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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0-27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不少承租商贩销售劣货 一些国营商店坐收渔利 上海清理整顿商业租赁柜台

第2版(经济)
专栏:

不少承租商贩销售劣货 一些国营商店坐收渔利
  上海清理整顿商业租赁柜台
编者按:国营商业经营不善,让个体商户和集体商业去冲一冲,很有必要。如果搞得好,对国营商业的改革是一种推动。但也确有少数经营作风不正的人钻空子,利用租用的国营商店柜台销假劣货,哄抬物价,坑害顾客。这是不能允许的。上海市决定对其进行清理整顿,自然大得人心。需要指出的是,在清理整顿中,不光要整治不法商贩,更要治治那些不思改善经营,专靠“吃”公家柜台过舒服日子的国营商店经营者,这样,才能查到根子上。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汪洪洋)一位来自四川的顾客在上海一家有百年老店之誉的国营服装店买了一件大衣,发现质量不好要求退换,却遭到一顿臭骂。卖货和骂人的是租用这家商店柜台的个体商贩。
针对屡屡发生的这类情况,上海市政府日前决定对全市商业租赁柜台情况进行清理整顿。近年来上海一些管理差、经济效益低的企业靠出租柜台、“卖市口”过日子。据工商管理部门检查,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一带,出租柜台不下500个。南京东路上的上海工艺美术厂门市部总共23个柜台,自营的仅3个,每月营业额不到300元,坐收每个柜台每月1500元至2000元的租金,职工奖金却比一些辛苦经营的商店还高。今年7月,工商部门仅检查了黄浦区13家商店的26个出租柜台,就查获温州产的假劣牛皮鞋7000多双,有的用人造革冒充牛皮,有的鞋托底用的是马粪纸,鞋底钢条用竹条代替。从广州、厦门贩来的服装、羊毛衫等几乎全无商标和生产厂,只印所谓“外文”。这些“外文”不要说一般顾客摸不着头脑,连不少翻译也常常不解其义。目的无非是借洋文卖高价,骗了人也找不到骗子。许多租赁柜台者哄抬价格。据物价部门检查,杨浦、闸北、普陀区等一些偏远地区,国营店内的租赁柜台出售的商品价格要比市中心区高10%左右。
倒租柜台的活动也纷纷出现,严重扰乱了上海市场秩序。江苏兴化市的许广生以每月11250元承租了上海科贸机电商店的7个柜台,转手又将其中6个以17000元分别出租给上海、温州、兴化等地个体户,每月渔利5000元。这类倒租活动常常发展为3倒、4倒,上海不少商店经理和职工也参与了倒租柜台的活动。

“政策不哄农民,农民不哄土地” 江苏棉花大面积均衡增产

第2版(经济)
专栏:

