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6-06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珍贵的赠言
莫川
１９３９年７月上旬的一天，陕北公学通知我们去听一个报告，规定谁也不能缺席。当我们列队到达会场时，这里已坐满了人，歌声、啦啦队的呼喊声、人们的欢笑声此起彼落。队伍还是不断地从大门口鱼贯而入，把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挤得满满的，估计不下五六千人。我们都在猜想：“是谁作报告啊？怎么这样多人，这样重要？”
一会儿，只见成仿吾校长陪着一个高大魁伟的人走了进来。这人是大披头，脸色微黑，嘴下有个肉痣，目光炯炯有神。虽然穿的一套灰色衣服已经破旧，但却十分干净整洁，就连裤子膝盖上那两个补丁，也四四方方甚为对称。他坐在报告台旁，一面吸烟，一面对着我们微笑。有的同学认得是毛泽东同志，大声呼喊：“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太幸福了！一时间欢呼声、鼓掌声响彻会场上空，经久不息。
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后，成仿吾校长才正式宣布开会。他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请毛泽东同志给大家作一个重要的报告。在他作报告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中央最近才作的十分重要的决定：经过中央批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和青年训练班，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人后方，到晋察冀去，同根据地的军民一起进行抗战建国的伟大斗争。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湖南口音很重，一开始讲话，就用他那特有的幽默逗起同学们的兴趣。他说：“同学们！我不是来给大家作报告，而是代表党中央来给大家送行的，是来欢送大家到前方去的。既然是欢送，免不了得讲几句话，就叫做临别赠言吧！你们看好不好？”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同时叫喊：“好！”鼓掌声、欢呼声又一次震动了会场，震动了周围的山谷。毛泽东同志从国内外形势讲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讲话很善于用人们熟知的事例来做比喻。在讲到参加根据地的抗战建国的斗争时，他要我们向青松和杨柳学习，学习青松的原则性，也学习杨柳的灵活性。他风趣地说：“青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它生就一副傲骨，挺立在冰天雪地之中，越是严寒越显出它的巍然不动的本色。杨柳则随风飘荡，非常灵活，它植根于大地，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名人学士吟诗作画，歌颂青松和杨柳的性格，可见青松和杨柳是很得人们喜爱的。”他要求我们同敌人斗争时，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知识渊博，知道的典故很多。他看到我们都是青年人，专门讲了青年人的可贵的品质和弱点，他说青年人喜爱学习，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政治敏锐，富于创造精神，对国家民族的兴衰有强烈的责任感，因此，中国多次的革命运动，大多是青年人带头发起的。但是青年人也有弱点，不够冷静，容易骄傲，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主观性片面性都比较大。针对青年人的弱点，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一不要做吊死鬼，二不要做冒失鬼。吊死鬼都是自寻短见丧生的，所以看问题要看得长远一些，不要有一得之见，就自己为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冒失鬼则是遇事急躁，不能深思熟虑，往往因小失大，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害，所以我们要革命就得不骄不躁，凡事三思而后行。”
听完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我们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更有信心了。不久我们就告别了陕甘宁边区，到远离延安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了。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学校正式挂起“华北联合大学”的牌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都被分配到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各个部门，有的被分配到其它抗日根据地去。我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同根据地军民一起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临别赠言而成长起来的。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报国情怀百年身
周培源
许德珩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在他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最突出、最鲜明而且一以贯之的，是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从“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现代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许德珩同志那义无反顾、勇敢斗争、一往无前的矫健身影。
许德珩同志在中学时代就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卖国政权的辛亥革命，参加同盟会，并毅然投笔从戎。１９１５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接触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他们的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折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参加主办“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国民》杂志，在刊物上公开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中，许德珩同志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奋勇当先，参加了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因而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他在狱中高吟：“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表达了他对反动军阀的愤怒和为挽救国家命运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１９２０年１月，许德珩同志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赴法勤工俭学。船经英国统治的香港时，他“眼看祖国良港不能自主，不觉悲从中来，令人欲哭”，“只有羞愧、愤怒的两种感情”。可喜的是，今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得到洗雪。许德珩同志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许德珩同志在法国数年，勤奋学习，备尝艰苦，而不为欧风美雨所浸润。