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17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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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住这段历史?

　　大后方人民的怒吼
——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汪新温乐群
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转折点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促成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动和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独立领导人民军队挺进敌后与敌后人民结合，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日伪军的大多数，拱卫了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而且还由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政党性质所决定，通过它在国统区的组织、提出的各种政治口号、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等，有力地领导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淞沪会战的炮声中，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崛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途中到达上海。在沪逗留期间，他就如何开展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已不可避免，思想上要有足够的准备。要依靠群众力量，把抗战变为真正的抗战，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在各条战线的党员和活动分子，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展开。７月２８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各界知名人士８３人担任理事。成立之初有团体会员７３个，个人会员２５１人，成为集合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教育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随后，工商业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宗教界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高高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文协”组织了３０多个宣传队和４０多个慰劳团到前线活动。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８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６周年，“文协”联合４０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３０００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不可中途妥协。各抗日救亡团体还以经常性的演讲、歌咏、演戏、张贴标语等宣传形式，呼吁全民奋起救亡，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救亡日报》是“文协”的机关报，其社长是郭沫若，总编辑为夏衍，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中共党员。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以精辟的战局分析，实际的战地采访和真实的战况报告，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广大妇女也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７月２２日，以何香凝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成立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稍后，该组织改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为支援淞沪抗战而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救护、募捐、演出等热火朝天的劳军活动。
上海妇慰分会还成立了缝纫服务团，专门为淞沪前线抗日将士们缝制衣服。缝纫服务团成立后，得到许多家庭妇女的响应，她们三五成群地来领取缝制衣物的棉布，放弃了休息，减少了家务，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仅十几天内，就缝制了１０００件棉背心送往前线，对此，何香凝感叹万端，曾赋诗二首：
“前者牺牲后者师，家家儿女送寒衣；感君勇敢沙场去，留得忠名万古垂”。
“家家儿女做征衣，收复河山定有期；众志成城何畏敌，同心同德励戎衣”。
　　“保卫大武汉”——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再现高潮
自南京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重要人物相继搬迁和进入武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各种进步刊物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也先后汇聚于此。到１９３８年上半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
在武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巩固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下定决心坚持持久抗战。另一方面广交朋友，广泛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国民党内民主派、各中间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救亡的局面逐渐获得巩固。与此同时，长江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救亡团体、救亡报刊、救亡运动三者统一起来，组成救亡运动的整体，使武汉成为国统区（大后方）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并有力地向整个国统区辐射。
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和领导下，从１９３８年４月７日起，武汉举办了“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以文字宣传、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方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当晚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熊熊燃烧的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雄壮嘹亮的歌声响彻武汉上空，江城沸腾起来了。紧接着，“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纪念活动和“雪耻兵役宣传周”相继举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开展起来。一时间，武汉又重新呈现出大革命时期那种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６月中旬，日军在攻陷徐州之后，开始实施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保卫大武汉，周恩来和长江局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运动，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献金运动波及到各阶层，从工人、店员、农民、工商业者、党政官员、妇女儿童、人力车夫、说书艺人到街头小商小贩，甚至和尚、道士、乞丐都纷纷涌向献金台，连暴雨、烈日、敌机轰炸也阻挡不住。仅５天时间，就有５０万人献金９３万元。对此，《新华日报》评论说：这一情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它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绝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在武汉的带动影响下，７至８月间，重庆、长沙、广州等南部中国各大中城市的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乃至海外华侨中间也纷纷兴起献金运动。其间，群众情绪极为热烈，金额亦很可观。献金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史上不可或缺的动人一章。
以重庆为中心，推动、领导民主宪政运动，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为了充分动员和广泛组织各界民众参加抗战，还必须在全国实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应得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这些，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坚持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与坚持抗战、彻底抗战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投入抗战，而坚持抗战、彻底抗战，争取抗战完全胜利、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则是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最终目的。本着这一认识，在武汉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团结各民主党派，以重庆为中心，发动了一场旨在抑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错误政策，要求结束国民党党治，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民主和进步的民主宪政运动。
１９３９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其政策在这次会后急剧右转，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除在各地加紧反共摩擦外，并极力压制国统区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机关，要以更扎实、更深入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以最大限度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与国民党错误政策作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正如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８月的中共中央延安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条工作方针指出：１．巩固党；２．深入群众工作；３．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成功地领导和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咨询机构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了一届四次会议。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等２６人向大会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得到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等党派的参政员的拥护，他们也纷纷提出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改革政治、实行宪政。９月１５日，大会达成并批准了《请政府明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根据这一提案，蒋介石同意由各党派代表组成“宪政期成会”。民主宪政运动序幕就此揭开。
１０月１日，由沈钧儒、张澜、章伯钧等人发起，包括中共党员董必武、吴玉章、潘梓年在内的各界人士百余人，举行首次宪政问题座谈会。与会人士认为：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会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建设成为民主国家。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决议，“定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１２月，由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史良等组成的“重庆各界宪政促成会”立案获准成立，随即开始工作，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全面展开。在重庆民主宪政运动的影响下，成都、桂林等大后方的重要城市也相继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民主宪政之火在国统区熊熊燃烧起来。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领导、联合国统区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宪政运动为中心，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民主宪政运动进展到１９４４年年中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豫湘桂大溃败，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更为强烈。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目标”。根据这一指示，经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磋商，９月１５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郑重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中共的建议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响应。９月２４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冯玉祥等重庆各界５００余人举行集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接着，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先后发表宣言和谈话，主张“结束党治，依法成立民主政府”。这样，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明确目标，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国统区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在战后实现建立团结、进步、民主的新中国这一光明前途，又开始了新的奋斗。
