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07-20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1985：影坛耕耘初纪
——为“金鸡奖”看片备忘
钟惦棐
通过1986年“金鸡奖”评选前的看片活动，在我眼前总不时出现些橙黄色的光斑。有的已为人注意，有的似还没有。
《野山》、《迷人的乐队》、《咱们的退伍兵》，是已经被人注意的。日本的青年影评家曾对我们提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国家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却很少看见你们的农村片！”应该说，农村片还是有的，但熠熠然而呼之欲出，在希望中能看出农村原貌的却不多。《野山》在这方面留下它的光斑。与其说这光斑是由于它描写了农村，毋宁说是它着意思考了农村，并把它置于美学追求的较高层次。
农村需要各种类型的影片：中国农村之作为电影文化现象被认识，和农村自身需要通俗易懂的文化，应该是两件事。《迷人的乐队》和《咱们的退伍兵》之引起关注，我更多是从后一需求上去理解的。在这方面，赵焕章是个热心人，在他的农村影片系列中，浸透着他对中国农村的热爱。和《迷人的乐队》一样，在喜剧和轻喜剧这个层次上作文章，对我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予以提倡，是必要的。
人们对《黑炮事件》的评价至今不一。这可以留待以后去研究。但我注意到它的“赵书信性格”。这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性格。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可能大家都有份儿，“逆来顺受”被看成是一种生活的耐力，否则便走不到尽头。这种性格在《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身上出现过，在《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身上也出现过。这次是借编剧、导演和演员之力，创造了一个可称为“赵书信性格”的当代知识分子典型性格。如果说罗群和许灵均都出于某种压力的结果，那么，赵书信却不属于此类“冤假错案”之列，而是通过他本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的。他似乎解脱了自己，人生嘛，“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因此也就无是无非，浑浑噩噩。“赵书信性格”是悲剧型的，无助于我们民族的腾飞。列宁一再斥责旧俄时期的“奥勃洛莫夫性格”，那么，把“赵书信性格”作为认识对象，把他作为一面镜子，从我们灵魂中的阴湿处挤出去，就已经成为必要了！
此外我还注意到天山电影制片厂的《钱这东西》。因为我看过这个厂早期的影片，政治色彩是很浓的，而形式与内地大同小异，没有发挥他们自己的特点。广春兰的《不当演员的姑娘》，开始出现喜剧人物，但它仍是建立在十年悲剧的基础上的。《钱这东西》却大大发挥出乐观和幽默，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妙趣横生地把小生产者们的自私和短见，置于诙谐的笑谑之中。
笑声是会心的，高贵的，而又是极富于匠心的。
《峡江疑影》为武功片另辟蹊径，甩掉了和尚道士而进入庄严的历史题材。循着影片的这条路子探索武功片，走出山门，它的发展将是可喜的。
《古越轶事》终于着意于“古”，这光斑应被我们看在眼里。盖今之多数古装片，并没有把“古”作为历史的和美学的对象去思考，而着意于华丽和排场，甚至有意于流露出现代意识以示自己并不后人。于是今不今，古不古，杂乱纷呈。“古”是“今”的祖宗，如果两千年前就已经和我们差不多甚至一样，区别只在于服装样式、发型和头饰，他的后代们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谓历史知识，岂不仍是个零！电影在风貌、气质、神态上愈接近原貌，其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就愈高。《古越轶事》为古装片带来颇堪注意的信息，但主旨不明，越王的雪耻决心和对越女的爱情以及王妃的醋意互相掺和，令人不解创作者的用心，而越女的服装破坏了彼一时代的总体感，表明导演意识还没有决心在这方面开出一条坚实的路。
表演成就的突破，出现了刘子枫（赵书信）、岳红（桂兰）、王馥荔（翠喜）和辛明（灰灰）等有才华的演员。刘子枫已如上述，在完成“赵书信性格”方面可谓别具匠心。因为他的创造是编剧和导演所不可取代的。影片结束之前，观众为他的“黑炮事件”长出了一口气，而他丝毫不因此轻松，原因在于他本来就没有因此沉重。他看见身边的孩子们玩得很认真，很快活，很有意思，但也只是很认真，很快活，很有意思而已……他可以这样看下去，也可以不看下去。一会儿，他走了，如此而已。戏在行云流水之中进行，看来他没有什么着力处，但这也正是他的着力处！岳红的成就在于她跳出了“有美人兮”的三界之外。我几次寻找她在一个单独镜头中的两个跨步，后来找到了，是在养柞蚕赶鸟时出现的，边跑边扔石头边吆喝，既为单独的一个镜头，当然不是“于无意中得之”，但也正是出于有意而又如此自然、活脱，无刀斧痕迹之可言，也就更加珍贵。小处如此，大处可知。她和辛明、徐守莉（秋绒）显然是把泥土气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追求。导演颜学恕眼里的农村，和黄健中眼里的农村，大不一样，虽然都是农村。前者从生活中去发现美，后者把美纳入自己的框架之中。
