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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6-05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借得东风好撑船——浙江省农业全程科技服务体系侧记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借得东风好撑船
——浙江省农业全程科技服务体系侧记
新华社记者 吴克强 慎海雄
近几年浙江省组织的1000多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全程科技服务组织,为浙江的农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希冀。
“斗米斤鸡”引起的震撼
1983年初,余杭县一批养鸡专业户办起了19家养鸡场,供销、金融、物资等部门为了扶持这些养鸡场倾注了大量心血,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然而,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老太太养鸡法”,靠一把谷子一把糠喂鸡,往往四五斤料才长一斤鸡肉。饲养成本高,加上缺乏科学的防疫措施,雏鸡成活率一般不到10%。全县19个养鸡场经营不满3年,却已个个亏空,濒临倒闭。
为改变这种“斗米斤鸡,九雏一生”的状况,余杭县科委牵头,把有关兽医、饲养技术以及供销、物资、饲料等20家单位与养鸡场“绑”在一起,组成了科技型养鸡联合服务体,举办养鸡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快速养鸡法和畜禽防疫知识。
余杭县农民养鸡随即出现了周期短、长肉快、用料省、成本低的新气象。一度奄奄一息的19个养鸡场“起死回生”,在养鸡联合服务体成立当年就扭亏为盈。
目前,快速养鸡法推广到全国7个省(市)、浙江的89个县(区)。仅浙江省推广快速养鸡法就已创产值1亿元以上,农民获利2000万元,有20%的养鸡专业户年收入超万元。
余杭县建立科技型养鸡联合服务体,是浙江省农业全程科技服务体系的缩影。
浙江省科技、农业等部门把一大批吃“公粮”的农业技术人员从机关事务中解脱出来,下村驻户为农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并和供销、外贸等部门相配合,完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同时大力扶持农民自我服务科技组织,建立起以科技贯穿全程的服务体系。
“八仙”是怎样“过海”的
科技型全程服务体系该走什么路?3年多的实践作出的答案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因地制宜,能“官办”就“官办”,能“民办”则“民办”。
据调查,全省1000多个科技型全程服务组织大致有这几种形式:以农村能工巧匠为主体的民办技术辅导型,以企业为龙头、专业户相协作的厂户联营型,向农民提供系列化技术服务的专业公司有偿服务型,专业户自愿联合的自我服务型,以及从行政事业单位转化过来的行政转轨型。
位于东海之滨的慈溪市,是我国著名的养蜂基地。这里目前已建立了7个蜂业生产全程科技服务机构,其中既有养蜂户自愿组织、自我服务的养蜂协会、养蜂联合体,又有“官”办的养蜂管理站、蜂产品研究所、良种繁育场、蜂业公司等。全市蜂业生产形成了科研、生产、管理相结合,产、供、销、加工一体化的新格局,蜂产量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去年蜂业总产值达5487.9万元,比上年增长8.2%。
去年,温州市的农业科技人员在全市推行了水稻风险承包。农技部门同20多万户农民签定了承包合同,规定了当年要达到的粮食产量,超奖欠罚。农户只要按每亩粮田交2—5元钱,插上秧苗后就可“洗手不干”,只等收割时再忙一阵。育秧护苗、灌水施肥、治虫除草等所有田间管理工作均由农技推广中心包了下来。去年一年实行的结果,全市参加投包的农户因粮食增产而获利3800多万元,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除有一个区承包后歉收被罚1.5万元外,共获超产奖励60多万元,缓解了农技部门长期存在的“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矛盾,双方皆大欢喜。

“部长郎中”的风采——共产党员朱斯龙义务行医的事迹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部长郎中”的风采
——共产党员朱斯龙义务行医的事迹
余清楚 刘会昌
朱斯龙,南昌市政协副主席,刚刚卸去南昌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他利用祖传医技,业余时间义务行医,治愈数以千计的疑难重症患者,“部长郎中”的美名不胫而走。
1983年6月,朱斯龙创办农工中草药门诊部。每星期一、三、五晚上夜诊,除非因公离开南昌,一直是风雨无阻,寒暑不断。常常是晚上7点半开始门诊,到深夜二、三点才回家。
有人劝他安排几个下午门诊,他说:“在我退休之前,决不占用工作时间行医。”
按规定,特约医师可以从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代诊费”。朱斯龙夜诊近7年,“代诊费”不下于4万元。他大数不取,小数不要,只看病,不收钱。
按卫生部门规定,接触传染病的医师每月可领25元的营养补助费。朱斯龙不肯领,门诊部“偷偷”为他代存起来。此事被朱斯龙发觉,他劝门诊部不要存。但门诊部不过意,三次硬塞给他存折。6年多来他应得夜班补贴费1200元,也分文不取。