他一心想的，仍是如何学好本领，报效祖国。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后，许德珩同志满腔怒火，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刻飞回祖国投入反帝斗争的行列。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刚刚回到北大任教的许德珩同志立即在北大和师大发表关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痛斥南京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许德珩同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他又一次被捕，旋为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出狱。他在狱中会见前来探视的杨杏佛先生时，满腔义愤地说：“我们从事的是爱国运动，政府不打敌人，专打人民，若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１９３５年，他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参加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不畏反动军警的大刀、木棍和水龙，身上的衣服被水龙喷湿，冻成了冰，仍然奋不顾身、昂首前进。他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与一批进步人士一起，组织、领导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投降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许德珩同志曾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并以救国会北方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反对汪精卫投降派和国民党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和独裁统治。抗战后期，他在重庆与科技界、文化教育界的一批知名人士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呼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这个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
４４年前，即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标志着以许德珩同志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决心继承“五四”运动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精神，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团结奋斗。在领导九三学社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许德珩同志始终保持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的清醒头脑和大无畏精神，追随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而奋斗。
全国解放时，已年届花甲的许德珩同志无比兴奋。他亲眼看到，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为之奋斗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不顾年高，满怀豪情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数十年间，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和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上述简要的回顾中，可以清楚看到，每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许德珩同志总是挺身而出，为挽救祖国的命运舍生忘死，在所不辞。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彻底的，一贯的。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身体力行　风范照人
李俊　邓蓉蓉
从１９３１年冬起，李富春同志在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江西苏区工作了几年。
在江西苏区工作期间，他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与群众打成一片。后来他回忆说：“我是从江西苏区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苏区党员，跟着江西苏区３００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和教训。”
从１９３１年底到１９３２年底李富春任江西苏区省委书记的第一年间，李富春同志走遍了江西省辖的兴国、于都、石城、赣县、永丰、瑞金、宁都、寻乌、安运、会昌、宜春等１６个县，调查了农业生产、阶级关系、党团组织、青妇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参加了各地召开的县区政府、中共县委会议。
此后，李富春坚持深入各个部门与各条战线，与同志们一道解决实际问题。对根据地经济建设，在农业组织上，他倡导成立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等组织，解决了农民中劳力、耕牛不足的问题；在农田建设上，他发动群众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据１９３４年《红色中华》报道，仅兴国县就修好陂圳８２０座，水塘１８４口，植树３８９８００株，这对抗旱、防止水土流失、保证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在工业生产上大力提倡发展手工业生产，成立了造纸、织布、炼铁、榨油、陶器等二三十种手工业合作社组织。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加之李富春和省委其他领导经常深入工农群众之中，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使了江西苏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李富春同志深入实际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有一颗体察群众冷暖、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心。
１９３２年春，李富春同志步行到兴国的高兴、红背、鼎龙、龙沙等村庄作调查。他同基层干部一样，随身带着米袋。他的米袋一头是大米，另一头是辣椒，还随身携带一只蒸饭用的“饭馊子”（草席编制成的）。
白天他与老百姓家同吃，晚上他与老百姓同睡。当时，中央苏区最突出、紧迫的事情是粮食问题。他常常与老农和村干部彻夜长谈，谋商增产粮食的具体措施，如精耕细作、扩大肥源、力争亩产７００斤。他对村干部说，如果我们加紧工作达到上述指标，那时，我们江西苏区军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他还提出了“二饥八饱”（当时江西苏区军民日食两餐，每餐八分饱，二分饥）这一节省用粮的办法，每家节约下来的粮食可以喂两头猪、一头耕牛，这样又有利于发展养猪、扩大肥源、增加产量。
当时的苏区，青年男子大都参加红军去了，仅兴国县就有８０％的青壮年男子当了红军。为了维持生产、保障苏区人民的生活，李富春代表省委号召全省妇女脱掉花鞋、扶犁操耙，参加田间劳动。当时有坏人造谣说，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能犯天神，会遭雷劈。李富春同志专门为此事召开会议，破除迷信，并责成当时的江西苏区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同志以身作则，带头下田。在他俩的宣传、带动下，苏区各县纷纷组织了女子耕田队，保证了农业生产不受影响。