  “政策不哄农民,农民不哄土地”
  江苏棉花大面积均衡增产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袁养和报道:秋高气爽,银花怒放。江苏省棉区农民在丰收的欢歌笑语中采摘新棉。据各产棉市县全面测产,今年全省860多万亩棉田大面积均衡增产,总产皮棉可超过50万吨(1000万担),比去年增一成半,成为1984年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年成。
老棉区南通市,6个产棉县今年县县增产,全市总产比去年猛增了3成。盐城市187个产棉乡,产量个个超去年。苏州市全市皮棉平均亩产达到70公斤,被誉为“里下河粮仓”的扬州地区,既抓粮,又抓棉,粮棉生产比翼齐飞。今年这个市的91万亩棉田平均亩产达72公斤,成为江苏的高产壮元。地处淮北的徐州市,今年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干旱,但同样夺得了棉花的好收成,总产超过去年。
“政策不哄农民,农民不哄土地,土地不哄庄稼。”江苏各级领导部门为发展棉花生产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生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措施包括:对淮北地区实行扩棉减粮;除落实国家的奖售政策外,省里还对每50公斤皮棉补贴20元钱的生产扶持费;放开棉籽价格;以市为单位实行产销包干等。广大棉农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攻单产,增效益,提高科学植棉水平,成了人们自觉行动。许多棉农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省里举办的“丰收杯”棉花高产竞赛。化肥不足,各地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向棉田多投农家肥,全省90%以上的棉田推广了促进棉花增产的关键措施——薄膜育苗移栽和地膜覆盖移栽,使棉花早现蕾,早结桃。(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我国特区工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特区工会会员超百万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国特区工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特区工会会员超百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孙杰、朱幼棣)1980年深圳一家外商投资的染料厂创办之初,老板不让在厂里建立工会,怕工会搞“地震”。这家没有工会的工厂由于工人和老板互不沟通,许多问题得不到协商解决,连续几年亏损。1983年这个厂建立了工会,工厂和职工的面貌竟大为改观,使工厂进入了先进企业的行列。
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我国特区工会事业,近年来有了飞快的发展,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统计,工会会员已超过百万人。大多数“三资”企业中的职工也加入了工会。其中深圳、珠海“三资”企业的工会会员分别达4万和1万余人。工会组织在特区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大。
特区工会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篇章,它几乎是从零开头的。特区工会奉行
“三个服务”的方针,即为党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共同办好企业服务,为广大职工服务。受到了广大职工和经营者的理解、支持,使特区工会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
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区各级工会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监督企业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团结中外客商和工人,并通过协商的办法,反映职工的意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特区各级工会组织还根据当地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珠海市总工会调查125个单位的大批临时工工作和生活实际情况,于今年7月向市政府提出了《关于提高临时工待遇加强临时工管理的意见》,建议临时工的工资提高20%、因工负伤的应享受正式工的同等待遇报销医药费、允许临时工参加评奖,吸收在企业工作半年以上的临时工加入工会等。这些意见经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纳,大大地改善了当地临时工的工作生活条件。
目前,在特区的许多外国和港澳工人也加入了工会,仅深圳一地就超过了3000人。