朱斯龙妙手回春,治愈过很多濒临死亡的病人。有的病人为了感激“部长郎中”,想方设法送钱、送礼物给朱斯龙。他偏是个“不近人情”的倔脾气,送礼者一律拒之门外。他常常告诫家人:“病人患病,本来就很痛苦艰难,都是靠工资吃饭的,他们从生活费用中抠出点钱来送礼,我们如果收下这个礼,问心有愧啊。”
1987年3月,一位在天津工作的江西籍女青年患重症肝炎,已被多家大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便抱病还乡,预备后事。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朱斯龙的事迹,便来南昌找他治病。半年之后,这位女青年奇迹般恢复了健康。一年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夫妻俩千里迢迢从天津赶来感谢朱斯龙,带来了许多高档礼物。朱斯龙谢绝了他们带来的礼品,抱起小女孩,看到康复的女青年,高兴地笑了。
朱斯龙治疑难病症的名气大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甚至国外一些地方的人纷纷来函索药方。老朱总是不厌其烦,一一回复,碰到缺几味药的时候,他便把药配好寄去。一位患者用“无私医德、高风亮节”来称赞他。
1989年,江西省委授予朱斯龙“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说:“任何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为民造福之责,绝无为己谋私之权。”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试领风骚——广西科技出版社创业略记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试领风骚
——广西科技出版社创业略记
本报记者 郑盛丰
年轻的广西科技出版社创造的业绩耐人寻味:全社仅33人,1989年出书202种。出版社成立1年多来,没有出版过一本坏书,因此受到中国出版协会表扬,为读书界所赞赏。
稳定与效益
广西科技出版社1989年5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但它生不逢时。那时,书籍市场已是一片“积压”声。
曾在大学教授过自然辩证法课程的社长张兴强,冷静地确定了出版社的工作方针:着眼大局,稳定第一;没有稳定,就没有效益;不利于稳定,有害于读者的书,赚钱再多,也不出版;所有不稳定因素,必须消除在出版之前。
一本《女性性科学》,本是严肃科学书籍,日本已印刷47次,广西科技出版社已将译著印出5万册,只要交付书店,定能赚钱。但考虑到书摊上已满目“性”书,考虑到我们的文化、国情和读者的阅读心理,出版社主动决定:暂停发行。
一位国外著名学者论述理性和自由的译著,已付型上版。去年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出版社自行检查,感到书中有些内容于稳定无益,决定拆版不印。
这样拆版停发,出版社不是赔了吗?
这家出版社的理解是:若因出版一本没把握甚至有问题的书,带来社会不稳定,那才是最大的赔!
胆识与牌子
由杨振宁博士担任首席顾问的《当代中华科学英才》系列丛书,由广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他们的想法是:别人尽力争捞“票子”时,我们要先努力在读者心中建起精神文明的大厦。我国科学界英才辈出,要为他们树碑立传,激励世人,留芳史册。纵然赔本,也要出版这套丛书。
第一批包括32位科学家的传记出版选题落实了,都是中青年科学家,每人一册,封面上赫然印上该科学家的主要成就和导师名字。
这种丛书像链条,随着著名科学家不断涌现,丛书选题也层出不穷。而不断与这些科学英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广西科技出版社的形象和牌子也就逐渐“高大”起来,这是意想不到的“效益”。
着眼于此,广西科技出版社还主动担负了另一个大型工程:决定出版长达11卷500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
立足当地 服务现实
地方出版社的生命之花,应植根于现实大地中。广西科技出版社出书,并不光是着眼于“创牌子”,只是盯着“高层次”。该社的大多数出版物,是为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的。地方需要,不能赚钱甚至赔本的书,也出版。如对广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论红水河开发》、《石山地区开发》等就是。
虽影响不大,但为社会所喜爱,兼有社会和经济效益的书,也积极出版。如达500万字的农村卫生实用丛书,比过去的赤脚医生类书更科学,比艰深的医学论著更易懂,因而解除了乡村医生的苦恼。图文并茂的农作物栽培管理丛书,针对性较强的农村职业教育丛书,融会古今娓娓道来的家庭教育丛书,也相继问世。
广西科技出版社认为,为地方和现实服务,出版路子是很宽广的。例如,有选择地把一些全国性的规范化工具书,根据区域文化和地方特点加以移植消化,刊印发行,就能赋予它地方化的生命力。一册《小学词语手册》,就是该社根据广西的方言用语特点,借鉴改编的。出版之后,大受欢迎。

丝绸之路上的盗宝者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丝绸之路上的盗宝者
李济英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起伏的沙丘宛如凝结的巨浪向碧穹延伸。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经过这壮伟瀚海。
