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6-0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人民战争为人民
——周副主席转战陕北的二三事
罗青长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集中３４个旅共２５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仅有２．６万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相当严峻。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于３月１８日主动撤离延安，转移到清涧的枣林沟。为对作战指挥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前委。周恩来临危不惧，以军委副主席兼代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原军委总参谋长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敌军占领延安后，大肆宣扬“胜利”，其实只占了一座空城。胡宗南的整编第１军与２９军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这时中央前委指示我西北野战军诱敌北上，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待机歼敌。３月２５日敌整编３１旅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当敌军进入我伏击圈内时，我军仅用了１小时４７分钟的战斗，即将其３１旅旅部及９２团共２９００余人全部歼灭，俘虏了敌３１旅旅长，取得了撤出延安的第一个胜利。给胡宗南所谓的“天下第一军”当头一棒，打消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以后又经过羊马河和蟠龙战役，共歼灭敌军１４０００余人，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狂妄计划，牵制了胡宗南的主力于陕北。为庆祝陕北“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我西北野战军于５月１４日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祝捷大会，中央前委派周副主席到会祝贺。宣布毛主席留在陕北，使敌人大为震惊，使陕北军民和全国军民大受鼓舞。
延安撤退后，中央前委调集了作战、情报、通讯、后勤、政治部、新华社等单位人员组成了中央前委的指挥部——中央支队。先称第三支队后称第九支队，这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只有４００多人。加上警卫团四个连，共有８００多人。当时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那时周副主席非常忙碌，凡是党中央、毛主席研究决定了的事，具体的组织部署和贯彻执行，都是周副主席亲自抓的。中央支队是由很多单位临时组成的。周副主席不仅管全国的军事指挥和西北战场的指挥，而且要管中央支队的工作。经常是白天行军夜间工作，真是日夜辛劳。就以西北战场的后勤供应来说，周副主席是煞费苦心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只有１５０万人。组织西北野战军和中央支队的后勤供应，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在敌我打过仗的地方，我们再去，老百姓连一颗粮食也没有了。周副主席总是想方设法使前方的部队吃饱吃好。在那时，黑豆、土豆、小米、高粱等，就算是好东西了。以后，这些杂粮也供应不上了。前方部队就吃黑豆和野菜，毛主席、周副主席也照样吃黑豆和野菜。有点粮食，周副主席就叫送给伤病员。
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支队驻在安塞县的王家湾。１９４７年６月获悉蒋介石召胡宗南去南京“面授机宜”。蒋对胡说：“收复延安事小，俘中共首脑事大。如能俘获毛或其他重要首脑，创立国之首功，放弃延安也值得。”胡回西安后，立即将蒋的“指示”电告刘戡，令其立即执行追寻中共中央的命令。不久，我即获悉刘戡亲率四个旅向我中央驻地王家湾进犯。敌情非常紧急，中央前委决定立即转移。当时周副主席知道驻安塞梁家岔有我后方医院，与前方失去联系，在此分秒必争的时刻，周副主席表情严峻、焦急万分，于是果断地命令我说：“罗青长，你快去找警卫排长贺清华，一同骑马赶到梁家岔，通知后方医院迅速转移！”我找到贺排长，俩人飞骑赶到梁家岔。后方医院的院长是著名的医生周泽昭，医务主任是李克农同志的女儿李冰。当时李冰正患伤寒病，病情很重。周院长正为与中央前委失去联系而忧虑不安。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时，他真是惊喜万分。我立即告知他，周副主席正为与你们和前方联系不上而着急，特派我们通知你敌情紧急迅即向后方安全地带转移。周院长听后，即令医院和伤病员马上向双湖峪方向转移。我和贺清华协助他们动员当地群众将重伤病员与李冰同志用担架抬着随医院行进。当伤病员得知周副主席派人通知转移的消息时，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医院刚撤离完了，敌人于第二日清晨就占领了梁家岔。我们回到中央前委向周副主席报告医院和伤病员已安全转移时，周副主席清癯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对我们不无鼓励地说：“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敌人兜圈子，是全党全军都异常关切的问题。因为西北野战兵团与十倍之敌作战，毛主席与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支队，只有四个连保卫，而且经常是在敌军的夹缝中行动。处境是相当艰险的。