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15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民族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刘大年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国近代有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的规模、性质和胜利结局的战争，确实为前所未有。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原因。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５０年以后回顾那场伟大的战争，我们可以深刻地知道它是怎样转换祖国命运的，并增进对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认识。
抗日战争５０年以后的今天，日本政界一些人极力否认中国抗日战争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极力给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翻案。这表明日本至今仍潜在着一股军国主义势力，表明日本社会中至今仍有那么一批蔑视、轻侮中国的人，盼望有朝一日重温“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旧梦。今年６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５０年国会决议》，大耍花招，颠倒原则，暗藏蒺藜，甚至有一天可能成为想要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所谓“法律根据”。中国人民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愤慨。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对中国的民族压迫，从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到“九·一八”占领中国东北，这里不去细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提出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在中国实现“王道乐土”，也就是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抗战八年中，大半个中国土地遭到日军占领践踏。中华民族真正到了存亡续绝的关头。抗日战争就是中国人民用民族战争来挣脱日本施加的民族压迫，收复中国领土主权，恢复自己的民族尊严。这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中国属于反抗侵略的正义的一方，日本属于施加侵略的非正义的一方。这个性质不仅仅是用种种文字、图像记录下来的，也是用中国人民流成河的血记录下来的。这个性质不仅仅记载在中日双方的文字、图像中，也记载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至今为全世界所普遍承认的《联合国宪章》中，记载在遵循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国际法原则的东京国际法庭材料中。“侵略”这个词人们可以改成别的什么，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却永世也无法改变。
人们也许要问，国际和日本历史学者怎么看。抗日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国际和日本第一流的被称为“主流派”的历史学者的大量著作都是这么写的。日本少数人宣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皇国史观”，学术界不认为那是严肃的科学性研究。
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根本不需要那段历史过去以后才能作出判断。这里可以看一看就在抗日战争进行中正直的日本皇族成员是怎么说的。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４年，裕仁天皇胞弟三笠宫泽仁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幕僚，在中国战地广泛考察以后，有感于需要对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佐、尉级军官进行教育所写的题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文中说：“明治维新以来，伴随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主义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诸国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二十一条要求”。“甲午战争以后滋长了侮华思想”。“满洲独立后，日本又对华北怀有野心”。“中国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又给中国的抗日宣传提供了事实根据。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等”。“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把中国看成‘日本的军事基地’，在中枢决策机构内还有人认为，战争的主角是日本，日本必须战胜，所以日本必须榨取中国以自肥”。“如果是‘有取有予’，尚可另论，而现在的日本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这还成什么事体！”“烈犬是不狂吠的。回顾以前高喊‘圣战’、‘正义’云云，叫喊的声音越高，事实越近于相反”。三笠宫至今健在。这份文书当时被没收，去年偶然发现。他在回答《读卖新闻》编辑部负责人采访的提问中，接着又讲了许多亲眼目睹的骇人听闻的事实。对于日本从“九·一八”占领中国东北以后的所作所为，他的断语是：“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读卖杂志》１９９４年８月号）
抗日战争５０年以后的今天，日本政界一些人极力否认中国抗日战争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极力给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翻案。他们扬言日本侵略中国、侵略亚洲邻国不但无罪，而是有大功。这个大功是把中国和亚洲国家从英美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促进了亚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那些人并非不知道联合国宪章精神、东京审判材料，不知道日本和国际上一切严肃历史学者的看法，不知道《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那类文件上记述的基本事实。但是他们仍然无止无休地颠倒黑白，这表明日本至今仍潜在着一股军国主义势力，表明日本社会中至今仍有那么一批蔑视、轻侮中国的人，盼望有朝一日重温“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旧梦。６月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５０年国会决议》，受到东京各家大报猛烈谴责，认为“可耻，可悲，难以容忍”。这些言论鲜明地反映了广大知识界、大多数日本人的良知，和他们要求保持民族荣誉的情感，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但《战后决议》大耍花招，颠倒原则，暗藏蒺藜，甚至有一天可能成为想要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所谓“法律根据”。中国人民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愤慨。日本政界一些人将把２１世纪的日本，把中日关系引向何处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对蒋政权又联合又斗争的结果是：第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保住了。第二，在敌后的中国广大土地上把民主革命的要求延续下来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取得的；保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一次是皖南事变。蒋政权原是打算与共产党分裂的。这从蒋介石的心腹谋士王世杰给蒋的《密呈》中可以知道。《密呈》分析形势说，“以为目前为彻底制共之最良时机者，殊非的论”。理由是苏联英美都不会赞成中国内部分裂，其中并涉及“世界大战全局关系”；建议“务期以政治方式解决全案”，切勿“引起分裂”。（《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３册，第１８６—１８７页）意思很明白，所谓“彻底制共”，也就是国共彻底分裂，重新内战。