北京蔬菜经营改革出路何在

第2版(经济)
专栏:工作研究

  北京蔬菜经营改革出路何在
  新华社记者 阎振国 本报记者 赵兴林
北京市蔬菜工作,这几年做了许多努力,购销体制有所改革,市场供应已有变化,打开城门之后,农贸市场蔬菜已占上市总量的1/3,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已经被打破;整个市场比较活跃;近郊、远郊和外埠多层次的生产基地开始建立,蔬菜品种逐年增加。但是,由于解决北京这样一个北方大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的难度很大,现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解决。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还不如人意,流通领域仍然存在着多环节、高费用、低效率等问题,市场蔬菜售价上涨,财政补贴增加等等问题,都需要重视。
据了解,今年头8个月蔬菜售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6%,蔬菜经营累计亏损额则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1.8%。全市用于蔬菜经营和生产的财政补贴将超过2亿元。
为什么补贴居高不下?也许有人会说,蔬菜补贴之所以增长,是因为政策性亏损占了大头。这是事实。的确,北京不少蔬菜品种的收购价高于零售价,国营蔬菜部门包袱越背越沉重。但是,从经营管理上分析,现行的区块管理体制又存有许多弊端。根据记者的调查了解,当前北京市国营蔬菜系统(不含远郊县)按行政区共设8个公司,其特征是:
一、现行的区公司实行政企合一,每个公司都设置十几个科室,党、政、工、团机关一应俱全。8个区公司机关管理人员800多名,年开支600多万元。各区公司派出的采购人员相互“撞车”,迂回运输,争抢货源,抬价收购。从全市的角度看,效益不高。
二、各公司为了服务于本行政区,难以从全市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分割,割裂了市场,并分割了生产基地,增加了中转环节。
三、北京自1985年开始投资4000多万元兴建的10多个批发交易市场,却很难派上用场。原因是批发交易市场需要跨区经营,而一些价格倒挂的蔬菜品种,一旦跨区经营势必影响所在区公司的经济效益。
四、分散了有限的财政补贴。由于区公司赚钱归自己,亏了找市里要,所以减亏和搞活经营的动力机制严重不足。其结果是保蔬菜供应就得多要补贴。
北京需要深化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减少财政补贴有着很大的潜力。比如,今年全市对近郊50万吃商品粮的菜农补贴7100万元,而实际上从事种菜的农民远远没有那么多。菜农大量减少,可享受财政补贴的人数却不减,这反映出补贴工作中有很大的漏洞。
常言道:民可三日无荤,不可一日无菜。
北京居民600万,加上百万流动人口,每天消费蔬菜二三百万公斤。当前,国营菜店供应量仍占上市总量的2/3,一年至少需要组织进菜10多亿公斤。为确保偌大的供应量,是继续靠增加财政补贴,还是改革现行的流通体制?首都经济界人士认为,多年的实践证明:靠前者,其结果是事倍功半;靠后者才有出路。
鉴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和缺少统一的大市场,无论是有实践经验的国营菜店职工,还是消费者,都希望尽快地建立起“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产销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则需要从改革国营蔬菜批发体制为突破口,打破行政区块分割的产销体制,建立以国营批发交易市场为中心的蔬菜流通网络。
建立新的流通网络,就得对现行的区蔬菜公司进行体制改革。他们提出:在城近郊区有选择地建立二三十处独立经营、联结生产与零售的批发交易市场。如已开业的清华园批发交易市场,它可带动三四十个菜店,供应20万居民。位于它周围的零售菜店,由批发交易市场负责业务指导,各自负责批零业务,又互相依托。
如果推行这一改革经验,国营蔬菜批发系统的8000多名职工,大约有5000名可转入批发交易市场,其余可转入多种经营。这样能较平稳地把国营批发系统转入批发交易市场的轨道。从而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可使经营限价品种与经营议购议销品种相结合,主渠道与多渠道相结合,批零相结合,服务与经营相结合,最终通过市场使产销更好地结合。
建立国营批发交易市场,还需要按照经济规律重新组合现有的一些专业公司。即把现有的铁路专用线、运输车辆和冷库设施,一并建立起菜蔬储运公司,主要任务是发展蔬菜贮运和主渠道的运输业务,并向社会开放。此外,还可成立细菜优菜经营公司,满足特需和大饭店的需求,并发展出口业务。
要建立行业协会,代表政府研究制订蔬菜生产和经营方针,以及有关的政策、法规,负责监督、检查全市蔬菜行业执行国家政策、法令的情况;它还代表蔬菜经营者同政府对话,维护个体、集体和国营蔬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积多年之经验,大城市的蔬菜供应需要稳定的生产基地做后盾。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北京市的蔬菜生产和经营还需要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但要改革补贴办法,不论近郊、远郊,还是外埠的生产基地,都要用经济手段管理,把对菜农的补贴改为设立生产风险基金,主要用于蔬菜生产基地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后的补贴。鉴于当前价格尚未理顺,设立价格调节基金作为大路菜的限价补贴及合同内蔬菜滞销时给予的保护价。
经济界人士认为,深化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构想一旦付诸实施,不仅蔬菜供应可以改善,且每年为国家节省的财政补贴相当可观。

罱泥船重现河湾 “泥掌柜”开创新业 道墟镇一批农民经营商品河泥

第2版(经济)
专栏:

罱泥船重现河湾 “泥掌柜”开创新业
  道墟镇一批农民经营商品河泥
本报讯 浙江上虞县农村出现了一件新事:这个县的道墟镇有13个村50户农民,专业经营江南农家传统的河泥肥料,廉价出售,大受农民欢迎。
这几十个农民都是罱泥能手,他们看到村里许多农户都为缺乏有机肥发愁,家里又缺乏劳力,有的青年农民还不会罱泥技术,于是这批专业户就应运而生。国庆村农户王金龙,一人种了3亩多承包田,农闲时常为左邻右舍出工罱河泥,基本上半价收费。后来要肥的农户多了起来,村领导发现,这种河泥买卖反映了土肥商品化的新趋势,便给予鼓励和支持,使这项新的专业生产迅速发展并固定了下来。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黑色水作商店”。如今,全镇已有13个村,50名罱泥能手经营“商品河泥”,成了“泥掌柜”。
专业户出售的河泥肥料价格低廉,增产效果明显,因而大受农户欢迎。茅家村农民赵雪泉算了一笔账:他二亩半承包田,栽早稻时施水河泥16吨,价值14元;撒化肥10公斤,价值12.8元,合计肥料成本26.8元,每亩10.7元。赵雪泉女儿家一亩承包田,施了30公斤化肥,不用一担土肥,花38元,两块田相隔一条田塍,结果父亲田里的稻谷亩产多150公斤。现在这一带的农户都喜欢购买“商品河泥”,一些在“双包”后从未用过土肥的农户也趁早买好了河泥。
经营“商品河泥”农户收入也显著增加。一个名叫吕红高的“泥掌柜”说,他一天罱三船泥,可赚十三四元,一个月可收入几百元。据各村统计,最近,全道墟镇又备好基肥30多万担,平均每亩在30担以上。
(俞永朝)

