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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悼潘菽同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悼潘菽同志
周培源
3月26日上午,传来不幸的消息:深受九三学社社员尊敬和爱戴的潘菽同志在当日5时22分同我们永别了。听到这一噩耗,我惘然若失,不觉悲从中来。
潘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完了91个春秋。他一生经过了几个时代,历尽人间沧桑。在每个时代,他都紧紧地跟随历史前进。早在青年时代,潘老就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是因火烧赵家楼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九一八事变,他拍案而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这时,他的长兄、著名社会科学家、老共产党员潘梓年同志被捕入狱,在营救长兄的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条真理,好像在黑暗中看到北斗。老革命家潘汉年同志是他的堂弟。这位机智勇敢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每当路过南京、重庆时,都风尘仆仆地去看望堂兄潘菽同志。而任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时的潘梓年同志,则是潘菽同志与共产党保持密切接触的联系人。
在山城重庆的9年中,潘老从事各种形式的抗日民主爱国斗争。起初,他参加了郭沫若、钱俊瑞等同志发起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后来又同梁希、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同志发起组织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定期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1945年秋,毛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接见了潘老等八位同志。潘老问毛主席:“现在国共谈判,共产党为什么一直让步?”他表示担忧。毛主席站了起来,一面向墙壁后退,一面说:“一步,一步。”背快靠近墙壁了,毛主席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毛主席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当时的形势以及党的主张,给潘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潘老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抗战胜利前夕,潘老和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同志联系了竺可桢、李四光等100多位科技工作者,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为抗战胜利后新中国的建设作准备。潘老担任常务理事并主编会刊《科学新闻》。在此期间,他又同许德珩、梁希以及税西恒、黄国璋等同志发起另一个“民主科学座谈会”,口号是“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潘老与重庆新华日报社有联系,经常带来一些共产党方面的观点和信息,启发大家思考问题,看清方向。这个座谈会成了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民主运动的一个纽带。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胜利日,同时也是为更广泛团结科技界人士,积极参加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民主科学座谈会”进而改建为九三学社,潘老被选为中央理事。
他一旦了解中国共产党,便成为靠拢党追随党的忠诚战士。他奋不顾身地维护革命利益,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抗战前,一位中央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因为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而被捕,潘老亲自到南京卫戍司令部,以教授的身份及个人生命、财产担保,保释那位学生出狱。那位学生出狱后,又受到当局的刁难,不能毕业。潘老仗义执言,使其得以补考,完成毕业手续,奔赴革命根据地。又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大学的建党工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党支部成立的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以后也常在他家开支部会。中大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一批进步书刊也是由他帮助秘密收藏的。他通过编辑专刊、撰写文章、参加集会,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罪恶行径,在争和平、争民主、争自由的一次次斗争中,表现了一个民主斗士大无畏革命精神。
潘老一方面靠拢和追随共产党,另一方面坚决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8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谋士们为挽救败局,鼓动士气,成立了“官兵心理委员会”,并邀集心理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参加会议。潘老断然拒绝出席,也拒绝为《国防月刊》的《国防心理专号》写文章。潘老积极声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他的名字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1949年4月,党派人把他和梁希、涂长望同志秘密送往上海转赴香港,就在解放军胜利渡江的第二天,他们已顺利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1958年起,潘老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领导九三学社工作。潘老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渊博的文化知识。他对九三学社的工作极端负责,看文件,听汇报,提意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九三学社中央学习会,无论寒暑他总是争取到会,而且坚持到底。他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不一般化。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易可亲,敦于友情,这些高风亮节都是众所称道的。
潘老是一位谦逊正直、忠诚淡泊的学者,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崇高品格的典范。
