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4-08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中原父老已铭记［报告文学］
王英琦
深秋了。田野上的庄稼丹朱明黄，若彩若艳。我好像来到江南稻花溢香的水乡，仿佛走进北国五谷丰登的沃野……
但知觉明明白白地在提醒我，我的双脚此刻正踏在昨日的黄泛区，昨日的那“一代忠臣”焦裕禄壮志未酬身先瘁的土地上。
这曾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呵！
问问蛰伏在它身旁的那条千古长流的黄河吧——这是你么，我的祖国版图上曾历经劫难的中原大地？
一
在中原大地，在黄泛区，在曾经多灾多难的封丘县（比著名的兰考还苦），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科学院，提起土壤队。人们动情地向我讲叙着、历数着一群在风沙盐碱地上跌打滚爬了３０多年的农业功臣们的丰功伟绩。
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
这是他们么？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个黝黑的面庞。浑身的泥土味和风霜气，使他们看上去同当地农民毫无二致，平凡得就像秋天田野上的红高粱。
在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研究站，矮矮黑黑的研究站站长傅积平，拿出一篓在他们的试验田里种出的苹果请我尝尝，我咬了一口，鲜甜鲜甜，甜透了心……
而这，正是昔日那片兔子不拉屎耗子不打洞的盐碱地上长出来的果实！
我的采访，就从这儿开始。
二
历史的车轮倒转３３年。
公元１９５６年秋。一阵沉重的卡车轮胎声碾碎了千里盐碱地的古寂。
热血沸腾地，从车上跳下来一群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是受命于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提前半年从全国农学院毕业的１００名大学生。他们组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黄河中下游灌区土壤调查队。
傅积平就是这１００个人中的一位。
然而，年轻的傅积平们断不曾料到迎接他们的竟是这般酷厉的情景：
硕大无边的盐碱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刺人的白光，除了几根悲壮的红荆条在凛冽的秋风中做最后的挣扎外，再没有生物，没有生命，有的只是史前期般的蛮荒和死寂。
热血，凝固了。几位年轻的姑娘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比这更惨的还有当地人民。
按说解放已好几年了，可是从盐碱上取食的人民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牲口饿死了，女人们饿得不生育，男人们饿得干不动活。当时政府救济这里每人每月１２斤粗粮。
傅积平永生难忘这样悲惨的一幕：
那年冬天，他去老乡家找水喝。进屋后愣住了。老乡家一家人正饿肚子，围坐在麦秸堆里冻得瑟瑟发抖。旁边一只破瓢，用线补了又补……
辛酸的泪，止不住从他男子汉的眼中扑籁籁而下。也正是从这时起，傅积平发誓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盐碱地，献给盐碱地上苦难的人民。
这一干就是３３年。
３３年中，他扑下身子和同志们及当地老乡，采用井灌井排、放淤压碱、合理施肥等综合措施，硬是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把昔日“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盐碱窝，变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米粮乡。
仅以封丘县为例，１９６３年全县的粮食总产才６４７９万斤，人均占有粮不足１８５斤。而到１９８７年，粮食总产已达５７１７６万斤，人均占有粮１０１４斤。
亩产过千斤，在这里早不是神话，人均年收入达８００元更不是天方夜谭。
