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4-11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哭王老
孙平化
听到我们的名誉会长、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十分悲痛，万感交加，一件件在王老领导下工作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王老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并非仅仅是名誉，而是我们工作的有力支柱。在对日民间友好工作方面，廖承志会长逝世后，王老代替了廖公的位置。王老给我们支持、信赖、鼓励和力量，我们才鼓起勇气，尽力把中日友协的工作做好，把廖公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协好传统保持下来。我无力用文笔来表达，总之，王老的存在，对我们中日友协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五年前王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时，我一再恳求王老不要因此而辞去中日友协的名誉会长。王老和廖公是同龄，廖公离去的时候，我茫然，一时不知所措。十年之后又失去王老，使我再次感到同样的茫然。敬爱的王老，你为什么不再多活几年呢？！去年８月我陪田中角荣前首相去医院看望你时，你指定我搀扶你迎接田中先生，我可真没有想到，那次见面，竟成永别。我不知道你临终前，对我们的工作是否留下几句什么话。
王老，日本老朋友也都十分清楚，是你接替廖公推动中日友好工作继续前进，这些日本朋友遇到什么困难来找你商量、释难，有什么要求请你帮助解决，把你当作他们的依靠。噩耗传到日本，日本各界朋友纷纷发来唁电，一致高度评价你在中日友好事业中的功劳，不忘你对他们的深情厚意。
王老革命生涯６０余年，南征北战，是一位留下赫赫战功、闻名遐迩的老将军和建国功臣，１９５７年冬王老率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位老农一见面就对王老说，我认识你，你那时不是留着大胡子吗？王老指挥的三五九旅，抗日战争年代不仅名扬全国，也名扬东瀛。
我就是那次访日时认识王老的，王老命我担任代表团的秘书长，一月有余的时间，我一直在王老身边担负着王老访日的一切事务工作。那时正值国内“政治运动”频繁，我无数次检讨过不了关，一位老首长保我，派我随王老访日，要我全力以赴，安心工作。王老那次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现在全国农村到处可见的手扶拖拉机和回国后培育成的“农垦五号”新稻种就是那次访日的具体成果。访日结束，运动也结束了，这是王老第一次拉了我一把。
文化大革命后期，王老、廖公相继获得解放，廖公回家了，王老也从江西回北京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有一次在廖公家见到多年不见的王老，王老说：“你们这些搞洋务的人还是要搞洋务才对。”积极主张我恢复原来的工作。听了王老这番话，我似乎在朦胧中又看到一线希望。大约一年之后，我重返工作岗位。
１９７４年４月中日航空协定签订后，国务院决定９月２９日王老率１００人大型代表团乘首航班机访问日本。出发前一周，王老突然把我叫到他家里，命我担任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立即把一切准备工作抓起来，按计划完成访日任务。
从那以后，我无数次担任王老率领的访日代表团的秘书长，为王老完成访日任务服务。在国内，经常陪王老会见日本朋友，完成王老的交办事项。如果从１９５７年算起，我在王老领导下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已经３５年有余了。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一一描述在王老手下工作的日日夜夜，但其间有几次我在工作中遭到不公正的非议，都是王老挺身而出，讲几句公道话，我终身不忘。
特别是１９８３年５月廖公准备任国家副主席时，王晓云同志在东京突然病故之后，王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长谈，了解日本工作情况。王老说，廖公今后重任在身，将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用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作对日本的友好工作，要我负起责任多作工作。同年６月１０日廖公突然去世，王老担起了廖公担负的对日工作重担，在工作中对我更加信任和支持。我在王老面前，也无拘无束，畅所欲言，阐明己见，五年来，我在王老面前一次也没有叫过一声王副主席。王老对我的厚爱，我铭刻肺腑。
王老十分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时常对我谈，搞中日友好不要净务虚不务实，也要创造条件作几件对国家建设有利的实事。但我能力有限，力不能及，辜负了王老的期待。在友协内创建“对外友好服务中心”和“日本料理白云”两个经济实体，王老十分高兴，给以莫大支持。王老看到大连市和日本的经济合作等各方面来往关系将有大的发展，多次要我推动日本朋友在大连市合资兴办宾馆和日本餐馆。经过一番努力，日本清水水产公司和辽宁省属设在大连湾的海洋渔业公司合资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日本料理清水”。初期，在大连常驻日本客人不足百人的时代，经营上遇到诸多困难，现在事业兴隆，已发展成拥有六家分店有一定规模、效益良好的合资企业。可惜王老只听过我的汇报而没有机会一一视察鼓励。但人们心里都清楚，没有王老的指示和推动，不会有今天的大连“清水”。
去年８月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０周年，王老同田中角荣前首相在北京历史性的重逢，去年一系列的重大纪念活动他都清楚，还发表过长篇文章。现在中日友好形势大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同志人才辈出，他们将会接过中日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继续在中日友好大道上奔跑。
敬爱的王老，请你在九泉之下、天山之上含笑长眠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高风亮节忆陶老
钟德灿刘干成蔡彦彪