在美国留学的六年中,他几乎不知道舒适为何物。因为官费为数不多,加以政府经常拖欠,他又希望延长学习年限,多学习一点,不得不节衣缩食。他和吴有训、蔡翘等五六位同学自己起伙,轮流做饭,并在学校食堂里做零工。他曾和蔡翘同志共租一间房,共睡一张床,甚至合盖一条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到一家餐馆做工,以维持在芝加哥大学再学习一年的生活费用。他从美国回国时,仍然是素衣一套。直到现在他的衣着也很朴素,经常是一套普通的中山装。他的卧室兼书房里至今还用老辈留下的书桌和木椅。他不吸烟,不喝酒,饮食一般,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享受。但他却把节余的钱,用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在中央大学时,他经常拿自己的工资去资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工作团”。1940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他资助路费,使一些共产党员撤离重庆,安全转移。
潘老为革命事业和学术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永远为我们所称颂,他的优秀品德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潘老信仰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1956年,年近60岁的潘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写道:“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辨清前行的方向。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潘老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为发展心理学,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一直主张我国心理学应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以求尽快地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我国心理学。
我们要学习潘老对学术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坚持不渝、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十年动乱中,心理所被“砸烂”,心理学被诬蔑为“伪科学”,潘老本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国心理学面临灭顶之灾。70高龄的潘老,当时正患有心肌梗塞尚在全休疗养。抄家、批斗、劳改折磨他的生命几乎濒临于绝境。但是他坚信“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大有希望的”。就在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潘老靠着一个共产党员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和追求科学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坚定地拿起了笔,开始了《心理学简札》的写作,终于写下了50多万字的著作。
我们要学习潘老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平等待人的作风。他常要花许多时间一丝不苟地为别人审阅文稿,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他曾为他的学生审稿并复信给这位学生说:“我的意见都只供你参考。如你觉得可取的,要考虑一番再予接受。如果觉得不妥当的,也要考虑一番再予以否定。如果有疑问的,可以通过思考作出自己的解答。如需要我帮助解答,可以把自己的解答寄给我并说明主要的疑问所在。”潘老就是这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指导后学。1980年,潘老因参加学术会议到了阔别多年的南京,顺便看望了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干部、大学教授,还有为他当过炊事员的一位老工人。潘老夫妇对老工人问寒问暖,临别时还给老工人留下一些钱改善生活,并邀请来北京观光,在他家住了好久。潘老这种诚恳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出于至诚,毫无半点虚假,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深有感受。
潘老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潘老的不平凡业绩,犹如积沙成塔,滴水成海,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的逝世,使我国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学术权威,是九三学社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已萎,典范永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尊敬的潘老同我们永别了!潘菽同志的业绩将永久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震撼西北的春雷——纪念渭华起义六十周年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震撼西北的春雷
——纪念渭华起义六十周年
高克林 钟师统 赵和民 何辛
60年前的春天,正当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绞杀革命的黑暗时刻,陕东地区爆发了反击敌人的渭华起义。它是继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和工农革命军相配合的武装起义。它像划破夜空的闪电,响彻大地的春雷,震撼西北,震撼全国。
1926年正当南方的北伐战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军阀混战,硝烟弥漫的西北,春风劲吹,红旗漫卷,开始呈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1925年我党领导陕西人民迫使北洋军阀豢养的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下台。翌年,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等军阀互相勾结,支持刘镇华卷土重来,围困共产党人魏野畴和杨虎城率领的陕西军驻守的西安。为了解除西安之围,在我党的推动下,由苏联回国的冯玉祥组成并任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分两路进军西安。在反动军阀部队任职的共产党员许权中,于同年7月在门头沟率部起义,转战包头,作为援陕第三路军总指挥,挥师南下关中地区。同年10月,国民军三路大军同守城的陕军里应外合,打败镇嵩军,解除了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
国民军胜利会师西安,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势如破竹。1927年1月,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同年7月,又改为陕西省委,逐步加强党对陕西革命的领导。同年1月,于右任任总司令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即军政府)成立,共产党员分任军事部、政治部、教育厅、建设厅、出版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这一年的5、6月间,全省党员已有2千多人,30多个县建立了党团组织。军队中也派进和发展了2百多名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西安创办了类似黄埔军事学校式的中山军事学校,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高文敏(高克林)任党军支书记、许权中任总队长。同年上半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陕西省总工会,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加强了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农协组织普及到60多县,农民武装队伍达10多万人,农协会员一度达70多万,仅次于湖南、广东,居全国重要地位。全省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热气腾腾。
