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10-10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版(要闻)
专栏：

我国工业生产过热增长急待解决
9月份比去年同月增20.2％
能源原材料生产增长相对不足
本报北京10月9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正式统计材料表明，我国工业生产处在过热增长的巅峰状态。9月份，在过旺需求推动下，全国工业生产继续超高速发展，当月完成工业总产值1080亿元，比去年同月增长20.2％，日产水平比上月提高11.1％，都是近几年增长最快的。其主要表现是：
多数地区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继续加快。与8月份相比，全国20个地区的增长速度不同程度加快，有13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在20％以上。
轻工业生产加快，特别是滞销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9月份轻工业产值54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比前8个月的增长加快4.6个百分点。一些滞销产品如缝纫机、自行车、表、洗衣机、电风扇等，前7个月已呈减产趋势，8月份以来，迅速增长，9月份增长幅度达4.4％到55.2％。
集体所有制工业、乡办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9月份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363亿元，增长29.8％，比前7个月加快5.7个百分点，比8月份又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乡办工业增长37.9％，比前7个月加快5.1个百分点，比8月份又加快2个百分点。
纵观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的情况，其特征是轻工业增长逐季加快，重工业增长逐季趋缓。1至9月累计全国工业总产值88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
在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力下，工业生产增长居高不下，一快再快，主要是加工工业增长过于超前，能源、原材料工业增长相对不足，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了。
9个月来，一方面市场畅销的耐用消费品旺产不衰；另一方面一些已经滞销的产品在市场抢购风影响下，生产回升。在重工业生产中，机电产品增长势头猛，汽车增长38％，冶炼设备增长65.2％，电子工业系统生产增长33.4％，其中投资类增长11.3％，元器件类增长36％，消费类增长37.7％。
与整个加工工业增长过快相对应的是，能源、原材料生产增长不快。前9个月能源生产总量增长4.4％，其中原煤增长4.7％、原油增长1.9％。
国家统计局和有关专家认为，对过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必须加以控制，但也应看到，巨大的惯性仍将带动工业生产继续保持一段较高的发展势头。要控制工业增长速度，根本上讲要控制过旺的社会需求。
当前首要的是通过控制贷款投放，调整生产结构，特别是对那些生产长线和滞销产品的企业和行业，要严加控制，否则一旦市场平稳下来，就必然导致产品积压，造成浪费。

第1版(要闻)
专栏：

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京开幕
杨尚昆李鹏万里王震等领导人出席
田纪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热烈祝贺
本报北京10月9日讯　记者李北大报道：多少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国8亿农民，在刚刚走上富裕道路的今天，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下午，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开幕。
蓝天下的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色彩绚烂，充满节日气氛。下午3时，中国农民体协主席肖鹏宣布农运会开幕。1000多名身着各色服装的我国农民自己的体育精英，载歌载舞进入体育场。
杨尚昆、李鹏、万里、王震、田纪云、李铁映、李锡铭、习仲勋、彭冲、陈希同、王任重、康克清等领导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微笑着向通过主席台前的农民体育健儿致意。
本届大会主席团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8亿农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农运会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建设兴旺发达的大好形势，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发展农村体育、增强农民体质的关怀和重视。他指出，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不仅对富国强民、提高劳动者素质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移风易俗，培养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有着深远意义。
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代表首都1000万人民向兄弟省、市、自治区各族农民体育健儿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在欢快的民乐声中，来自北京各区县及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民，为首都观众表演了充满民族特色的主题为《金龙腾飞》的三场大型花会。
（附图片）
第一届全国农运会开幕式上大型花会《金龙腾飞》中的一场：巨龙腾飞，前程似锦。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重庆市改进管理办法
切实压缩集团购买力
本报重庆10月9日电　记者陈华报道：重庆市已决定采取改进集团购买力管理办法和严格控制审批专控商品的措施，以压缩膨胀的社会集团购买力。
为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而迅速的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重庆市决定进一步采取压缩措施：
——改进集团购买力的管理办法。重庆市决定对县以上单位下达控制指标，实行计划管理；对县以下的单位提出压缩要求，各单位必须保证落实。市政府强调，对实行指标控制的单位，一律不得突破下达的指标，对任意超过控购指标的，要在下一年度核定指标时予以扣回，并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违纪责任，同时处以同额罚款，用于教育事业。
——严格控制审批专控商品。重庆市已决定扩大专控商品的范围，由原来的19种增加到29种。同时，市政府决定采用新的经济的办法控制这些专控商品，即对专控商品收取附加费。并且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购买专控商品的附加费，只能从行政包干经费结余或预算外资金中支付，不准在正常经费中列支；企业单位购买专控商品的附加费，只准从自有资金中列支，不得摊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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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总十届六次执委会会议决定
中国工会十一大十月二十二日召开
本报北京十月九日讯　今天在京结束的全国总工会十届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今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传达和学习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并通过了十一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和有关决议。会上，万绍芬、郑万通被增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至此，工会十一大的各项工作基本准备就绪。