解放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李富春同志到河南原阳、延津、封丘盐碱化严重的地区视察。当他看到一片白茫茫大地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认真地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商量治理盐碱化的办法。当他在花园口看到一座新建的占地达８００亩的宾馆时，内心非常气愤，默默地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然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盐碱化地区的人民生活那么困难，不把财力物力支援灾区，却在这里修建这么富丽堂皇的宾馆，我们的同志到底想的是什么？心里还有人民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奠基者潘琪同志
王首道　张震　曾志
刚跨入九十年代的第二天，潘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走完了５５个春秋的光荣革命历程，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心情万分悲痛！
我们在长期相处中，对潘琪同志有一个共同认识：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优秀领导人和奠基者。
潘琪同志原名潘乃斌，笔名罗先珂，上海南汇县人，生于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８日。他幼年求学时代就品学兼优，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残酷，非常同情农民、渔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对旧社会深为不满，渴求光明。１９３５年夏，不满１８岁就考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入学后，他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马列著作，从而奠定了立志革命的思想。他怀着对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刻骨仇恨，奋笔书写了《日本马场财政之检讨》、《从入超减少说起》等多篇论文和短评，发表在国民党的《外交月刊》和《武大学生》等报刊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参与领导了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发起组织了“武大青年救国团”、“读书会”，派代表参加全国学联，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和各种形式的公开合法斗争，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学生救亡运动更加活跃。这时，在学校恢复了地下党的组织，潘琪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办起了“抗战问题研究会”，首先请周恩来同志到校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两次请董必武同志作了《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的报告。同时还举办了“游击训练班”，组织了“游击大队”，潘琪同志担任大队长，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两名红军军官任教官，积极从事游击训练。为了鼓舞士气，潘琪同志创作了《游击军》歌词，由冼星海同志谱曲，经《大家唱》传播到各地游击队中广泛流传。
１９３７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潘琪同志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１９３９年４月，潘琪同志被派到国民党８４军１７３师做统战工作，在团结友军共同抗日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后因身份暴露，于同年１１月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敌后，参加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先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领导拂晓报社和拂晓剧团的宣教工作。
１９４２年４月，潘琪同志调任淮北行署调查研究室主任，１９４３年１月调任淮北区党委第二地委宣传部部长，９月任淮北行署教育处处长。在此期间，他深入农村蹲点，发现并总结了泗南县中潼村小学校长夏陶然同志在教学实践中创造的教学与社会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办学要走“夏陶然的道路”。后经新华社向各解放区推广，对推动解放区的教学改革起到了良好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展开。潘琪同志奉命从淮北去东北，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任安东省政府教育厅副厅长、民政厅厅长。在教育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青年运动方向，一面组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一面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提出“思想自由，民主讨论，实事求是，探求真理”作为行动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知识界广交朋友，深受他们的爱戴。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军队入侵安东时，竟有６００多人毅然离家跟随我党我军撤离，其中多数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他带领省委工作团在桓仁、宽甸一带领导土地改革，冒着隆冬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扎根于贫下中农之中，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为解放东北、支援大军南下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９年５月，潘琪同志奉命南下，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全国解放初期，潘琪同志先后任郑州铁路局政治部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人事部、工业部副部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工作，勇挑重担，深入灾区，访问灾民，为恢复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好成绩。
１９５３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３月，潘琪同志从中南地区调来交通部工作，担任交通部党组成员、公路总局局长和分党组书记。１９５４年６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主管公路交通工作，时年３７岁。从此开始，他把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成为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建国初期，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８万公里，现在已达１００多万公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这里面有潘琪同志的一份功绩。
