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08第10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富有新意的美学新著
王怀通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政治、学术思想上的改革开放，美学研究也硕果累累，高水平的美学论文和专著时有产生。就已出版的美学原理方面的专著看，则大同小异，面目雷同者居多，理论框架和学术思想有大的突破者却相对较少。新近我兴奋地读了王钦韶主编的《审美关系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认为它在理论框架和学术思想上均有明显的突破。其突出的特点是：
第一，视角的统一性。书名定为《审美关系论》，明确揭示了从审美主客体关系角度研究美学的总视角。这一视角古已有之。当今由此角度切入的美学研究者也不少，但能一以贯之地用以解决整个美学问题的并不多。本书的可贵正在于它视角的统一性，能把“关系”的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它依据马克思主客体关系的建立“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的观点对审美主客体所作的静态分析，是审美关系形成的前提；从审美关系的角度把美定义为“以特定的形式特征表现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活力，从而能激起主体审美愉悦的客体属性”，把美感定义为“主体情感在客体有生命力的形式中体验到的精神自由和超越”，是对“关系”视角的恰切运用。对审美形态及标准的分析，对审美创造和审美教育中主客体关系特殊性的论述无不如是。
第二，体系的严谨性。该书体系的严谨既表现在宏观上绪论和五大编内容之间紧密的逻辑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所编制的“审美主客体关系系统结构图”是其集中体现；也表现在微观上各种观点与理论论述的前后照应。比如“绪论”把美学的本体定位确定为“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或生命的基本形式”，各项论述就紧紧围绕生命活动展开，认为审美客体的本质是“客体事物的形式结构中所蕴含的召唤主体生命体验的潜在属性”，审美主体的本质是“能从客体中体验到生命活动的愉悦，从而获得人性的实现的潜在能力”。对美和美感的定义和分析中也都把人的生命活动涵盖其中。另如强调“自然美的形式特征中闪烁着生命的律动”，强调审美创造是生命力活跃的结果，审美教育是完善生命力形式的手段等。这样就使全书观点一致，层层深入，自成体系，不仅完整系统，而且观点新颖，富有突破性。
第三，结论的新颖性。视角的统一性和体系的严谨性，保证了结论的新颖性。同时，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主要理论武器，又对不同学派的观点方法兼收并蓄。敢于吸收前人成果，敢于否定名人结论，敢于引用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者的观点，勇于探索，独立思考，时有新见。对审美主客体的静态分析强调其潜在性；对审美关系的动态分析强调其中介性。同为审美中介项的美和美感，美的形态和美感形态又界限分明。可谓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该书虽也存在着某些观点论述欠透辟，局部不精练之弊，但仍不失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喜看“文华”五度花
——第五届“文华奖”漫笔
康式昭
文化部从１９９０年设立“文华奖”以来，作为舞台艺术的政府奖，已经评选五届了。
第五届“文华奖”共评出文华新剧（节）目奖１２４个，文华大奖３２个，包括戏曲１５个，话剧７个，歌剧６个，舞剧３个，歌舞乐舞１个。同时，评出一批单项奖，包括文华剧作奖、文华词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编导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设计奖和文华表演奖等。这届文华奖的评选，不仅推出了一批戏剧乐舞佳作、精品，还推出了一批出色的艺术创作骨干和优秀的艺术表演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艺术创作的调控和管理工作。
第五届文华奖共评出文华大奖６个，包括戏曲《三醉酒》（评剧）、《木兰传奇》（龙江剧），话剧《旮旯胡同》、《同船过渡》，歌舞乐舞《土里巴人》（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歌剧《鹰》（音乐剧）等。文华新剧（节）目奖２３个，各类文华单项奖共７０个。
纵观这届获奖剧目，我认为，有几个鲜明特点，值得重视。
　　 植根生活，关注现实
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特别要提倡和奖励创作出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风貌，鼓动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关注改革开放的现实，植根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时代嬗进的风云变化，塑造时代品格的新人形象，是这届获奖作品的突出特点。就题材而言，评出的２９个剧目中，现实题材１３个，历史题材１２个，神话、传说、民俗等４个。现实题材占了重要位置，比上届增加２０％—３０％。就质量说，６个文华大奖中现实题材占据半数，打头的是一个县剧团创作演出的戏曲《三醉酒》。