王馥荔的翠喜（《日出》），其可贵处在于她把自己的创作道路拓展开来，纵横驰骋，不仅把美当作美的范畴，而且把“丑”也纳入美的范畴。她成功了，而且对新一代的演员具有很大的启迪。她从《张铁匠的罗曼史》已经开始扩展自己的表演领域，至《咱们的牛百岁》而加深，至《日出》而自如，进展如此之快，也算得影坛中一名骁勇之士。只消想一想，她在《金光大道》中扮演的吕瑞芬，从吕瑞芬到翠喜，宛如从淙淙的小溪流向污染已久的黑水河！不横下一条“我不怕丑”的决心，我们就难于在充满泥泞的创作道路上阔步前进。热情的艺术家是很多的，严谨的艺术家就比较少；并我而表现的艺术家是很多的，忘我的艺术家就不多见。欣赏者对这点大都看得很清楚，因而对王馥荔的表演意识及其成就，尽都怀着由衷的喜悦。从我批评王馥荔在《天云山传奇》中扮演的宋薇起，正应了日本电影制片人对我开的一句玩笑：“呵！影评家对我们是很可怕的！”但翠喜却使我们间的龃龉在实践中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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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散文创作断想
吴泰昌
新时期文学成就辉煌，其中以小说成就最大。当然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的成就也不算小，同样令人振奋。
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最大收获，并不在于出现了多少名篇佳作（虽然我们可以列出一批名篇）。我觉得，恢复或者说发扬了讲真话、抒真情的传统才是最可贵的。许多动人之作，催人泪下、发人省思盖源于此。有了真话，少了假话，绝了空话；有了真情，少了假情，绝了矫情，文学作品自会有力量。对以抒写真情实感为贵的散文来说更是至为重要。我常想起巴金的随笔《真话集》这个书名。说真话，本是一个正直的人起码应该做到的。可是做到这点也并非容易。讲真话需要点勇气，有时需要担点风险。好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已深入人心。如果说，散文作者这些年在冲破什么禁锢，我以为冲破多年使人习以为常的说大话、讲假话、说空话的恶习，是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这方面已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的散文作者几乎都有这样的追求。自然还需要更大胆地突破，尤其对抒情散文创作来说。
从散文实际状况来看，人们对散文的理解宽泛多了。我国古代文学，只分韵文（诗歌）和散文两大类。小说原来也是包含在散文范畴之内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没有改变。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散文的理解是包容万象的，其中既有鲁迅式的偶感杂说，也有冰心式的抒情小品，又有叶圣陶、朱自清式的状物写意，以及顾颉刚式的长篇论说……。然而，近三四十年来，散文的路子似乎越走越窄，好多本属散文的文体（如序跋、文艺性的评论、对话、日记、笔记书话等）被排斥在散文大门之外，散文简单地被视为干巴巴的说教和空洞的所谓抒情的文章。读者和作者早就不满意这种状况，有意识在突破散文文体框架的束缚。
近几年，散文的作者队伍也有了使人欣悦的扩大，虽然与小说家队伍比较，散文作家缺乏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缺少专事散文创作或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的作家。在目前散文作者中，“临时工”居多。他们人数可观，各行各业，老中青均有，他们对发展散文又有热情，不仅会增加散文创作的数量，而且从内容、文体到写法上会给散文发展带来新鲜的血液、新的活力、新的天地，在这些“临时工”人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家。这是实力雄厚、潜力很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写散文少匠气多灵气，写法也少落俗套，标新立异。从年龄角度看，散文作者中以老年和中年居多，年轻者尚少。这种情况和小说作者、诗歌作者的年龄结构就明显不同。散文作者相对老化这一现象可能与散文更需要作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更深切的人生体味和更讲究的文辞章法有关。年轻的散文作者的作品对生活反映敏锐，但往往思想的凝聚力不够，文笔不够老练精熟。从某种角度上说，散文更能显示一个作家的文学功力。
有人说，散文这种文体注定了它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厚度赶不上小说。我不同意这种断然的看法。