中原父老富了。傅积平欣慰地笑了——他实现了自己的初衷，他没有愧对中原父老。但他却从一个毛头小伙儿，变成了一个华发早生的小老头，而且落下了一身的病：声带息肉、腰椎病、纤维瘤……就在我采访当儿，傅积平的爱人来了长途电话。他们小儿子的工作问题至今尚无着落，希望傅积平能抽空回去一次。傅积平疚然地对我说：“我长年在外，从来不管孩子们的事。小儿子大学没考上，成了无业游民……”
“那你快回去吧。”我忙催他。
“不行呵，眼下正忙，我脱不开身。”他看我一眼，突然异样地笑了笑，接着说：“不瞒您说，中秋节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可是每年这个日子，我和爱人却总是天各一方遥相望，只能在心底里默默祈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现代牛郎织女啊，何时才有你的团圆日？
三
较之于当今那些过度物化了的女性，眼前的这位妇女——全国三八红旗手、著名的盐碱土专家俞仁培，似乎显得太“土”气了些，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时髦味。
柔和的灯光倾泻在她的脸上，她平静地诉说自己有如诉说别人。只是在偶尔抿成直线的嘴角上，透出一丝女性的聪慧和倔犟。
“５０年代的女同志，就像是‘超女人’。那时候，讲究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我们一批从大城市里来的娇小姐，硬是忘却了自己的性别，和男同胞一样‘浴血奋战’。白天，揣着窝窝头，奔走几十里去采样，测量数据；晚上，在煤油灯下化验样品，积累资料。即使在来例假的日子里，也照样玩命地干。长期的野外作业，把我们的衣服剥蚀得褴褛不堪，补丁摞补丁的。当地老百姓打趣地说我们：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科学院的。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实在没工夫照顾他们。他们需要我，盐碱地更需要我。那一年我大儿子刚满十个月，我就狠心把他扔在了上海娘家。说实话，看着孩子抓着小手不放我走时，我确实落泪了。天下的母亲，心都是肉长的，谁不心疼自己的亲骨肉呵！记得有一次过年，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一见两个儿子正在阳台上用萝卜干泡饭时，难过得抱住他们痛哭起来。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常常感到对不起儿子……”
“假如生命能有第二次，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你将干什么？”我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治盐碱！”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你不觉得失去的太多了吗？”我继续问。
“我是学土壤学的，看到盐碱地上的人民活得那么苦，我就想，这辈子活着治不了盐碱土，死了也要埋在这里。报效祖国和人民，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呵！我信奉缺憾美。人生正是有所失，才显得更悲壮美丽。”
这些属于哲人和诗人的语言，从她的口中说出，是那么的朴素，潜藏着一种内在的激情。
我在封丘研究站采访时，恰逢国际盐碱土动态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这里召开。作为东道国的主人俞仁培忙得像个阿庆嫂。
从俞仁培的口中我得知，中国盐碱土的综合治理在世界是第一流的。许多外国专家对中国把科学与生产实践结合得那么好感到惊叹。
我提出想去看看昔日盐碱地，俞仁培为难地摇摇头说：“现在想找一块像样的盐碱地不容易了。”听得出，惋惜声中更包含着自豪。
四
我在急切地等着一个人。采访已经过去六天五夜了。可是那个关键人物——那个被老乡和同志们亲切地称作“王老头”的人还没回来。
就是这老头，当年曾和其他老教授一起，带领着１００名大学生，在盐碱地上拉开了大干的序幕；
正是这老头，甩开膀子，和乡亲们一样百十来斤的大包、麦捆一扛一整天；
还是这老头，带领同志们历经艰难，取得有关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的科学数据达１００多万个。由他主持撰写的专著和论文集达四大本，共８０多万字……
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头呵！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等到了他。
