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4-04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胡子叔叔
毛毛
胡子叔叔离我们而去了。
胡子叔叔身体近一段来一直不好，还曾几次告危，我们大家的思想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但是，胡子叔叔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人，他曾以他那特有的顽强，多次战胜死亡的魔掌。
这次，他去广东，我们常常通过电话询问，为他身体逐渐康复而欣喜万分。我们还准备等他从南方回来的时候，去机场迎接我们这位可亲可敬、如父亲般的“好老头儿”……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一病不起。
没有想到，此一南去，竟成永别。
听到胡子叔叔去世的噩耗时，我们先是惊愕，接着便是夺眶而出的泪水，像泉涌般顿时不绝于面。
３月１４日，我们去飞机场，去接我们那最最亲爱的胡子叔叔。
我的女儿羊羊对我说：“妈妈，我也要去接胡子爷爷。”
女儿１３岁了，初懂人事了。我们家的几个孙辈，从小都与胡子爷爷极亲，亲得像自己的爷爷。
我同意了。
飞机场上，天阴沉沉的，浓重的云团早已把阳光掩去。早春的风并不寒冷，但却吹得人鬓发零乱，把寒气一直吹到了人的心底。
南来的专机在空中盘旋，缓缓落地，巨大的引擎的轰鸣震撼着大地。
在哀乐声中，机舱的门打开了。
戎装肃穆的仪仗队，抬着灵柩走下舷梯。
我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那无法抑制的悲痛从胸底冲出。那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片强压住的低声的悲泣，弥漫在迎灵的队伍之中。
……
胡子叔叔去了。
但只要一看见他遗像上那爽朗的笑容，我就鲜明地感到，胡子叔叔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些难忘的往事，就会像电影蒙太奇一样，一幕一幕地呈现在眼前。
我们和胡子叔叔亲，一是因为胡子叔叔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是亲如手足的老同志、老战友；二是因为胡子叔叔喜欢我们这些晚辈。胡子叔叔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而我们对他，则有时亲得简直没大没小。
胡子叔叔和我的父亲相识，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我为了写有关父亲的东西，去采访胡子叔叔。胡子叔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他告诉我说：“我和你爸爸第一次见面，是１９３１年，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认识后不久，你爸爸就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在苏区，你爸爸是很著名的！那时候，我们都很同情他！”
我算了一下，那时候，他们二人都是３０不到的青年红军干部，但同时，也都是已经经历过许多年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
提到胡子叔叔，父亲总是一笑，然后说：“王胡子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他是铁路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
父辈之间的友情，是用几十年，甚至要用世纪来计算的。这种情谊，的确弥足珍贵。
我认识胡子叔叔的时间，较之相比，当然无足挂齿，但是，也十分值得记忆。
那是１９７２年的“五一”。
自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我的父亲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了。父母亲被批斗，被软禁了，我们子女们都下放劳动和插队而各奔东西了。我们这个家，像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冲击的家庭一样，已四分五散了。１９６９年林彪发出“一号通令”后，我的父母被遣送到江西，软禁在原南昌步兵学校院内。我们这几个在天南地北的子女，从此开始可以去江西探望父母了。
这时，“文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时局的发展，却瞬息万变，突发事件接连不断。其中最为震动局势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的自取灭亡。罪大恶极的林彪虽然灭亡了，但极“左”思潮却仍然横行其道，“左”的运动的狂潮仍然凶猛进行。父亲的政治命运，仍然暗淡而似乎毫无转机可言。
１９７２年，我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回江西探望父母，然后，在回陕北的途中，坐着火车跑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我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朋友跑来找我，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
“文革”开始时，他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文革”中，他对林彪横眉冷对，绝不趋炎附势。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我虽从未见过这位著名的“王胡子”，但在我心目中，对这位有口皆碑的铁骨铮铮、不惧权势、仗义直言的长者，相当崇敬。
“王胡子”叫我去，什么事？我心里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我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还真有点心中打鼓。
我的好朋友领着我进了王家。
一进屋，我一眼便看见了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一看见我，便拉住我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王胡子”，这便是他那颇为著名的爽朗的笑容。
胡子叔叔对我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
一点客套也没有，一点转弯抹角也没有，单刀直入，言语简单，但却亲切。
