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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几个问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几个问题
  文锦
判断生产关系的优劣,关键是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就某时期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判断生产关系的优劣。
面对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物质生活上存在的差距,有些人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现实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比我国生产力发达,那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呢?
上述说法,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观点理解成这样: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力现实水平高低就决定了建立其上的生产关系的优劣。生产力现实水平高,生产关系就优,低就劣。以这种标准来简单地判断生产关系的优劣,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纵观历史,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它们开始建立时候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都远远没有这些制度崩溃时候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岂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旧有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先进。如果这样,那么这些生产关系理应一经建立,便将永恒存在下去,可在历史上它们都相继崩溃了。显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当然,判断生产关系的优劣,也是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封建社会获得的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应当说是封建制度优越于奴隶制度的表现。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更是如此。但是,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在其一定阶段所创造的相对于前社会形态更高的生产力水平,都是由于它们打破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在其一定阶段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里的关键是要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是促进作用大,还是阻碍作用大?一般说来,凡能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好发展的新生产关系就是优越的;而那些束缚、阻碍生产力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的旧生产关系便是日暮途穷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萌发的。早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就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十六世纪爆发了最早的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标志着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进入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后经过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各主要国家才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占居了统治地位,前后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加上它的萌芽期差不多五六百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机器大工业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初期,生产力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十八世纪30年代纺纱机的发明,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随着蒸汽机应用的扩大,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出现,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才成为第一个机器大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完成产业革命,英国花了100多年,法国用了八九十年,德国在获得法国赔款50亿法郎的条件下用了六七十年,日本完成产业革命主要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10年。正是在产业革命完成以后,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了生产力惊人的发展,它较之封建社会的优越性才得以充分显示。所有这些都证明,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都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实现的。
今天,我们在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在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时,同样需要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制度中产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蒋介石留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样的烂摊子上开始起步的。4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万多亿元。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建国前近百年积累的126倍。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4万多亿元,是建国初期的12倍。钢产量已从1949年不及美国的1%,上升为世界第四位。我国的谷物、棉花、肉类和煤的产量跃居为世界前列。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超导研究的进展,原子弹、氢弹的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40年来,特别是改革10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更有长足的进步。从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3%。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应指标为4.6%,发展中国家仅为7%。从1979—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6%。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事实,是我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的证明。
旧的生产关系可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并不能完全制止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还在发展,它的生产关系就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发生阻碍作用。
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一些人觉得很难理解:既然它已是个障碍,为什么那里的生产力还在发展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对“阻碍”一词的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阻碍”,是指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是说生产关系可以把生产力的车轮嘎然止住。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从来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仅如此,随着人类认识和应用自然规律能力的增强,必然会创造出越来越先进的生产工具,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从而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个逐渐加快的趋势。列宁说:“资本主义停滞倾向,并不排除其迅速发展。”道理也在于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所以发展快,还有其具体原因。首先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高了原有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开拓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行业,使社会再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扩大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新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大大提高了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据统计,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有80%以上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有80%以上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而达到的。这里应当注意到,战后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发生新的革命,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由各门基础科学的重大成就准备起来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赋予经济发展的潜力,还会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其次是,基于内外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生产关系在它本身的范围内也作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如从独资企业发展到股份公司,由普通的股份公司发展到私人垄断,从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特别是战后空前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保证垄断组织获得高额利润,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社会生产,开拓国内外市场,缓和阶级矛盾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缓和这些矛盾的同时,也发展了资本主义所不能克服的生产社会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这个基本矛盾,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还应当看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因而具有很大的暂时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刺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有的作用明显减弱,有的正在失灵,有的已经走向它的反面。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渡过1980—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势头已减弱,下一次衰退不可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垄断组织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美国、日本、西欧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加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加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外债超过一万亿美元,每年要付出上千亿美元的利息。加上国际原料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竞相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会作出新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其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这一历史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诸如资源、人口、历史条件、原有生产力基础、国际环境、外部投入等多种非制度因素的制约。抛开这些因素而孤立讨论制度,也会流于偏颇。
有的人在进行两种制度对比时,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怀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往往把社会制度当成是唯一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排除了其它非社会制度因素对生产力所发生的影响。
不可否认,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制度是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还会受到诸如资源、人口、原有生产力基础、国际环境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往往是我们无法随意选择的。
那么,我们的共和国获得的原有生产力基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1949年,原钢产量,美国是7074万吨,而中国只有15.8万吨。同年,发电量,美国已达3450.6亿度,日本为409.7亿度,而中国只有43亿度。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以1950年美元计算,英国在1765—1785年间已达227美元,美国在1834—1843年间已达474美元,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最初几年(1874—1879)也达到74美元,而我国解放前夕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50美元。
除了起点低,底子薄,人口、资源也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有的朋友会说,“我国不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吗?”不错,我国地也大、物也博、资源也丰富,但那是指总量而言。如果按人均拥有量来计算,就不能笼统这样讲。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足1.5亩,远远低于世界人均5.5亩的水平。我国的淡水资源人均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森林人均拥有量更是世界最低水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还会加剧这方面的矛盾。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资源的相对短缺,已经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谈到这里,有人会问:“亚洲四小”当初起点也不高,而且也是人口密度高,资源缺乏,为什么经济发展那么快呢?