吉林省双阳县评剧团的《三醉酒》位列榜首，给人以丰厚的启示。剧作描写一个贫困山村支部书记龙友带领乡亲脱贫的故事。作者把主人公置于不正之风的重压之下、走集体致富道路障碍重重的处境之中，赞颂了肯于忍辱负重然而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品格，塑造了宁愿委屈自己而拚得集体有望的基层干部形象。剧作敢于正视现实，勇于揭露矛盾。相对于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一个区区信用社主任，就权大包天！手里攥着贷款，就可以肆意刁难人、折磨人、羞辱人、糟蹋人。而斗争的实质则在于：是扶持国家定下的扶贫项目，办集体鹿场，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还是以权谋私，把这个优惠项目攫为己有，不顾乡亲死活，个人发家。这里，剧作通过活鲜鲜的事实，形象地回答了人们脑子里的一堆疑问：如今，在联产承包、分散经营的贫困农村，乡亲们有什么难处？谁去管他们？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干什么？他们应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怎样才能干成？……看到舞台上的龙友，联想起现实生活中华西村、窦店村、韩村河村等地的“龙友”们，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农村大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希望！
发现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鼓吹之，讴歌之，是作家艺术家的历史重任和社会良知之所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湖北省武汉话剧团演出的小剧场话剧《同船过渡》，写的是普普通通的居家琐事，邻里纠葛，剧作却能从平凡中发现高尚，于琐细处捕捉伟大。正像作者沈虹光所说，有人写戏为表现自己的智慧，有的为谋生，她创作则为的是呼唤真诚，呼唤同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她认为：“社会需要通过艺术给人美，给人向上的力量，给人道德熏陶，给人敲起理想和追求的钟声。只写礼崩乐坏，人心灰暗，不写理想追求，奋发向上，戏剧就缺少倡导真善美的警世力量！”这正是江泽民同志号召创作“鼓励人们奋发向上作品”的具体化，而《同船过渡》巨大魅力之所在，正在于老船长那饱经人世沧桑赤诚不泯的心灵之美，点亮了蒙受尘封的年轻人内心的火花，化解了邻里间小是小非的矛盾，树立起了人世间新的纯真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展现了“真善美的警世力量”。
要力求和群众同着呼吸，共着脉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把“话”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北京人艺的话剧《旮旯胡同》的成功，给了我们特殊的启示。这是一出习称的定向戏——写北京市的危房改造。而人们通常说起定向戏，难免在带有某种贬意：“无非是政策戏，宣传戏，吃饭戏而已，没戏！”剧作家兰荫海同志，深入危房改造第一线，参与其中，获得了与百姓心心相通的创作灵感，“没戏”写得很有“戏”，匠心独运，成就了一部佳构。作品谢绝打“思想广告”硬性灌输和政策说教，紧紧抓住人物命运这个轴心，写性格冲突，感情变化，思想升华。既鞭笞了充斥其间的不正之风，包括某些无奈的小狡诈、小算盘，又讴歌了第一线干部的耿耿忠心和老工人老劳模的宽大胸怀；既不掩饰困难和阴暗，又让人看到希望和前景。可谓提供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世象图，架起了一座沟通政府和民众心曲的桥梁。演出获得多方面的好评，决不是偶然的。
豫剧《红果红了》从一个小镇寡妇新时期命运的变迁，折射出时代的前进，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的变化。《秧歌情》写民间艺人执著的艺术追求及其命运沉浮，情溢舞台，感人至深。《筒车谣》写农村妇女博大的爱心，善良淳厚的品格，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觉醒，那《筒车》般厚重的历史感，扣人心扉。
１９９４年是话剧和大型歌舞的丰收年，好戏连台。《结伴同行》、《热线电话》、《白雪花》、《司法局长》以及《三峡情祭》、《天山彩霞》和歌剧《克里木参军》等现实题材作品，都各具特色，各有成就。
　　 时代精神，历史眼光
这届参评的历史题材创作，在去年第四届艺术节、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百周年等重大艺术活动的基础上，也推出一批好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横比现实题材创作、纵比近些年同类作品，相对地说，我以为成绩不算理想，缺乏突出的大作和精品。
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原本是戏曲的长项，特别是那些有深厚传统的古老剧种。问题是，如何出新，如何突破，如何求得总体质量的提高。具体说来，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今天的视角观照历史，而又不失其真，不离其本，亦即如何实现时代精神与历史眼光的统一。这是广大戏剧工作者共同探索的课题，悉力追逐的境界。可以说，许多获奖剧作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当然，也难免有得有失。