多些“泥掌柜”好

第2版(经济)
专栏:三言两语

  多些“泥掌柜”好
  禾子
江浙农村,过去每当农事间隙,曲里拐弯的河道上便出现一艘艘罱泥小船,船上人熟练地摆弄着竹制的兜子,把河底淤泥连同水草稀里哗啦地捞到船上,船舷紧贴着水面缓缓而行,不消半日就满载而归,小船载回的是一船上等肥料,江南农村那一弯弯碧波荡漾的重要运输航道,也由于不断得到疏浚而顺畅无阻。
时代变迁,如今江南农村的河湾上已鲜见罱泥船的行踪,大量含有腐殖质的河泥徒然使河床升高,得不到利用。
今日报道,浙江上虞县农村涌现了一批经营河泥的专业户,商品河泥大受农民欢迎。这个消息令人高兴。这些当年只从事自给生产的罱泥能手,而今一变而成了专业经营者,被当地人称为“泥掌柜”,为农村开创了一个虽不显眼却颇有意义的新行业。这不能不说是种新鲜事。看来,解决农村有机肥缺乏的困难,在用适当政策鼓励农民积攒有机肥的同时,实行各种形式的有机肥的商品化生产,或许是一项有发展前途的事业。

轻工部公布“扶优限劣”八条措施

第2版(经济)
专栏:

  轻工部公布“扶优限劣”八条措施
本报北京10月26日讯 记者刘桂莲报道:轻工部今天公布“扶优限劣”八项措施,以便广大消费者监督。这些措施是:
成立轻工部质量领导小组,并设立质量标准司,负责轻工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改革传统的评优办法,实行由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来评定产品质量。
实行公开发布质量信息的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质量公报”和出版《消费指南》。
从明年起,从电冰箱入手,对轻工生产企业的生产任务安排和计划物资分配,以质量为主要依据,并和售后服务挂钩。
大力推行采用国际标准化。
依靠社会监督促进产品质量。
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带动产品质量提高。
积极推进以名优产品为龙头的联合。

图片

第2版(经济)
专栏:

今年9月以来,湖南益阳市大米厂饲料分厂开票处,每日天刚亮就挤满了等购猪饲料的乡下农民。这些农民诉说道:他们起早摸黑地赶几十里路来了,却难买回急需的猪饲料。图为农民等购猪饲料的情景。   蔡国胜摄

创优不为应付检查 实实在在搞好服务 251/252次列车荣获“三连冠”

第2版(经济)
专栏:

  创优不为应付检查 实实在在搞好服务
  251/252次列车荣获“三连冠”
本报讯 记者李而亮报道:往返于北京、郑州的郑铁251/252次列车,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从1985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全路进京“红旗列车”评比第一名。最近又荣膺“国家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让人民放心,使旅客满意”,是这个车队用来衡量自己工作的标准。他们认识到,工作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优质服务要表现在业务上熟、语言上美、感情上诚恳、服务上周到。一次行车中,一位旅客呕吐了一地板,一位乘务员赶忙打扫,可这位旅客不配合。乘务员主动打来温水,帮他擦掉身上的污迹。这位旅客深受感动,主动道歉。

海关开征丝绸出口税

第2版(经济)
专栏:

海关开征丝绸出口税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和海关总署的通知,全国各地海关从10月26日起,对出口蚕茧、丝、丝纱线及其纺织物开征出口税。其中蚕茧、生丝、废丝、丝纱线、绢纺纱线的税率为100%,丝、落绵和其它废丝的纺织物的税率为80%。丝绸开征出口税后,不论地区、部门和企业,也不论何时签订的合同,凡出口上述丝绸货品,都一律征收出口税。
(据新华社)

