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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6-24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几个理论问题
纪宝成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指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工作必须符合客观。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本来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命题的正确性,不等于人们认识上的正确性,更不等于实践上的正确性。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正确按照这个要求办事,这对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并非只是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办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点,就是确认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改革措施当然要体现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遵循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商品自愿让渡原则,市场机制作为价值规律的一种现实存在形式,应当而且必须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应当肯定下来。为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从产品经济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搞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继续加强商品经济问题的研究,重视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和将来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脱离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谈论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规律,决不意味着可以少讲甚至不讲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经济规律。
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因而,商品经济从来就不能反映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样,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定生产关系的本质表现,它们的作用范围、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必然要受到作为特定生产关系本质表现的每一社会经济形态特有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它们的作用结果,也必然会因客观经济条件(主要是生产关系)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例如,商品是个天生的平等派,要求等价求换;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就遵循着这一商品交换规律。然而,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劳动力商品消费的结果会给资本带来剩余价值,这样,“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同上,第643页),亦即等价交换规律转变成了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在这里,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影响和制约,等价交换的结果却是资本积累不断扩大,雇佣工人除了保持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仍然一无所有(尽管劳动力价值也有可能提高)。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主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共同发挥作用的。只是这两类规律的共同作用,并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发挥主导作用,才体现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定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例如,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照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也要奉行利润最大化原则,但这是有条件的,即利润的取得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取得的利润必须主要转化为社会主义积累,并用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此,所谓“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现阶段,既要考虑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要求,更要考虑社会主义经济特有规律的要求;当然,还必须考虑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在人类各个社会阶段都起作用的规律的要求。这就表明,我们讲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固然不能离开我国经济所具有的商品经济共性的一面,也断不可离开我国经济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性的另一面。
然而,在前一段的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脱离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偏向,其集中表现就是只讲商品经济的共性,少讲乃至不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在这种偏向形成为一种气候的情况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向“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倾斜了。还有人武断地宣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系列规律一条都不存在,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这些经济规律。”所有这些,不仅妨碍了或扭曲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理论的探讨,也在实践中产生了不良影响。方励之、严家其、万润南之流更是歪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一步一步、由暗到明地提出了以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目标、以“市场化选择所有制”为理论外衣的“市场化”、“私有化”的纲领。这类事实告诉人们,经济理论上带有方向性的偏颇或混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仍然需要进行经济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判断
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党和政府制订经济政策(包括改革措施),还要不要进行经济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判断或谓政治判断?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表明,经济与政治从来不可能“真正分离”,任何经济问题都会表现为政治问题。以我国现阶段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为例,这当然是个经济问题,但它关系到工农两大劳动阶级的经济、政治联盟,进而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由此也就同时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价格的变动也是个经济问题,但它所引起的再分配,密切关系到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经济利益,这既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着能否实现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价格政策的制订就不能只是考虑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的要求,而应同时考虑到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可见,经济政策的制订不仅应当考虑经济规律的要求,还必须对必定会产生的后果作出经济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判断或谓政治判断。
进一步看,作出这种含义的政治判断,本来也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认为,经济规律本质上是人们的生产关系运动发展的规律,而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所以,认识经济规律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利用经济规律不可能离开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利益从来都要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经济规律的作用也就必然关系到不同阶级的切身利益,因而,认识、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有阶级背景的。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态度不可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在社会主义中国,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没有阶级的私利,党和政府利用经济规律,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运动趋势制订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全是为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使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以实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这就是共产党人利用经济规律所持的价值观,所应作出的经济利益关系方面的政治判断。这种价值观,这种政治判断,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规律所体现的特定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