立嗣之争，是封建王朝贵胄权门基业延续的大事，也往往包含着尖锐激烈的斗争，一些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这里。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曹操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剧本围绕曹操选择接班人问题，展开了一场父与子、兄与弟之间“煮豆燃萁”的血淋淋的厮杀。剧作的可贵处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感情波澜的深层开掘。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曹操，既是一个文韬武略、远谋深算的政治家、军事家、权相，又是一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诗人、丈夫、父亲；既是一个生性多疑、善玩权术的阴谋家，又是一个着眼大局、不计私怨的智谋家；既权倾朝野、洞幽烛微，又难舍亲情、难断家事。而在诸般矛盾中，剧作着力突出的是曹操作为大政治家的见识、风格、气度。他喜欢曹植的才情，又深知“子建书生本性”，缺乏对付纷乱局势的权谋，难以争雄天下；他看透了曹丕的险诈阴狠，又不能不赏识他多谋善断的政治家素质。感情的砝码倾向曹植，理智的判断却又相反。最终，他几乎是把象征权力的百辟刀扔给了曹丕的！作者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情节，对于表现曹操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堪称精彩之笔；然而，对于表现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曹丕，这又不能不说是败笔。
甘肃省京剧团的《夏王悲歌》也写了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剧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早已湮灭的西夏王国的历史画面，苍凉，雄浑，粗犷，悲壮，极富艺术的感染力。第一代西夏王李元昊期望自己的儿子宁令哥能成为有为之君，王国基业永固。他采用了种种残酷的手段，包括占有儿子心爱的情人，企图转变儿子懦弱的性格，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强者，并屡屡逼促儿子向自己开第一刀。而宁令哥成为“强者”的标志，第一次动刀杀人，杀死的正是自己的父亲！宁令哥性格由弱到强的转化完成了，人们的疑窦也由此而生：捅死生父才是“强”？这种建筑在抽象人性基地上的“强”“弱”界定，脱离了历史的具体的政治和阶级内容，有多少说服力？看来，用什么样的眼光解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似应引起注意。
这次获奖的另一出京剧新编历史故事剧《少帝福临》（四川省成都京剧团演出），在时代精神和历史眼光的结合上，有上佳的表现。剧作围绕清初圈地和反圈地的斗争，着力描写锐意进取敢革祖制、敢违祖规的少年天子福临，在守旧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下，在改革时机尚未成熟之时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连自己的爱妃、视同知己的董鄂氏也难以保全。“高处不胜寒”！这既是先觉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又是其悲剧命运的深刻根源。可喜的是，这雄鸡报晓的啼鸣，预示以圈地为象征的陈规，终将废止，历史终将前进。顺治作为康熙改制图强的先驱，在历史上有过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作者从历史呼唤改革的大处着眼，以史实为依据，为我们奉献了血肉丰满的清初第一帝的艺术形象，可喜可贺。当然，人们也期望剧作向更深处开掘，更丰腴处前进。
相对于历史剧和历史故事剧而言，第五届文华奖获奖剧目中，神话传说题材和风俗题材，取得了更加引人注目的重要成就。湖北省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音乐剧《鹰》，双获文华大奖。前者植根于丰厚腴美的土家族神话传说、多彩多姿的民俗风情，以及流光溢彩的民间舞蹈的沃土之中，得天独厚，巧夺天工。那一幅幅婚恋礼仪场景，土极了，俗极了，巧极了，韵味也浓烈极了。历史的长河从远古流淌至今，是乐，是诗，似香花，似醇酒，令人入迷，使人陶醉。民间文艺宝库的开掘，让我们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也给文艺工作者以莫大的启示和鼓舞，如何潜下心来，深入下去，向我们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宝藏推进。音乐剧《鹰》取材于远古的传说，剧作从两个原始部落的争斗中，从民族仇杀的悲剧中，用一对年轻恋人的血，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凸现了民族和睦共求发展的重大主题，在好看好听的乐舞之中，既得到淳美的艺术享受，又受到心智的启迪。这次获奖的两个儿童剧《开天辟地人之初》和《雁奴莎莎》，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但文华奖设置以来，儿童剧还没出现一个获大奖的剧目，说明急需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扶植，力争早日改变儿童剧作薄弱的状态。
　　 关注市场，面向观众
