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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7-1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哲学思路的变革》序

第5版()
专栏:

《哲学思路的变革》序
  汝信
近几年来,康德哲学在我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位哥尼斯堡的哲学家在长期受到简单化的、不公正的对待后,又重新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从他那里得到新的启迪,在他的著作里发掘出新的意义,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消逝而成为“死狗”。新的探索已经开始,研究在逐步深入,郑涌同志的这部文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可喜的新收获。
对康德哲学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想,在这样的学术问题上,大可不必受以往条条框框的束缚,应该允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我们当前理论研究中所需要的不是在过去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重复劳动,而是发扬大胆探索的精神。当然,大胆探索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我认为,郑涌同志的康德研究是符合这个精神的,所以值得向读者们推荐。
根据我的粗浅的看法,康德的伟大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他对问题的解答。在哲学史上,提出问题有时要比解答问题更重要得多,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提问题的能手,他们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靠提问题来奠定的,而相形之下,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则渺小无力,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他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而他们所提供的答案则早已是过时的东西了。康德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的巨大历史贡献是通过提出问题推动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想方向(或者如郑涌同志所说的“新思路”)。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这种推动思维前进的动力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而看来这种潜力至今还远远没有耗竭。我们今天需要发掘和利用的正是这种潜力,而决不是要到康德那里去寻找对哲学问题的现成的答案。我们关心的是人类思维的前进运动,决不能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那样“回到康德去”,重复这种历史的错误。
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多东西被无情地淘汰了,许多东西被证明为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人类探索真理的步伐却从来没有停止。我始终信服伟大德国作家莱辛的话,他说,他宁愿谢绝上帝赠送的现成的真理,而选择探索真理的勇气,自己费力去寻找真理。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就这一点而论,康德比不上莱辛,他和歌德一样背后拖着一条德国庸人的辫子。我们研究康德既不能揪住他的辫子不放,也不能把辫子当作宝贝供起来,而要去努力发现他的思想中的活生生的探索精神。如果郑涌同志的著作能有助于读者们加深对康德哲学的这一方面的理解,那也就达到它的目的了。

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

第5版()
专栏:

  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
  冯玉忠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地位已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了确认。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变革。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以它特有的功能,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生机和活力。
但是,多年来对商品经济的理论偏见和僵化观念,远未消除殆尽。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不健康现象的时候,有些人往往习惯于到商品经济中去查找“根源”,给它横加罪名。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虽然能够把经济搞活,但却“带来”不正之风,成了“唯利是图”、“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和“以权谋私”等等腐朽思想与卑鄙行为或犯罪活动的祸根。
这实在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歪曲。
商品经济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巨大的功能,这首先是通过它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实现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实质是一种
“劳动交换”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劳动只能是采取价值形式的得到社会承认的社会必要劳动。离开这种社会必要劳动及等价交换,诸如以权谋私以及“坑蒙拐骗”之类的丑行,非但不是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罪过,恰恰是对它的反动——不等价交换或超经济掠夺。正是从这个本质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对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假公济私等不正之风和剥削阶级陈腐观念的严峻挑战,并以其巨大的客观强制力,推动人们以劳为荣,勤劳致富。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和尊重价值规律,就是强调尊重人们的劳动和贡献,我们要靠这股“物质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商品的“天性”就是自主、平等(等价)和竞争。承认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及其客观必然性,这本身就是人们传统思想观念的根本性变更,是对“重本抑末”这个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和封建道德观念的根本否定。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冲破了管理体制(包括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体制)上的僵化模式,同时也正在冲击着与此相适应的僵化观念。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级观念、因循守旧等等陈腐观念,正在被面向世界、开拓创新、平等互惠、联合协作、锐意进取等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所取代。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使中国形成万马奔腾、万紫千红的昌盛局面,为人们安排广阔多样的活动舞台,从根本上改变着亿万人民封闭、狭隘的文化心理结构。
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自给自足不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标志,而是落后愚昧的象征。商品经济以其特有的功能和活力,冲破封闭式、割据式的僵化体制,使国民经济向着开放型、网络化协调发展。正是在这种开放、横向、网络化的经济活动中,人们正在树立竞争意识、时效观念、信息观念等现代意识。
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文化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的推动下,把亿万人民的视线引向知识化、现代化,引向文明和未来。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的环境里,使人们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荣辱观和是非观。
第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是冲击官僚主义、涤荡封建主义遗毒的巨大物质力量。封建主义和小生产的传统意识,是中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沉重包袱。甩掉这样一个沉重包袱首先要靠物质力量,要靠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原则。在从事等价交换的频繁的社会经济交往中,将使人们养成平等的观念和民主习惯,逐渐缩小自然经济和僵化模式形成的家长制和专制主义的阵地。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商品经济正是通过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培养着人们的民主观和平等观,克服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宗族观。那种“以权谋私”、“以权入股”、“以权获利”等不正之风,都是一种超经济掠夺,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纠正这类不正之风,要靠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物质功能以及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法规与制度。
小生产的“均贫富”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伦理观念,多年来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尤其是经过多年“左”的宣传,平均主义已经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并渗入旧的管理体制之中。其实,平均主义并不“平”,它掩盖着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本质。在平均分配原则下,只能是懒人占勤人的便宜,庸人占能人的果实。商品经济是不承认平均主义的,它的固有“脾气”是激勤鞭惰、优胜劣汰。它要求人们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商品经济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民的善恶观与贫富观。
第五,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正在商品经济实践中涌现和成长。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和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坐井观天、胸襟狭小、拘泥小节、安贫乐道等等封闭狭隘的心理结构,养成了单一化、片面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动中,人们将扩大社会交往,拓宽眼界,开阔胸襟;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商品经济实践中,将养成人们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锐意创造、奋发开拓、大胆革新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每发展一步,就是向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迈进一步,也即是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靠进一步。
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伴随着一些消极因素,如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些封建余毒的沉渣泛起。但是,第一,利弊权衡,利大于弊,利是主流。因噎废食,只能受到惩罚。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几十年沉痛的历史教训。其次,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弊端,例如质次价高、以假充真、欺行霸市等等恶劣行为,既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要消除这类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把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到底,从而减少缝隙,堵塞“暴发”之机。只要我们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计划调节体系,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辅之以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思想教育,就可以做到趋利避害,使一些消极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总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兴旺之道,也是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既然热心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那就脚踏实地、排除干扰、千方百计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吧!