“风云突变,洒下人间都是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参加反共大合唱;排斥异己,赶走于右任,任命宋哲元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独揽军政大权,背信弃义,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来。在这关系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怎么办呢?反抗,还是投降?陕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回击了敌人。
中共陕西省委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有关指示,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决回击蒋冯反共逆流,积极地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动了渭华起义。中央1928年1月2日致陕西省委公函,要求陕西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2月,陕西出席“六大”的代表潘自力等同志,除带回中央给省委有关武装暴动的指示外,还带回中央致许权中旅党委的指示信,要求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农民群众,配合农民武装起义。同年3月,中央经陕西省委转许权中并旅党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指出,许旅三个去向中的第一个去向,就是“开赴陕西关中农民运动和党的力量较有基础的地方,帮助发动农民运动,有可能形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
陕西省委采取措施,加强对渭华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领导。省委书记潘自力于1928年4、5月间,先后两次到渭华地区具体指导暴动。省委于1928年3月22日,决定以渭南、华县、华阴、临潼、五一县等五个县为陕东暴动区,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省委常委刘继曾为书记,肖明、李大章等为委员。这个地区南连秦岭,北临渭河,地形复杂,沟壑纵横,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历史上有农民造反的传统。早在1922年董必武派王尚德由武汉回乡在渭华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它是全省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大革命前群众革命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当时陕西不少地区党团组织遭到破坏,而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渭华起义前夕,这个地区已有党团员1千多人。省委考虑到这些因素,决定在这里举行暴动。
中共陕东特委直接组织领导了这次暴动。1928年4月1日陕东特委在华县江村药王庙召开成立大会。4月6日,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准备暴动的工作计划,要求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加强对暴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渭南、华县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调整了两个县的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的人事,充实了党团力量;还对党团员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教育。华县县委号召党员购买武器。陕东特委选调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五六十人,由共产党员(省委常委)和当地农运领导人薛自爽带队,翻越秦岭,到驻在洛南的许权中旅学习军事和领取武器。许旅党组织派有军事知识的共产党员张汉俊协同带领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员返回渭华。特委决定以他们为骨干成立陕东赤卫队,任命张汉俊、薛自爽为正副队长,冯养浩为党支书。5月上旬,陕东赤卫队于渭南湭河川望岗岭举行命名授旗大会。随后移驻塔山,建立了塔山军事据点。这支百余人的武装队伍,由于政治素质好,战术灵活,熟悉地形,群众关系好,后来在支持群众斗争和配合工农革命军对敌作战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西省委在抓好地方工作的同时,密切关注许权中旅的工作。许旅是渭华起义中的正规部队。这支部队是在党的直接培育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成长起来的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它的前身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史可轩直接指挥的于右任的政治保卫队。冯玉祥投蒋反共后,即命令史可轩率这两支部队离陕赴豫整训,阴谋伺机加以消灭。史可轩奉省委指示,率部离开西安,准备开赴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1927年7月19日,部队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被地方军阀田生春杀害。高克林赶赴临潼,请回离队回家的许权中担任部队总指挥。这时周围大小军阀团团围住并想吃掉这块“肥肉”。我军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暂时归属于陕西军阀冯子明部,改编为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才保住了这支部队。后来省委为加强对许旅的领导,决定把许旅的党军支改为旅党委,高克林任书记,直属省委领导。不久,部队随冯部南渡渭河,向商洛山区进发,行至兰田许家庙,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潜伏在军队内部的蒋介石特务策划兵变的阴谋活动,纯洁了内部。部队到达洛南三要司,即宣布脱离冯部,归属于李虎臣部,编为李部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1927年秋冬至1928年春,省委为准备许旅参加渭华暴动,加强许旅的领导力量,先后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王泰吉等到许旅参加领导工作。