亚洲“四小”的发展各有其特殊的条件。二次大战后,美国把南朝鲜和台湾作为“东方前哨”,对它们大加扶植。仅1959—1981年南朝鲜就获得外国援助和资金284亿美元,人均700美元。截止1984年,台湾接受的经济援助、贷款和直接投资额达140亿美元,人均730美元。大量外资的流入,起到了输血作用,为其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还以优惠关税为南朝鲜、台湾的商品倾销大开自己的市场大门,使它们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市场。
我国的经济建设,前30年,是在西方大国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进行的,基本上没有外资可以利用。改革开放10年,引进了一些外资,但是就人均占有数量看,不过几十美元。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海、苏南地区的工业产值同解放初期相比,都是增长了几十倍。
这些都说明,历史的、外部的条件,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把我国同发达国家作对比时,决不应抛开这些重要的因素而作出偏颇的结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但这不等于说它一建立就是完善的,同时由于缺乏现成的历史经验,这中间出现失误和曲折是难免的。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自觉地改革和调整,这正是它永葆生命力的优越性的表现。
现在有些青年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那为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出现曲折?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太理想?为什么还要对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
回答这个问题,要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我们知道,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我们不能期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就非常完备。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大国搞社会主义,更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中摸索前进。我们有理由要求失误更少一些,损失更小一些,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付出一定的代价,经过某些曲折,总是难免的。不仅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要经过曲折,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之分。根本制度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具体制度是根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只有好的根本制度,而没有合理的具体制度,社会生产力也是不能很好发展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致力于政治的经济的体制改革。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在50年代初期,我们采取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种经济模式的确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对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确也存在很大弊端。主要是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公有制形式过分单一,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早在5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注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破坏,这方面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开始进行了认真的改革,短短10年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只要我们寻求到较好的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两对矛盾存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始终,因而改革也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始终。因此,改革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它也是一个过程。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永葆自己的青春活力,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做不到的。
当然,这些年之所以发展不理想,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就是工作上有些失误,主要是经济发展上的急于求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求纯,以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此外,封建残余和小农经济对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这些都是导致经济发展不理想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不但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相反恰恰是违背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后果。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今天,我们的党,我国人民,已经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近几年,我们进一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根本教训。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我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十三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牢固树立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认真克服建设急于求成、改革急于求成、治理整顿急于求成的思想。这些都说明,我们已经从实践中逐步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我们完全有可能更好地前进,消极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的。
回顾历史,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100年多来,共产主义从一个“幽灵”变成了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运动。这是多么长足的进步。今天虽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这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和小小礁石,终究不能阻挡一江春水滚滚东流。对于社会主义理想,我们应当充满执著的追求和必胜的信念。江泽民同志在建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取得最后的胜利。对祖国光辉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消费经济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消费模式选择》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消费经济研究的新成果
——《中国消费模式选择》
  韩育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消费模式选择》(作者杨圣明),是我国研究和论述消费模式问题的专著。作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理论,对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本质,狭义消费模式和广义消费模式的基本内容,以及消费运行中的收入机制、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索和较全面的阐述。作者对我国消费体制改革问题,也谈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作者认为,消费模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消费模式是指消费体制的基本属性和主体原则的组合体,而广义消费模式除包括消费体制外,还包括消费发展,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运行机制等诸多内容。作者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传统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一种消费模式,本书则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三种消费模式可供选择,即分散化的高消费模式,集权型的低消费模式和分权型的适度消费模式。作者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只能选择分权型的适度消费模式。
消费体制问题是以往消费著作尚未涉足的处女地。本书首次提出了消费体制及其改革的理论和对策。所谓消费体制是指消费领域和消费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其可操作形式。书中概述了我国消费体制演进的过程和阶段,分析了消费体制的四种类型,指明了目前消费体制的利弊以及消费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出了消费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作者认为,我国未来的消费模式应该具有国家、企业和个人多层次的消费决策体系,企业和个人有较多的消费决策权和自主权;具有计划、市场、法律相结合的调节体系,消费将更多地依赖市场,受市场调节,人民生活将由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型转向开放式的商品经济型;消费领域中的各种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将达到优化组合,消费者权益将受到切实的保护;具有一套完整的运行自如的消费者组织,形成消费教育、消费引导的网络;消费形式和消费方式多样化,生活丰富多彩。
消费水平是反映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目前国家统计局计算的消费水平是指人均个人消费基金。作者在肯定这种消费水平计算的前提下,又提出了两种涵义的消费水平。其一,人均消费基金(个人消费基金与社会集体消费基金之和);其二,人均劳动福利基金(消费基金与消费性积累之和)。这两种涵义的消费水平都有现实意义。前者不仅反映居民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状况,而且表现着社会集体消费的面貌;而后者则反映全体劳动者从劳动总成果中取得的福利水平,其中包括从非生产性或消费性积累中得到的实惠。三种涵义的消费水平分别使用或综合使用,将会更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
在消费结构的类型和我国消费结构的特点等问题上,作者提出了颇有启发的观点。书中指出,按消费的规模或范围,可划分为宏观消费结构与微观消费结构;按消费的目的或效果,可划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消费结构;按消费的主体,可划分为居民消费结构与社会集体消费结构;按消费形式,可划分为吃、穿、用、住、行、医等各种消费形式结构;按消费对象,可划分为消费品消费结构与劳务消费结构;按消费计量尺度,可划分为实物消费结构与价值消费结构;按消费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饥寒型消费结构、温饱型消费结构、小康型消费结构和富裕型消费结构。
消费运行机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作者对消费机制没有进行逐一论述,而是着重分析了消费运行中的收入机制、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作者借鉴了西方的研究成果,用以分析我国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认为我国仍处于收入决定消费的阶段。作者提出,必须重申稳定物价的方针,保持价格与收入的对称性,经常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估量居民对价格上升的承受能力,适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国消费模式选择》这部著作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例如,书中对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论述比较薄弱,对微观消费的分析尚不充分。虽然如此,这本书仍然标志着我国消费经济研究的新进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的消费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