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0-22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每年托起一颗星
——记“杰出澳大利亚人”评选活动
史宗星
进入１０月，一年一度的“杰出澳大利亚人”评选活动又拉开了序幕，一颗新的璀璨之星将于明年１月２５日被１７００万澳大利亚国民高高托起。
自１９６０年起，澳大利亚每年评选出一名“杰出澳大利亚人”。评选结果安排在“澳大利亚日”（国庆日）前一天揭晓，联邦总理出席仪式并亲自颁奖。这已成为国庆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每年托起一颗新星，不仅是为表彰该年度贡献最大、最受公众崇敬的一位人物，更在于为全体国民树立一个榜样。
迄今已评出的３４名“杰出澳大利亚人”中，有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９名世界级运动员，７位歌手、电影演员、舞蹈演员或乐队指挥，两名医生，两位环境或自然资源保护者，两名土著人领袖，还有妇运领袖、律师、历史学家、主教、慈善家、建筑师、反毒品专员各一名，唯一获得该项殊荣的政界人士是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的联邦总督。
在这璀璨的群星中，有男有女，有白皮肤亦有黑皮肤。他们的职业涉及广泛，但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或关心社会和他人，或为维护社会的公正不懈奋争，或刻苦钻研而取得科技上的突破。譬如，１９９０年度的“杰出澳大利亚人”是位名叫霍洛斯的眼科医生，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眼疾患者，使许多人重见了光明。当他１９９３年初因癌症不治而去世时，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成千上万人，包括现任联邦总理、尚在世的前总理等都去教堂为他送行。人们含着眼泪说：“他走了，但留下了光明。”
１９９４年的“杰出澳大利亚人”伊恩·柯南本是位赛艇高手。他在一次环球航行中发现，世界各地的海洋正遭到污染，心情十分沉重。他回国后，于１９８９年倡导了“澳大利亚清洁日”活动，先从自己所在的悉尼开始，后又推向全国。于是，每年３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全国就有数以十万计的群众自愿奔向海滨、湖畔和河边，清理飘浮水面和沉入水底的垃圾。１９９１年６月，联合国环境组织把柯南请到该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内罗毕，商定在全世界开展“全球环境日”活动。伊恩·柯南这个名字，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是和环境保护联结在一起的。
过去遭受歧视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在３４位“杰出澳大利亚人”名单上占了３席。今年６２岁的土著人路易斯·奥得诺，以她为争取土著人权利所做的不懈努力，于１９８４年登上了领奖台。另两位土著人是一对兄弟。哥哥卡拉威代表土著人积极参加北领地的政治事务，并且还是位事业成功的商人，于１９７８年被评为“杰出澳大利亚人”。弟弟曼达威主张尊重土著文化，于１９８６年成立了一个风靡国内外的土著乐队，用音乐促进了土著民族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和融洽。１９９２年，当这位黑皮肤的小伙子被评为“杰出澳大利亚人”时，报界评论说，曼达威给听众带来的不仅是感官上的享受，而且使听众从每个音符中体会到古老土著文化的精髓。
评选活动由“澳大利亚日筹备理事会”主持，全社会都热心参与。每年自１０月起，理事会不断收到来自各行业的提名。当评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一颗新星便脱颖而出，但不立即公布，直到１月２５日的颁奖仪式上，公众才知晓这位年度风云人物究竟是谁。
从１９７９年开始，评选活动又添了新内容：每年在选出一名“杰出澳大利亚人”的同时，还评选一名“杰出澳大利亚青年”。在这些散发着青春朝气的杰出青年中，有志愿者、残疾人运动员、电脑专家，还有在世界“奥林匹克中学生知识竞赛”中夺得金牌的学生。
一个民族总是要有精神支柱的。澳大利亚３０多年来持久开展的“杰出澳大利亚人”评选活动，无疑加固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别开生面“中国日”
徐宝康
在韩国，中国热已悄然而至。
８月１９日，在中韩建交两周年前夕，三星综合建设公司在汉城总公司大楼里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中国日”活动。在韩国人的公司里举办这样的活动，还是第一次。
走进公司的大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的醒目汉字是“中国的日子”。
沿楼梯而上，二楼的入口处摆放着一排书架，上面是清一色的中国书籍：《中国古代史》、《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国文学史》、《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主人说，我们收集了数千册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风俗等各个方面，大部分已翻译成韩文，供公司全体职工借阅。
