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05-20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副刊)
专栏：

话说“算总帐”
官伟勋
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长期以来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好算总帐。
一个人，如果还在台上，你要想在任何公开场合听到对他哪怕只是片言只语的批评，都是很难的。而且，职位越高，这难度也就越大。然而，一旦这个人出了问题下了台，等到公布他的下台材料时，又吓人一跳，原来这是一个一直就坏，而且各方面都很坏的坏家伙。不仅参加革命以来就尽干错事坏事，而且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
开始时，人们对这种算总帐式的搞法，或许还是相信的。但搞得多了，用一句现代人们常用的词语来说，便产生逆反心理，发生怀疑了，不仅对总帐中的具体帐目有怀疑，还由此及彼连类而及其他，连对尚在台上的同志的信心也不那么踏实了。谁知道将来一公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只算总帐，不算或无视“分帐”（考评实际政绩），缺乏经常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然后果。
我们历史上的许多时期是非常重视批评的。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等典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警句；《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名篇，都是开导人们正确对待批评的。古人还因橄榄“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以其寓有“忠言逆耳，乱乃思之”之意，而名为“谏果”，用以启迪人们。作用如何呢？“谁缺什么谁就老吆喝什么”，关于批评的意义讲得如此之多之久，正好说明要真正使批评像天天洗脸扫地那么容易为人所习惯，闻过则喜真不比登上珠穆朗玛峰容易多少。
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批评往往与上下台连在一起。有的历史学家经研究还发现，我们的这种批评往往还先从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开始，逐步转化成为重大原则问题；开始出场的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由于人们早已熟悉这一程序，因此，哪怕只是普通人提出的一些非常的细枝末节的批评，也就够令人神经紧张，闻批色变的了！再加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对民主的歪曲，对集中的滥用，开展批评的阻力自然就更大了。
一贯正确与算总账，看来相反，其实相成。它是荡秋千的两极，趋向一个极端，必然导向另一极端。其趋之力越猛，其荡向另一端也越有力。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算总帐式处理法少多了，而且，越往上越少。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出现了个真正的历史性的进步。当然，想搞算别人总帐的人，也不能说完全绝迹。
没有批评、没有监督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因而也就很难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使批评正常化，就要能抓得住可以使批评畅行无阻的“作用点”，这个“作用点”就是人民的民主权利，首先是逐步扩大与完善人民在决定干部任免方面的权利。瞧，一个小小的“差额选举”就给我们的政治生活注入了多大的新鲜空气与活力？深入下层报告工作的多了，听取意见开展对话的多了，出了事故赶紧认错整改的多了，甚至在各地人代会期间，像“如果你们还选举我，我将如何如何”这类的话也可以听得到了。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加强人民群众的这一权利，我们也就能彻底抛弃算总帐这一政治运动式的整人的作法，从而使群众批评监督领导，真正能像洗脸扫地那样为人们所习惯。果真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漓江”甘苦
——记两位出版家的谈话
吴昊
在游漓江的船上，我遇到了广西漓江出版社的两位“老总”，一姓蒋，一姓刘，都是五十上下年纪。大概是“同气相求”吧，一上船我们之间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就我所知，目前出版界的情况相当复杂，也相当艰难。作者读者都对出版单位有意见，出版界自己也叫苦不迭。有些出版社为了“活下去”，使出了各种解数，什么找工厂企业赞助啦，什么要作者筹措资金啦，什么要作者包销多少册啦……我问“漓江”是否也这样做？两位“老总”告诉我，他们社自从建立以来，出书二千余万册，上述“招数”一次也没用过。他们说：“出版社是作者的娘家，编辑是作者的朋友，我们从不干那种为难作者的事情。”