４年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后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陶峙岳将军离开了我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以他高度爱国主义的经历和高风亮节的品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都是曾在陶将军身边工作或接触甚多者。陶将军那艰苦朴素、恭谦礼让、对党的事业无限挚爱的感人事迹，仍历历在目，使我们深受教育，由衷地敬佩。他那为了祖国统一把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高举和平起义旗帜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鼓舞激励着我们。
陶老一贯严以律己，清廉自守。他虽身为高级将领，但生活上极为简朴。即使在旧社会，他也无纨绔之恶习。老家除有一栋旧宅和一个桔园外，别无恒产。他在国民党部队当师长时，有次回老家省亲，不仅未带随从，而且身穿蓝布长衫，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在旧社会当了大官，不中饱私囊、不娶姨太太的，可谓凤毛麟角。但陶将军的结发夫人周庆仪不仅是位农村小脚女人，且长两岁。糟糠之妻，几十年互相敬重，相依为命，从一而终，白头偕老，实在难得。
起义后，陶将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２２兵团（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为了贯彻毛主席垦荒戍边、保境安民的指示，他以近花甲之年，以身作则，与广大官兵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亘古荒原、人烟稀少的戈壁瀚海中，克服重重困难，用原始劳动工具，开荒造田，挖渠引水，超额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当年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自给或大部分自给，打赢了屯垦戍边的第一仗。１９５２年玛纳斯河垦区植棉２万亩，实现了亩产２００公斤，创造了当时全国棉花亩产的最高纪录。从此以后，玛纳斯河流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棉花基地。与此同时，陶将军积极支持和参与了石河子小镇的建设新城的工作，使原来只有２００余人的小地方，按照规划发展为绿树成荫、道路整齐、工厂林立、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新型城市，被誉为“戈壁明珠”。陶老在新疆２０多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精心建成了一支饮誉中外生产建设的大军，为保卫边疆、发展生产，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加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当地群众改善物质与文化生活条件，促进西北边疆经济繁荣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新疆广大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作为人民解放军上将的陶老，１９７０年离休后回长沙定居。他从新疆带来了什么？仅仅带来了５０年代自己掏钱买的一张桌子、４个凳子、４把藤椅、两个箱子、一个皮箱、简单行李衣被。回长沙后挤住在大儿子的房里，因陋就简，从不提任何要求。这个老屋年久失修，天花墙板的墙灰剥落，掉在夫人的床上。为此，工作人员及时向上级汇报，建议给陶老修房子，陶老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用修新房子。后来组织上决定在六堆子为他修建一栋二层楼房。按要求与他的职务待遇尚不适应。但他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在饮食方面，与家人和工作人员一样，粗茶淡饭，素食为主，从不奢侈。穿衣也很随便，只要清洁即可。７０年代基本上穿的是绿军装，后来常去北京开会。才做了两套料子中山装。内衣裤缝了补钉照样穿。一套毛线衣裤穿了３０多年，破了就让女儿给补织，家人多次要给他换新的，他总是说：这旧的不是蛮好吗？一直穿到他逝世。
在生活用品方面，只要能用，不管多久多旧，也舍不得丢弃。如他的一个刮胡刀还是解放前买的，盒子已破旧，仍坚持使用，刮刀布用断了，让家人缝好继续用。一个旅行箱，帆布套已破旧了，每次外出开会，照常使用。工作人员觉得太不合潮流了，想给他换个新的，他总是不肯。
陶将军如此节俭，在新旧社会都是高级将领，他一定有不少积蓄吧，但他逝世时所留遗产仅３０００多元国库券和六柜书籍，别无贵重物品和钱财，他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刚刚故去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生前曾在《悼念陶峙岳将军》的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到：“新疆在解放以前，只有几个很小的手工工场，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为了发展新疆的经济，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动员新疆全体官兵，节衣缩食，紧缩经费，筹措资金，发展工业，陶峙岳将军倾长期的积蓄，拿出１０００元现大洋和几条‘黄鱼’（金条），交给军区，用以购买机器设备。我担心他开了这个头，使原先起义的官兵作难，动员他收回去。他深感这种想法周到，就相请代为‘保密’。我看他一片真诚，就收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陶将军对建设新疆，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陶将军在他的自述中，表示了他对钱财的看法。他说：“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要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而忘义。”
陶老对自己这么节俭，但对救灾和随员中的困难，却都慷慨解囊。警卫员瞿国祯复员回河南，生活困难，陶老多次给他寄钱帮助，后来小瞿来信讲，想回新疆谋生，为此陶老又给寄去从河南至新疆的路费，及时解决了小瞿的燃眉之急。这样的事，陶老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即使是一些来访者，陶老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有的来访者经济拮据，陶老热情安排食宿，还给路费。陶老这种两袖清风处世、一生正直为人的遗风，使凭吊者无不潸然泪下。有位年轻人动情地说：“我从陶老微薄的遗产中，看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丰富内涵，受到深邃的启示。”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春去春来，“两会”又在北京召开，人们深情地回忆起——