我向胡子叔叔介绍了我的父母在江西的情形。
胡子叔叔听完后说：“告诉你的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我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多少时间，我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
我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胡子叔叔顿了一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他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自我１６岁“文革”开始以来，我们被批斗、被唾骂、被抄家、被撵来撵去。插队后我更是一个人，背着个破书包儿，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衣，一副“走江湖”的样子。走南闯北，６年的时间了，没有得到多少人关心和爱护。
今天，胡子叔叔对我下命令，这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我感动不已的命令。当时他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我的心底。
这是我第一次和胡子叔叔见面的情景。
胡子叔叔的命令，不遵也得遵。于是，我就在他们家住了下来。
当晚，胡子叔叔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三个人把我围在中间，详详细细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当然，最主要的都是关于我的父亲的情况。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们，他们都比我大得多，又都是那么一副严肃和不苟言笑的认真劲儿，这种“三堂会审”的阵势，还真让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天派”着实地紧张了一阵子呢！
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王家三兄弟：王兵、王军和王之。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我知道自己身上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踏上了回江西的路程。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天气极好。当我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时候，看着那宽阔的广场，看着那飘浮的白云，看着那漫卷的红旗，一派明快的气氛，那多年来沉淀在心头的压抑和阴郁，瞬时间被这和煦的春风吹得荡然无存了。
当我回到江西时，把在京见胡子叔叔的信息告诉了父亲。
父亲照旧是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他的这位老战友的关心，同样温暖着他的心。
从这次以后，我们和胡子叔叔一家人便熟识了起来。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１９７３年初，父亲被毛主席召回了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此后并赋予了他党政军的实际一线指挥权力。
这以后，我们和王家的来往更加频繁密切了。
胡子叔叔大将风度，胸怀宽阔，耿介为人，可就是对三个儿子严厉有加。
说来也怪，他的三个儿子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但却都致命般地怕他们的老子。我常常对王家三兄弟说：“你们三个人，在外面是三只老虎，在家里却是三只老鼠，就怕胡子叔叔这只老猫！”
胡子叔叔没有女儿，我就自告奋勇地去给他作女儿。他骂儿子生气的时候，我就去他们家，对老头儿嘻皮笑脸地东说西说一阵，再替那三个儿子说点好话。胡子叔叔咧开嘴一乐，就把儿子们给饶了。
我嘴上说要给胡子叔叔当女儿，心里也的确是把他当作父亲般看待的。我每次去看他，一不通报，二不敲门，开门进屋就对他龇着牙笑。我知道，胡子叔叔喜欢我，看见我，他心里也挺高兴的。
我的父亲出来主持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终于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并实际停止了邓小平的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胡子气愤万分。他把李强、王诤和叶飞等老战友叫到家里，向他们倾诉了心中的愤怒。看到中央“批邓”的文件，他拿起笔，在文件上对抗性的重重地写下“人材难得”几个字。听到中央传达邓停职的消息，他甚至气得病倒了。
１９７６年，那真是一个回想起来便令人悲愤不已和不能忘怀的岁月。
我们无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心力交瘁，于１月８日含恨去世。
被“文革”的狂潮冲击得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把他们那压抑了多年的悲愤，用悼念他们衷心爱戴的周总理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奠之日。
４月４日，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整个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白色的海洋，变成了愤怒痛斥“四人帮”的讲坛，变成了反抗极“左”错误的战斗阵地。
４月５日，极“左”势力和“四人帮”大打出手，镇压了抗议的群众。
４月７日，邓小平被撤销了所担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被隔离软禁。
在这一段暗无天日的时间里，胡子叔叔一直因病住在医院。
他住院，一是为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而怒气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他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胡子叔叔其人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叔叔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胡子叔叔这个人，一股子倔强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一样要喊。