写戏为了演出，演出为了观众，观众为的欣赏。这个戏剧学的最基本的道理，在一个时期里却常常被忽视。这和旧的文艺体制相关。艺术院团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物，由政府施行统包统管，自然导致了艺术生产目的倒错：对上不对下，看领导不看票房，争奖不争观众。花几万几十万排出戏，再花几万几十万进京演两场，拿个奖，向当地政府一交差，便完成任务封箱不问了。以往的一些评奖活动也加固了这种弊端，助长了这种趋势。文华奖从第四届开始，作了改进。一般剧种必须演够３０场，才有申报资格。新排演剧目在五年内都可申报。获得文华新剧目奖后，经过加工提高，五年内还可申报文华大奖。这种基于尊重观众、尊重艺术规律的改进，已经收到良好效果。本届文华奖获奖剧目，普遍有较高的演出场次记录。评剧《三醉酒》申报时已演出１５０场，话剧《旮旯胡同》当年演出超百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看家戏《红丝错》已演出近３００场。
江泽民同志提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指明了主旋律和多样化的辩证关系，也提出了占领文化市场的重要任务。
戏要好看好听，富于艺术魅力，方能在文化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这也几乎是戏剧市场学的常识。让观众爱看爱听，坐得住，听得进，还想来，就得注重艺术的总体质量，就得抓艺术的综合力。这方面，龙江剧《木兰传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如实说，单就剧本看并无特别的出奇处，难得的是表演、导演、音乐、舞台美术设计等二度创作都非常出色，构成了一台色彩斑斓、好看耐看的佳作。主演白淑贤技艺精湛，很有光彩，女装的妩媚，戎装的飒爽，展示了多方面的才华，高难度的双手反书绝活，更令人叹为观止。戏曲表演向来讲究绝活，讲究一手鲜，即，要有超越一般、有别于一般的独到功夫，包括唱、念、做、打的各个表演层面。这自然要靠用心钻研，刻苦磨练。白淑贤表演艺术上精益求精、永不懈怠的追求，树起了标牌。她荣登本届文华表演奖榜首，绝不是偶然的。
豫剧《红果红了》提供了看准苗头、狠抓提高的好经验。这出原名《小镇风流》由县剧团首演的新戏，经过省文化行政部门的扶植，组织力量精心加工，并由富于现代戏表演经验的省豫剧三团演出，总体质量有明显提高。粤剧《伦文叙传奇》，一个母本、可长可短、多种演出格局，是剧团胸中有市场、眼里有观众的表现，创造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新鲜经验。越剧《红丝错》追求看家戏和争奖戏的统一，也为我们立了个好样板。的确，我们的戏剧艺术必须力争两者的统一，必须着眼市场，扎根市场，占领市场，在演出市场中展示勃勃生机，决不能再干那种“三不”（不对下、不看票房、不争观众）的自戕性的蠢事了。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想起了傅雷先生
于青
最近的文学批评界，有一种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斤斤计较着一些本不应该争论的话题。这使人想起了傅雷先生。
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坛，腾空而起一颗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张爱玲的出现，使当时的上海文坛喜出望外。一时间好评如潮，各种赞美文章、吹捧字眼充满了报纸杂志。就在此时，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一反众人之向，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在这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评论文章里，对西方文学造诣很深、熟谙其精粹的傅雷，用详细的理论分析，高度评价了张爱玲小说艺术技巧的成就。尤其对《金锁记》，他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又提出严肃的指责和批评。文章写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艺术感觉，既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又不失科学的艺术分析，是对张爱玲小说批评最严肃、科学、认真的文章。尤其是在文章的最后，傅雷非常尖锐地提出：“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的身上！”
这篇文章无异是对张爱玲的棒喝，不仅是正在走红的张爱玲不曾料到，就是一片喝彩之声的评论界和读者界也为之惊讶和不解。而另一方面，对傅雷的批评，张爱玲还是有被说中的不快。当时她并不服，沉默了一段以后，终于拿起笔，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在上海《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目是《自己的文章》，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上是对傅雷的批评，远远地说了一个“不”字。张爱玲与其说在为自己辩解，毋宁是详尽地表达了自己的文艺观甚至人生观。张爱玲对世界的悲观导致了她对文艺的悲观的审美态度。于是，她便理直气壮地回答傅雷：“《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是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
当然，《连环套》并没有写下去，其中自有原因，这里暂且不表。让我们欣赏的是批评的双方都是只对作品不对人，论文风格谦谦如君子，论人言辞中肯，彬彬有礼，委实是文坛不可多见的诤文与诤友。这在旧文艺习气严重的上海滩确为罕见。那种文人相轻，出口讥讽的庸俗的文人作风，在傅张之争中丝毫不见，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论争双方的教养和人格力量。这段作家和批评家的论争佳话，确实值得后人们效仿，即使意见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失去人格和文格。