国际电讯及计算机展览会在京举行

第2版(经济)
专栏:

国际电讯及计算机展览会在京举行
 由美国克劳斯公司主办。10月26日至31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是国际电讯及计算机行业在中国展示的最大规模的展览会,中外400多家厂商参加展出。在中国馆,四通、京海、科海等60多个国内厂家展示我国通讯及计算机行业发展新貌。

国际人机工程会议在京召开

第2版(经济)
专栏:

国际人机工程会议在京召开
“国际人机工程、职业安全与环境学术会议”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人机工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研究人—机器—环境系统中的相互作用。我国于70年代开始研究。

我厨师在奥林匹克烹饪大赛中获金牌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厨师在奥林匹克烹饪大赛中获金牌
 在10月16日至20日于西德法兰克福举办的第17届奥林匹克世界烹饪大赛中,我国烹饪代表团获得3块金牌、1块银牌、1块铜牌。奥林匹克世界烹饪大赛每4年举办1次。这次是我国首次派团参加,有9名厨师参加了5个项目的比赛。
(王越)

我消防器材工业发展迅速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消防器材工业发展迅速
 中国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中心透露,我国已能生产400多个品种、规格的消防器材。从灭火器到自动报警灭火系统,一大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目前,全国消防器材生产企业已有400多家,总产值6亿多元,年出口创汇300万美元。(宫文)

中高档系列活动房面市

第2版(经济)
专栏:

中高档系列活动房面市
 这是一种装配式活动房,由北京京武新型材料活动房厂推出。它造型新颖,内装饰华美、典雅;保温隔热性能好,又能多次重复使用,适用于新经济区开发、野外办公、极地考察、边防哨卡、楼房加层等临时性用房。(应文)

