法”和“私法”领域的不同关系。市场经济关系本质上属于“私法”（即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政府权力的基本职能是保障权利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以土地法律制度为例，《土地管理法》仍属公法性质，它以管理为本位。但今天我们需要制订的是一部《土地法》，它应属私法性质，是以保障土地权利人的权利为核心，管理应服从于权利，服务于权利。使土地权利人（包括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承包权人）的全部权利得到认真和有效的落实和保护，这应是管理部门的最高管理目标。
权利自主的第三个要求是健全完善权利的基础——物权制度。市场经济的四大权利是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商业信誉、秘密权（即商事人身权），其中物权是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在制订，它将系统地规范我国的物权制度。市场经济法律必须毫不动摇地保护其主体公民和法人（包括外国公民和法人）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任意剥夺和侵犯，必须进一步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性质及其具体内容，明确企业对其占有的国有资产所享有的权利性质及其内容界定。总之，要使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财产权、承包权、占有权等尚有许多模糊界限、内容含糊的现有法律制度更加规范化。
权利自主的第四个要求是应加强无形财产权的规范和保护。无形财产权主要是指知识产权和商业信誉权、商业秘密权。无形财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关键是执法问题，但商业信誉权和商业秘密权的立法尚不完善。商业信用是市场经济走向规范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当前市场混乱的一个表现是缺乏起码的诚实、信用。信用是资格、信用是权利、信用是财产、信用是信息、信用是风险的安全系数。保护商业信用和商业秘密就是保护商事经营的生命线。
　　　　（三）行为机制
行为是主体和权利之间的桥梁，只有通过行为，主体才能取得权利、行使其权利。市场经济的行为机制就是交易机制，就是要建立现代交易制度。现代交易制度的核心是交易自由，我国已经宣布的要实行有中国特点的自由贸易制度也就是交易自由的具体表现。
交易自由的第一个要求是确立合同自由原则（世界各国通称的契约自由原则）。这就要求把现行的三个合同法统一为一个合同法，确立统一的合同制度，这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这还要求在合同法中除强制性规范外，应有一定数量的任意性规范。交易制度中既要有国家意志，又要有当事人意志。法定优先于约定，有法定依法定，无法定时才依约定，这是强制性规范，在计划经济机制下几乎无一不是这类规范。约定优先于法定，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时才依法定，这是任意性规范，现今我们已经有一些法律条款属于这类性质，市场经济要求继续扩大这类规范。
交易自由的第二个要求是完善市场风险保障机制。市场和风险是分不开的，没有无风险的市场，但风险过大的市场则属不正常的市场。市场风险需要法律制度加以保障，以便使它减少到最低程度。风险安全保障机制离不开担保制度。商业银行法要求今后的商业银行贷款都应由借款人提供担保。市场的交易者有权自由拒绝没有提供担保的任何交易，这对于解决现今三角债严重的现象是一个积极有效的措施。担保制度的核心是采用国际通行的有关规定：在保证制度中区分一般责任的保证和连带责任的保证以保障保证人的合法权益；区分抵押权和质权（或称质押权）以适应市场经济多种担保物权的需要。
交易自由的第三个要求是充分借助现代化交易手段。现代交易一要迅速便利，二要安全可靠，而这二者往往又相互矛盾。法律制度需要寻求解决二者矛盾的最佳结合点。这种新的结合形式就是有价证券制度。权利证券化是现代交易制度的产物，它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权利和书面凭证紧密结合，有凭证就有权利，无凭证则无权利，凭证是权利的凝聚；二是这种权利凭证可以自由交付、转让甚或流通。作为有价证券的三种主要形式是股票、债券和票据（支票、本票和汇票）。期货合约虽然不是有价证券，但它具有许多有价证券的特征。这种现代化交易手段必须有极其严格的法律约束手段以免产生欺诈和过分投机的负作用，但我们不能因为其有负作用而惧怕使用，关键在于法律制度的完善。
交易自由的第四个要求是市场必须是公平的竞争。从法律上讲，市场竞争一要平等，二要自由，三要公平。发达国家的法律都把公平竞争的法律视为市场的“小宪法”，视为竞技场上的“竞赛规则”。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竞赛规则的“无限自由”竞技是危险可怕的，必然是危及竞技者性命的游戏。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属于禁止性法律，它不同于市场自由交易中通常具有的许可性法律的性质。公平竞争法律制度所要禁止的行为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欺诈行为，如数量、质量、广告、说明书等的欺诈行为；二是操纵市场行为，如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权力，控制、垄断、封锁、倾销或限制交易等行为；三是内线交易行为，如利用买方市场或卖方市场的优势（短线交易的优势），索取回扣、好处费、辛苦费等变相贿赂行为。必须区别作为正当劳务报酬的佣金和作为变相贿赂的回扣之间的法律界限；四是诋毁和侵犯竞争对手信誉和权利的行为。
　　　　（四）责任机制
责任是权利的保障，是全部法律关系的归宿，也是执法严肃性的灵魂。只有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使法律从文字真正成为现实。责任机制就是要确立责任自负的原则，这是指任何人违法或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严格追究他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责任自负的第一个要求是明确建立法人犯罪和商事犯罪的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人犯罪现象，我国也已有了法人犯罪的一些法律规定，但许多人对此仍不重视，似乎法人犯罪与个人无关。法人犯罪必须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个人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公司犯罪和金融犯罪的两个决定，实际上提出了商事犯罪的新概念，它不同于经济犯罪。商事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破坏商业信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抽逃资本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侵吞财产，但注册资本不实的虚假信用将会给公司的债权人带来损失。这种犯罪显然是现今经济犯罪所不能完全涵盖得了的。