一般说，小说由于其容量和反映生活的角度不同于散文，它容易出现史诗般的作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不能简单地说散文就不可能深刻地有气魄地反映时代，其成就必然赶不上小说。十年来，反映“文革”的小说从伤痕文学始，数目颇多，冷静回想，思想深刻、艺术上乘的作品究竟有多少？象《干校六记》、《云梦断忆》这样的长篇散文，如此反映“文革”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厄运就很难说亚于同类题材的小说了，如果有人说在其上，恐怕也不能算过分。散文要充分发扬其及时反映现实的优势。散文在克服了过去矫柔做作的通病之后，有些作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意避开现实生活中激动人心的东西，一味追求细腻、纤巧的风格，使散文激动人心的力量受到削弱，散文无论内容、风格、写法上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拓展，需要更绚丽灿烂，同时谁都希望看到更多更有份量的散文杰作，这不能说是一种苛求。
在目前散文创作中，回忆和怀念型的作品不少。要分析出现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我们国家数十年所走过的曲折多艰的道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有深深的辙印。物质生活安定了，精神生活丰富了，政治生活中民主空气的增浓，出于一种心理的必然，自然生发出一种冷静地思索过去，回想往事的情绪。这种情绪带有特定而鲜明的时代色彩，极易蔓延、传递和感染。表现这种烙有时代色彩的情绪，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正在变革的伟大时代。散文是推崇自然朴实、表达人们心头积存的情愫的，因此出现一些回忆童年、怀念故人的散文是正常也是必然。回忆、怀旧，抒发强烈的现实感受的成功之作恰在其中。回忆、怀念，粗粗看来仿佛离现实很远，实则却很近，是面对生活现实的一种情感上的升华。怀旧的确有的是表达对生活现象的某种不满，同时却是对生活的更加深沉的爱。不光是老年人在回忆怀念，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在写回忆、怀念之作，这就说明回忆、怀旧不等于暮气、悲观、失望，而是散文家们表现现实感受的一种手段。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同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相比，散文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需要有力作；同喧闹奇瑰的小说相比，散文似乎有点沉寂。变革年代，绚丽多彩的生活为作者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长天阔地，散文作家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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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历史地层的当代观照
——谈周梅森的系列小说《历史·土地·人》
刘静生　黄毓璜
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一种“争奇斗异”的局面。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竞相生长。在这种形势下，周梅森的历史系列中篇小说能赢得关注和反响，似乎有点意外。比起那些新奇的作品来，周梅森的这组作品并不显示多少奇异，它所提供的形象“煤矿史”，人物、情节传统地占据着要津。连小说集题名为《历史·土地·人》，也恰巧对应着作家传统的审美要求。
《历史·土地·人》展现了自洋务运动到新中国诞生六十年间矿业发展的历史，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人物命运的生死纠葛，组成一幅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作家在总体构思上注重宏观把握和形象描绘的生气贯注，力图使历史生活的广度展现和当代意识的深层发掘和谐统一。作品以苏鲁皖交界的青泉县境内煤矿业兴衰为凝聚点，按时间顺序排成《喧嚣的旷野》、《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群山》、《庄严的毁灭》、《黑色的太阳》的系列篇章。五篇作品分别结系着洋务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品摆脱了同类小说中常见的阶级对垒和黑白分明的套路，借助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复较量，突出了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重压下的苦难历程，突出了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曲折道路，从社会的多向联系和深层的历史动因中显示特定时期的历史真实。
