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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04-20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万丰模式——记农民社科理论家潘强恩和他的实践

第8版(文学作品)
专栏:新潮启示录

  万丰模式
——记农民社科理论家潘强恩和他的实践
李延国姜汝斌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农村的改革正在沿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指引的方向一步步走向深入,许多地方都在进行探索。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的党组织,在潘强恩同志的带领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出一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家李延国、姜汝斌的报告文学《万丰模式》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他们艰辛而胜利的历程,值得一读。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
理论不是灰色的
我们将对歌德说:理论之树依生活之树而长青!
1978年之夏,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迅猛地冲击着板结的神州,点燃了这场思想解放火炬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发出宏亮的声音:“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的……”
在此13年之后的1992年深秋,一位敦实、纯朴、眼睛里闪射着坚毅和睿智之光的中国农民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他手中拿着一叠自己拟就的社科理论讲稿,用浓重的粤南语韵宣读于庄严的讲坛——
“我的论文题目是:《邓小平理论与万丰村的实践》。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其根本特征和全部经济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劳动时间(包括各种资源)分配的有计划比例、个人消费品分配上的按劳分配,构成了公有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所在。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是基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个出发点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却证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于是,对公有制的本质特征不能不赋予新的内容。
“我们有必要在改革中对公有制模式进行重新选择。我们万丰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探索了‘共有制’的新模式,这种新型的经济体制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具有多元产权主体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它是既不同于传统的公有制,也不同于私有制的第三种所有制,它在万丰村的实践是成功的……”
掌声响彻会议大厅。与会者听到了13年前巨人讲话从大地上传来了回声。
在这个叫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中国农村及万丰村实践研讨会”上发言的农民理论家来自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深圳市的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他的名字叫潘强恩。这个被记者称为“挑战理论界”的潘强恩,本身就是个实践者,他是万丰村党支部书记兼万丰股份公司董事长。
在他的故乡的土地上,理论不是灰色的。葱茏的稻田和高耸的厂房以及五光十色的生活是他理论的生动注解。
与会的我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握着潘强恩的手说:“万丰模式我赞成。实际工作者探讨理论问题难能可贵!”
“研讨会”震动了京都理论界。坐落在西郊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特邀潘强恩去介绍“万丰模式”,教授与学员们联系国际共运史来讨论万丰村通过股份制推行社会主义“共有制”的大胆实践。“万丰的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浪潮”,“万丰模式的试验不但对农村深化改革有指导意义,对城市改革也有启迪”……人们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兼有学者和实业家气质的潘强恩: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组织的活动者,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写出了一部真正的论文——那是比一般抽象理论要生动得多、切实得多的一部中国式的好书!
父辈的泪水
社科理论是抽象的,同时它也是富有浓郁情感色彩的。
潘强恩怎能忘记当年父亲哭泣时痛苦的面容呢?家里养的几只鸡被饥饿的狗咬死了,下田干活的父亲在田头悲伤地哭了半个早晨。
是贫穷造就了父亲的哭声。靠工分吃饭的公社社员面朝黄土干一年,分不了几个钱,而9口之家平日的开销就靠“鸡屁股银行”。那几只鸡,是他和弟弟的课本,是妹妹的花衣裳,是妈妈灶台上的油盐,是父亲眼中的希望啊!可后来“鸡屁股银行”也被限制了——怕滋长“资本主义倾向”。
万丰村原名叫万家蓢,1957年高级社时改名叫“万丰”。也许当时人们想借此寄这个古老的村落以“丰收”、“丰裕”的希望,可惜万丰不丰。70年代一场洪水淹了村子,洪水过后要用盐洗井。偌大个万丰生产队连15元的盐钱都拿不出,后来每户凑几毛钱买盐洗了井。
而这无法洗去潘强恩心头上的忧思。他把一个朦胧的课题放在了自己的心头。从小唱着《社会主义好》长大的潘强恩弄不明白,为什么无数革命先驱为之浴血奋斗得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总富不起来呢?