王世杰在这里讲出了事情的严重性，但没有提到它的背景。那时日本正通过多条渠道对重庆诱降。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２日，即正当重庆紧锣密鼓策划围剿新四军的时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驻上海领事罗赫德分别向国内发回情报：东京、上海盛传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定，要汪精卫与重庆政权合并。罗斯福得到这些消息，担心“日蒋之间在进行一些活动”。也就在这时，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承认日本“渴望与中国缔结一项条件不苛刻的和约”。这说明重庆发动皖南事变与日本诱降直接相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时达５０万人，政治影响深入全国。国共分裂内战，重庆政权不可能同时骑在又抗日又剿共的两匹马上，紧接的一步就是同日本订立所谓“和约”，与汪精卫合流。这确实涉及“世界大战全局关系”，更与重庆政权生命攸关，显然是它不能承受的。皖南事变于是以“政治方式解决”收场。又一次是１９４３年夏天。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陕甘宁边区。这时恰逢甘肃南部民变蜂起。其中以马富善为首的“富善救国军”，短时间里扩大至１０多万人，占领临夏、定西等８个县城，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共产党又及时揭露了对方的阴谋。时机过去以后，蒋介石也就同意收兵了。
共产党面对那种形势采取的行动，是与蒋政权尚在抗日的一面相联合，对它发动反共内战的一面进行斗争。这个行动中最重要最可靠的是，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多种社会和政治改革，动员、武装广大群众加入战争行列。共产党在敌后对日作战的实力越增加，在抵制蒋政权积极反共中的实力也就越增加。共产党对蒋政权又联合又斗争的结果是：第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保住了。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人民力量的强大存在，使蒋政权分裂内战那条路完全走不通。它既然不能放下抗日旗帜，就只能与共产党维持合作来保持统治权力，舍此别无他途。国共合作继续下去，终于实现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在敌后的中国广大土地上把民主革命的要求延续下来了。从政权性质上看，抗日根据地社会具有民主革命所要求的深刻内容。它与蒋政权统治区形成鲜明对照，地平线上正在出现一个与旧中国不同的新中国的雏形。
共产党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地位、作用，与国民党是不同的。它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历史事实。
皖南事变过后不久，担任过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一篇题为《四年之后》的文章中说：在中国，如果得到外国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右派政府就能够得以生存，如果敌国的力量大于外国援助的话，政府不与革命合作，就会寸步难行。不然，政府也许将在革命中被抛弃。“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欧文·拉铁摩尔：《四年之后》，载《太平洋事务》第１４卷第２期）拉铁摩尔的评论是客观的。抗战四年如此，全部八年也如此。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取得的；保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有何相同与不同，大致说，就是如此。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日战争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前者是外国侵略造成的，后者是封建统治造成的。它们一起把中国拖进了濒临灭亡的境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的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紧密相连。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国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能否打开走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谁在抗日战争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或者左右战后的中国。
日本是东方工业军事强国，军事上由胜利推进变为彻底失败了，国民党的力量原来大于共产党，它们向相反方向行走了，是何种事物推动这种演变的？
日本的失败是军国主义统治势力坚持走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路线造成的。军国主义者认定了近代中国的分裂、软弱，而不愿正视当前中国的民族觉醒。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论界的有识之士如尾崎秀实等反复指出：“整个支那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的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国民政府所拥有的武力，恐怕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问题，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四亿民众的觉醒与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的势力所能长期压服的。”“现在日本帝国真正面临着兴亡歧路的选择”。日本统治者根本不敢承认这个现实，但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打了一年多，中国抗战阵营屹立未动。武汉会战一结束，日本就全面调整其“解决中国事变”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谋略”即诱降为主。停止正面战场非必须的进攻；兵力部署重点转向敌后战场。这说明日本从那时起，已经陷入了严重困境，迫切要求找到某种出路。根本原因，就是它现在所面对的不单是一个政权，而是觉醒起来了的中国全民族。征服中国全民族使它由侵略者摆布，绝对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力所能及的。往后日本时而策划北进，时而策划南进，中心都在要为“解决中国事变”创造条件。中国是日本志在必得的，太平洋并非日本志在必得的。没有寻找“中国事变”出路问题，就没有南进与太平洋战争。所以日本的失败，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中国全民族为敌、阻止中国民族复兴，是它在这个严重问题上把自己摆到了“兴亡歧路”上而不能自拔的。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朝相反方向演变，是它们站在不同阶级利益立场上产生的对待抗战的不同态度、与人民群众的不同关系所造成的。国民党前期抗日积极，对人民控制有所放松，其力量也就上升；后来消极抗日，与人民关系恶化，力量也就下降。越往后，恶化情况越突出。豫湘桂战役大批军队一触即溃，八个月时间里丢掉居住着６０００万人口的２０万平方公里国土。混乱中，河南民团把正规军的一个师缴械，说“不抗日的军队要它干什么”！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由此可想而知。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人民利益。共产党能够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就是由于它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是与人民一体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形，仍可以看看前面引述过的三笠宫的记载。他在回答何以“中共猖獗”问题时，列举调查材料说：“共军对民众的军纪也极其严明，绝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日本军占领地区以及所谓的‘治安地区’内，农民眼看着杂粮成熟了也不去收割，只采集些草籽、树籽等。若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杂粮收割回来终归要被抢掠一空，结果自己的食物仍然是草籽、树籽，所以首先采集这些东西。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在共产党地区是见不到的。”日本军民之间待遇悬殊，与“中共或采集草籽、树籽等充饥的中国农民相比，其差别之大，就更不啻天壤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这个叙述和形象结语，把共产党力量为何兴起说对了，说到家了。与大后方区域日见缩小相反，敌后收复区渐增至１亿人口，１００万军队，２００万民兵，根据就在于此。