第1版(要闻)
专栏：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结束
会议提出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些重大新课题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吴会劲、赵卫）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今天在北京结束。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们对当前形势的共同认识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将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不这样做，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就难以为继。
十年改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改革处于关键时期，改革的理论研究肩负着回顾总结历史、迎接现实挑战的双重使命，这次会议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会议认为，我国的改革理论十年来已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改革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已成为指导和推进我国这场伟大变革的理论支柱。其中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有：关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的理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等。
174位与会者的发言和提交的100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和深化企业改革、市场培育与价格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深化企业改革，改善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大家认为应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基建规模和货币发行量，控制集团消费，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明确各级权责利，实行分层调控。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当前要深入研究的一些重大新课题，其中包括：价格和工资改革，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劳动就业市场化，建立全国大市场，关于政府机关责权结构的改革等。
闭幕会上，中宣部副部长王维澄作了发言。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和重要经验。但要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在实践和理论上都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需要理论工作者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研究产品经济旧体制的弊端；也需要系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和长处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兴利去弊，探索创新，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他强调，在理论研究中，要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以至不同学派的讨论和争鸣，在争鸣中求得真理。
这次会议是由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召开的。

第1版(要闻)
专栏：

齐齐哈尔一机床厂改革企业产权制度
有利克服短期行为激励职工热情提高企业效益
本报讯　一项探索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正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实施。
这一改革不是化国有为私有，而是根据企业资产及其增殖部分的来源，明确国家、企业、企业内部单位的产权，使企业从单一的国家所有走向多元所有，提高各方对资产增殖的关切度，为实现企业资产股份化开辟道路。
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已经确定：厂内实行承包经营的单位用于生产的超利留成资金，产权归本单位集体所有，每位职工按贡献大小人人有份，与企业的国有资产分帐管理，其增殖部分按比例分享。
从1985年开始，这个厂推行了承包、租赁、全民所有集体经营和社会化经营等项改革，扭转了全厂前三年亏损的局面，产值、利税大幅度增长。但这种仅着眼于经营管理的改革，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突出的是企业行为短期化；有些分厂、车间的负责人只顾完成任期指标，不关心企业长远发展；职工也追求尽可能多发奖金，不关心企业的积累。为此该厂在经营管理改革的基础上，试行了明确资产增量产权的改革。
这项改革虽然只是在厂内部分单位实行，但已初见成效：
——促进了消费基金向生产基金转化，有利于避免行为短期化。全厂已将每年奖金压缩180多万元，用于发展生产。并取消了投资400万元兴建一座高档招待所的计划，用于更新改造生产设备。运输处使用超收外活收入新购九台车辆。
——激励了职工劳动热情，关心企业资产增殖。过去人们以完成承包指标为界，要超生产，往往需要动员加班加点，现在自动加班成风，常要干部劝说工人回家休息。工人对设备精心保养，修旧利废。204车间有一台旋风铣床已报废10多年，现被工人重新修复使用。
——企业效益大大提高，各单位普遍出现超利增殖的好形势。全厂近三年来，利润平均递增35.7％，所增效益等于又挣回一个厂。
目前，尚未实施这项改革的生产单位希望尽快实施。抽油杆分厂的厂长告诉记者：“仅仅推行承包制，超利留成和增殖部分产权不明确，再多干个人和基层还是那点收入，意思不大，短期化行为难以克服，如果也给我们明确超利留成转化为固定资产归职工集体所有，大家宁可少得奖金也要向生产投资”。
（武培真　刘长河　潘广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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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七五”重点工程
大庆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全面投产
本报大庆电 年产1.5万吨有机玻璃原料的大型丙酮氰醇生产装置，日前在大庆石化总厂建成投产成功。至此，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的全部建设项目，历经8年的艰苦奋战，已经全部建成告捷。
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是我国“七五”期间重点工程项目，它是我国第一个直接以油田生产的轻烃为主要原料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贡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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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泰合资项目海南兴办大型养虾场和水泥厂
本报海口10月8日电　记者罗自苏报道：海南省农业开发公司与泰国正大集团所属的海南正大投资有限公司今天在此间签订了投资3亿美元兴办25万亩养虾场的合同。这是目前海南省农业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共海南省委和省政府的许士杰、梁湘等出席签字仪式。农业部部长何康为此专门发来贺电。
这个合资的养虾项目一次规划，分四期实施。首期计划养殖6万亩，投资7000万美元，年产虾14400吨，从原料到最终产品将实行一条龙方式整体经营。企业设立培训中心，示范虾场，指导农民掌握生产技术及管理技术，包给农民养殖。收成后企业向农民统一收购、冷冻加工、出口销售。
又讯　泰国正大集团海南正大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建材工业总公司8日在海口签署了成立中国海正水泥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人民币合作生产水泥的合同。这是海南省建材工业方面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从国外引进，兴建一座年产60万吨石料80万吨水泥的大型水泥厂。在水泥厂投产前，双方拟定先在海口兴建一座年产30万吨的石料研磨粉厂。