他想找到那条路。
在他还没有找到那条路的时候,许多的万丰村民选择了另外的路。他们趁夜里摇船偷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下的香港去谋生,仅1978年就逃走1000人!
1979年春天,担任了村副支书的潘强恩放下了赤脚医生的听诊器,他带上三个村干部去了香港,他要张开耳朵去听一听外面文明的涛声,也想借万丰人的关系搞点小贸易。走过罗湖桥,他被那弹丸之地上用资本堆砌起来的繁荣惊住了:摩天大厦、超级商场、高速公路……这一切,是生产力发达的标志,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原来那种单一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在世界市场面前显出它的落后和迟钝。
潘强恩在香港见到了万丰村的“移民”。这些当年的公社社员们有的在当打工仔,有的当了工头,有的积下一些钱当了小老板。问及他们的工薪,打工仔说一天有七八十港元,工头说每月有六七千港元,而小老板则含蓄地说“不多,一个月万把块钱吧。”潘强恩对他们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有邓小平好政策,回万丰去吧!”没人动容。因为他们知道,当时万丰村一个壮劳力干一天的收入是1.5元人民币。
一个叫壮叔的童年伙伴反过来劝潘强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何不留港?凭你的本事,我保证你每月能挣四五千港元,不几年就变成个富翁!”
叫潘强恩的中国共产党员没有留下。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由于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排斥商品经济,实行“穷过渡”,使社会主义实践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为它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舞台。长着光洁的大脑门的潘强恩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毅然返回罗湖桥,他已下定决心,要回去把万丰变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伊甸园。
最佳选择
1981年底,潘强恩担任了村支书。当时万丰村集体的全部财产是两座旧仓库和几部农机,价值10万元。这是近2000名万丰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斗了30年的全部“成果”。它们和4000亩土地一起被“承包到户”。
研究过中国革命史的潘强恩站在褐色的土地上沉思:中国共产党从30年代起就搞土地革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次家庭联产承包是第六次“土地革命”了,它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仅有这就够了吗?
一方面,集体积累没有了;另一方面,一部分人种完责任田去做生意,发了财,而大部分人还厮守着土地刨食吃,分化开始了。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都富起来,摆脱“穷过渡”的枷锁。人民公社式的“一大二公”不是最佳模式,但把集体财产分光搞单干同样不是最佳经济模式。潘强恩决心找到共同富裕的金钥匙。
他重整集体经济,开始了万丰村的“产业革命”。他首先把目光盯住了那座旧仓库。这是“大跃进”时代盖起的一座大食堂,食堂垮了后,改为仓库。“承包”后,它被村民们分割成无数个小空间,以砖头、木板为界,放置杂物,一片小农经济的大写意。潘强恩收回仓库办起了“塑胶花厂”,香港来料,产品又销往香港(后来叫“两头在外”)。这座“大食堂”安排了200多名劳力,当年拿回60万元纯利润,而万丰村4000亩土地每年创造的总产值也才50多万元!
万丰村的产业革命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塑胶花成了万丰村村民的希望之花,在工厂工作的农民拿到了工薪和奖金。潘强恩看准了这条路,决定办更多的工厂,引进更多的外资,安排更多的村民就业。1984年初,他穿上西装,结上领带,和村长潘九根去香港找“资本家”。在一座豪华的写字楼里,他和潘九根坐在拥有6亿资产的香港彩星集团主席的对面。
主席望着两位身着洋装的万丰人突然发问:
“你们万丰集团有多少资产?”
“一亿!”
“你们以往和港人合作过吗?”
“合作过两次,都很成功!”
“我们需要两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6个月内建成,贵集团能否办到?”
“能!贵方的一切要求,我们全部能办到!”