重新闪亮的“红星”——红星村的十年变迁

第2版(经济)
专栏:农村改革已十年征文

  重新闪亮的“红星”
  ——红星村的十年变迁
  江苏 束芳群
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东去7公里,有条六灶河,河边有个1000多人口的村庄,村依河名,就叫六灶村。
25年前的一天,镇里一位书记将村干部叫去:“六灶这个名字太旧,没一点社会主义味,改改吧。改什么呢?
旭日、东升、东方红,都有了,干脆,你们叫红星吧!”没等村干部反应过来,书记又说道,“回去,好好干,让红星光芒四射,闪闪亮!”
棉花白,菜花黄,25个春秋过去,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红星怎样才能闪闪亮?历史给了红星人比花落花开更丰富的启示。
红星大会堂的变迁
在红星村村部,有一幢大房子,挂了几块牌牌:红星百货商场、红星物资回收商店、红星成人教育中心。
早在红星村还是一片茅草房的年代,它就建成了。红星人在这里创造了千人表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全村男女老少组成一艘船,年轻力壮的作船头、船帮,手脚不灵的老爹爹、老太太,蹲在“船舱”里捧读红宝书。指挥者红旗一舞,整个船随着乐曲、歌声摇摆起来,跳动起来。那磅礴的气势,那整齐的动作,熔创造力和愚昧于一炉。
县里发现了这个典型,组织全县人来参观学习,把它称为“苏北的小靳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红星大会堂挂起“文化补习学校”的牌牌,参加补习的大多是那些当年站
“船头”跳舞者。1983年,大会堂里兴起了讲座热,讲植保、蚕茧、蘑菇、水产养殖……听众比当年跳舞时人还多。1986年改为成人教育学校后,几乎被7个村办厂包了,来这里讲课的有老师傅、工程师,还有专家教授。
1975年,红星大队副书记张仁贵和大队长吴书贵,在大会堂门前有过一次唇枪舌战。一个说:“吴书贵,你对阶级斗争无所谓,和资本主义一头睡!”一个说:“张仁贵,你别凶,不抓生产喝西北风!”张仁贵现在是安丰镇成人教育中心负责人,吴书贵仍在村里工作。有时,两人碰面,不免“无所谓”“你别凶”地开一通玩笑。当年的政治辩论变成哈哈笑料,这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红星人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八○一二”支委会
在安丰镇所辖36个村中,红星村村办工业是头一名状元。1987年,全村工业产值503万元;今年1至9月份,已完成526万元,预计年底将达800万元。
红星人谈起村办工业的发展,无不提起“八○一二”支委会——1980年12月的一次支委会。
1979年,红星村办起第一爿厂——红星电线厂。第一年,倒亏4000元;第二年,产值20万元,填了上一年的亏损,还赚1万元。年终分配时,厂长吴瑞根给村党支部送一份报告,要求给3个跑供销的每人10元奖金。7个支委面对着这份报告,不知如何发表意见:红星人吃饭,向来是一人一碗,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多给10元奖金,不是冒尖了么?支委会开了半天,答复说:不能这样干。
吴瑞根想不通,一气之下,打了辞职报告。支委们又坐半天板凳,答复:服从需要、不准辞职。吴瑞根找到老支书,夸下海口:“你批这10元奖金,我明年给你增加1万元利润。”老支书似乎动了心,说:“你通知一下,明天下午开支委会。”第二天,其他支委来了,老支书却回避了。吴瑞根找遍全村,才在村东北角一小屋里找到,把他拖到会场。会开到深夜,作出这样一条决议:厂里工资、奖金如何分配,由厂长做主。
有人说这是一条“滑头决议”,怕出问题担责任;有人说这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在当时算得一项“超前改革”。不管支委会作这条决议是出于何种考虑,客观上,它摘掉了吴瑞根头上的“紧箍咒”,使他能放开胆子,放开手脚干。1981年电线厂创利6.5万元;1982年,创利12.3万元;1983年,创利24.8万元……
在这以后办起的塑料厂、拉丝厂、汽车修配厂等也都照“八○一二”支委会决议行事,竟然都办成了,一爿没有倒。红星人称“八○一二”支委会为“我们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未免过誉;但它对放开搞活红星经济所起的作用,却又不能低估。
“二十五条复辟方式”
六灶河畔,新砌一幢楼房,主人周瑞才,56岁,头上有几顶闪光的桂冠:劳动模范,致富能手,养殖专业户。然而,在10年前,周瑞才却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复辟资本主义典型”,全队人总结他有25种复辟资本主义方式:养鸡、养鸭、卖韭菜、做砖坯、多占十边地、下海滩割草等等。
在割“尾巴”年代中,红星村曾创造许多堪称第一的奇迹:全村没有一家自留地种粮食,二小队群众自愿两年不要自留地,五小队一公里长的居住区里听不到鸡鸣狗叫……“尾巴”割得越清,红星人越贫困。1979年每个工分值一角八分钱,几十户人家欠粮欠款。当时,有人描绘干活情景是:“旗子一扯,呼呼啦啦,奔到田头,我看你,你看他。”
1980年,县里在周瑞才所在的生产队试点搞生产承包责任制。周瑞才到镇里、县里开了几次会,吃了定心丸。把过去的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式,变成了条条致富门路,哪样赚钱,侍弄哪样,每年收入万把出头。周围那些曾批斗过他的人,起始眼红,继之跟着学,一个个也脱贫致富。如今的老一队,25户人家,17户万元户。
住楼房,喝老酒。周瑞才常常怀念当年一起被揪斗的陈德银老爹。陈德银也算村里的一个能人,石匠活、泥瓦匠活、木工活都精。那一年,他养了八只鸭子,割“尾巴”战斗队逼着他背着鸭子,到一家家门前当反面教员:“我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你们不要学我。”不久,陈德银去世,给两个儿子留下4角钱。
如今,陈德银两儿子,一个是豆制品专业户,一个是养殖专业户,年收入都是超万元。二儿子陈明星对我说:“我父亲本事比我们大,社会主义早这么干法,我家不知富到哪里了。”他领我们走进母亲住的房子,老太太68岁,屋里养着蚕,门口有20多只鸡,还养着五六只羊。
“养鸭子没有?”我问她。
“瞧河里。”老奶奶告诉我说。
门前小河里,不多不少,八只鸭子正展翅戏水,呷呷歌唱。我看着眼前这一切,看着老太太,不由得想:陈德银黄泉有知,该会多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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