邓大姐在六届政协
彭友今周绍铮宋德敏张一道
邓颖超同志从事领导工作的最后五年是在人民政协度过的。她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我们有幸能够在敬爱的邓大姐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她老人家对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教诲，终生受益。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一段经历。
（一）
８０年代，我国各族人民面临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邓颖超同志主持全国政协工作后，始终强调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要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更加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放手工作，鼓励和支持政协委员通过建议和批评，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她在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在协商中，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是应当采纳的都应当采纳。对不能采纳的，也要说明情况和理由。最后如果有人仍然坚持不同意见，还允许保留。即使讲错了，也应当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她说：“我们要坚决反对‘一言堂’，坚决反对对党外人士批评建议表面客气实则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她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每年政协大会举行分组讨论时，她几乎都要到一些小组会上去走一走，认真倾听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为广开言路，扩大影响，使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能充分反映出来，六届政协在小组发言的基础上，又恢复了大会发言这种形式，使每次会议的民主气氛都比较活跃，各种意见包括一些不同的声音都能反映出来。她还一再嘱咐我们，要尽可能多安排一些委员在大会上发言，注意照顾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从六届开始，大会发言这种形式一直延续下来。每年报名大会发言的委员十分踊跃。实践证明，这确是一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
邓大姐对委员的意见建议十分重视，认为不能让委员在会上说完就完了，要让委员的意见建议真正发挥作用。她建议大会秘书处指定专人来管各组简报，简报里哪个委员提了什么建议，等会一散就要整理归类，马上给予反映。在邓大姐的直接领导下，全国政协办公厅注意加强了反映委员意见的工作，通过各种简报、视察报告、专题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反映委员在各种会议和各项活动中的意见建议，而且尽可能做到及时、准确，并注意做好委员意见的反馈工作。
六届政协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委员提案大量增加，过去只在大会期间临时设立的提案审查委员会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此，邓大姐多次要求我们要努力做好并改进提案工作，使委员能够更好地参政议政。根据邓大姐的意见，六届政协将过去大会期间临时设立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改为常设的提案工作委员会，把只有在大会期间受理提案改为常年受理提案，并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协作，推动办案工作，从而初步形成一整套具有人民政协特点的提案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为实现提案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大姐非常重视政协委员的知情出力工作。她告诫我们：“在协商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了解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并有充分时间进行考虑或酝酿。”按照邓大姐的要求，政协全国委员会多次邀请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政协向委员们通报情况，并同党外人士认真协商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六届政协期间委员们提出的不少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关于教育、科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央党政领导机关与有关方面的重视。
（二）