当时彭总对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支队的处境很不放心，曾拟派一部分兵力来保护，东北局也曾来电建议党中央转移到东北指挥全局，但均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谢绝了。这次中央前委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时，附近的游击队闻讯，急派代表赶来见周副主席。这位代表跑得汗流浃背。他一见周副主席就急不可待地说：“报告副主席，我们附近的游击队得知中央警卫部队少的消息都十分担心，上下一致要我代表来向您请示，准许我们集中各县的游击队来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时周副主席正在一盏油灯下边看地图边起草文电。看到这位农民打扮的代表就起身亲切地与他握手，并连说：“坐！坐！”这位代表急切紧张的情绪一下子缓和下来。周副主席微笑着对他说：“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中央理解你们的心情，很感谢你们。但是游击队主要的任务是保护好人民群众，组织人民坚壁清野。中央警卫部队虽然少，但目标小，敌人不易侦察到，反而安全。如果你们集中游击队来保卫，反而会引起敌人注意，容易暴露。请你回去转告同志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安全，请大家放心。”这位代表最后信服地说：“副主席讲的道理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即向同志们传达。”
中央前委转移至靖边县的小河村。刘戡率四个旅紧紧地追赶着中央纵队，妄图“消灭”中共首脑部，向胡宗南、蒋介石请功。我们刚撤离了青阳岔，敌人就占领了，但扑了个空，随即直奔小河村。遭到我警卫部队前卫排的机枪阻击，敌人以为是我军主力，怕陷入我埋伏圈，遂掉头西去。是日大雨滂沱，小河水涨。我们在上山夜行军，大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有滑下去的危险。警卫排在前面搜索，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均冒雨前进，我们几个随从人员紧紧跟在后面。这时敌人就在山下，人喊马嘶，清晰可闻，简直是与我们齐头并进。天明时，我中央纵队转移至靖边县一个山坡上只有几户人家的天赐湾。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敌情，是转战陕北以来最紧张的一次，还为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危捏着一把汗。可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后，却和周副主席哈哈大笑，周副主席还以《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为题，在新华社的社评中讥讽“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毛主席笑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中央纵队刚在天赐湾安顿下来，陕甘宁边区保安副司令吴台亮突然赶来。他是１９３６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老同学，要我带他去见周副主席。他一见到周副主席就立正敬礼说：“吴台亮向副主席请示工作！”周副主席问他保安方面的情况，吴说：“保安还有１００多名伤员没有转移。”周副主席一听就急了，刷地一下站起来，严厉地对吴说：“你这保安司令是怎么当的？大敌当前，你丢下１００多伤员不管，跑到这里请什么示？保安司令就是要保人民之安，保伤员之安。这点都做不到，还来请示什么工作。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去，一定要抢在敌人到达之前，把伤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如有失误，一定要用纪律处分。你是陕北老干部，更应当比别人懂得我的意思。”周副主席随即叫我：“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叫警卫科长龙飞虎和慕丰韵随同吴台亮一同前去，协助他们完成紧急转移伤员的工作。”并对吴说：“快去吧，敌人是不会等待我们的！”吴不无羞愧地向周副主席敬礼转身离去。全国解放后，我见到当时任陕西省检察长的吴台亮同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那次周副主席对我的批评，是对我最大的教育，也是对陕北军民最大的关心，我一生难忘。”
５０年代，范长江同志约我陪同他去中南海西花厅谒见周总理。在转战陕北时，范负责新华社工作。见到周总理时，范要求周总理批准他写一个电影剧本，拟拍摄一部反映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临危指挥若定，“运筹于窑洞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最后打败胡宗南收复延安的伟大历程的故事片。周总理说：“我赞成写这样一个剧本，但主要是写人民群众。可以写一个游击队保卫陕北、保卫毛主席的故事，不要写我这样活着的人。”
从以上的片断回忆中，使我深切地感到在敬爱的周总理伟大的胸怀中，时时刻刻想着的是人民，即使在陕北转战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关心人民群众、解放军战士和知识分子的安危。我至今仍在脑际回响着周副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声音：“陕北有很好的人民，有险要的地形，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敌人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与貌似强大的敌人作战，蒋介石、胡宗南必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必胜！”当时，毛主席以“李德胜”、周副主席以“胡必成”作化名，就是一代伟人乐观自信、克敌制胜心情的写照。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点点滴滴是楷模