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一个尝试——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的调查

第5版()
专栏:调查报告

  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一个尝试
  ——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的调查
肖如川 黎伟东 江友德
在改革的新潮流中,社会科学怎么办?回答十分明确:社会科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促进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自身的改革。现在的问题是要实践、要行动。在这方面,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是个创造
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成立于1985年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市社科所在转向以应用研究为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他们深切地感到,社会科学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把科研和社会需要直接联系起来,还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原因何在?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是科研体制旧的传统模式没有完全打破。这种模式的弊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院式”的研究,习惯于远离现实,片面追求“学术价值”,轻视社会经济效益;二是“封闭式”的研究,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互不联系,自成系统,各自为战;三是“吃大锅饭”,国家包国家统,为现实服务得多少、好坏与己无关。这种状况不改变,社会科学就无法适应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和开放的需要。
面对这种局面,所里一些年轻人决心进行三个方面的探索,即:寻找一条把科研与社会需要直接结合起来的途径;组织一种跨学科协同攻关的科研组合体;开辟一条科研机构企业化的道路。他们向所领导提出创办一个科研、应用、服务三位一体的科研型的经济实体——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以便组织广州地区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致力于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咨询、预测、可行性研究和战略决策方案等项服务。这一设想得到所领导的支持,并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批准。
公司以“软科学”来命名是别具匠心的。所谓“软科学”是从电子计算机的“软件”引伸出来的概念。如同计算机的处理程序系统那样,“软科学”主要是解决有关规划、组织、管理、决策、预测等复杂的系统工程。
作为科研、应用、服务三位一体的科研型经济实体,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既不同于单纯从事科研的研究机构,又不同于单纯从事咨询服务的公司。它以科研为基础,把科研与应用、服务直接联结起来,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取得相应的报酬。这样,不仅解决了科研和社会需要相脱节的问题,而且有利于把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活力。
一年多来,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沿着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断前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完成课题三十三项。作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公司,他们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公司的办公费和成员的工资也从收入中支付。
要解决使市长、厂长们睡不着觉的问题
以社会需要为课题,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的根本宗旨和紧紧抓住的一个主题,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解决使书记、市长、经理、厂长们睡不着觉的问题作为公司科研的方向”,争取把公司办成他们的“智囊团”。
能否做到科研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直接为现实服务,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选择好科研的课题。公司的原则是从社会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科研人员的兴趣爱好出发。他们完成的三十三个项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自己主动选择的课题;二是接受客户的直接委托。这些课题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为广州市或其他地方党政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和方案;一类是为工商企业部门提供决策和管理的咨询服务;一类是为外引内联架桥铺路,进行可行性研究。
交通堵塞是广州市开放以来的一大难题,群众叫苦不迭,领导伤透脑筋。在广州市政府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软科学公司组织课题组进行研究,写出了《改善广州市内交通管理的方案》,从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这一方案受到了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和主管部门的肯定,并获得奖励。此外,公司在为党政机关提供决策服务方面还完成了八个课题,包括广州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对策、广州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和对策、党政干部考核方案、广州的智力辐射与对策、广州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承受力问题,等等。
为企业提供信息、预测和可行性研究,是公司的一项重要的业务。一年多来,他们为工商企业提供了六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十七项市场调查报告。去年广州一家工厂计划引进一条冷暖风机生产线,并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批准,市场上也出现了购销两旺的景象,看来事情已是势在必行。这时工厂一位业务员向厂长建议请软科学公司进行可行性研究。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软科学公司经过调查研究,竟然作出了不可行的结论,认为产品费电、昂贵,在国内没有消费的基础,市场购销两旺只是一时的假象。厂长被报告中大量的信息、资料、数据和有力的论证说服了,决定撤销这个项目的引进计划。后来冷暖风机果然在市场上出现滞销和大量积压,证明了他们结论的正确性。