也许是两位万丰人的自信和迫切打动了主席,意向签定了。
潘强恩和潘九根把希望和压力同时带回了万丰村。落后的现实和超前的追求产生了矛盾。
潘强恩胸有成竹,在村民大会上讲:“我们万丰抓回一个大项目,但是没有钱。这几年搞活经济,大家手里都有一点积蓄,我看不如把死钱变成活钱,用它来发展万丰的经济。党支部已经决定,采取入股的办法,发行股票,集资办厂,工厂盈了利,大家一起按股分红。”
被“一平二调”吓怕了的乡亲们敢不敢相信潘强恩呢?关键的还是这个“股份制姓什么”,上面有人捎信给潘强恩,让他“头脑清醒”,村里的“老土改”也上门来劝导:“伢呀,看好路再走!”
“股份制没有姓。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只是一种金融手段。资本主义发展靠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发展同样也需要资本。资本是财富的象征,它本身没有错误。就具体制度来说,能搞好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就是好制。”在实践的冲突中,诞生了潘强恩最初的理论思想。
世界上第一张股票1862年诞生在荷兰帝国的阿姆斯特丹,从那时起,政治经济学家就把它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属性,而“股份制”的构思也的确是潘强恩到香港学来的。他看到香港许多“股份有限公司”是集中社会资金创办起实业。潘强恩当时没有在马列著作找到有关社会主义股份制的论述(后来有位经济学家对他说马克思说过股份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种途径),但是他想到从实际出发,集中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发展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何错之有?邓小平曾经讲过:搞共产主义,像登珠穆朗玛峰,从北坡可以上去,从南坡也可以上去。只要目标没有错,就不怕!如要受批判和坐牢,他担了!
潘强恩首先动员他的32名共产党员:“不许偷,不许抢,不许贪,每个党员必须设法带头集资5000元!”
万丰村的共产党人在1984年顶着传统观念,最早在农村实行股份制的创举,应当之无愧地写进改革史诗!
共产党员带了头,59户村民效法共产党人拿出了“私房钱”,换成了盖有“万丰经济发展集团”财务章的“股票”。
聚沙成塔,积腋成裘。潘强恩手里一下攥有了25万元巨额资金。加上部分银行贷款,2万平方米的厂房拔地而起。9个月之后,“彩星玩具厂”的大牌子堂而皇之地挂起来了。1985年玩具厂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股东们获得了25%的红利。
利益是最好的向导。未入股的村民们看着股东兑现的大把的票子,猛地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按劳分配”,也允许“按股分配”。他们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消费基金”转为投资。3年时间里,村民踊跃投资1500万元,加上“产业革命”滚动起来的2500万元,万丰拥有了4000万元的资本,潘强恩利用它办了17家企业。组建了“万丰经济发展公司”和“万丰股份公司”。万丰巨人从土地上站起来了!
股份制在万丰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活力和优越性——农民手中的钱进入了国家经济大循环,停滞的资金变为流动资金,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富,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生产系列化、市场国际化的形势下,万丰村的经济联合创造出最大社会生产力。
此时,潘强恩把目光对向了万丰村的“第三世界”——40%无力拿出股金的村民们。
通过股份制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潘强恩一直思考的命题。要避免两极分化,必须实行股份共有,以股份的共有,达到生产资料的共有,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体现。
党支部和村委会决定,为无力出股金的村民,每人“贷款”5000元,这笔股金50年内归自己,50年后归集体。至此,万丰村1800名村民全部成为“万丰股份公司”的股东。股东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董事会。下设五个合作分社。
人人是打工仔,人人是老板。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农村的深化改革催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模式——共有制,它带着稚嫩的婴啼和强大的生命力在珠江口诞生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所有制的革命是根本的革命”。潘强恩,这个勤于思辨的中国农民触及了“所有制革命”这个经济改革中难度最大、风险最大、也最关键的问题。
共同富裕之路
170年前,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曾在美国购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创办“新协和公社”,他在这里废除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推行政治民主、生活社会化、消灭三大差别,可是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下,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最终失败了,欧文损失了全部财产。欧文并不气馁,1792年他又在伦敦创办了“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劳动者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进行商品交换,以“劳动券”代替货币,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1839年,欧文又组织了“皇后林新村”的实验公社,最终又遭到失败。