回顾这段往事，再联想到目前我们的文坛，实在是发人深思。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作家的创作状态的评判本身也应是学术之争。而我们看到读到的一些所谓文学争论，就其实质来说，仅仅是一场行为之争。
想起了当年的傅雷先生，当年那一场发生在上海的文学之争，留给我们的是两篇有着极大的审美价值的文学范文。我们从傅雷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感受到什么是艺术直觉；从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里明了什么是作家的心中之痛。这是两篇百读不厌的美文，是四十年代文坛美的收获。这对于我们眼下开展健全的富有建设性的文艺论争，应该是有所启迪的。
今天，我们实在应该学习一下傅雷先生。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烽火和热血冶铸的诗魂
张同吾
当我们以诗的名义，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并纪念著名诗人田间逝世１０周年的时候，我深深感到这是诗之幸事！
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今天虽已遥隔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作为历史的丰碑应该永远高耸在我国人民心中。在我国人民抵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抗日战争是空前规模巨大旷日持久而又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爱国主义精神点燃起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勇气，以热血和忠魂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弘扬民族精神的交响诗。当抗日的烽火点燃起来，也便点燃了诗人的良知和热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柯仲平、何其芳、光未然、公木等无数优秀的诗人都投入抗战的前线，其中田间便是创作成果丰硕而又充分地表现出他的鲜明的创作倾向和艺术个性的诗人，并达到了他一生创作的巅峰。因此，在我国现代诗史上，田间是一位特出的诗人，他让自己的诗名同抗日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自己的艺术生命同一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田间的代表作是长诗《给战斗者》，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而言，是他的诗歌成就的高峰。如果说他的第一本诗集《未明集》是让“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田间：《我怎样写诗的》），以纯朴的情思描绘出生活的苦难，表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如果说他嗣后出版的《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的一些篇什，表现出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表现出对践踏我们大好河山的侵略罪行的愤怒控诉，充溢着强烈的爱国热忱；那么长诗《给战斗者》，则是把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升华为呼唤战斗的号角和激发斗志的鼓声。那是火红的七月，燃烧着复仇火焰的七月，“我们／起来了，／揉擦红色的脚跟，／与黑色的／手指呀！／／我们／起来了，／在血的场上，在血的沙漠上，在血的水流上，／守望着／中部，／边疆”；“七月／我们起来了，／呼啸的河流呵，叛变的土地呵，爆烈的火焰呵，／和应该激动在这凄惨的地上的／复活的／歌呵！／因为／我们是／生长在中国”。就诗风而言，较之从前的作品明显的变化是强化了直抒胸臆的鼓动性和感召力；就思想视野而言，他把具体感受扩展为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就艺术手法而言，他让鼓点式的短促的诗句与奔放而舒放的诗句相错落，像大潮澎湃时缓时急，像天边云涌时卷时舒。因此可以说《给战斗者》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可视为以诗的感染力向全民族发出的战斗动员令，像旌旗猎猎像战火熊熊，像热血滔滔像鼓号声声。这样的诗是民族情绪的艺术凝聚，是那个特定的时代人民心声的主旋律。闻一多称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的诗“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就思想和诗风而言的确如此，但是《给战斗者》的精神内涵和哲理意蕴又不止于此。诗中写道：“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它鲜明地体现出悲剧的崇高感，从构思到内蕴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质，都可以同流传全世界的《斯巴达国殇墓志铭》相媲美。的确，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的前辈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牺牲，诗人从无数感人肺腑震撼灵魂的事实中，提炼了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构成了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梁柱。