丝绸之路的开拓,可以追溯到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也许更加悠久。纪元前400年,古希腊人史泰斯的著作中,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地。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进一步打开丝绸之路,几个世纪中沟通着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华夏帝国。唐代,丝绸之路进入了黄金时代。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沿着丝绸之路,各族人民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永恒的贡献。
但是,随着唐代的衰微,商队罕至,绿洲被废弃,古城被流沙堙没。到了明代,又关闭了西去的大门,从此,丝路杳无人迹。无数文化珍宝被塔克拉玛干腾空而起的沙暴掩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盗宝者劫掠了这被埋藏着的文化珍宝,凡是他们见到的,都要掠夺干净,成百箱地盗走绮丽的壁画,成万卷地劫去无价的文稿;带不走的他们就破坏,就践踏。历史将永远记载着强盗们的罪行。
文化典籍的劫掠者
历史记载着丝绸之路上那些主要盗宝者的名字,他们是: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海定、德国的范莱考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俄国的奥勃鲁切夫、利兹洛夫和鄂登堡,还有美国的华尔纳。
斯坦因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盗宝活动历时10多年,前后4次,盗走数以万计中国古代文献、丝绢绘画,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他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前不久,开始他的罪恶活动的。
敦煌莫高窟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又名鸣沙石室。约在公元11世纪初,人们为了避乱,将近5万件宗教经卷、世俗文书、经幡绘画匿于秘洞之中,而后事主不知所终,藏经洞遂成千古之谜。不幸的是,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前80天,当时定居莫高窟的王圆篆道士雇用的抄经人清扫洞中的沙子,无意中发现第16窟甬道北壁是空的。当晚王道士偷偷挖开墙壁,打开藏经洞,发现了秘密。
1907年5月,斯坦因伪装玄奘的信徒,从遥远的印度来到敦煌,骗得王道士的信任,为他打开石室。斯坦因写道:“这所小屋里展现的情景使我大开眼界,在道士幽暗的灯光下,依稀可辨大量的,但是又是杂乱无章地堆积着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大约10英尺。”他挑走了经卷和文书,多达24箱。他窃走了神幡、经幢上的精美绝伦的绘画,无论是刺绣,还是绢画,全部掠走,装满整整5大箱。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向王道士提供捐助为诱饵,4月的一天他也被引进密室。他说:“我惊得呆若木鸡。”他于是藏身密室长达3周,在昏暗的烛光下,精选手稿。他“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功底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石室中的全部菁华。
一个世纪以前,日本人到我国西北“探险”的历史要比法国、美国更早些。除去福岛安、日野强等人的掠夺之外,最重要的是大谷光瑞的三次盗窃活动了。
1902年他组织了第一个“探险队”,走遍了丝绸之路的北线,盗走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的许多精美壁画。
1908年他组织的第二个“探险队”,成员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这两个人根本不是考古工作者,而是日本海军、陆军军官。他们踏遍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沿途重镇,疯狂地砸碎许多彩色泥塑。1909年大谷组织了第三个“探险队”,连续4年到丝路掠夺珍宝。1912年他们在敦煌滞留8周,从王道士手中搞到大批经卷,匿于新塑泥像中,偷运出境。
大谷攫取的文物很多,仅收藏在龙谷大学的文书就编了7000多号。他还因经济拮据,贩卖了大批文物,文书中多为汉文,而回鹘、梵、藏、西夏、蒙古、窣利、于阗、焉耆和龟兹文的也不少。这些是研究西域各族文化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在劫掠我国文化典籍者中,还必须提及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他早在1905年就赶到敦煌,用俄国蜡烛从王道士那里骗到大量文书,包括几个朝代、10多个民族的,以致我国研究窣利文遗书,不得不到苏联去找。