进入二楼大厅，两位身着中国传统旗袍的小姐笑盈盈地用中文向来宾鞠躬问候。她们是汉城大学中文系的在校生。她们那一口流利的中文，常使来宾误认为她们是中国姑娘。她俩兴奋地说，我们能被借调到这里当讲解员真是太荣幸了。大厅中央的一个方桌上摆放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国报纸。墙壁上挂有中国地图及万里长城、天安门、故宫等名胜的照片。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墙壁上还挂着２０多张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其中有１００元、５０元、１０元，还有５角、２角、１角以及５分、２分和１分的纸币。曾一度流行的外汇券在这里也能看到。大厅里还摆放着中国的茅台、五粮液、孔府家酒、龙井绿茶、丝绸等名牌产品。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展品，使人仿佛迈入了中国精品展览馆。
大厅的另一侧是一个颇大的讲堂。聚集在这里的２００多名职工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讲演。讲演的题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投资环境等问题引起了在座职工的浓厚兴趣。席间，学者还同职工们进行了讨论并针对一些韩国朋友的误解进行了耐心的解答。会后，职工们高兴地说，过去对中国的情况只是道听途说，今天才算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了解。
谈起举办“中国日”活动的由来，负责人说，当今已进入国际化时代，中国在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方面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是我们的友好近邻，近年来中韩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促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三星企业集团已制定了新的经营战略，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培养国际化人才。集团公司规定，每个下属分公司必须选派一批优秀职工到海外进修一个时期，学习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以便逐步成为海外专家。公司今年已选派了多名年轻职工到中国进修。他们在６个月进修期间，先后参观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并到新疆、东北等地体验生活。如今他们已满载而归，今天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们的汇报会。
华灯初上，汉城一片灯火。公司总部的宴会厅里洋溢着浓厚的中国饮食文化气氛。三星的朋友指着餐桌上一道道富有中国特色的菜肴说：“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不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就等于不完全了解中国。品尝中国料理也是我们的重要一课。”一打听，这一席中国菜出自公司特意从香港请来的名厨之手。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华沙美人鱼探秘
朱富贤
耸立在华沙古城附近、波兰最长的维斯瓦河畔上的华沙美人鱼，高约３米，基座高２米，是华沙市区３尊美人鱼雕塑中最为壮观的一个。华沙美人鱼波兰语称“塞雷娜”，这是一个俊秀的姑娘名字。
塞雷娜塑像上半身为裸体、美丽端庄、强健，具有斯拉夫女性气质的少女，下半身是覆盖着鱼鳞的鱼身和一条毅然翘起的鱼尾，鱼尾下面是滚滚的波涛。她右手紧握利剑，高举过头，劈向邪恶势力；左手牢把盾牌，稳靠胸部，保护着善良的人们。塞雷娜全身挺立，目光炯炯，远视前方，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雄迈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塞雷娜是波兰著名女雕塑家卢德维卡·克拉斯科斯卡—尼茨霍娃（１８９０—１９８９）的力作。尼茨霍娃毕业于闻名遐迩的华沙美术学院。１９３４年，由于她出色地完成了居里夫人雕塑而一举成名。她从事塞雷娜的雕塑始于１９３６年秋或１９３７年初，１９３７年５月完成，并在华沙展出。１９３９年春，塞雷娜就伫立在维斯瓦河畔。
