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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内容简介

第5版(要闻)
专栏: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内容简介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编辑组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一书经过两年多的编辑工作,现在出版了。在编辑本书时,曾向李先念同志报告过。本书印好以后,曾呈送正在病中的先念同志。令人痛心的是,正在本书准备公开发行之际,先念同志与世长辞!现在发行这本书,并认真学习先念同志的经济思想,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
长期以来,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和党中央分工领导财政、金融、商业、供销合作、粮食、对外贸易、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有大量的著述、讲话、报告、批示等文稿。这些文稿,真实地反映了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总结了我国财经工作若干重要经验和规律。其中,除有一部分已收入《李先念文选》以外,大部分未曾编印出版,多数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为了保存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供广大干部特别是财贸战线上的干部和职工学习并从中获得教益,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我们编辑出版了本书。
收入本书的著作共有160篇。其中有25篇曾经载入《李先念文选》。按照历史的进程,全书可分为五个时期,即: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77年、1978年两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这里,概要地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经济恢复时期。这个时期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生产由遭受严重破坏到迅速恢复发展,很快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财政金融由不平衡到平衡;市场由不稳定到稳定。从此,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代连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这个时期,李先念同志担任湖北省的主要领导工作和中南地区的重要领导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经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收入本书的这一时期的四篇著作,反映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地方工作,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中,怎样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它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从而开创了湖北省财经工作的新局面。本书的开卷篇《坚决贯彻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就给人以这方面的深刻印象。文中提出了具体贯彻执行统一财经工作的措施,批评了各种不利于统一的思想认识,使全省顺利完成了统一财经工作的任务。在《目前湖北省财经形势和工作任务》一文中,他根据中央关于“国防第一、稳定物价第二、重点建设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切实而又具体地部署了1951年湖北省的财经工作任务。文章中特别指出:“中国的经济工作,一定要注意采取中国的办法。我们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新办法要采用,老办法也要采用,新办法和老办法可以结合起来。我们国家,劳动力多,地区广大,物产丰富,要大大利用这些优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把经济工作做好。等待不对,只有前进才有出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4年开始,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财贸办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期间,他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在计划、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书反映这一时期的著作共有38篇。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的缺点,在建设中曾出现过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年九月,中共召开了八大,在全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收入本书的《加强对商业工作和私商改造工作的领导》一文是作者1955年4月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就对私商改造进展太快,造成公私关系、国家和农民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提出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和批发环节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零售阵地上的社会主义商业应作必要的退让,使所有零售商能够继续经营,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对私商加以改造。他还提出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以后的多余农产品。他主张对私商的改造应采取稳妥政策,不应急于求成。否则,不仅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反而会使依靠私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经验教训》,是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一篇重要著作。本文总结了1956年财政、银行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若干冒进现象,提出了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违反了就要受到惩罚。文中着重指出了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一条是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者的统一平衡,并互相结合,其中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关键;另一条是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编制必须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相互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
“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李先念在此期间参与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在财贸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对较快地克服和扭转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入本书的这一时期著作71篇,集中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主要观点。
作者在《改进财政管理制度》、《投资包干是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一条新门路》两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恢复和开始建设时期,全国的财政管理实行较大程度的集中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财政经济的巩固和建设经验的积累,有必要和可能改变过去一个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划分地方财政收支范围,适当扩大地方在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责任,并且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增加地方的机动财力。改进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把企业本身的支出同企业本身的收入结合起来,把国家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同企业的独立经营结合起来,促使企业关心自己的收入,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商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一文,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商业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商业工作的职能、商品价格政策、商业利润、对私商改造以及商业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是作者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给党中央的报告。他针对当时财经工作中出现的浮夸现象,实事求是地指出,1958年财政结余实际上不存在,银行信贷支大于收,多发了一些票子,而且1959年上述情况还在发展,粮食库存下降较多。为此,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的建议:限期清理帐目,消除虚假结余;收回下放过多的管理权限;划清资金界限,归口管理;堵塞漏洞,严格按计划办事;不仅要堵口,而且要导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的意见,虽然在当时受到批评,但他提出的这些措施在以后的经济调整中仍然得到贯彻执行,起了重要作用。