我问他们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说，还好，成立的第一年稍有亏损，第二年盈利五十万，去年盈利一百四十余万，今年势头更好。全社二十几名编辑，连同装帧、发行、后勤总共不足五十人，紧紧凑凑，大家都是干事业的；不用庸人，不养闲人，不照顾亲人，这也算一条经验。
据二位“老总”说：他们出的书大体可以分成四大类：一、畅销的（有经济价值的）；二、非畅销但有较高文化价值的；三、既有经济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四、层次较低又销路一般的。他们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又有经济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书大搞；一二类书重点搞；四类书照顾搞。他们说：对于畅销书坚持“有取有舍”的原则，不滥不泛，取舍的标准是“赚钱无害”。蒋说，见畅销书就上、只顾经济效益，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文艺美术出版社，要追求较高的层次，要让国内第一流的作家、学者、美术工作者承认我们，不能只认钱不认书。以《外国通俗文库》一套书作例子，刘说：国外的通俗文学很畅销，大家都抢，我们觉得与其滥出，不如请位专家挑选一下，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给读者。据此，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施咸荣进行编选，目前已出了十本。
就在我们谈论的时候，漓江两岸的诱人风光不知不觉间已经拉开帷幕。这一天，雾霭重重，烟雨淡淡；云在山间，雾在水上。轻云、白雾把漓江的山装扮得百态千姿。刘看着这迷人的山水深有感触地说：“办出版社真要像这漓江的山水一样，有许多层次，呈现出多种色彩，然而谈何容易啊！去年我们开始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时，我们是想追求较高的层次，但责难之声不绝于耳，什么“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抬得太高”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啦，说话的人有的是很权威的。去年的早春气候，我们是捏了一把汗的。我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说，已出了十几本，计划三年出完。
当然，最使他们担心的还是那套《人体美术丛书》，包括《世界人体绘画选》、《世界人体雕塑选》、《世界人体插图选》等八种。目前这套书已经出齐，意想不到的是，美术界、知识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予了承认。蒋说：“看来经过开放搞活，人们的封闭意识已逐渐打开。在这种情况下，倒是我们这些搞出版的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什么是优美健康？什么是黄色下流？要让读者逐渐地掌握和理解。”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若是章，便不是句”
路侃
如果现在有谁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的情节来批评《红楼梦》专写男女私情，恐怕不会有人同意。但是，作为一种批评的思维方法的表现，这种现象还是经常出现。几年前，对于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就以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私情有碍道德而认为不宜播放。最近，在有关电影《老井》、《红高粱》的议论中，也有意见认为它们是在专门描写中国的落后和愚昧。
作为一家之言，这种意见不无存在的理由。但是从《老井》或《红高粱》的作品实际出发，这种意见却未免失之偏颇，它忽略了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整体性。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它创作的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在审美认识中，作家总是围绕一定的美学理想而对纷纭的生活现象有目的地分析、取舍、加工，形成服务于一定创作目的的素材群。在艺术构思中，也是从整体性出发，继而串连各个意象，达到一个新的组合。如中国画的“先定气势，次分间架，次布疏密，次别浓淡”。在物化表现中，作品中的一切物质材料——文字、线条、色彩、声、光等，都成为整个艺术形象的一部分，而不具有独立意义。在欣赏中，人们也总是首先从整体上感受艺术品的效果，继而才能细细品味其中各个细节的奥秘。优秀艺术作品的各个部分一定是相互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金圣叹曾说，“若是章，便不是句”，更不是字，“一部《西厢记》只是一章。”列宁对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没有孤立地评说其中的丈夫外遇、妻子不忠的情节，却通过这些情节感受到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代变革的风貌。