更贪婪的是俄国人鄂登堡。他数次进敦煌,单在1914年,他就盗走大批典籍文书。他还从伯兹克里克千佛洞剥走大量壁画,装了100多箱。他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墓群干尸身上,割取华美的丝绸。1915年他取道喀什出境,用45匹骆驼满载壁画和其他珍宝扬长而去,其中丝织艺术精品就有150余方,壁画500余幅。被俄国人盗走的文献半个多世纪来没有人整理,以致无法进行研究。
艺术殿堂的毁灭者
德国盗宝者范莱考克毁灭了我国丝绸之路上的两座艺术殿堂。它们是丝路北线上的伯兹克里克石窟和克孜尔石窟的寺庙。
1904年,范莱考克来到新疆,在吐鲁番东北,他发现伯兹克里克石窟。石窟南端的古庙被沙石掩盖。当他登上沙堆,沙石滑落,蓦地看见露出的墙壁上光彩夺目的壁画。“画是那样鲜明,好像艺术家们刚刚完成似的。”他把这座艺术宫殿的壁画全部剥离,经过12个月的旅程,运到柏林。
范莱考克毁灭的另一个艺术殿堂在克孜尔遗址。当他看到庙宇中的壁画时说:“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土耳其斯坦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最优秀的壁画。”这里的艺术家大量使用了光辉灿烂的蓝色颜料,使华丽的壁画光彩四溢。这种珍贵的颜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深受艺术家的喜爱,其价值倍于黄金。克孜尔庙宇的艺术珍宝都是公元658年前的作品,却被范莱考克洗劫一空。
1920年,敦煌莫高窟也遭到一场浩劫,那是白俄残匪干的。十月革命后,数百名白俄残匪窜入我国,被当地政府拘留。愚昧昏庸的当局竟以敦煌洞窟做他们的拘留地。这批匪徒冲着文化宝库恣意发泄,在珍贵的壁画上胡乱涂抹,在洞窟里生火做饭,浓黑的油烟严重污损了大批壁画。
美国人到敦煌掠宝,比其他同伙较迟。1923年美国才派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华尔纳来华。他见到石窟的壁画时说:“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别无可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渡重洋,横越两大洲。”究竟为什么呢?他自供道:“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他使用特殊的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窟的26方壁画,其中包括表现佛教东传的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人的壁画。他还盗走了两尊精美的塑像,其中之一是半跪式的供养菩萨,使华尔纳主持的小小的福格博物馆名噪海外。
1936年,英国人巴慎思窜进敦煌盗窃壁画,立即被警觉的群众发现,人赃俱获,被逐出国境。这是西方盗宝者劫掠敦煌文物的最后一幕。
被盗走的珍宝的价值
这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纸张传入西方的物证落在斯坦因手中。他在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8封用窣利语写在纸上的书信。窣利人善经商,来自中亚与汉贸易,发回私人信件,喜用当时新发明的纸为书写材料,用这种方式将纸张传入西方。
同样的,被斯坦因窃走的金刚经,是人类文化史上已知的最早的印刷品。经卷上不单记有委托印刷人王玠的姓名,而且还记有确切的印刷日期,为唐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5月11日。
斯坦因还盗走裹尸的丝绸,上面既有中国典型的图案,又有中东传统的花纹。从碑文日期上可以大致推断每块丝绸织造的年代。如果按年代排起来,这不就是一部古丝绸织造艺术史吗?
音乐交流的史料不少落于日本人手中。
在敦煌,有秦代古迹,汉朝城堡,莫高窟的壁画、塑像,还有藏经洞的近5万件文书和丝绣、绢画艺术。它们涉及公元4世纪到1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民俗、科技、医药、中外关系等许多方面。但是,由于丝绸之路上盗宝者的活动,致使藏经洞遗书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在中国仅藏有1万多件,且都是劫掠者的剩余,而不是精品;英国藏有1.5万件,还有大量彩绘的经幡、佛幢,上面绘有精美绝伦的绢画,都有千年的历史;法国藏有六七千件,均为伯希和选出的精品;俄国藏约万件以上;日本收藏很多,不少无价的艺术珍品不知去向,以致总数无法统计。这给各国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如果你想看一看现存的每一件珍品的话,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
很多无价的艺术珍宝却永不复再现于人间了。范莱考克从伯兹克里克盗走的28幅巨大的壁画,是整个中亚最华美的珍品,在1943年至1945年间,盟军轰炸柏林时,全部化为灰烬。石窟佛堂墙壁上的空白,永远记载着盗宝者的罪孽。被范莱考克盗走的620幅壁画,不复存于天地间的就有300幅;290尊泥塑中的100多尊也已化为尘埃。
值得庆幸的是,敦煌学这门国际显学在我国取得重要进展,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去年,在英国有关单位和学者的支持下,我国专家首次系统地拍摄了珍藏在英国的敦煌遗书、经幢绢画,其中有许多是未曾发表过的珍品。专家们汇集了佛经以外部分编辑了大型图册《英藏敦煌文献》,这是国际合作研究丝绸之路瑰宝的良好开端。
           (原载《中国教育报》,本报有删节)