他积极支持并参与领导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修建工作，深入施工第一线，跨过怒江，翻过雀儿山，同工程部队一起住帐篷，烧牛粪，吃青稞，同甘共苦，参加劳动，指导公路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潘琪同志曾多次深入到西南、西北和海南岛，亲自领导那里的公路修建工作。他还特别重视发展广大农村的公路，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蹲点调查，总结出“发动群众，多方集资，依靠群众修建公路”的经验，经部党组同意，在全国范围推广，对促进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公路里程的迅速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公路建设中，他非常重视专业队伍的组建，先后在全国设立了７个公路工程局、６个公路勘察设计院，形成了一支具有２０万人的公路建设大军。潘琪同志为组建新中国的公路建设队伍，为修建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公路和国防公路，以及广大农村的公路，为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因此，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潘琪同志十分关心和重视汽车运输事业的发展。６０年代初，全国汽车因为缺少维修配件而大量停驶待修，运输任务完不成。作为主管副部长的潘琪同志，他积极建议，并经部党组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全国汽车配件的生产、供应、销售划归交通部统一领导。潘琪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安排全国汽车配件的生产、供应计划，对于扭转当时汽车完好率滑坡的严峻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巩固并提高全国的汽车完好率，在部党组的支持下，他亲自组织公路运输部门的技术骨干，修改编写有关技术规范，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确定了一系列技术性法规，颁发全国执行。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汽车运用技术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很快提高了全国汽车的完好率。
潘琪同志特别重视公路交通安全工作，关心和支持全国交通监理队伍的建设。一支原来人数有限、力量十分薄弱的队伍，到１９８６年底，发展壮大成近４万人的、维护公路交通安全的主力军。
潘琪同志还非常重视公路工程和公路运输人才的培养。为适应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在他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８年组建了西安公路学院，随后又在一些院校设立了公路和汽车专业，并筹建了公路科研机构，培养了一大批公路工程和汽车运输人才，为发展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１９６２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国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潘琪同志受部党组委派，担任前方军事交通指挥部负责人，参与领导了福建支前公路的修建和备战物资的运输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１９６４年６月，潘琪同志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积极参与组织船舶工业生产，为时一年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逆境中，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保持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后，重回交通部任副部长。他仍以极大的热情，继续从事对公路交通事业的领导工作。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公路学会正式成立，潘琪同志被选为公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他积极组织开展了“公路交通现代化”的大讨论，为国家和各级领导部门制定发展规划，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他还根据我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倡导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修建高速公路，并组织专家对建设高速公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反复进行了论证和宣传，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为促进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有效的工作。
１９８２年，潘琪同志退居二线担任交通部顾问，仍然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继续推进交通现代化的进程，为建立交通管理信息系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还为建立我国的管理信息系统争取了国外的资金援助，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１９８７年，潘琪同志离职休养后，仍以常人少有的毅力抱病工作，发挥余热。他曾就交通改革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国务院提出了《改革我国交通的管见》。他仍然十分关心交通系统的教育事业，并先后被上海华东师大、西安公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组织编写了《中国公路交通史》讲义，热情关心并积极支持《公路运输经济学》一书的编写出版工作，丰富并提高了交通理论和实践知识。为了弘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精神，他参与发起并主持了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的活动，并亲自撰写了《交通运输地理学》教材。
潘琪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种坚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在逝世前两个月，还给地方交通部门的一位同志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长信，说：“我的身和心，都已交给了公路”，愿“为中国的公路事业站好最后一班岗”。潘琪同志完全实现了他的誓言。他对中国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潘琪同志思想敏锐，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断进取。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才华，而且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潘琪同志具有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为人正派，坚持原则，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爱护干部，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受到他们的好评和爱戴，是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