日本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变为失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壮大，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不久，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这个历史的转折，这个力量准备所造成的。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第一，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中国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复兴。用一句话来说，中国复兴枢纽——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方反法西斯的唯一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以后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作战到底，取得胜利的。其中前四年半单独对日抗战的特殊重要性，尤其应当引起重视。而面对强敌，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不怕牺牲，为全民族的光荣和后世的光荣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中国抗战八年，前面四年半是单独对日作战的。那时苏美两大国都没有卷入到战争里面。苏联同情中国，但担心日本北进，苏德战前，苏联与日本订有为期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在中日间保持中立。英美与日本有矛盾，也有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的举动。１９４０年英国按照日本要求，一度封闭滇缅路，截断中国从外面输入物资的通道。１９４１年美日谈判中，美国最后同意了日本压迫中国投降的“共同防共”、承认“满洲国”的要求。美总统、国务卿共同讨论过的文件上写着：“美日互相合作，抵制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满洲的独立问题将经过友好的谈判解决”。中国这四年半不仅是单独对日作战，而且是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单独抗战的。
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由此不再单独对日作战，而是与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于是就变成了在同盟国支持、协同下，共同对日胜利的结局。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中国抗击的日本兵力最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仍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最大。日军历年伤病战死在中国战场上的，超过太平洋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中国先从苏联、后从美国得到共８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中国同样支援了苏联、美国。太平洋战争前，日陆军首脑杉山元说，日本“在中国使用了很大的兵力，北进实际上办不到”。１９４２年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伤亡３５００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这些事实归结到一起，中国抗日战争，（一）太平洋战争以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方反法西斯的唯一战场；（二）太平洋战争以后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三）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作战到底，取得胜利的。其中前四年半单独对日抗战的特殊重要性，尤其应当引起重视。
中国抗日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胜的关系，是同盟国对敌人共同获胜的关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形势演变的总格局、大框架规定的。它并非中国取胜的特点，而是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取胜的共同点。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力量，仍需要有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美国是太平洋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仍需要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谁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美国并非单独取胜的，其决定性的地位就降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样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是欧洲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把抗日战争摆到世界大战里去认识，会发现它多方面的意义。
抗日战争表现的民族精神是什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只需看看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就会明白，不用旁征远引。头一个方面，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在强敌面前竖起脊梁的精神。１９３８年３月，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大会上说，八个月来，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的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出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同年７月，武汉举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一周年，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老翰林张一麟致词说，“七七”是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永远竖起一条脊梁”。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６日重庆《大公报》社评说，“美国就流传着我们的‘起来！起来！’义勇军进行曲。据美国著名音乐家说，这次大战以来，世界歌曲尚无好过此歌的”。这当然不单是指歌曲的艺术，更重要的是指人民面对凶暴侵略者的大无畏气概。
又一个方面，是要求实现独立、民主、现代化的新中国与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抗日战争第二周年，朱自清在《这一天》的文章中说，“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我们也能迅速的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文中说的“新中国”无疑是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群众共同追求的独立、民主、现代化的新中国。但是它何以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这在大多数人不过是朦胧的向往。中国共产党这时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社会主义。在当时，社会主义是未来的理想社会，大多数人追求实现独立、民主、现代化的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追求先实现民主主义，然后再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走在一条路上，齐心协力。