其实,制订经济政策必须进行经济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判断或谓政治判断,是一项普遍存在的原则,世界各国皆然,不同的只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按照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进行政治判断。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还必须考虑非经济领域有关客观规律的要求
马克思说过:理论上探讨的经济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规律“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9页)因此,不能要求经济现实与经济规律完全相符,更不能因为不完全一样就把经济规律“贬低为虚构”,如果这样,那对“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像话了”(同上)。马恩的这类论述,对于人们正确理解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这就是:既不能绝对化,以为经济现实与经济规律的理论描述必定会完全相符,一丝一毫也不会走样;也不能排他化,以为经济过程只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不存在任何其他规律的作用。所以,制订经济政策,指导经济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经济规律的长期作用趋势,并力求符合这种客观趋势,同时还必须考虑非经济领域有关客观规律的作用。这是我们在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问题上必须认真思考的又一重要问题。
如何同时考虑那些非经济领域客观规律的要求,尚需认真探讨,但“必须同时考虑”这个论断却是成立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们不仅是在社会中生活,同时也是在自然中生活;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归根到底是对自然的改造和占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既存在着“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协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2页),也必须符合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就农业生产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是劳动者利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命过程以取得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活动,所以,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这样,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除了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还直接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就矿业生产而言,由于矿物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这一铁的自然法则必然提出合理开采、合理利用的要求。就加工工业来说,它不仅要承受农产原料、矿产原料受自然规律约束的间接影响,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危及自然生态平衡的问题,也已经越来越尖锐地摆在全人类面前。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应在有关的经济政策中得到有力的反映。在许多场合下,按某一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可行的,按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的要求则是不可行的。世界各国都以加强政府干预的形式来治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寻求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措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有经济生活,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人们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心理的需要。经济活动固然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但它决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而人们的各种生活、各类需要又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经济活动固然要受经济规律的支配,但不可能不受到政治运行规律、文化发展规律乃至心理变动规律等非经济领域客观规律的影响和制约。所有这些,在制订经济政策、指导经济工作时,都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这就表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决不意味着可以排斥其他领域客观规律的要求。事实上,不独经济环境,而政治环境、人口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教育环境等,都是经济决策必须考虑的环境因素。所以,科学的态度应当是认识并尊重“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这一客观规律。
综上所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着丰富的内涵。正确认识、把握这些内涵,无论是对于经济决策,还是对于正确理解与实施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都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还有个经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问题,这一理论与实践课题,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眼界·胸襟·事业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眼界·胸襟·事业
李振钧
邓小平同志临退之前曾嘱托领导干部两句话,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二是胸襟要非常宽阔。前者指的是要站得高,看得远,高屋建瓴,把握全局,这是对领导者学识气魄的要求;后者则指的是气量大,能容人,豁达大度,虚怀若谷,这是对领导者品格气度的要求。这两点对领导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全局在胸,不会有正确的决策;没有良好的气度,难以协调上下左右去实现决策。
具有开阔的胸怀,宽宏的度量,不仅是对领导者的要求,也是每个人立身处世应有的品格。有宽宏度量的人,能够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对此古人称之为“雅量”,也是做人的美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那种宽宏大量的人身上,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们用自己那博大的胸襟,帮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以政治家的风度,吸引着一颗颗善良的心,使人们景仰他们,仿效他们,创造出和谐的气氛,团结的环境。相反,心胸狭小的人,往往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对自己放纵,对别人挑剔,他们嫉人之贤,妒人之能,讥人之短,笑人之过。在这种人身上往往有一种无形的排斥力。别人与这种人相处,往往是提心吊胆,或躲而避之,或敬而远之,生怕触犯了他们而招惹麻烦。久而久之,这种人会失去同志,失去朋友,落得个孤家寡人。前人说过:“量小失众友,度大集群朋”,这是一个闪灼着真理光辉的格言。
宽宏大量的气度虽然与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有关,是自幼逐步形成的,但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自觉磨练和培养的。要锤炼恢宏的气度,就要努力学习,加强思想品德修养,懂得是否具有良好的气度,对事业对个人的得失利弊,增强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同时,胸中要装有这方面的典型和榜样,随时与他们比照,借以看到差距,不断鞭策自己。这方面的典型很多,古代有,当代也有,远的地方有,自己身边也有,关键在于善于学习。像宽宏大度,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忍出个“将相和”的蔺相如;忍辱负重,以火烧连营大败蜀军的陆逊。至于当代,我们党和国家许多杰出的领导人,都具有宏大的气魄,更是我们的典范。历史上,邓小平同志曾经由于坚持真理,不向错误路线低头,被博古等人撤销了军政领导职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关押。然而,他忍辱负重,“像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文革”期间,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撤职罢官,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虽然几上几下,但他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推动拨乱反正,建设四化大业,拓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老一辈革命家这种面对屈辱而丝毫不动摇革命意志,不计较个人恩怨的高尚品德和宽宏度量,表现出他们非凡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为我们加强气度修养树立了光辉榜样。
当然,养成宽宏大量的气度,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会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但只要有决心,不仅优良的思想品德和气度可以升华,而且不良的心理素质也可以改变。近代天文学创始人、丹麦科学家第谷改变器量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谷原来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他曾因一个数学问题与一个同学争得不可开交,竟至进行了决斗,决斗中被对方削掉了鼻子。第谷从这件事情中看到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并决心改变它,从此,他心胸开阔,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提携德国青年开普勒研究天文,并在开普勒困难的时候,提供无私的援助。后来开普勒对他反目相待,以怨报德,但第谷毫不计较,显示了他长者的宏大气度。开普勒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能发现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是与第谷对他的宽宏大度、全力提携分不开的。
当然,共产党人倡导这种宽宏大量的气度,绝不是不讲原则的,更不允许拿原则去作“人情”,这是不待言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东西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让我们都来自觉锤炼和铸造这宽阔的心灵吧!