田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参与者，他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给饲养员》、《坚壁》等短章，都是被文学史家所共识的富有个性的佳作。“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还有人讥之为标语口号吗？与其说是田间把民族命运的抉择推向了非此即彼的极致，莫如说是他敏锐地发现和形象地表现了两种生存形态和两种命运结局的必然性。这种辩证思维的流贯，为他的诗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注入了理性底蕴，使之更为坚实与丰满。
当然无须讳言，田间抗战时期的作品中，也时有直白与粗糙的缺憾，大约主要是战斗使命感的紧迫，使他难以进行精致的艺术制作。田间对诗的本质和诗的功能业已形成了自己的稳定观念，新中国诞生后，他便以巨大的热忱和自觉的时代责任感，努力去表现崭新的社会风貌，从而试图更本质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他是丰产的，在短暂的十几年中出版了十几本诗集，而艺术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其中《马头琴歌集》等可称上乘之作，其中多有地域色彩和少数民族风情的篇章，让美妙的神话与美好的生活相映照，确有诗的想象美和情韵美。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他的诗歌观念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的审美特征与诗的审美功能，他的长篇巨制《赶车传》的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探讨诗歌艺术规律以及诸多诗学和美学的深广课题。
假如我们不苛求历史，我们便会十分公正而又十分动情地说，感谢田间对诗的热忱和奉献，他是人品与诗品相统一的，在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冶炼中，锻铸了他的诗魂，开创了一代诗风，并且同许多杰出的诗人一道营造了一个充满激情的诗的时代。我们应该从田间的成功的创作经验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诗人要站在时代的潮头，满怀热情地拥抱生活，讴歌光明和正义，鞭笞邪恶和腐败，讴歌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间一切真善美。当然，诗歌作为流动的美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为诗的创作拓宽了道路，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美学疆域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新的思路和新的艺术视角。当前的诗坛虽然风格各异百态纷呈，然而却鲜有力作，因此我们应该呼唤诗人们，去营造民族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诗学建构，去谱写富有苍雄器宇的能够震撼心灵的恢宏诗篇，从而让诗的国度在崭新的时代阳光下，焕发绚烂的青春。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９５《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文心雕龙》是中国齐梁时代刘勰所撰写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和美学巨著，它所提出的完整周密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目前，这部著作已经有日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韩文的全译本，并有多种语言的节译本。《文心雕龙》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最近在北京举行的’９５《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盛会上，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５０多名海外学者，同６０多名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专家一起，进行学术讨论。这对“龙学”研究的更加深入和进一步走向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北京大学、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和刘勰祖籍山东日照市联合主办的。（文会）
《２１世纪文学之星丛书》１９９５年卷评定篇目
最近经过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的编委无记名投票，为扶植文学新人而设立的《２１世纪文学之星丛书》１９９５年卷出版书目敲定。《弹道无痕》等十二部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作品入选。（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