总之，面对强敌，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不怕牺牲，为全民族的光荣和后世的光荣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从思想认识和民族情感来说，抗日战争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来自中国悠久文化、爱国精神传统的熏陶、铸造；也来自新的阶级、新的党、新的人、新的思想的赋予。这个新的思想、新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觉悟了的广大群众。战场上人山人海的运动是有形的洪流，民族精神、群众觉悟是无形的洪流。抗日战争战场上的有形洪流停止了，那种精神上的无形洪流将像源泉浑浑，在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川流不息。
５０年前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重铸乾坤，光照千秋。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拚搏奋进。增进对抗日战争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爱国精神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历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总会这样那样作用于现实，无论现在、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珍惜这个光荣，发扬这个光荣。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非洲通史》评介
黄泽全李安山
艾周昌、陆庭恩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３本组成，共计１９２万字。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客观、准确地介绍非洲大陆从古至今的发展和变革，是人们认识非洲、熟悉非洲、研究非洲的一部理想参考书。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拥有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过去，近代以来一直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强大力量。非洲的文明史，既是悠久的，又是多彩的；既有某些规律可循，又有许多特殊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舆论界的歪曲性宣传和虚构性描绘，使人们对非洲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对其“不识庐山真面目”，“贫穷”、“落后”等字眼也成了非洲的代名词。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观点，从驳杂纷繁的现象中得出对非洲的正确认识，撰写一部全面介绍非洲历史、中非关系史的权威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巨著，是中国几代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学者们为之执著奋斗、却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的目标。《非洲通史》的出版，既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对非洲问题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对非洲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同一些西方国家出版的介绍非洲历史的书籍相比较，《非洲通史》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结构新。该书既未采取以世界史统一分期的流行方式，也未采用按地区、国别轮回编写的惯用方法，而是根据非洲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非大陆与重点国家相结合、一般历史线条与突出历史事件相结合的方法写成的。
观点新。该书在前人研究非洲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有创见的观点。例如：现代卷中，针对现代非洲民族运动的客观实际，提出了独立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独立道路的多样性的观点等。
内容新。本书大量采用了最新发表的各种考古资料、历史文献以及非洲国家和世界组织公布的有关统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鲜为人知的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次将中非友好交往列入非洲史的重要内容，分别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非关系作了详细阐述，既有官方正式交往，也有民间友好往来，史料详实，立论有据。

第9版(理论)
专栏：

　　读《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丛文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戚其章教授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是一部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书。
什么是近代社会思潮？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本书作者认为近代思潮的依次演进，既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又反映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的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带有资本主义倾向或性质的思潮”。据此，作者认定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是：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而不是一般论者所说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作者说，经世思潮决不等于海防思潮，更不能代替海防思潮；经世思潮是封建社会末期为巩固和改善封建统治的一种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它本身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思潮”，只是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经世思潮才发展为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潮。而海防思潮的特质和倾向是：讲求从海上卫国御敌之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开了近代中国爱国和变革的思想先河。应当承认，作者把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概括为海防思潮的提法，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见解。
如何给“中体西用”思想定位，也是近代社会思潮史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思潮的指导思想？还是维新变法思潮的指导思想？抑或是两种思潮的共同指导思想？本书作者认为，洋务思潮的指导思想是“中本西末”论，而不是“中体西用”论。其理由是：从１８６１到１８９４年的３０余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洋务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用“本”“末”这对概念来表述，而极少使用“体”“用”这对概念（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体用观的高度）。直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叶，当维新变法思潮兴起之际，才正式明确提出“中体西用”这个口号。其时，有两种人士主张“中体西用”论，但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他们强调中西学“能合”、“并重”，可以“贯通”、“会通”。这种“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会通”论。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另一种“中体西用”论是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倡导的，可称为“中体西用”的“补救”论。张氏等人强调学西学必须符合“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的原则，其目的是应付甚至抵制维新变法运动。以往论者不察这种现象，常将二者混而为一，故在评价上或褒或贬，聚讼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