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一些老将军们：“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他无以表达他那极度悲痛愤怒的心情，便叫道：“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先发表讲话，然后自杀！”
胡子叔叔那悲愤的心情，与全国人民一样，已到了不能够再行压抑的程度。
这愤怒，恰如一座岩浆怒涌的火山，即欲喷发。
９月９日，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毛泽东逝世了。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胡子叔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计议一番之后，叶帅让胡子叔叔去串联串联。
胡子叔叔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
此后，胡子叔叔几次在叶帅和陈云同志之间“穿梭”，商量要坚决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１０月６日，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为正义的力量所惩治。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
胡子叔叔着急，他真着急呀！
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我，不断地给我的父亲传递各种消息。
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我的父亲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胡子叔叔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胡子来了，谁人敢挡。
胡子叔叔和父亲在屋内长谈，我们在屋外心喜得怦怦地跳。
１９７７年３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云书面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也直言不讳地发言进行呼吁。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大呼声下，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此后，经过正确与错误的较量，那场使中国惨遭蹂躏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彻底结束了。
那是在我父亲还在被软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王家三兄弟一起闲聊。
王军说：“毛毛，我们这么样冒着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后，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
我问他：“你要当什么官？”
他用他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一句一顿的句法，不慌不忙地说：“现在中国的妇女太厉害了，我要当妇女主任！将来好好管管你们！”
我回去和父亲说了，父亲笑了，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我跟胡子叔叔说：“你儿子要当妇女主任，我爸爸可是同意了啊！”
这次，胡子叔叔没生儿子的气，他笑了，又是用那种把嘴咧得大大的笑法笑了！
胡子叔叔有事，总是先把我叫去。
１９８１年７月，我和我爱人刚从国外回国休假。有一天，胡子叔叔叫我去。我一进屋，只见胡子叔叔一脸的严肃，一脸的不高兴。
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提出要撤销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怎么能撤销！这是我们国家农垦生产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也是戍边保国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边说边用拐杖在地下重重地敲了几下。
他说：“毛毛，回去跟你爸爸说，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不能撤销！”
胡子叔叔真的发火了。
我深知，我们国家的农垦事业，我们国家的国营农场，的确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我也深知，我们国家的农垦事业，是胡子叔叔亲自带着几十万复转军人，在荒原、在深山、在边疆，用辛劳和汗水开拓出来的。这里面，浸注了多少胡子叔叔的心血和感情呀！这兵团和农场，说俗点，就像是胡子叔叔的亲生儿子。撤销兵团和农场，就好比要剜掉胡子叔叔心窝上的肉！
这一年的８月，我的父亲视察西北和新疆，胡子叔叔同行。父亲和胡子叔叔走了一路，视察了一路，思考了一路。
这次视察以后，那位领导同志提出撤销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意见被否决了。
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是胡子叔叔带着千百万兵团战士开拓出来的，也是胡子叔叔仗义执言地把它们保住的。每当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国农垦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光辉前景，我就会想起胡子叔叔那耿介的作为。
……
１９８４年新年刚过，有一天，胡子叔叔把我叫去，这次，他没有发火，可表情一点儿也不轻松。
我坐下来，看着他，等了半天，他吐出了一句话：“这个特区！”
他话没说完，但又顿了半天，看得出来，他心里有气。
“这个特区！有人不同意搞，说是资本主义！”
他手里拿着拐棍，戳在地上，又顿了半天。
“特区是你爸爸提出来的，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不能否定！”
胡子叔叔的话是一句一句说出来的，每句话的后面都是惊叹号！