《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的办法》、《加紧发展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几个问题》、《关于粮食问题的一封信》、《力争一九六二年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平衡》等著作,反映了作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纠正“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战胜经济困难,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所作的艰苦努力。作者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各方面紧张与失调现象,提出了在原料、材料和产品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必须把现有的农副产品、废品和工业品很好地收购起来,并有计划地合理分配、保证供应;坚决控制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坚决减少人员;坚决控制货币投放;坚决恢复和适当发展服务行业以回笼货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紧急措施。作者针对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提出发展副食品的八条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对克服困难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也对后来大中城市发展副食品生产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国内市场全面紧张、特别是农村粮食严重困难的情况,作者提出了降低粮食征购任务、实行地方粮食调出包干、适当增加粮食进口、出口和外汇必须首先保证进口粮食、收购经济作物必须奖励粮食等政策措施。后来他又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进口上面;农村粮食分配,必须坚持多劳多产多留;粮食征购任务必须适当;继续进口粮食;必须节约、合理用粮等七条建议。作者还提出了在1962年内调整国民经济的市场工作方针:“必须做到当年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平衡,不再增发票子,并略有回笼”。为了实现这个方针,还从农副产品收购、控制财政投放、增加财政收入,以及搞好轻工、纺织、手工业生产方面,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从而使1962年国内市场的情况开始有了好转。《揭露矛盾,严格制度,加强管理》是作者1962年2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关于经济形势估计和克服困难办法等方面,支持刘少奇、陈云的意见。讲话中所提出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中,得到具体采纳。作者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办好社会主义商业的基本出发点》一文中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的中心思想,即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作了全面、准确、详尽的阐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是作者在1963年8月5日代表中央向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等所作报告的一部分。作者从八个方面论述了两年来调整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经过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在1963年已经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态势。《粮食工作的重要经验》是作者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规划的一部分。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总结了六条经验:保证农民必需的口粮,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必须同农民提供商品粮的可能相适应;非农业人口同农业人口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大力支持重点产粮区发展生产,是国家取得商品粮的可靠保证;粮食分配必须瞻前顾后,以丰补歉;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作者认为,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遵照毛泽东经常提示的从六亿多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77年、1978年两年。收入本书的这个时期著作有30篇。十年内乱,特别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李先念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争取经济保持稳定并取得进展。
《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作者在1973年2月针对当时基本建设过度膨胀而提出的一种警告。《要解决日用工业品减少的问题》、《抓紧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的生产与收购》、《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特需商品和三线地区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力争茶叶大增产》、《抓紧发展各种土特产品》等文,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所需要的商品和小商品的关心。1978年6月《充分认识财贸工作的作用,努力提高财贸工作的水平》一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深刻地论述了财贸工作在社会主义商品流转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只有高度重视财贸工作,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服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生产领域的不断拓宽,必然要求流通领域有相应的大发展,要求商业、服务业的加强和扩大。因此,必须克服那种同社会化大生产不相适应的、受小生产习气束缚的,轻视和忽视商业服务业和财政金融工作的思想。
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李先念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为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推动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从1978年底到本书的收卷篇1991年为止,收入本书的著作共有17篇。
《抓紧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作者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论述了几个方面的内容:当前经济工作遇到的问题和调整的艰巨任务;调整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内容;明后两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搞好增产节约;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文章还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统一思想,齐心协力搞好国民经济调整。《经济形势、工作任务和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是作者1980年初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我国的经济形势,当时经济任务和要求,以及怎样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他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提出了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以后,着重就以下一些问题提出必须继续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关于建设速度和计划指标的问题,关于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关于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问题,关于广开生产门路和统筹安排的问题,关于利用外资和坚持自力更生的问题,关于调整和改革的关系问题,关于集权和分权问题,关于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等。《改革、开放政策符合中国国情》是作者在1987年上半年对外宾几次谈话的摘录。他在谈话中,着重指出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他说,在这次会上我们党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从“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坚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实践证明,这一步我们走对了,成为新的历史转折点,意义深远。他在谈话中,还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重要经验,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也不能照老章程办事,必须大胆探索,找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开放主要是把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到手,并利用一些外资。归根到底,改革开放是为了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总体上是要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中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多劳、好劳的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决不能听任两极分化。改革从整体上要放权,但有些权必须国家掌握,不能什么都放;要避免基建、消费、物价等失控。国外一些人士总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凡是人民拥护的东西,不会变,也变不了。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应该协调地发展。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长期以来,他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财经工作方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的任务。他在各种复杂环境中认真总结的实践经验,他在探索经济规律中形成的重要经济观点,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贡献。
1992年6月29日

“东方杯”中国画大赛征稿启事

第5版(要闻)
专栏:

“东方杯”中国画大赛征稿启事
为了繁荣中国画创作,促进优秀中青年艺术人材脱颖而出,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社和香港东方艺术中心,将联合举办“东方杯”中国画大赛。大赛含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题材、风格不限。
大赛评委会主任为吴冠中,副主任张仃、刘迅。奖励名额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东方奖60至80名。获奖作品将分别在北京、香港两地展出,并颁发奖金。
每位参赛者寄作品一至二幅,每幅或2×2尺,或长度不超过4尺,不要装裱。注明作品标题、作者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及邮政编码,另附上作者艺术简历。请挂号寄出。即日起开始征稿,9月30日截稿(以邮戳为准)。
从7月份起,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解放军报将陆续刊登部分来稿。10月下旬,公布评奖结果并发奖。
来稿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邮政编码100733)或北京解放军报社(邮政编码100832),请在信封上注明“‘东方杯’大赛”字样。
获奖作品,由香港东方艺术中心收藏,发给收藏证;其余来稿退还作者。
“东方杯”中国画大赛组委会
1992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