五届政协在邓小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经过拨乱反正，统一战线内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致性空前增强，各界人士对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表现了高度的热忱。邓颖超主席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后，继续发展了这个大好形势。她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六届政协的任务，就是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在大团结大统一这个响亮的口号下，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根据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六届全国政协在组织上作了较大调整，参加单位扩大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等３１个方面，人民政协的阵容进一步扩大，代表性更为广泛。委员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占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幅度增加，并选进一批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比较年轻的代表人物；她提议成立的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港澳爱国同胞的委员人数是历届政协最多的；委员中还有台湾国民党当局某些人士在大陆上的爱国亲属；有著名历史人物的后裔；有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长期工作的加入我国国籍的原国际友人。从而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下，使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委员都团结在人民政协这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平统一而努力。
当时，海外一些敌对势力对我国出现的大团结大统一的局面十分惧怕，他们攻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阴谋。邓大姐对此进行了坚决地驳斥。她在１９８６年６月接见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时讲过，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哪怕相互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只要有一点可通，我们就要跟他联合，就要跟他结成同盟，这样才能逐步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她说：“我们的统战工作方针，一向是明确而真诚的。我们从来不搞阴谋。”当时，还有人建议将“统战”二字去掉，改变一下名称。她说：“我说不能改。提这样意见的人，有的出于好心，但对我们并不理解，应当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了解统一战线是经过历史证明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是一定要坚持的。从建国到现在，人民政协不断地发展壮大，无论全国政协还是地方政协，人数越来越多，团结面也是越来越广阔，为什么要改呢？人民政协不怕大，也不怕‘杂’”。
邓大姐一直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她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就对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在以后的几次全国政协的大会上，她都利用有外国驻华使节到会旁听和国内外众多记者到会采访的机会，详尽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三）
邓大姐对全国政协的机关建设十分重视，她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之后不久，就先来机关看望机关党组同志，非常热情地同每个同志谈话，接着又巡视了机关各个局室，勉励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把工作做好。她说：“在政协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注意政协的特点。政协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把这四句话作为进行机关改革和改进作风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她还说：“要发扬民主，就必须与别人协商。处理大的问题如此，在日常工作中也应如此。一个人说了算，是孤家寡人……孤家一人，那还有什么群众呢？经常想到发扬民主，就会想到这件事或那件事应该找哪几个同志商议商议，应该找哪几个同志谈谈心。”
邓大姐这些出自肺腑的谈话使同志们受益良多，而她的身教尤其使人感动，邓大姐的民主作风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她主持会议讨论问题，还是她同人们个别交谈，她总是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大家畅所欲言；而她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总是以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态度说明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她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同她一起讨论问题或者聆听她的谈话，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之感。邓大姐十分关心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年的党外朋友，许多党外人士对邓大姐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有心里话都愿意同邓大姐讲。从邓大姐的一言一行可以看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她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她的确是做统战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好榜样。（附图片）
１９８４年，邓颖超同志接受报道政协会议的港澳记者采访。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