他十分激动，十分严肃。因为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对于设立特区的政策，胡子叔叔是坚决拥护的，当年，他带着几十万复转军人去屯边，今天，他又带着十来位国务院的部长，同样以屯边的精神，同样以那种冲锋在前的闯将精神，亲自带人，亲自选项目，亲自下命令，使深圳特区有了第一批工业和国有大项目作为腾飞的基础。
胡子叔叔是开创特区的排头兵、先锋队，有人非议特区，他当然不干！
１９８４年春节前，我的父亲南下视察特区，胡子叔叔一马当先，随同前去。他们到了广州、到了深圳、到了珠海。又是一路视察，一路思考，一路为特区正名，一路为特区呐喊。
这次在南方的视察，进一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奠定了基础。
胡子叔叔对于特区，对于深圳，对于珠海，对于广东，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窗口；这里，和胡子叔叔一样，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路先锋。
在创建特区起步的那一刻起，胡子叔叔的脚步就走到了那里。在胡子叔叔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最终地把他的脚步永远地停留在了那里，停留在了那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
胡子叔叔叫我去的次数太多了，谈的问题也太多了，多得简直无法数计。
哦，有一次，他叫我去，是为了三峡建设，他说：“建设三峡，议论了这么多年，论证了这么多年，我们要为子孙后代造福呀！三峡建设不能再拖了！再拖要耽误时机！我们要对不起子孙后代呀！”
还是那样说一句顿一句，还是那样急切，还是那样一句话一个惊叹号！
胡子叔叔急呀！他怕的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眼看着这条万古江流滔滔而去，却不能用之为民造福，他怕这将会成为终生憾事呀！
……
对了，还有一次，胡子叔叔叫我去。
这次，他先笑了笑，马上又收回了笑容，认真地说：“要开发红水河！”
他用浓重的湖南话说：“百色起义，你爸爸在广西从事过革命活动，他对广西是有感情的！目前，广西人民还很穷呀！我们共产党要对得起广西人民啊！开发了红水河，建电站，广西人民就可以富起来呀！你回去向你爸爸报告，他老人家在广西战斗过，一定会支持的！”
这回，胡子叔叔没有激动，没有气恼，但却在言语之中充满了感情，同样是一句一个惊叹号。
……
胡子叔叔关心的事情太多了！
他关心农垦，关心特区，关心三峡，关心红水河，关心海南洋浦开发区的建设，关心中小学教育事业，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事业，关心国家大政方针，关心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关心中国繁荣富强的千秋大业。
……
胡子叔叔严于律己，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从来不贪图个人的生活享乐。他去世后，许许多多去他家悼念的人都无不惊讶地说：“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声名赫赫的国家功臣，就住在这样简朴狭小的地方呀！”
胡子叔叔胸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观点鲜明、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他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地维护，对那些丧失国格、损害民族尊严、污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行，他从心里痛恨，并直言不讳地高声痛斥。
胡子叔叔无私无畏，对于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他从来冲锋在先，一往无前。战争时期，他冲锋在前；建设时期，他冲锋在前；改革开放，他也冲锋在前。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永远是一名身先士卒的先锋队员。
胡子叔叔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爱他的党，他以他毕生的战斗，以他那奋斗不息的实践，极其忠诚地履行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誓言和义务。
胡子叔叔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他曾患癌症，六七次灼烧膀胱，忍受了非人所想的痛苦，最终，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死神。
胡子叔叔在８２岁的高龄摔了一跤，骨折了。他是为了去紧急搀扶一位就要摔倒的老战友，结果扶住了别人，摔倒了自己。股骨颈骨折，卧床半年，那些痛苦，是连年轻人都受不了的，可胡子叔叔挺过来了，而且最后又站起来了。我们这帮孩子们夸他，是“舍己救人的好老头儿”！
胡子叔叔脾气倔强，人又急，去年他病重，需要进行气管切开，他不干，又发了脾气。医生没办法了，他的家人没办法了，就向我们求援。胡子叔叔的事，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我的妈妈带着我，立即去医院。妈妈向胡子叔叔说：“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胡子叔叔当时已说不出话，他点了点头，硬是打着手势向秘书要到了纸和笔，用颤抖的笔，一笔一划，郑郑重重地写下几个字：“尊重邓主席的命令！”他像战争年代一个老兵一样地，又服从了一次“命令”。结果，他终于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走出了医院，而且还坐着飞机又飞到南方，飞到那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了。
……
胡子叔叔走了。
他是回湘赣去了，他是回延安去了，他是去北大荒了，他是去特区了……他要回到他亲手解放，亲手开垦，亲手建设的新疆去，他要和新疆各族人民永远在一起。
胡子叔叔走了。
但他那传奇般的一生，他那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心间。
时间可以冲刷掉历史的痕迹，但却抹不去人们心中那永远的纪念。
胡子叔叔去了。
但是，他将永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同在，他将永远与他的祖国，与他的人民，与中国那无限光明的美好前景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