说到电影《老井》和《红高粱》，应该说，无论是在艺术表现的整体性上，还是在欣赏感受的整体性上，它们都比初期的探索性影片有了较大的进步。《老井》中那苍凉的土地，贫瘠的山梁，破旧的农窑，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都是影片整体所表现的中华民族为生存不屈地抗争的一部分。没有这些落后破旧的场面，又如何能表现出那种民族不屈精神的震撼力呢？《红高粱》里，人物的粗鲁和生活的穷困，也并不是单纯地展览落后。透过这种对于生活真实的追求，我们可以鲜活地感受到那种在苦难中充满昂扬和勃发的生机，那种民族的生命力。尽管影片的这种整体意蕴还缺乏历史的厚度，但它毕竟形成了有积极意蕴的整体。我们不能离开整体性的规律而以个别场面、情节或现象去评价或苛求艺术作品。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写不出题目的小事
刘湛秋
我女儿的钢琴指导、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樊老师，来电话说求我一点事。
两年来，我一直感到对樊老师欠了债。她带病教我的孩子，利用寒暑假义务指导，可我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过。有一次我为孩子的事去她家，顺便买了一些罐头水果，竟遭到他们夫妇严词拒绝。我怏怏然，放下不是，带走也不是，脸红了，手足无措，最后一咬牙还是带回。
这次她主动“求”我，我当然愿意全力以赴，以稍减心头的负债感。没想到，我的“还债”愿望又落空了。她求我办的事与她本人从任何利益角度上去考虑，都毫无关系。
事情是这样：她的一位女同事，原任附中高三的班主任的吴老师，刚刚办完离休手续，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青年——估计是她教过的学生打了几拳。对方举着拳头在她额前扬了几次，在黑暗中再三说：“你还认识我吗？”这个打击对吴老师太难于承受了。她感到被打的不是肩膀，不是头部，而是心灵，从此精神悒郁。吴老师在音院执教了38年，真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在的附中校长当年也是她的学生。可是当她揣着离休的证书，迈着木然的脚步，走出她今后将不再每天跨进的校门时，竟受到几拳的待遇！……
听樊老师讲述时沉重的声音，我的心情也很沉重，但不知能帮什么忙？请晚报记者写个消息，掂掂分量恐怕在眼下也算不上“新闻”，未必刊用；去找法制报，或去公安部门找关系，但他们能立案吗？恐怕也未必。比这案情更大的还很多。
我有些怏怏然，又好象手里提着罐头水果，在樊老师面前手足无措。
我知道，我不能再扫她的兴。如果我把心中想的种种“不可能”和盘托出，她会觉得伤口上又洒了盐。此刻，她只能求我这样的人来“伸张正义”，可见老师们心地的单纯，可见他们的关系网是如何微薄。
过了几天，我又问起这个“案情”。我想，如果破了案，吴老师解了气，也许就不用我勉为其难了。樊老师苦笑说：“学校保卫部门大概也管不了这个案子”。是的，这算什么“案”？只是它在四五十岁一代老师中留下的阴影比案情更重。
我答应去看看这位吴老师，我知道我的身份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同情者。
不久前，我还把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对爱情的忠贞来解释，此刻，我想到了教师。都说教师是蜡烛，他们真是烧成灰也不计较自己的辛酸的，这就是构成教师的光彩照人的材料。可惜，在我们国家，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始终是低微的。
这种“低微”如果仅仅是因为社会某种机制或经济运转不合理而造成的，他们或许还能忍受；如果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存留着这种印迹，那就太不公平，也太使他们心灵受到铅块的压迫了。
我想，在那有星星的夜晚，打了吴老师几拳的青年，迟早会彻悟到这种行为是多么卑劣！将来有一天他也进入退休的年龄时，他会为这一举动而痛苦的。
现在，我们在经济上正在逐步改变老师的地位，那么我们不可以在社会上，在人们心理习惯上真正确立老师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吗？
望着眼前的樊老师，并想象着慈祥的吴老师，我感觉她们的眼光既软弱又坚定，但她们决不乞求谁！

第8版(副刊)
专栏：

眺望
啸马
生长在内陆地区
那莽苍苍的北方
本属平原的儿子
手中没有海也没有洋
于是，在一些日子里
生在高高的楼顶上
天空便成为我的海
瓦房顶则是凝固不动的波
浪
杨柳树涨满绿色的风帆
黎明和黄昏的灯火中
搁浅着我生命的水母贝壳
和卵石
而远处
一杆一杆吐着灰烟叹息的
烟筒的桅杆又是谁的呢
翻腾吧，穹形的大海
翻腾起你瓦房顶的波浪
把你泡沫的潮水泼过来
把你小山似的舟推过来
载起礁石一样的我
随便去到一个什么地方

第8版(副刊)
专栏：

“龙羊”印象〔丝网版画〕张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