第1版(要闻)
专栏：短评

探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两句相声语言，形象地说出了一些企业职工对待企业财产的态度。
为什么号称企业主人的职工并不是像主人那样对待企业资产？为什么一些职工倾向于多发奖金，不关心企业的积累？为什么一些企业有了钱不用于发展生产，而是忙着分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企业没有建立起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没有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职工没有同国有资产建立起直接的利益关系。
实践要求在完善承包制的同时，探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因为不从财产关系上明确企业的地位，不使企业、职工与资产建立起直接的利益关系，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
探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不是要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加完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改革不是要破坏这个基础。而是要通过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使企业产权明确，提高职工对国有资产的关切度，使国有企业焕发出活力。
股份制的兴起，企业集团的发展、资金分帐制度的建立，都是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尝试，应当积极而又稳妥地继续进行探索。

第1版(要闻)
专栏：

农村：过去十年与未来十年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厚泽访谈录
本报记者　陈健　蒋亚平
不久前，记者在一次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会上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厚泽不期而遇。一年多来花大量时间在各地搞调研的朱厚泽同志，经记者的反复“纠缠”，与记者交谈了几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10年进行总结和思考，对这10年农
村改革怎么评价？
过去的10年，是我国的经济首先是农村经济大发展的10年，同时也是我们的改革，尤其是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的1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改革和发展是从组织创新开始的，也即我们把束缚农民积极性、束缚农村发展生机的人民公社体制抛弃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是个起动点。
回顾历史，有助于加深对这点的理解。因此，有必要把这10年放在过去的近4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我国封建制度延续很长，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特征，是农民处于一种人身依附地位，没有人的独立价值和独立地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的亿万农民不可能对生产发展有兴趣，不可能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得到了土地，所以50年代初期，农民积极性发挥很广泛，他们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正是在这个深刻变革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整个国家欣欣向荣。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由于过分担心所谓“两极分化”，担心走向资本主义，于是“反冒尖”，“反倒退”，大搞“集体化”，终于演变成人民公社那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虽然是好心，却抹掉了农民的自主地位。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是否也有某种经济上的必然性？当时，想尽快实现工业化，没有原始积累，只能通过非等价交换形式从农民身上取得工业发展的启动基金，由于同农民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互利，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因此就需要一种超经济的行政管理组织去管住农民，人民公社内部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恐怕就是这么来的。这样做的结果，使农村经济失去了发展的生机，亿万农民失去对生产的兴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变化和成绩有目共睹。靠什么呢？农民讲当时是“三管齐下”：第一，取消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包干，使农民取得独立地位，虽然这个独立地位还不完全；第二，大大减少了征购的数量和品种，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第三，提高粮食等基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缩小“剪刀差”。结果一下子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粮食由3000亿公斤，跳到4000亿公斤，棉花产到600万吨，农业上了个大台阶。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正是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这种强有力的支撑，实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翻番。农业上大台阶，显然是以变人民公社体制为大包干这种组织制度革新作为基本支撑点的，靠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但是这两年，由于多种原因，农业形势，尤其是粮食、棉花的情况不像前几年那样好，于是有了争论。有人不同意上面的意见，说如果没有那些年修水利，造拖拉机，生产那么多化肥，农业也上不去。这话是正确的，因为物质建设是不能用经济关系代替的。但是，过去那么多的物质力量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呢？过去的10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即没有物质基础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有了物质基础，而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利益冲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物质力量也会大大打折扣。