关于美人鱼创作的构思，尼茨霍娃说，１９３６年，欧洲上空战争乌云密布，德国法西斯策划一场侵略战争的图谋已经昭然若揭，而波兰是首先攻击的目标。所以，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她想塑造一个为祖国英勇而战的英雄形象，以激励人们为正义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为什么她选择端庄俊秀的塞雷娜，而不是塑造一个高亢呐喊着向前冲锋的无畏战士呢？尼茨霍娃生前说过，这尊美人鱼塑像的模特是她的一位好朋友，名叫克莉斯蒂娜·克拉海尔斯卡（１９１４—１９４４）。克莉斯蒂娜是华沙大学人种学专业的学生，天生丽质，有一副好嗓子。她的身材像斯拉夫人一样高大，同时又有波兰女性特有的妩媚。她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深深的忧民意识，文化艺术修养很高。生前，她写过不少优美动人的诗歌和歌曲。在她身上凝聚着波兰民族的特征、品格和素养，而这些又为一般战士所不及。尼茨霍娃把她当模特时，她才２３岁左右。１９３９年９月，希特勒进攻波兰后，克莉斯蒂娜奋勇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参加了著名的１９４４年华沙起义。在起义中，她英勇无畏，最后为国捐躯。当时，她只有３０岁。事实说明，选择克莉斯蒂娜作为美人鱼模特确实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美人鱼的传说和揣测，众说纷纭，但她始终和华沙市的诞生联系在一起。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华沙美人鱼》小册子说，有两种传说较为流行：其一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波兰公国大公在维斯瓦河畔的密林中迷了路。美人鱼用金子做的弓箭射向一间茅屋，给大公指点迷津。茅屋里住着一个贫穷的渔夫和一对男女双胞胎孩子。应主人的要求，大公给男孩取名为“华什”，女孩为“沙娃”。孩子长大后，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盖起了名为“华沙”的村庄，美人鱼是他们的保护神。这就是华沙的由来。
另一传说曰，维斯瓦河畔的华沙渔民为塞雷娜美妙的歌喉所倾倒。于是，在一个满月的夜晚，他们把塞雷娜逮至渔村，好让她成天为他们唱歌。但塞雷娜闭口不语。后来，她说服了看守，把她放回河中。在维斯瓦河汹涌的波涛上，塞雷娜高声说：你们听着！没有自由的人，不可能放声歌唱。同时，希望你们明白：当厄运降临时，不要低头，应该歌唱光明和胜利！
波兰人民很爱塞雷娜，尤其是中老年人，对她感情很深。美人鱼不仅是华沙的标志，而且是波兰的象征。１８世纪末（１７７２年、１７９３年、１７９５年），波兰惨遭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３次瓜分。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被抹掉达１２３年之久。在这漫长而黑暗的亡国岁月里，波兰白红两色国旗和带皇冠的雄鹰国徽被禁止使用。但是，波兰人民没有被压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他们把美人鱼作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象征，深深地镌刻在心里。在波兰历史上，存在只有８年的华沙公国（１８０７—１８１５）曾把美人鱼作为国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华沙市民为了保护塞雷娜，冒着生命危险把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有的人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只有塞雷娜，日日夜夜守卫在河畔，凝视着静静北流的维斯瓦河水，观察着时代变迁，人间沧桑。人们把她当作波兰民族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见证人。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塔姆加雷岩画巡礼
尹树广
仲秋时分，哈萨克大草原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季节。当我们离开阿拉木图时，恰逢豪雨如注。驱车向西北疾行一百五十余公里，到达塔姆加雷山脚，但见云收雨敛，天空豁然开朗。
塔姆加雷山是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圣地”。几千年前，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创造了游牧文化的瑰宝——岩画。
抬眼望去，塔姆加雷山不过是两座相峙而立、高不过三十余米的小山丘，中间为一条细长的沟谷所隔开，谈不上有何“巍巍乎高哉”的奇险雄姿。但在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上，它却分明给人一种秀美、挺拔的感觉。尤其是它那身铁锈红色的“外衣”，好像是在娓娓讲述着一个悠远而苍老的故事。
与我同行的是年逾花甲的阿列克谢·马里雅舍夫，他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岩画专家。一路上他悉心讲解，使我对岩画的历史有了粗略的了解。塔姆加雷岩画是青铜时代和突厥时期生活在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创作的，并因山而得名。在放牧的同时，他们也在石山上描摹下牛、马、羊和骆驼等牲畜的形象以及人类繁衍、射猎和祭祀等场景，寄托了远古人类对生殖和日月星辰的顶礼膜拜之情。