尽管老人已是步入桑榆晚照之年的人了，可他身上却时时处处播撒着一种不老的朝气和迟暮的激情。
与他对话，更是一份痛快的享受。没有名人的虚骄，没有学者的威严，更无需防范和弯弯绕，有的只是一个老科学家秋霜烈日般的坦诚和直率。
“听说去年国务院负责人在北戴河邀请了全国１６名农业科学家，其中有您和傅积平站长，是么？”
“对。”老人朝我笑笑。
“就在那次会上，您老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是的。”老人淡然一笑：“我感到自己很不配。我是一个侥幸者，比起全国和我一样长期坚持在农业战线的同行，我做得还很不够。何况到了我这把年纪，功名和荣誉都看得很淡了。我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实实在在地为人民造点福，干点实事，这比任何表彰都更重要更有实际价值。”老人提高了嗓门，双目熠熠闪光，“知道吗？那次会议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在那次会上，党和国家第一次提出了要开发黄淮海平原的伟大号召。”
我希望老人说得详尽些。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冲积平原。它包括京、津、冀、鲁、豫、苏、皖五省二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３８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占２．７亿亩。仅据１９８３年统计，这一地区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７％和２１％。加之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若能把这一带开发成重要的粮棉基地，将对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老人的话，使我陷入沉思……
我知道，当今世界，粮食问题一直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我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严峻。
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上千万，而可耕地面积年年递减。泱泱大国，１１亿人口，到哪里要粮食去？
指望江南鱼米乡么？就那么巴掌大一点，单位产量一翻再翻，已达饱和状态。靠西北黄土坡么？那里水源枯竭，交通阻滞，自然条件太差。
天时地利，看来只有黄淮海平原最有潜力，最值得下大本钱。何况，这里的农业早已初具基础，早有一批献身于黄淮海的开拓者在这里干出了希望，干出了成绩。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明智而及时的，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大肥”，才在这里下了这个“国家级”的本钱。
“太棒了！”我为老人的话振奋了。
“你说，就我这身子骨，再干十年不成问题吧？”老人突然一脸严肃地问我。
“没问题，再干２０年也没问题！”
“真的？”老人顷刻笑得眉毛胡子乱成一团。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这个把一生献给土壤，保持着泥土般淳厚朴实的老人，这个永不服老永不退休的老人，名叫王遵亲。
五
西大村人总是难忘那噩梦般的昨日。
雪样白的盐碱地上，不是十种九不收，就是种一葫芦收两瓢。一块地里，往往大杂烩地种上好几个品种：小麦种不出，就播大麦，大麦收不着，再点黑豆……
年年岁岁，祖祖辈辈，盐皮刮了一层层，眼泪流了一茬茬，苦日子却像扎了根无穷无尽。
小小一个西大村，解放前的盐堆就达５００座！
吕成民老汉永远不会忘记，在他１１岁那年，因为饿，因为一个窝窝头，竟光着脚丫，赶了１００多里地去追哥哥。
或许因为苦得太狠了，西大村人才对科学种田和科学院的同志，倍觉亲切。
西大村人心中有杆秤，那上面斤斤两两都记着科学院土壤队的辛劳和汗水，功绩和成就。
是的，如今吃饭可以放开肚皮了，酱油、醋、白糖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了，就连手表、自行车、家用电器也不是啥稀罕物了……