这一个10年已快成为历史了，下一个
10年马上就要来临，我们如何吸取10年的
改革经验走向未来呢？
确实，我们面临着90年代更为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从整个国家来看，按小平同志简洁的概括叫“实现小康”，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第二个翻番。这就向农业提出了新要求，也就是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如何上去，怎样能够从4000亿公斤上到4500亿公斤，上到5000亿公斤。面临这个问题，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没有物质投入是办不到的。但从整个体制来讲，或者说如何才能更多地增加投入，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在经济关系上怎样才能引起新的投入冲动，这就要在组织创新上做点文章，核心问题，仍然是要解决农民种田积极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你说农民不积极，他们抓“两水”，一边抓住丘陵山区的开发，大上水果；另一边抓沿海滩涂开发，大搞水产。那个投入的积极性真是空前的。你说农民很积极，4年了，粮食就是在徘徊，对于增产粮食，农民确实有消极情绪，对交定购粮不感兴趣，不愿往粮田多投入。
总之，过去10年，我们依靠让农民取得自己独立生产者地位，具有自主权，使其积极性有了高度发挥。我们无论如何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权，而不要在任何其它借口之下来束缚甚至扼杀农村发展的生机，这是我们今后发展中需要慎重加以考虑的问题。
现在，关于农村集体化与个体化以及
如何建设新组织、新秩序的讨论又多起
来，这件事怎么看？
如何调整农村经济关系以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投资的主体，并使农业真正成为一个自投入、自发展的产业，现在有一些不同看法。不同的看法里往往隐含了对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主要成果——大包干的不同态度。有同志问，你那个大包干，究竟是集体化还是个体化？究竟是使社会进步还是社会倒退？
什么叫集体化？过去我们搞人民公社，就叫它“集体化”。现在回过头来观察，用一个比喻，它是把一大堆土豆用一个布袋装起来，打开这个布袋，还是一个一个的土豆，一点都没“化”。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化。社会化绝不是简单地等于合，等于大，等于统。其实，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深化分工，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的同时，就需要协作，需要社会化。农民要使自己不断向前发展，就要求有一个为自己服务的社会化体系，有了这个服务体系，一家一户同样能实现社会化生产。一个老太太养3只鸡的状况，就会变成300只，3000只，甚至一个家庭3万只。粮食生产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看，家庭经营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才刚刚展现出它的前景，潜力大着呢。
显然，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目前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挖掘农户潜力、增强农村经济活力的关键之一，也应当是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个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用行政手段依靠合、统的办法建立，但从历史经验看，在大多数地区，恐怕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办法。现在，各地都在探索新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由一些自负盈亏的实体公司（或者厂、场、站、协会……），按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种农户所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种公司与农户的结盟，显然是农村深化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结构，它既稳定了家庭经营这个基础，保证了农民的自主权，使农户这个最基本的经营细胞不致失去活力，又把一家一户纳入到社会化的大生产中。
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农户的独立自主地位体现到商品交换中去，要不然，他们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是虚的，不完全的，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具体地讲，就是要从销售渠道进一步放开，从价格上进一步放开，逐步缩小剪刀差，尽可能按市场原则同农民平等交换。如果不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那么我们同农民的摩擦和矛盾就会增加，随着矛盾的激化，为了不致爆发为外部的对抗和冲突，很难设想不回到“一大二公”旧的人民公社体制，靠超经济的行政组织管理农民，这可能是个必然结果，结局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近期实现基本农产品的市场化，完全放开价格，当然有困难，但应该是我们为之努力，并力争早日实现的基本目标。否则，很难持续激励农民对粮食、对土地的热情。
说到底，还是如何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如何拿农民的东西，给农民东西，包括如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都是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内容。能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社会主义市场是人类历史中市场发展更为完满的形态。这是一个很现实，又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回顾过去的10年，我们在实践面前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往往把它当成一个正在消亡的、不得不暂时利用一下的东西看。稍微看到一点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想弄一个笼子把它框起来，再找一根绳子把它捆住。我们这些年反反复复争论可不少，归根结底，似乎离不开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命运如何认识。理论应当彻底，不彻底的理论常常是行动摇摆的重要思想原因。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消亡中不得不利用的一种形式，而看成是人类历史过程中发展着的必然，那么我们就可能在经济改革中更加坚定、更加充满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