由官矿总办、土窑业主、地主、总经理、总工程师、会门老师、政府要员、日人、德人、美人、土匪、流氓、工贼、农民、矿工、革命者等众多角色参演的血淋淋的人生活剧，呈现了盘虬扭结的社会矛盾和沧桑变幻的时代纠葛。一方面，各种社会势力代表人物的风云际会，蔚成社会动荡、历史演进的大观，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和消长中，渗溢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道德内容。另一方面，普通人的生存意识、欲念追求的表现，使得作家笔触伸展到人生底蕴和历史真谛的某些本源。矿山的几度喧嚣和崛起，旷野的几度沉沦和毁灭，固然是由于政权、法统、洋枪的干系，而穷根溯源，又不能不从原始的土地观念中剔抉出历史的诱因：朴实的农本思想、慓悍的民风、荒漠的精神状态、贫瘠的土壤，加上完善到精致程度的封建伦理观念和宗法社会结构，不只为土豪楚保义、乡绅三先生之类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蛊惑对象，更使得农民乃至矿工们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合理性中掺杂进拒绝现代文明的盲目性。这种探究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素质的创造意识，诚然包含着对现实变革的深入思考，但是，如果作家的热情不能穿透与时代相隔膜的小悲欢，陷入对原始荒蛮和社会病态的赏玩和赞许，那至多只能使作品停留在外部的新奇上。作为对现实变革思考的延伸，周梅森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心理素质的根系，始终向社会历史土壤的深广度伸展，使得作品显出厚重深沉。
历史步履古老、艰难、沉重，历史进程中各种矛盾的较量，各种力量的拚搏，形成了深刻的悲剧情味，作家似乎要开掘创造历史的艰辛、描绘方死的腐朽、新生的艰难，在浓烈的悲剧情味中渗透历史前行中的磅礴气势。周梅森以悲剧艺术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内应力，推开历史的帷幕，在《历史·土地·人》中，一次又一次演化成令人痛心疾首的结局：在《喧嚣的旷野》里，官矿、民窑一起罹难；在《沉沦的土地》里，地主、农民、窑工、资本家一起沉沦；在罢工斗争的祝捷会上，矿工与其天然同盟军农民兵刃相见，喋血旷野（《崛起的群山》）；在抗日的硝烟中，方兴未艾的中国煤矿公司矿毁人亡（《庄严的毁灭》）；满怀实业救国的创业者，在黎明前扣响了自杀的枪机（《黑色的太阳》）……矛盾的多形态、多层次、多因果的整体艺术力量，使作家笔下的历史生活具有“抗拒作家专横的阶级爱憎的能力”（高尔基语），使作品的内在力量超越简单的阶级冲突的模式和是非评判，而升腾出一种厚实的哲学意味。固然，矿山的“毁灭”和土地的“沉沦”丝毫不包含社会悲观主义成分，当作家的观察点上升到足以俯瞰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读者的艺术趣味也就不会沉溺和陶醉于具体场景，不会陷入悼亡的悲切。在历史的长河面前，一切事件和人物都是历史的、暂时的，而历史的进程则是永恒的运动，是一种价值定向的不断更迭。周梅森在表现这种历史的创造中，既写出了诞生的苦难的真实情景，又写出了苦难的诞生的必然。不是吗？矿山正是在一次次夷为废墟中蜕化出新生，工人阶级正是在一次次带有盲目的自发斗争中走向自觉的。
这种融历史眼光和现实自觉于一体，促成了作品形象塑造上的显著特点：各类历史人物在超越其本位意义的同时，又在整体上强化了社会意义，取得了历史的认识价值和现实启迪意义的统一。周梅森并不注重调动“个人生活”的各个侧面谋求形象自身的丰富性。他热衷于把“人的生活”更多地溶进“人类的生活”，把“个人生活”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生活”，这就使得个体的“人”更具有社会整体命意，使形象的血肉之躯中包藏着坚挺的历史骨骼。在作者的笔下，包括象章达人这样的资本家，象刘广田这样的早期窑工，象贺绍基这样握有企业实权的人物等，差不多都是以最佳竞技状态搏击于历史涡旋的“强人”，正是从这里，读者可以通过个人命运的遭际，透视出超意志的无法抗拒的历史力量。
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中，《沉沦的土地》中的三先生写得最为成功。这个人物与其说是历史的塑造，毋宁说是数千年封建幽灵的造化。他不惜倾家荡产维持“世风”，可他那“世风”又在维持着贫困和愚昧；他拚命维系愚昧，是因为愚昧才能制造出他的“伟大”。他的天堂连同他自己的烟灭诚然不可避免，而他代表的精神却又在他长眠的土地中扎有强固的根系，时至今日，历史的创造者还不能不为之付出代价。在那庞大的悲剧时代里，每个人都只能是悲剧中的一个角色。这似乎就是那个特定社会赋予它成员的使命。矿工们无数次斗争换来无数次失败，由血污淤积成的仇恨，犹如地壳下的煤层埋藏在他们的心中，厚重沉实而艰于开掘。刘广田们固然从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思想，即使刘广福乃至后来的刘大柱们身上，又何尝没有祖辈传下来的因子？何尝没有红枪会、大刀会、三先生之类人物的赐予？他们麾下的那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是被从土地上抛入地下的，可他们始终割不断和土地的感情，是因为他们的灵魂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儿还在土地上。当着大规模的斗争中的群体意识还处于生存目的低层次，只要其中有生存许诺，就足以引爆全部热情和勇气。这就注定他们的斗争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和涣散性。正是这种愚昧性的延续，又使我们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惨重代价。现代文明是愚昧的天敌，而两个文明，正是从精神上、物质上对愚昧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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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第三只眼》〔中篇小说〕