但这一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那８００年不长苗的盐碱地，什么时候长满了庄稼？那饱含着西大村人血与泪的５００座盐堆，什么时候竟神奇地消失了呢？
从科学院的同志在西大村打第一眼井算起，整整２５个春秋过去了。２５年前那个难忘的秋天，西大村人第一次卖给国家５００斤余粮，从此结束了“吃遍天下粮”的苦日子，就开始与科学、与科学院的同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大村人至今不忘熊毅、席承藩二位老教授当年如何跟他们劲摽在一起，汗流在一块，拉犁锄地，春种秋收；
老支书吕思民至今难以忘怀，他和土壤队的蒋建敏、董汉章比试摔跤，硬是没摔过他俩；
村长许忠更是难忘，“文化大革命”中，土壤队的同志挨批挨斗，是他和一群青年人给土壤队的同志搬凳子、打扇子，陪着挨斗，跟着送饭；
别看荣老奶奶蹀躞着小脚，对事事物物已经发浑发懵了，可就是不忘科学院土壤队的同志住在她家时的廉洁作风。每月非要付给房租不算，岁暮年末时，还硬要塞给她一个红纸包，里面包的是一年中的零星蔬菜钱……
在西大村，我尽情地聆听着，感动着……
西大村人民、应举人民、封丘人民，整个中原父老都永远铭记着这群可敬的拓荒者的功绩。人民早已为他们在心中刻好了一座丰碑。这丰碑是那样嵯峨，那般灿烂辉煌，胜过人世间所有的文字，所有最华美的纪念馆和展览会！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大树里轶闻
马京生
这就是戈壁深处的大树里吗？
当我站在戈壁航天城大树里雷达测量站的办公楼前时，我乐了，这里远比我想象的好得多。
据创业者说，３０年前，航天城选点时，戈壁大漠野茫茫，风萧萧，“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只是将军们在光秃秃的戈壁上猛然发现这里顽强地长着一颗美丽的胡杨树，这儿才有了一个颇具生命力的名字大树里。当火车经过这儿时，这里被称为大树里火车站；当雷达测量站初建时，人们又称它为大树里站。如今这里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不仅蔬菜、猪肉自给有余，官兵们还自力更生修建了俱乐部、游泳池、洗澡堂、温室……远比我那一脑袋神秘莫测的大树里传说要美妙得多。
可不知为什么高大魁梧的赳赳武夫韩站长依然心事重重。他是个爽快人，无需多问，就呼吁我们要关心关心新一代事业型的航天人。原来，他发愁的居然是一个个挺帅的小伙儿们落入了“困难户”的行列。
为此，我大惑不解，要亲眼观光一下“内情”。
戈壁雄风
用韩站长的话说：“这叫戈壁雄风，全站数百名军人，只有十几个女性。连大树里养的１０００多只鸡，也大多是公鸡。”
这话我听了实在觉得新鲜，疑惑地看着这位高大的一站之长。他却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管辖的大树里主站、副站实地考察一番。
金秋１０月，戈壁滩的秋色过早地褪尽了，天上地下灰茫茫的一片。戈壁滩上没有路、没有人、没有车、没有树……丝毫不用担心汽车会和什么东西相撞，司机紧握方向盘，驾车急驶在高低不平的沙砾上。我的头时不时地撞在车顶篷上，真恨不得张开嘴，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才痛快。
韩站长瞧着我那狼狈样，笑了：“要不说你们女同志在这里呆不下去呢。大树里原来有一名年轻女军官，孩子年龄小，她每天要托人从航天城里带出两瓶牛奶来，于是她天天都要到大树里火车站去接那两瓶牛奶。有时带牛奶的人不认识她，牛奶也就一直坐火车到了终点站……”
“真不简单！一个大城市的姑娘像红柳一样在戈壁滩上开花结果……”也许是同性相怜，我总要不甘示弱地为娘子军说几句公道话。
韩站长淡然一笑：“今年，我们照顾她的实际困难，让她转业走了。”
我陷入了沉思。
北京吉普继续在沙海上颠簸，车窗外闪过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这儿跑的是随风滚动的沙粒，飞的只有驱赶黄沙的野风。在远远的戈壁尽头，是一片水雾腾生、碧波悠悠、海鸟飞翔、船儿漂荡的景象。汽车向梦一般的“海市”奔去，可总也到不了那美妙的绿洲。我失望了，大漠就是大漠，荒寂而苍凉。那孤独的副站，居然离主站这么遥远。
韩站长又津津乐道地说起了戈壁雄风：
“两个月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运动会，给我们大树里安排了一场篮球赛、一场排球赛，把大树里的官兵高兴得都蹦起来了。可谁想到，两场球赛全让肆虐的沙漠风给搅了。