图片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小学50名少先队员成立了“红领巾绿化监督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让小树和我一起长大”活动,为街道的树木浇水、施肥、灭虫、锄草,使这条街上的千株树木长年郁郁葱葱。图为红领巾绿化监督队正在管理苗木。
李铁成摄

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争气歌——记“试管山羊之父”旭日干博士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留学归来

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争气歌
——记“试管山羊之父”旭日干博士
郑庆东 汤计 凌广志
1984年3月,在日本国的科学城筑波,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只体外授精的试管山羊。培育这只试管山羊的,是来自中国的一位蒙古族访问学者,名叫旭日干。
旭日干回到中国后,又陆续培养成功了试管羊和试管牛,捷足先登地摘取了生物工程领域的桂冠。他回国后的第二天,就写了建立实验动物研究中心的请示报告。报告呈送有关部门后仅十几天,120万元经费就批下来了。“中心”正式成立了,旭日干出任主任,内蒙古大学还选拔了6名优秀人才做他的助手。
旭日干在日本虽解开了家畜体外受精这道难题,但成功率只有45%。为增强体外受精的稳定性,他和助手们试验了500多个牛、羊卵巢的4000多枚卵子,前后共做了62次试验,可3个月过去了,体外受精的稳定性这一难关仍然是久攻不克。
一连好几个月,旭日干吃住在实验室。有一天深夜,当第78次用另一种方法处理绵羊的精子后,旭日干在显微镜下,清楚地看到一个个获得足够能量的精子,甩着亮晶晶的光鞭,向卵子冲去,体外受精的成功率已达95%以上。
冬去春来,眨眼又是两年。旭日干和他的助手们,在试管绵羊和试管牛试验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从刚刚屠宰的母羊和母牛身上提取卵母细胞,培养出成熟卵子,使其在体外条件下受精和发育后,再移植到活着的母羊和母牛体内。胚胎体外的保存时间也由过去的30小时,延长到半个月。10只受胎母羊经过5个月的妊娠,就要“喜得贵子”了。
1989年3月9日,是试管羊出生的预产期。塞外的夜晚,春寒料峭。闻讯而来的记者们,穿着大衣还冷得不停地走动,而身穿白大褂,上身只套了一件毛衣的旭日干,额头上却渗出了汗珠。他蹲在地上,手里拿着照相机,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要把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记录下来。为了这一时刻,他拚搏了整整5个年头。
凌晨1时59分,随着“咩——”的一声叫唤,我国的第一胎试管绵羊降生了。旭日干用颤抖的双手接下这只小羊。母羊一点一点舔去了小羊身上的羊水,可爱的羊羔颤颤巍巍地站立起来。给羊羔称完体重,旭日干急匆匆进入实验室,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激动地告诉一直等候喜讯、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生了,生下来了,5.3公斤!”这时,一直尾随在旭日干身后的记者们,听到话筒里传来一阵抽泣声。
5个月之后,第一胎中国牌的试管牛也在期待中出世。接着,又有2头试管牛、10只试管羊相继诞生。这些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一跃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旭日干多次对助手说:“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挺直自己的脊梁!”
为了使这一蓝图早日在中国变成现实,旭日干倾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心血。回国后,他从未休息过一个整天,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左右。他白天做试验、讲课,晚上备课、查资料、写论文、处理行政事务。他妻子说:“你可以拿走他心爱的东西,就是不能占用他的一丁点时间。”助手们见他那样累就劝他说:“旭老师,许多试验我们都能做了,你还这样操心,难道信不过我们?”旭日干说:“搞生命科学研究,到60岁以后会手抖、眼花。我的时间不多了,让我多干点吧。”
长期超负荷劳作,使旭日干的体质越来越差,胃部时常产生痉挛性疼痛,体重下降了10公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赵志宏听说旭日干身体有病,立即打电话为他联系医院和大夫。他打电话给旭日干:“你不属于个人,你属于党和国家,必须停止工作住院治病。”
旭日干这次不能拒绝了。可是,除检查、治疗、输液他赶去医院外,其他时间仍没离开过研究中心。安排了4个月的病床,他却一天也没住过。
一些国家多次高薪邀请旭日干到他们那里工作,都被他一一谢绝了:“把我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祖国,这是我唯一的心愿。舍此,我别无所求!”
祖国对旭日干寄予了厚望。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授予他特别贡献奖。接着,他又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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