作者朱苏进　载《青春》丛刊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在海峡前沿，某连驻军防守的一片海滩上潮涨潮落。落潮时海水便把落水物带到敌岛上。
平时阴沉不露的一班战士司马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中弹落入海潮。大家认为他死了。于是他成为烈士，追悼会开得隆重，英雄事迹整理了许多。可是，不几天，敌岛上的宣传攻势开始。司马戌在大喇叭中发表反共声明，他的父亲——在追悼会上连泪水也忍住了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听到后竟猝然而死。
大喇叭里揭出连指导员和一班战士们的隐私：对现状的不满，心理的变态，等等。司马戌有“第三只眼”专门窥伺人们心灵中的阴暗面。战士们斗志涣散。一班长南琥珀也有“第三只眼”，他早已洞察这一切，深知战士、干部的难言之隐与心中实情，他既不肯象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掩盖和回避这些不洁的东西，也对司马戌的卑鄙嗤之以鼻。他率领战士们自强自奋，虽然这种努力并不都能奏效……
小说风格沉雄遒劲，语言警辟，内蕴深厚。这不是一篇单纯的“军营”小说，而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表达了较深的社会内涵与人生哲理。它对不正常社会氛围的批评，对传统心理积淀的解剖，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生的看法，值得深思。究竟怎样对待人的阴暗面？一实一虚两个主人公能给人以启迪。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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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关于“城市电影”问题的讨论
上海《电影新作》编辑部最近召开电影创作、理论座谈会。北京、上海、长春、九江等地的部分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以及编辑五十余人参加。
座谈会围绕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创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同志的发言结合当前电影创作的实际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作了分析和研讨。与会同志对前一时期上海文学界、电影界联合举办过的城市文学、城市电影创作研讨会的议题很感兴趣。同志们就电影怎样表现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在谈到“城市电影”时，有同志认为，写好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有助于推动和促进地域性电影的创作和拍摄，这是文化意识强化的一种表现。也有同志提出，要拍好城市电影，电影艺术家必须具有较强的“城市意识”，即作为现代城市人的——用超越传统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来审视城市生活，并加以评判。有的同志则认为，发展城市电影必须提倡中国城市电影的民族性，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盛行的符号学或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他们认为，这种生态、心态是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具有历史的具体内容，是同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同志则认为“城市电影”这一口号的提法还需要研究。电影创作的关键是要写人，而不是只表现作家自己所在的区域。如果西安电影制片厂只搞“西部片”，上海电影制片厂只搞“城市电影”，就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
在座谈会上大家还就电影观念问题，如何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文化问题，以及电影艺术的雅俗共赏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大家对电影观念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认为电影观念总是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有所发展，这却是一致的。
（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