1928年春,爆发了陕西军阀同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混战。省委指示许旅不参加军阀战争,而准备参加渭华暴动。旅党委成员多数同意执行省委指示,许权中则主张先打潼关,即可得到军事物资和兵员的补充,再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到渭华参加暴动。部队已由洛南开到潼关南塬,许仍坚持己见。唐澍、刘志丹和高克林商定,乘许权中、杨晓初外出之际,便率领部队撤出战斗,于5月中旬,开抵华县瓜坡镇。当天晚召开旅党委扩大会,决定立即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及其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司令,王世泰任参谋长,高克林任参谋主任,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后来追赶回部队,许任总顾问,杨任军财政经济委员。随后全军开赴华县高塘镇。华县县委在高塘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正式宣告工农革命军的诞生。
1928年2月29日,渭南爆发了著名的“宣化事件”。在蒋冯反共逆流鼓噪下,渭华的反动势力猖獗起来,豪绅刘铭初勾结渭南乐育小学反动校长田宝丰等,冲进并砸毁我党渭南县委重要活动基地宣化小学,赶走党员校长李维屏等人。渭南县委当即发动广大学生和群众沉重回击敌人,当场打死打伤刘铭初等反动分子多名。这一下震动了陕西反动当局,敌人对我进行疯狂反扑,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0多名,杀害共产党员王文忠、李维俊、温济厚等,封闭了渭华地区大批学校。一时间,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渭华。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不但未能扑灭革命烈火,反而起了助燃剂的作用,加速了渭华暴动的进程,成为渭华起义的导火线。陕西省委3月13日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声援渭南的革命行动。“由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直接转变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器,围攻县城的大暴动。”渭南、华县、五一县的党团县委都加紧筹划暴动,县委机关由县城转移到农村,党团员走出机关学校,直接参加和领导农民暴动。
1928年“五一”这天,以渭华暴动正式开始的日子载入史册。渭南、华县、五一县都在这天同时行动。渭南县委部署5月1日—4日崇凝镇、赤水镇、阳郭镇、三张镇统一行动,分片召开群众暴动大会。崇凝镇“五一”大会上宣布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处决了为虎作伥的恶差,抄没了恶绅李玉林的商号;阳郭镇抄没并分配了土豪牛星照的粮食和财物;三张镇收缴了警察分所的枪支,处决了税务所长。华县、五一县等地同时对土豪劣绅实行暴力行动。渭华暴动的星星之火至此已发展成为燎原大火,农民对土豪地主的斗争已普遍展开。6月中旬,起义军民万余人,从陕东特委驻地三教堂出发,在渭华原上举行武装大游行,沿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捉拿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粮食和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这次大游行使渭华暴动达到高潮。至此,工农革命军和暴动农民相结合,形成以华县西南原、渭南东南原为中心,东至潼关,西至临潼、兰田,南至秦岭南山,北至渭河两岸,约几百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民的红色武装割据地区。
在这个广阔的区域里,反动基层政权土崩瓦解,一村、数村或区为单位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
在惊天动地的渭华起义面前,冯玉祥和大小军阀惊恐不安。为了扑灭起义的熊熊烈火,军阀之间由互相混战转为暂时的联合,李虎臣从商县由南向北,宋哲元从渭南、华县一线由北向南,调集十几倍于我的兵力,对起义地区进行疯狂围剿。起义军民对来犯之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
5月中旬,渭南反动地方团队和地方军阀武装,从渭南城出发向东南原进攻,妄图攻占陕东赤卫队根据地塔山,在段家遭我军阻击,仓慌逃窜。6月初,宋哲元令田金凯骑兵师,由华县向高塘进攻,在骆驼项遭我军英勇抗击后,狼狈逃窜。6月19日,宋哲元坐镇渭南,指挥孙连仲、魏风楼、田金凯三个师的兵力,分路向高塘、塔山进攻。由赤水南犯之敌,猛烈进攻我魏家原阵地。我军只有一个连和司令部警卫队的少量兵力,抗击一师之敌,战斗处于危机中。薛自爽迅速集合附近村庄赤卫队5百多人,奔赴战场,勇猛冲杀,阻遏了敌人的进攻。激战竟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撤至秦岭北麓。由渭南南犯之敌,在塔山、箭峪口一线,与我激战竟日,敌未得逞。6月20日敌再次发动强攻。陕东赤卫队为掩护主力与群众转移,以寡敌众,坚守阵地,薛自爽身中数弹,坚持不下火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等,也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至此,起义中心地区为敌军占领。6月20日,我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部分地方干部,撤出起义中心地区,退到渭华南山。许权中率领小部分人马退到兰田许家庙一带。唐澍、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退到洛南两岔河、保安镇一带。7月1日,我住保安的部队,受到李虎臣部4个旅的包围。我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重围。总司令唐澍壮烈牺牲,陕东赤卫队长张汉俊被俘后英勇就义。我军余部3百多人,集中于兰田县张家坪。刘志丹、刘继曾、许权中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刘志丹、谢子长离开部队,去省委汇报;部队交许权中、刘继曾带领,取消工农革命军旗号和军事委员会,军队中的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为保存这支革命武装,接受李虎臣部刘文伯师改编为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同年8月,随刘部进入河南邓县,被当地地主反动武装“红枪会”打散。许权中和保存下来的一些同志,后来分头回到革命队伍。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起义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陕西省政府在崇凝镇和高塘镇分设县佐,专事镇压起义人民。凡是起义波及的地方,反动当局都设立“清乡团”,实行反动“连坐法”。土豪劣绅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恣意杀人放火。几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少先队员和革命农民、学生惨遭杀害,被剜眼、掏心、断肢、分尸者,不计其数。有的父子、兄弟同时遇难,有的全家被杀绝。渭华原上一片火海,血流成河。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转折,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转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是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工农群众运动和革命武装相结合,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伟大实践。
在纪念渭华起义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在起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他们的光辉英雄形象、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永远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