责任自负的第二个要求是行政责任的科学规范化。市场经济的责任有许多是行政责任，但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很大，该负责任的有的却不负责任；不该负责任的有的却负了责任；该负刑事责任的却被“以罚代刑”，只负了行政责任；该同时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却被“以罚代赔”，免除了对受害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行政处罚法的制订就应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建立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三者密切衔接的处罚——复议——诉讼——赔偿的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制度和处罚——复议——诉讼——执行的严格行政责任制度。
责任自负的第三个要求是加强民事赔偿制度的力度。民事责任应是市场经济责任制度中最典型的责任形式。民事责任主要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而这两种责任中都有赔偿制度。赔偿应当是全部损失的赔偿，既包括财产的减少，还应包括可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利益（预期利润）。现今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往往不利于债权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只有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才能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而实际上债权人往往处于很不利地位，债务人却往往“有理”、有利，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责任自负在民事责任中还要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些人员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和越权行为责任自负的原则是公司法严格责任自负原则的新的进步。
责任自负原则的第四个要求是加强执法的力度。使责任人真正承担刑事、行政、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执法机关，这不是市场经济当事人所能决定的。执法的准确、有力，在今天尤为重要。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速度是很快的，随着立法的完善，无法可依的局面行将结束，而立法和执法之间的鸿沟和差距却会越来越突出、明显。责任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执法机制。完善责任机制也就是完善执法机制，这仍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法制建设任务！

第9版(理论)
专栏：

　　转换思路找出路　增棉增效增收入
魏学平
棉花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山东陵县历史上就是有名的产棉大县。前几年，由于种棉花比较效益低，棉农不愿种，陵县棉花生产大滑坡。怎样才能既确保棉田种植面积，又能使农民增加收入，做到国家与棉农两个利益兼顾，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们县委、县政府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棉区增棉、棉田增效、棉农增收的新路子，收到了显著成效。１９９４年，陵县棉田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６万亩，皮棉产量增加８万担，农民人均收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发展冬季农业是解决棉区困扰的科学选择
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风险产业，而在农业中，植棉的比较效益则更低。据了解，按现在平均亩产１７０公斤籽棉计算，植棉每亩收益只有９００多元；而一年种植小麦、玉米两季粮食作物每亩收入可达１４００元。如果种植棉花与种植瓜果菜等作物比较，其经济效益的差距在一倍乃至数倍以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生产的主体已经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按“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安排的。因此，棉农“改行”、棉田“搬家”，棉花生产滑坡在所难免。可是，国家经济建设急需棉花，作为一个产棉县的决策者，必须千方百计发展棉花生产，服从和确保国家利益；然而，作为一方守土有责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人，又不能不考虑全县棉农利益的得失。我们如果忽视“利益驱动”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单靠行政手段来扩大棉田面积，发展棉花生产，实践证明是难以奏效的。
要提高棉花比较效益，简单的做法：一是大幅度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可是，目前我国的棉花收购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基本持平或略高，我国纺织工业的现状又难以消化棉花价格进一步提高而增加的工业成本。显然，靠国家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是不可能的。二是大幅度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但是，在现实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短时期内棉花单产也很难有大的突破。怎么办？县委认为，必须转换思路找出路。
在陵县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棉花生产的顺序为春种、夏管、秋收，一年之中有５个月的棉田基本处于闲置状态。１９９３年，陵县部分乡镇、村庄利用闲置的越冬棉田，发展以越冬蔬菜为主的冬季农业，使棉田的经济效益显著增加。县委、县政府及时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增棉与农民增收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因此，决定在全县逐步推广，重点是推广棉—麦—菜模式、棉—菜模式、棉花—牧草模式，效果很好。三种越冬作物种植模式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获得了高于单种棉花１—３倍的高效益。由于种植的越冬作物能在棉花春播前收获，完全可以保证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去冬今春，全县利用闲置的棉田种植越冬作物，增产粮食１万吨，增产蔬菜１０万吨，农民增收２．６亿元。如前孙镇农民在空闲棉田中间种大蒜１．５万亩，共收获蒜薹、蒜头２１５０万公斤，亩均收入１８５０元。官道孙乡去冬在棉田中种植甘蓝５０００亩，今年４月上中旬收获甘蓝１０００万公斤，亩均收入３０００元。实践充分证明，发展冬季农业的确是一条棉田增效、棉农增收的成功之路。
　　　　发展冬季农业有利于农村经济全面进步
冬季农业的提出与实践，对棉农增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一做法有利于棉区恢复、巩固、发展棉花生产，对促进棉区增棉，保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需求具有显著作用。