谈谈当前的就业问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谈谈当前的就业问题
庄启东 郑韧韩
当前,研究治理整顿过程中的劳动就业问题,以寻求有效的对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据估计,城乡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将会加剧,总的形势将是劳动力供过于求。这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力增长的势头不减;另一方面,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
针对这个情况,目前我国就业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加强宏观管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其目标是减少或延缓劳动力的供给,尽力扩大劳动力需求。
首先,要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消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只要农业发展了,农村劳动力安排好了,城市就主动了。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和四十年来的经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与转移,可在内部、外部同时进行,重点应放在农业内部。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外部吸纳与转移途径大体有三条,一是部分乡镇企业中的乡镇工业;二是进入城镇;三是输往国际劳务市场。我国现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已达9500多万人,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在总体上不会有大的提高,局部上有的能力有限,有的或许将出现部分劳动力流回农业的现象。至于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近两年城镇就业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不会形成大的规模。国际劳务输出总量原来就不大,而且短期内也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因此,农业劳动力外部转移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而在农业内部,无论是种植业(尤其是粮棉以外的多种经济作物)、养殖业(畜牧业、渔业),还是初级农副产品加工业,我们的生产力水平都亟待大大提高,因而也都有大量的吸收劳动力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目前我国耕地人均只有1.5亩,而且耕地数量日趋减少,传统的种植业中剩余劳动力极为可观。但是,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并不充分。这无论是在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是在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都不同程度地存有着。以淡水养殖、林业及经济作物种植为例:1986年,我国可以利用的淡水养殖面积有503万公顷,只利用了其中的305万公顷,仅占60%左右。再如素有“宜林山国”之称的贵州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7%,宜林荒坡达46000多万亩,近年虽然林业承包大户发展较快,但也不过利用了其中的270多万亩,仅占0.6%。农业向深度、广度发展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并非不可能。近年来,一些地区发展起来的生态农业、立体农业也使我们看到了农业向纵深发展,吸纳剩余劳力的广阔前景。现在的关键是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应对此加强指导,增加投入,并从政策、工作上支持广大农业劳动者在农业内部转移,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此外,近几年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并非都是“剩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比较收益的影响而流向城镇的。这也是必须予以足够的注意和妥善、慎重解决的问题。
第二,坚持提高效益与扩大就业兼顾的原则,建立城镇二元就业结构。当前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提高效益与扩大就业往往相悖。上一次待业高峰的出现,正面临经济大发展的时机,我们没有片面强调提高经济效益,而是正确处理了两者关系,以扩大就业为主要目标,兼顾提高经济效益,在就业矛盾较突出的情况下,甚至普遍采取了包干就业的办法。虽然经济效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就业矛盾得到了较快缓解,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现在看来,坚持提高效益与扩大就业兼顾的原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当前,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城镇二元结构来达到效益与就业的兼顾,即在就业上划分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划分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分别发挥大中小型企业特定的规模效应,在资金技术密集的企业中逐步实行较灵活的用工制度,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吸纳待业人员就业。针对收益差别,国家应根据管理经验和现状,利用调节手段,使就业待业安置中的社会效益分别从各类企业的发展中体现出来。
第三,把待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完善待业保险(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随着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劳动力流动活跃,就业转待业人员的来源不仅仅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当前亟需扩大原有的待业保险范围。如果在固定工和非全民企业中实行待业保险有困难,可以采取按企业辞退、辞职的职工数一次缴纳待业救济金的办法,仍由现待业保险机构管理。
为了有利于双向选择,各地及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劳动力的供需预测,及时向社会公布劳动力供需信息,完善职业介绍网络,提高职业介绍能力和就业指导水平,减轻就业高峰的压力。
第四,确保普通教育实施,适当增多中长期职业培训,以缓解低层次劳动力供给量过大的矛盾。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中很多是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技能培训的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含初中毕业)的人,其中文盲占一定比重。这不仅在短期内影响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的提高,而且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对此,我们建议:首先,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中小学生辍学从业。其次,把就业前的短期培训与成人教育(包括文化补习提高和专业技术学习)结合起来规划,适当增加中长期培训。第三,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并使之与初级中学很好地衔接起来,从而把国民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连接起来,把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和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通盘考虑,逐步做到适时的多层次的劳动力优化供给。
就业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为了加强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统筹城乡就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工会和群众团体配合下,妥善地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便进一步保持社会的稳定局面。

《中国建筑年鉴》出版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建筑年鉴》出版
中国建筑业联合会编的《中国建筑年鉴》(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已出版。
该书主要记述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建筑业的活动。它选编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为了总览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历程,书中收集了部分有关建筑业四十年回顾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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