——深切悼念陈再道同志
刘玉涛方军喻向阳
老首长陈再道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这些伴随并照顾他走完人生最后路程的身边工作人员，无不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之中。大家怀着悲哀的心情，以真诚的感情和行动，送走了自己所崇敬和爱戴的老首长。陈再道首长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伟岸高大的形象，颇具个性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眼前萦绕，他生前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进取。
陈再道首长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身体力行地去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他从参加革命起，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战争年代，他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履险如夷，多次负伤，在战火中由战士锤炼成我军颇具声望的优秀高级将领，战功卓著，被毛主席、朱老总冠誉“再道之勇”。建国后，他大部分时间在军内任重要职务，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人民军队，他经常深入部队、连队、边疆、哨所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参与制定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规划提供依据，深受干部战士的敬重和爱戴。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受到残酷迫害达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大义凛然，从未向邪恶势力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１９７２年重新出来工作，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不遗余力夜以继日地抓紧时间工作，为党、国家和军队建设竭尽全力，倾注了全部心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仍多次深入特区、农村、连队、哨所考察，向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他十分珍惜国家大好形势，即是在病重期间，仍让工作人员读报听，关心国家大事。当江泽民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时，他不顾重病缠身，向江主席反映要解决老区人民的温饱和打“白条”问题，减轻农民负担。他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爱憎分明，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坦诚耿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原则性强，是他的独特个性和高贵之处。他十分憎恨搞阴谋诡计的人，“文革”期间，有人登门要他交待整理老战友宋任穷同志的反面材料，他激愤地说：“宋任穷同志是个好人。”并毫不客气地将来人赶出门外。他反感那些只为个人着想，搞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华而不实，偷机钻营，光说不做的人，有此嗜癖和品行的人在他身边没有市场。他要求子女不要依靠父母，要依靠组织，路要自己走，业要自己创，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凭自己的本事和业绩去赢得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他大公无私，提倡识大体，顾大局，讲奉献，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从不伸手向组织要待遇，不违背原则为子女的个人问题提要求。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要敢于抵制和斗争。对车辆使用也有要求，交待秘书要严格把关，要求亲属子女不动用公车办私事，他说：“车是组织上为方便工作为我配备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用。但身边工作人员的亲属生病看病，他却十分关心，亲自派车提供方便。在穿戴方面十分朴素，一向衣冠整齐，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军人的严整仪表。一套中山装一穿就是数十年，衣领、袖口、裤脚破了补了又补，子女和工作人员商量提出要为他做新的，都被他拒绝了。他穿的圆领汗衫多处是洞，仍不舍得丢。他告诫子女和工作人员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永葆革命本色。在他逝世后，亲属和工作人员为他的穿戴着了难，竟找不出一套合适的外衣，无奈只好把两套外衣的尺寸和式样合二为一，做了一套军服，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在生活上也很俭朴节约，平时吃的是家常饭，饭粒掉在桌上即捡起来吃掉，他对子女说：“农民种粮食不容易，要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当组织上来人征求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这比过去好多了，没有什么要求，要说有要求，就请你们多关心一下部队的干部战士吧。知情者都说陈老很知足，他想的不是本人，想的是部队的干部战士，多么高尚和令人崇敬的老人啊！在晚年，他给家乡地方组织和亲属写信，表达他对家乡的眷念和寄予的厚望，要求家乡的地方组织不要为他的亲属提供无原则的照顾，一切按政策办；要求在家乡的亲人安心生产，做好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改革开放作贡献，尽快改变家乡面貌。家乡地方组织派人来看望他，提出请他在上面说句话解决某种问题时，他说：“国家目前还不富裕，要发扬老区的优良传统，丢掉‘拐杖’，依靠家乡人民自身的力量，把事情办好，为国家分忧。”