欧文是个勇敢的实践者。由于他的试验的屡屡失败,他没有留下成功的理论著作。崇拜欧文的潘强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找到了理性的火炬,他高举着它,以“共有制”为论题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社科论文:《我的社会主义模式观》、《论共有制》、《共有制是最佳选择》、《论政策》、《万丰村实践证实共有制的优越性》、《邓小平理论与万丰村的实践》……这些论文有的发表于报刊,有的进入党和国家政策调研机关,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便于我们理解,他在纸上写下他的关于共有制的理论要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
万丰模式的内涵与特色:共有制。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壮大公有成分,而且是必须是财富与生产资料实现最大社会化。其特征就在共有和共同富裕。股份制是手段,共有是目的,只有共有,才能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共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可能被任何个人单独占有。它既是劳动者在社会总劳动中从事个人劳动的对象,又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个人份额的占有形式。共有制不再是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反映,而是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关系的保障。
传统的社会主义把大量财富集中于国家;资本主义把大量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两者都显示出它的弊病。
共有制由许许多多的个人股份汇合成一种社会资产,通过投资,人人成为股东,实现了财富的社会化,改变了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不把自己当主人的怪现象。
这位农民理论家还给我们讲一些浅显的例子。比如: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下,公共财产起了火有人不去救,这说明“当家作主”是空的;共有制下起了火,人人都着急,这就是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的统一。再比如,有些地方虽然经济也上去了,但没有解决好所有制问题,如某地区个体经济发达,但农民花费巨款建造坟墓,搞迷信,把资金转入奢侈浪费;有的地区农村企业虽属集体性质,但实际上归少数管理者所有,大吃大喝,任意挥霍,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见识一下受惠于“共有制”的万丰村的股东们。
这是一座造价60万元的四层楼,主人潘仁伟以前穷得很,四个儿子,有两个被迫逃往香港去谋生。三中全会以后,他跑运输赚了一些钱,1984年村里实行股份制,潘仁伟一家出于对潘强恩的信任,一下子把75000元全部投了进去,第二年就分了两万多元的红利,他把红利加上其它收入再投入,连年滚动,如今手中已握有50多万元的万丰股票,年分红利10多万元。这位“大股东”家里现有三部29寸大彩电、两个冰箱、八个空调、两部汽车……
走出潘仁伟家,我们又选了一座最旧的房子走进去,女主人叫潘连欢。10年前她的丈夫故世,撇下她和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艰难,常吃救济。而股份制的改革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她掰着指头历数1992年全家的收入:“我在公园售票,年工资加奖金5000元;我有41000元股份,分红8200元;村里还给全家发8000元福利,加起来共21200元。”女主人尝到了股份制的甜头,每年的收入除留足生活费外,全部再用来参新股。她的3个孩子都上学,生活安定、小康。
在万丰经济发展公司的大门上耐人寻味地贴着一幅对联:
股份制户户致富
共有制人人当家
如今,万丰村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5亿元资产,与过去30年积累的10万元固定资产形成天壤之别。“穷过渡”变成了“富过渡”!
如今,万丰村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被开除村籍。上面征地,给了农转非指标,万丰人没有一个愿意去的。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差别”的缩小吗?
还是那片古老的土地,这里不再有贫困与饥饿愁容。97家工厂马达轰鸣,生产着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带着万丰人的劳动和智慧漂洋过海去日本、美国、东南亚。每有新的订单,聪明的万丰人能在一周之内让换代产品走下流水线。万丰村的村民们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的重点转移,由泥腿子变成了厂长、经理、工程师和现代工业设备的熟练操作者及其产品的推销者,他们并带着资本去海南岛、中山、惠州、东莞进行投资、办公司;在图们江畔、中缅边境寻找合作伙伴。
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共有制使万丰拥有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投资上亿元建起了自己的学校、医院、商店、酒店、公园、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场,建起了马路、水库、高压电网……投资960万元为550户村民安装了家庭程控电话,拿出700万元为全体村民买了人寿保险,并为每户配一个虎牌保险柜,以存放存折及贵重物品!