一是扩大棉田面积。由于棉田越冬种植的作物大多是在次年４月棉花播种前就收获完毕，不存在挤占棉田的后顾之忧。如果选择适宜的品种，如棉农创造的棉—蒜、棉—圆葱等间作模式，还能大大减少棉花病虫害的发生，有利于棉花的前期生长。同时，过去由于棉花的比较效益低，棉农即使种棉也往往把棉田安排在瘠薄地、荒碱地、果树行中。推行冬季农业后，棉农受越冬种植的高效益吸引，不仅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而且将土质较好、便于操作的耕地用于棉花种植。
二是增加棉田投入。冬季农业的发展增加了棉农的收入，因而也提高了棉农对棉田的投入能力。据调查，陵县实行冬季农业后，平均每亩地多施氮肥５０—１００公斤，磷肥５０公斤，圈肥２—３立方米，大大提高了土壤的肥力。
三是加速农业发展。实施棉田越冬种植，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传统耕作方式下季节性闲置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为冬春农闲季节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与劳动对象结合的机会，既提高了土地的综合产出率，又为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找到新的途径。过去陵县每年冬闲期间都有４万多名精壮劳力外出打工，去冬实施大面积棉田越冬种植后，外出打工的１．５万多人回来搞冬季农业。同时冬季农业的发展还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越冬种植作物优良品种的引进、供应，越冬种植生产资料的购销等，使农技、农资等部门增加了新的服务内容，拓宽了业务范围。越冬作物的销售又直接刺激了运输、包装、贮藏等服务行业的发展。陵县去冬今春新增３０００多辆机动三轮车、１０００多辆拖拉机、汽车搞运销，有５０００多农村劳动力加入了运销大军。
四是提高农民素质。陵县发展冬季农业两年来，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各种农民专业协会、研究会应运而生。目前，全县有近百个农民专业协会，拥有会员５０００多人；看报纸、听广播、互相交流科学技术，成为农村的一种新时尚。全县农村订阅各种报纸、杂志５万多份，平均每两户就有一份，其中５万多名农民已成了“致富明白人”。随着农民素质的提高，全县农村精神文明水平进入了一个新层次，过去冬春两闲季节屡禁不止的封建迷信、赌博酗酒等社会消极现象近于绝迹，比学习、比干劲、比致富本领的文明氛围正在形成。
事实说明：冬季农业虽然没有改变棉花比较效益低的状况，但是它通过种植结构的调整，使棉田由单一种植变成了一个综合利用的过程，达到了增棉、增效、增收的目的，合理地协调了国家与棉农的利益。我县１９９３年发展冬季农业以来，１９９４年皮棉总产量即由上年的１７万担上升到２５万担；今年全县棉花面积达到３０万亩，比上年增加８万亩。

第9版(理论)
专栏：经济管理论坛

　　从抓好科学管理入手
王怀远
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是全党关心的大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但在实际工作中究竟怎么落实这一决定，有些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到底应该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需要通过试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企业改革要坚持四条原则
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作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途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施中必须从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其产权形式、面临的问题都有其特殊性。从这些实际出发，我认为企业改革要坚持四条原则，才能收到实效。
第一条原则，必须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目的。不管用什么方法改革，如采取股份制、划小核算单位、兼并、拍卖等等，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标准。就国有企业来讲，能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和发展国有企业生产力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条原则，必须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说来，就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
第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改革的方法、措施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要考虑这些方法、措施能不能办得到、行得通。比如，产权改革，少数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搞公司制，但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下子都搞公司制能不能办到，搞了以后能不能解决企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也非搞不可，但目前谁出钱，现在退休的怎么办，将来退休的怎么办？这些具体问题都必须解决好，不然没法操作。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我们制定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一定要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促进生产发展的。
第四条原则，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尽量避免矛盾激化。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不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如果改革处理不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诱发更多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上述这四条原则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共性问题而言的。从我们辽宁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不少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对路；历史包袱比较沉重，有的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的冗员多，后勤人员、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太高；资金普遍紧张；再就是管理混乱。集中到一点是，国有企业管理水平落后，造成国有资产运营质量差。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办法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抓主要矛盾，才能取得实效。
　　　　当前重点是抓好科学管理