开放型、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科研方式
要实现领导决策和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涉及到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靠单一的学科和理论研究部门,难于承担这些任务。软科学公司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法,采取了开放型、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科研方式。
所谓开放型、多学科综合研究,指的是参加同一课题研究的不仅有理论工作者,还有实际工作者;不仅有专职的研究人员,还有兼职的研究人员;不仅有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人,还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公司除了自己拥有少量的专职科研人员外,还先后聘请了一百三十多名兼职科研人员,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系统工程、经济数学、数理统计、电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此外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联络员、信息员五十多人。公司接受的每一项业务都是由临时组织的课题组负责完成的。课题组由公司根据需要挑选出上述各方面的人员组成,这样就可以对整个课题从理论、实际以及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设想,实际工作者提一、两个问题就把它推翻了;实际工作者则比较多地从微观上、具体政策上提出问题,缺乏宏观的总体战略意识;有些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可行的,但从法学角度看不见得可行,等等。例如,解决广州的社会治安对策问题,实际部门的同志从执法方面考虑得比较多,而对社会、经济、教育、人口、心理、环境等因素则想得比较少。课题组组织了各方面的人才,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并采用了特尔菲法(即专家预测法)和移动平均值法等科学手段进行预测,最后形成了《关于优化广州市社会治安环境的可选方案》。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尝试,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所涉及的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的做法,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领域,总算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读《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读《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李喜所
近三十多年来,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存在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义和团本身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很不够。其原因主要是义和团是一场以穷苦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发起快,失败早,缺乏反映他们政治要求的知识分子,留下的文献少得可怜,再加上反动派的焚烧和散失泯灭,为数就越来越少,搜集和整理极其困难。但是,研究义和团运动如果不把本身的文献认真解剖,就很难揭示其历史全貌。陈振江、程歗经过多年细心搜集和认真研究编著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出于推进义和团运动深入研究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资料钩稽全面,注释严谨准确。
义和团的文献,过去人们传抄较多的是一些口碑歌谣,缺乏从原始文档中系统的搜集整理。本书从原始档案、各种书稿以及外文档案和论著当中网罗钩稽,并和一些流传的调查资料对比印证、辨伪,共辑义和团文献一百七十九件,其中有许多是新发现的。例如从《日本外交文书》和英文报纸《邮报》回译的几则义和团揭帖,既有新的内容,又系首次辑存。为了明白清晰,书中将这些文献分为八类:一、揭帖、告白;二、书信;三、碑文;四、坛谕、乩语;五、诗歌;六、咒语;七、旗书;八、其他(包括戒条、团规、对联、门贴等)。每类前面加了简要按语,每篇文献又作了说明和注释,说明该件的出处、背景、流传的时间、地区、影响,同时作了真伪的考订和所反映的政治倾向、思想渊源等。这样,一方面增强了文献的科学性,一方面又一目了然,读者使用资料时既方便,又少失误。尤为重要的是,义和团文献中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语言和专用名词,有些十分费解。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追根溯源,旁征博引,逐一作了注释。而且对义和团念乩语时的仪式都作了详细介绍,使人有机会窥见八十多年前农村的一些社会风俗。
其二,论述全面,富有创见。
本书的第二部分以他们搜集到的义和团文献为主要资料,对义和团运动作了较全面的评论,涉及到义和团的阶级结构、信仰和风习、爱国和排外、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由于作者掌握资料丰富而新颖,所以在论述中就平实公允,富有新意。
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的阶级构成时,作者以大量令人置信的史料提出义和团的主要力量是社会底层,而那些以民间结社为主要形式的无业游民,如教门分子、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等则处于领导或骨干的地位。同时又指明了封建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中国北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当时和封建士绅有一个松散的联盟。当时,封建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有两种方式:一是他们自己出资立法,延请拳师,设坛招徒;二是以贫苦群众为坛口的领导力量,封建士绅参加进来。
义和团是以笼统排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场爱国运动。但是,爱国和排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又如何在义和团身上本能地统一起来,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深入探讨。作者从盲目和被利用、阶级地位和文化水准、社会结构和客观背景等不同方面论述了义和团为什么形成两重性的反侵略思想。值得指出的是,书中还从整个中国近代救亡思潮的发展中来论述义和团的爱国和排外思想,使人们能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来全面理解义和团反帝思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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