“赛篮球那天，全站官兵都在翘首等待参赛的对方运动员，望眼欲穿也不见他们的影子。可电话已告知，他们中午就出了航天城。等吧！一小时，又一小时，直到暮色降临还没等来。第二天才得知是汽车路遇沙漠风在戈壁滩上迷了路。
“赛排球可是赶巧了，中午一丝风也没有，双方运动员热火朝天地打了一局半，正到叫劲的时候，突然刮起了黄沙风，球随风乱转悠，激战被迫暂停，观众们不忍离去，运动员不肯善罢干休，大家极力耐心等待，一直等了３个多小时，风还没停，天却要黑了，只好和篮球赛一起又拉回航天城去一决胜负。”
终于，远远地我们望见了茫茫沙海中两个像高大的红烟筒似的校零塔。
也许是副站的小院在戈壁滩上太孤单，风卷黄沙容不得它，水泥砌的砖墙被风刮倒了。还有一些细沙，想在浩瀚戈壁上找个歇脚的地方，停靠在砖墙边，几场大风过来，沙砾悄悄地爬上一人多高的墙头，小院周围形成了一座环形山。
整齐干净的营房门前有一座小棚子，上面写着一个好漂亮的名字“兵乐亭”。亭中一个大木案上，工工整整地画着一副特大号棋盘，棋子是军用罐头盒灌上水泥铸成的。我拿起一个棋子足有一斤多重，“咚”的一声放到棋盘上，大有将军号令的威严。
看到我们来，全站２０多名男性公民全都出来迎接。副站主任张东风中尉，生在戈壁滩，长在戈壁滩，在这个小小的副站已有８年之久了。
我们问他：“寂寞吗？艰苦吗？”他没有多说，只是说要理解他们，院子里还有那永远清不完的黄沙。黄风一刮，就像一堵墙移过来，窗台上顷刻就布满了一寸厚的尘土。这还不说，有一次打靶练习，连人带靶都被大风卷走，好在没刮多远，全都安全返回。他告诉我，“１９８７年，站里的小丁到大树里站部去买食盐，凌晨两点多下火车，火车站离副站仅６公里路。可是那天晚上，漆黑的夜，发狂的风，看不到灯光，也看不见星光。小丁背着十几斤盐，在茫茫黑夜中向副站走来，走啊，走……连他也不知走向了何方。站里的同志们左等右等，等不回小丁，赶快出去寻找。浩瀚的戈壁，上哪去找？谁又知沙漠风把他带向了何方？正当大家找得心焦似火、精疲力尽时，蒙族老乡的两匹骆驼送回了小丁……”
难道这就叫戈壁雄风？难道只有男儿们才能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生活吗？我问自己。
爱神，何日降临
也许就是这戈壁雄风，把小伙子们抛给姑娘们的红绣球刮得无影无踪。
年方２８的张东风中尉的婚事，成了韩站长的心病。他是有劲使不上，有心帮不上忙啊！这么好的小伙子，长期在男儿国里生活工作，没有机遇得到姑娘的爱，当站长的能不为此发愁吗？
韩站长感慨地说：“我们把青年军官的婚恋问题，当做稳定科技干部的大事来抓，想了不少办法，可终究不能如愿以偿。”
我突然想起前几年《解放军报》上曾登出过一篇通讯名为《大树里的婚事》。韩站长告诉我，那篇文章登出后，有７０多位姑娘给雷达测量站来了信，站政治处的同志一一认真回信答复姑娘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终于给两对有情人搭成鹊桥。
可眼下张中尉的婚事仍然没有着落，他是这个副站的头，俨然像个当家的，在这个全是男子汉的世界里，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寂寞。
在副站，我问一个长得挺帅的年轻军官：“找对象了吗？”我想，他不会成问题吧？凭他潇洒英俊的风度，又是院校毕业的科技干部，姑娘们肯定一相就中。
“说起来惭愧……”他的脸涨得通红。
不知为什么，面对我这个女军官，一个个本是蓬勃机智而充满阳刚之气的年轻小伙子们，竟突然变得面红耳赤，话也说不囫囵了，弄得我也不好意思起来。
好在我从上级机关来，从年龄上说又是他们的大姐姐，很快他们就给我谈起了心里话：
“我们虽然住在和尚庙里，但我们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没有一个立志当和尚的。为此，我们在杂志上登出了征婚启事，偏偏广种薄收，姑娘的信飞来了，可姑娘们的脚步却没有一个踏入戈壁滩。”
我理解他们，真诚地告诉他们：“对姑娘要处处表现出男子汉的风度和魅力，情书要多写，写得要诚挚而灼人，这样心诚则花开，美丽的姑娘是会被吸引到大漠来的。何况你们是跟踪卫星的，可是内地的小伙子们比不上的呀！”
男子汉们笑了，说：“我们如果能给别人带来幸福，自己也是幸福的。”
我望着那些站在巴丹吉林大沙漠边缘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们的英姿勃发的身影慢慢在夕阳中淡去，心里有许多感触。一种不可扼止的冲动袭上心头。当我返回航天城时，我提笔写了这篇散记，写了我发自内心的呼唤：
爱神，请降临戈壁深处的大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