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四个重点，即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先从哪里入手？我的看法是先抓管理，实现“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个系统工程，产权改革固然重要，但管理是基础。抓好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解决建立科学管理体系的有关问题，把基础工程打牢了，整个改革才能见效。
企业管理既同产权相联系，又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解决国有企业中的新产品开发、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销售等，主要是解决管理制度和管理水平问题。在这方面实现了科学管理，国有企业会大见起色，也为产权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鞍山自行车厂、营口冷藏箱厂、锦州钢厂等靠改革管理把后进企业变成了省内一流的先进企业。企业管理水平高了，效益好了，再搞股份制扩大企业资本金就有了吸引力。因此，我们说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首先要把企业内部管理搞好。这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有了基础条件。就多数国有企业而言，目前改善和解决发展中制约因素的主要矛盾是管理不善，是企业决策、技改、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不适应市场需要，是对国有资产管理不善造成了国有资产的贬值和流失。因此，我们必须抓好科学管理，来带动其他方面。
　　　　切实搞好制度建设
企业管理是一篇大文章，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有不同的模式。要全面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以人为本抓管理，建立起一套具有规范化和稳定性、可操作的制度。
抓好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建设。企业管理的关键是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就企业来说，首先是对领导层的管理。一个企业要取得成功，固然需要机制、政策等条件，但没有成熟的企业家来管理，这个企业是不会成功的。这是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大事，也是抓好企业管理的首要任务。因此，为了建设德才兼备的企业家队伍，就要建立起规范化的企业领导层的聘任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等。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要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发挥职工的主人翁作用，就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还要建立起一套能够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对职工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一支素质优良的职工队伍，企业的科学管理便无法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强化企业内部基础管理工作。严格基础管理是企业管理最基本的要求，必须围绕实现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尽快改变目前有些企业纪律涣散、管理松懈的情况，严格纪律，强化责任制，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在具体工作中，要加强班组建设和职工培训，加强信息工作，加强现场、质量、财务、劳动等项管理。要加强综合管理，企业人财物的合理配置，产供销的有机衔接，都要靠综合管理来实现。要积极推进管理现代化，更好地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提高劳动效率。
企业科学管理是硬功夫，要靠各项制度保证它的有效运行。我主张以人为中心搞好企业管理，同时建立五个制度，即产权制度、领导制度、分配制度、监督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依靠这些制度，搞好资产组合，搞好企业决策，搞好按劳分配，搞好企业监督和职工民主管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一定会大展宏图。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简评
龚振学
由禹舜任主编，王兴国、张胜祖任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书，采取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联结的方法，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貌，从横向画面上展示它的基本点；同时，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链条中，紧紧围绕其基本点，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全面展开和论证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
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是近几年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常见的方法。然而，本书在运用这一方法时有新意。首先在于其内容结构。现有有关论著中，有的是按照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个部分展开的；有的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的。而本书则是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解为１５个要点，从更多的视角和层面上展示了包括九个部分在内的完备内容。并且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在联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分别贯彻于１５个要点之中，有助于人们在理论上完整准确地理解，在实践上自觉坚定地贯彻。同时该书的研究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的统一。它通过比较研究，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更加清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更加具体。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链条性、阶段性和时代性，理论本质的同一性和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特别是展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飞跃性和时代性，即解决了当代提出的问题，达到了时代所要求的广度、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