一九五七年，在楚河—伊犁山脉西南的塔姆加雷山，苏联考古学家首先发现了大范围的岩画，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
来到山下，阿列克谢马上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灵巧如山羊，三脚两步便攀上一块嶙峋的危岩。没容我喘口气，他便指着面前的石壁如数家珍般地说：“瞧，这是一幅青铜时代的作品，刻画的是一头正在觅食的公牛。”我俯下身去，定睛细观。只见在刀削般平展的石壁上，依稀凹现出一头盈尺大小的“公牛图”来：两根牛角颀长且卷曲，牛身的线条瘦削而遒劲。
老教授又引我攀上另一块岩壁。我为眼前的作品所震慑：只见一头直立如人的山羊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而头颅却是一颗硕大的太阳的轮廓，太阳四周散射着许多圆点，大概是象征着普照万物的阳光（见图）。作品的线条虽为简单，但造型却栩栩如生。
“太阳头神”被认为是岩画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现共保存二十多幅。考古研究成果表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远古人类都曾有过摹画人身太阳神的传统。塔姆加雷太阳神像只是这种传统的最古老的印记之一。古印度人和古波斯人也曾创作过类似的神像。有趣的是，塔姆加雷岩画中的太阳神多是附着在马、牛或鹿身上的。也许，这正是游牧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舞蹈是塔姆加雷岩画的重要题材之一。考古学家认为，它与当时的生殖崇拜、牧猎、战争和祭祀密切相关。在塔姆加雷山的一幅岩画前，我充分领略到了远古人类舞蹈时的壮观场面。这是一组颇富动感的作品。在两个“太阳头神”的光辉普照下，十二个男女翩翩起舞。“太阳头神”的尺寸要比舞蹈者大好几倍。舞者的手臂如链条般缠绕在一起，连手指的轮廓都清晰可辨。教授介绍说，十二个舞人可能象征着一年的十二个月份，因为在远古时代，曾传说太阳有十二个奴仆。
在塔姆加雷山，表现较多的还有生命崇拜题材。原因不言自明。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面对各种疾病、自然灾害和凶猛的野兽，人类的祖先时常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只有寄希望于更多地繁衍后代。
谈到岩画的现状，老教授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政府现在没钱来保护这一人类文化遗产。由于风雨的侵袭和日照的影响，再加上人为的破坏，塔姆加雷岩画已遭到严重损害，亟需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登上塔姆加雷山顶，极目远眺，芦苇和蒿草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悠闲的羊群不时从远处滚过，卷起阵阵尘烟。哈萨克大草原以及镶缀在草原上的村舍、路径、林木都仿佛漂浮在橙黄的秋光秋水之中。面对此情此景，禁不住“念天地之悠悠”，而顿生“思古之幽情”。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坦克大桥
吕志英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桥：木桥、石桥、玻璃钢桥……然而，对将要问世的“坦克大桥”或许人们还不甚了解。该桥将由４３０００辆坦克焊接而成。
这座别出心裁的“坦克大桥”的设计者是挪威的著名画家、雕塑家斯科特·托耶。按照他的构想，欧洲常规武器条约规定销毁的所有坦克将一改被毁灭的命运，而横跨在德国与波兰边界的奥得河上，象征性地把东西方连接起来，从而成为“冷战”结束的独特纪念碑。
托耶的这一创造绝非突发奇想，更不是试图嘲弄历来被誉为“陆军战斗力之基础”的坦克。恰恰相反，他对于原苏联的Ｔ—５５和美国的Ｍ—４８，对于德国的“豹”式坦克和法国的ＡＭＸ的精致外观及优良性能，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看来，倘若人类智慧和技能的创造物化为乌有或“再熔”了之，将是天大的遗憾。况且，将装甲专用合金重新熔化的做法，一是经济上并不合算，二是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危害。对应予“裁减”的坦克实施分割时，一辆坦克使美国耗资２万美元，德国是３万马克。有人试图将坦克改造为消防车或越野车、牵引车，然而成效甚微。
全长一公里的“坦克大桥”的特点之一是，如此处理坦克可说是完成了销毁坦克的任务，因为焊接于一体的坦克没有一辆可以再用于原有的目的。此外，造“坦克大桥”在经济上也很合算。预计将两辆坦克焊接在一起需要７２瓶氧化剂和２７瓶乙炔，这比销毁法的成本低得多。
现在，德国的设计师和冶金学家，波兰的建筑工人及美国的学者正从建筑学和工业观点出发，对如何实施托耶计划进行研究。
美国一家实验室的专家们还提出使用激光焊接或微型爆破法将数千辆坦克“粘合”在一起。托耶认为，倘若使武器装备的销毁过程得以创造性地进行，能给人类带来新的工艺成果和技术发明，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美国一商店展出世界第五大南瓜（263公斤），以吸引顾客。　韩桂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