老首长陈再道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人民永远怀念他，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将永垂青史，昭示人间。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最后一幕
郑晋王恂
走过了苦乐交融的７５年人生道路，度过了呕心沥血的６５个艺术春秋，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时，又与病魔苦斗拚杀了一年零十个月。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一生写照。
他患的是胃癌，做了胃全切，手术后病又复发，造成进食困难，整整五个月的时间，全靠颈外大静脉插管输入营养药物来维持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是他无限钟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相声艺术，给了他乐观豁达的精神和顽强跳动的心脏。
即使在病危时，他还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研究相声艺术。
在病床上，侯宝林完成了《毛主席听我说过的相声》这部相声集的编纂工作；为中国名人丛书撰写了６０００余字的《我的少儿时代》；修改了“个人小传”；和亲朋好友讨论了有关相声的几篇论文、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以及“笑话集”的出版事宜；与前来探望的名人弟子分别长谈，内容都是关于相声的历史、发展和表演技巧等问题；还让女儿侯珍为他借一本《古优解》，买一本《梁实秋·林语堂妙语录》，并给他念《参考消息》和《作家文摘》；临终前几天，他还认真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班底》、《伦敦在行动》等几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美国电影……
１月１３日下午，侯宝林对前来探望他的著名学者吴晓铃教授说：“吴先生，请教您一个问题：十二月为什么叫‘腊’？是什么出处？”还提到京剧《?蜡庙》，问“‘?蜡’究竟为何物？”吴老先生当晚回去就查阅了《礼记》，将有关词条抄录下来，寄给侯宝林的女儿，嘱咐她收到后立即送到医院念给父亲听。但当她把这封信带到病房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离去世已不到十天了。
１月２０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的第二天，当侯宝林从昏睡中醒来时，突然看到从外地匆匆赶回来的弟子马季，竟高兴地和他长谈一个多小时。他谈到自己几十年从事相声艺术的表演心得，认为最精粹、最具有生命力、也是最难把握的至高境界，就是临场发挥，即兴创作（行话叫“现挂”）。并列举了在他一生中最为满意的三次表演。说到此处，他的脸上又现出“只有那三十分钟（指在舞台上表演）我才最幸福”的奕奕神采。
元旦前夕，侯宝林听说医院要开联欢会，他还给护士口述了一小段相声，让他们在联欢会上表演。
即使在与难以忍受的病痛搏斗时，侯宝林还说了不少笑话。
为了使他有进食的可能，大夫在他的食管里放置一根合金管子，手术时引起他撕心裂腹的呕吐与呻吟。手术后，他却说起笑话来：“以后我是不能坐飞机了，身体里放条金属管子，海关就通不过。”
临终前两天，侯宝林不仅下肢水肿，腹水过多，还发高烧，大脑严重缺氧。在病危的情况下，他还与亲朋玩扑克牌。１月３１日晚又玩牌时，有位大夫问他：“您怎么这么喜欢玩牌呢？”侯宝林以笑话作答：“脑子这个东西，只是开发了百分之十几。上帝赐给我这个东西，不经常用就糟践了。”
即使在病床上、垂危时和临终前，侯宝林还以他敏锐的思维和绝妙的语言，出人意料地“抖”出一连串的“包袱”。
著名漫画家方成来病房看望侯宝林。侯宝林看到方成的牙不好，便对身旁的大夫说：“你给他看看吧，镶好一点儿的。这么大个名人，他有钱。不能让他当‘无齿（与‘耻’谐音）之徒’！”
当侯宝林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凝望着病房顶棚时，突然又清醒地说道：“你看这套操嘛，一代不如一代。原来叫曹操，过了多少年以后，就越变越糙了，就叫‘曹糙（与‘操’谐音）’了。”
２月２日晚（临终前两天）侯宝林还看过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这时，他已神志不清。但是，相声的基因又使他“抖”出最后一个“包袱”：“许仙的故事，是爱情故事，也是社会故事。你看见那个老道没有？太坏了……”旁边一位大夫插问：“您看那个老道叫什么来着？”侯宝林一转脸，一瞪眼，就像在舞台上说相声那副神气：“叫王八旦（蛋）！”
“幽默相声千家乐，贫嘴滑舌万人嫌”。这是侯宝林生前常说的名言警语。
“我说相声，不是为个人谋名图利，是为了提高相声的吸引力，扩大相声艺术在世界的影响。我最大的遗憾，是你们（指亲友）不对我说实话。如果我知道是这个病，就不做手术了。我都七十多岁了，还做什么手术？不做手术，也可能多活一两年。我还有好多事儿没有做。新加坡、台湾邀请我去讲学、演出，我也没来得及去。”这是侯宝林终生的遗憾。
“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看来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这是侯宝林临终的遗言。
２月３日晚１０时，侯宝林在病房睡去，处于昏迷状态。２月４日（是日立春）１４时４２分，这位相声艺术大师告别人世。
往事悠悠，情谊深深。侯宝林老师那妙语连珠、令人叫绝的相声段子，音容笑貌宛如昨日。
他走了，带着终生的遗憾。
他去了，留下永恒的畅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