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引来了全国各地两万名农民来打工,同时也引来了“智产阶级”——律师、技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农艺师、驻外人员以及300多名大学生毅然投奔万丰,参加这个“万丰模式”的试验。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家庭联产承包到股份制,从“两头在外”到跨地区、跨国经营,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潘强恩用他的共有制理论创造了第一流的经济奇迹!
万丰学派
“万丰模式”首先在它所在的宝安县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圳市委支持宝安县全面总结概括了万丰的经验,在全县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把股份合作的长青之树栽在南海大陆边上。实践证明,这一崭新的模式,既是民主管理的好机制,又是农民喜爱的投资机制,同时还是一种大规模扶贫的好方式。宝安县有24个村年人均收入不足800元,属重点扶贫对象。县财政、镇政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四方合资成立股份扶贫公司,在县政府划出的“特区”办工业,获利后按股分红,改“输血型”扶贫为“造血型”扶贫。使集体收入、个人收入都大幅度增长。
“万丰模式”冲击波震动神州。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工作者、党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以及党和国家的政策调研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万丰”。当年的莫尔“乌托邦”的译意是“无有”(空想)。而今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万丰村的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二次浪潮。”
“万丰路线正确,方向明确,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苦无良策’的农民共同富裕问题。”
“万丰的探索已超越了经济意义本身,它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大二公过渡共产主义的设想,变为从推行共有制的路子过渡共产主义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在呈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阅示的调研报告上也写着: “‘万丰模式’的实践,不但对农村深化改革有指导意义,对城市改革也有启迪……”
万丰奇迹也震动了罗湖桥那边的世界。香港亚洲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播放了《万丰啥都有》的专题片。在港的上千名万丰人睁大了眼睛看着家乡梦幻般的变化,触景生情,许多人“悔不该当初”。
我们在万丰碰到一个叫潘荣就的老先生,他1962年去香港,在英国皇家屠宰场出苦力,在那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大工棚。1984年退休回村,正赶上村里实行股份制,他把平生积下的10万元港币全入了股。现在他每月从香港领取退休金,而去年他在万丰的股份分红利则达5万元。是他退休金的5倍还要多。如今他和儿子住着300多平方米的别墅楼,在香港这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雄辩源于事实。在海外的万丰人向往着万丰!
潘强恩向我们阐述他那著名的“水位论”理论:“有些人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多年来搞‘政治边防’,叫嚷高筑堤坝防御,即使堤坝筑到齐天高,水仍可以从堤下渗透进来,防不胜防。如果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我们的‘水位’,使它与资本主义拉平甚至更高,就会产生反渗透。”
这位“潘欧文”是个书迷,买书、藏书、读书、写书。在这位中国农民的书房里,摆满了关于历史、哲学、法律、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类的书籍。每天,作为“董事长”的他忙碌完经济事务之后,作为学者的潘强恩就走到书房的日光灯下,游弋在人类思想的波峰浪谷中。70年代,由于他赤脚医生当得出色,县里曾选拔他去当卫生局副局长,他婉言谢绝了;前不久,组织部门来人找他谈话,要他到镇上去做领导工作,他还是一句话:“我不离开万丰!”他要在万丰继续他的社科理论研究和实践。
他把一个伟人的思想变成了成功的实践,他又不断把实践结晶为理论。有的学者说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万丰学派”。万丰学派产生了万丰模式;万丰模式注释了万丰学派!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具有创见的社科论点“模式论”、“共有制论”、“剩余价值论”、“水位论”、“政策论”也都在社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成功的实践使他的理论具有了权威性!
人是靠思想站立的。这位农民学者本身就是改革的一个成就。如今,他可以用万丰的现实告慰已长眠于地下的父亲,同时也告慰莫尔、傅立叶、欧文那些伟大的社会主义空想家以及100多年来,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们:在20世纪末叶的中国珠江口岸上,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模式,人类对一个美好的社会形态的追求不再是一个空想,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而是一个美丽的现实。 这个中国农民的理论和实践将是我们的共同财富。
祝你成功,农民兄弟潘强恩!
(附图片)
万丰速写 罗雪村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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