不久之后，全国人民的奋斗终于迎来了抗战最后胜利的曙光，全国人民的流血牺牲终于浇开了抗战完全胜利的鲜艳花朵。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统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无疑也为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乃至以后中国光明前途的实现，奠定了必要基础、创造了重要条件。
（附图片）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地方武装在反“蚕食”斗争中。　本报资料
1938年，武汉军民举行保卫武汉大游行。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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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住这段历史?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至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影响之巨，都是空前的。他们同祖国人民风雨同舟，前赴后继，“爱国精神，见重环宇”，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
　　　　声讨不抵抗政策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后又在上海燃起侵华战火，爆发了淞沪之战。在这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抗战，声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当局“息内争、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急，从而揭开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一二·九”运动后，海外侨胞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救国浪潮。广大侨胞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誓作北平学生的坚强后盾，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的重任，“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这既是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又是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强有力的声援。
　　　　无私捐款　支援前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救国团体，如：“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相继成立。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３５００多个。它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走向联合，将千百万华侨组织起来，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抗战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４００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各阶层人士以义捐、义演、义卖等各种形式慷慨捐款，感人事迹，不胜枚举。抗战八年，华侨捐赠了大量款物，仅就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捐款约达１３亿多元。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同时，海外侨胞抗战期间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对支持祖国抗战也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向国内无偿捐献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这些物资援助，大大增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从财力、物力上援助祖国抗战，是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方式，是祖国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
　　　　回国参战　血洒疆场
抗战爆发后，旅居海外的大批华侨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有的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许多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其中有不少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涌现出像八路军女英雄李林（印尼归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菲律宾归侨）等一批华侨英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有的搏击在祖国的碧空，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爆发后，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华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训的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使中国的空军力量得到加强，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３／４，他们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干城”；有的担当机工，为抢运抗战物资奔波在滇缅公路上，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简称机工），仅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聘了３２００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上服务的机工有一半以上是华侨，他们为滇缅公路的畅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神行太保”，有的参加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和华侨救护队，活跃在前线和后方；还有的不远万里回国慰劳抗日将士……
海外侨胞不但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日寇，而且以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维护国共合作　坚持团结抗战
海外侨胞不仅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积极促成者和忠实的维护者。他们坚决拥护和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叛国投敌活动和顽固派反共分裂行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活动，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向国民参政会发来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门前言和即汉奸”，获大会通过。这仅有１１个字的提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海外华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陈嘉庚先生斥之为“秦桧卖国求荣”，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对打击投降势力，遏制顽固派的分裂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１９４０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之时，不辞辛劳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为国共合作出力，并亲笔写信警告蒋介石，若他挑起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爱国热情必大降低，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皖南事变”发生后，海外数百个华侨团体、各界人士纷纷发通电、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制造分裂的罪行，极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表示对侨胞在关键时刻能够“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应该说，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历程中，凝聚着广大华侨的心血。
　　　　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就纷纷抵制日货。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一运动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展开。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广大华侨不买不用日货，侨商不经营日货。他们认为：“替日寇销一文钱的货，即无异帮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南洋日营工矿企业中的华工罢工停产；旅美华侨组织起来，抵制美国把废钢铁和战需品运往日本。所有这些，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支援了祖国抗战。广大华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华商因长期抵制日货而破产，华工罢工后衣食难保，但他们“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广大华侨同仇敌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力地配合祖国持久抗战。
　　　　宣传抗战　争取国际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华侨即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广大海外侨胞利用与当地社会联系紧密的便利条件，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走访政治家、商人、学者、教会领袖等社会名流，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推动本国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国抗战。在他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欧洲、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等。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华侨或组织抗日武装，或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队，以及通过其他形式，积极投身于保卫第二故乡的战斗，同侨居地人民和盟国军队并肩作战，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与此同时，欧美澳等国众多华侨应征入伍，开赴欧亚各战场，同德意日法西斯浴血奋战。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侨居地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同时也策应了祖国的抗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等国家，至今还耸立着纪念华侨反法西斯烈士的不朽丰碑。
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在华侨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将永垂青史，万世留芳。
（附图片）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图为慰劳团到达重庆时和欢迎者合影。前排右四为陈嘉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