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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7-06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思——影片《黑炮事件》随想

第7版()
专栏:

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思
——影片《黑炮事件》随想
陈剑雨
影片《黑炮事件》(导演黄健新)问世以后,议论纷纭,褒扬者有之,贬斥者有之,有保留地持肯定态度者亦有之。我以为这是好事。它说明我们的确有了可以各抒己见的宽松、和谐的气氛。
建国以来,我们拍的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电影寥寥可数,这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大约有直接关联。五十年代的《我们夫妇之间》和《上海姑娘》,尽管努力写了知识分子的改造,仍然未能见容于舆论,成为当时大批判的靶子,罪名之一便是美化。后来知识分子运交华盖,直至在新牌号的下九流中叨陪末座,连在银幕上被专政的光荣都难得享受了。高明如的《创业》,对于章总的重用,在那么一个年代可谓奇迹,但也只能作为可以教育好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无可避免地镌刻着时代的印记。知识分子在电影里重新获得解放,以工人阶级之一员面貌出现于银幕上,既迟于实际生活,也迟于其他文艺创作。当《人到中年》的小说已有定评,陆文婷这个公认的文学典型已经成为千万个家庭的亲切的朋友,影片却仍在能拍不能拍之间徘徊。后来电影终于拍了,因为生活毕竟前进了。我们为电影人物画廊里增添了陆文婷这样一个熠熠闪光的银幕典型而感到欣慰与自豪。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从此,电影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怎么写才不至于原地踏步,竟成了一个新的有一定难度的课题。生活中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了,文艺仍然停留在要关心、重视知识分子的呼吁上当然也不是全无意义,却已使人感到不能满足。这个问题,说到底是艺术家如何能在前进了的生活中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掘。正当其时,《黑炮事件》应运而生。
这部影片的贡献,主要在于它创造了赵书信这一个银幕典型,并从对他的心态的剖析,引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思。影片通过赵书信所经历的一个看似荒唐实则并不罕见的“事件”,形象地告诉人们,面对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重任,除了必须继续排除一些外在的干扰,还要真正尊重、信任知识分子,包括要理解他们的个性、癖好等等,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知识分子也必须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进行一番清理,才能焕发出崭新的、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精神面貌,涌现出一代既有庄严的责任感,又能甩掉因袭的重负,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社会主义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炮事件》为写知识分子的电影开拓了新天地。
尽管人们对影片有不同的评价,对于赵书信的真实性,以至典型性,看法倒没有多少歧异。这个形象是可信的,有艺术说服力的。在赵书信身上,民族文化心理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而有之,比如忧患意识、民族气节、中庸之道,以及忍辱负重、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等等。但他毕竟不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儒生,而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建设四化的事业中得到寄托。他以此为己任,表现出一种执著和迂阔。这种执著的精神是很可宝贵的,我以为它是赵书信思想性格的内核。忍辱负重等等,可以视为它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后者自然不必倡扬,但它恐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其中是否也包含着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无论如何,斤斤于个人得失,终不足取。问题在于凡事总有一个限度。当“事件”闹到危及他所献身的事业,而不只是个人的荣辱升迁,依然不抗争,依然逆来顺受,只知反躬自省,便是麻木或怯懦。当他在因受怀疑而被放逐外厂时,仍然为领导对他“说话一直面带笑容”而沾沾自喜,那种精神状态已由谦卑而萎琐,让人在为他愤愤不平之余,对他也颇有几分愤慨。赵书信的形象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一种可敬、可爱、可怜复可气的性格的复合体。影片对他既有肯定与同情,又有谴责和嘲讽,比起一味地颂扬知识分子的隐忍、谦让,无疑要高出一筹。刘子枫在赵书信的表演创作中所展现出的游刃有余的功力着实令人折服。他获得本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是受之无愧的。
影片里的副书记周玉珍,似乎是对这部作品产生不同看法的一个焦点。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形象,小说《人到中年》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早在几年前就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共名”,周玉珍也曾以此自况。作为银幕形象,周玉珍比电影里的“马老太”要刻画得好,她的行为逻辑和思维逻辑理得比较顺,演员也很称职。既然我们能够承认“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文学典型,为什么不能接受周玉珍这个银幕形象?当然,这个形象的刻画也有败笔,如私撬包裹盒,便失却了分寸。这是违法的举动,周玉珍可以以法盲论,编导却不应当是法盲。
《黑炮事件》在电影形态上作了许多探索,这是值得赞赏的。它调动色彩、构图、音响、音乐等视听手段,把现代大工业的背景,四化建设的时代氛围,渲染得那么宏伟,那么有气势,那么令人神往,这在我们的电影里是很少见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使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电影的道路是十分广阔的。

繁荣军事文艺的园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三十五年回顾

第7版()
专栏:出版枝叶

繁荣军事文艺的园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三十五年回顾
文一
今年6月,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来,它由一个文学月刊编辑部发展为包括《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解放军文艺丛书、《昆仑》四个编辑部的全国性的综合性文艺出版社。它在积极反映人民革命战争艰难而又辉煌的斗争历程,表现人民解放军保卫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火热生活,塑造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的革命军人形象,发展当代中国军事题材文学,扶植部队作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五、六十年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的短篇小说《党费》、《同心结》、《黎明的河边》、《开顶风船的角色》、《五十大关》,剧本《万水千山》、《东进序曲》,歌曲《我是一个兵》、《志愿军战歌》、《打靶归来》、《长征组歌》,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红日》、《敌后武工队》、《苦菜花》、《欧阳海之歌》、《高玉宝》,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集《志愿军一日》等,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繁荣发展的局面。从1979年至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先后有近三十篇(部)文学作品和三十多首歌曲在国家一级的文学或歌曲评奖中获奖,其中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射天狼》、《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报告文学《蓝军司令》、《恶魔导演的战争》、《在这片国土上》,电影文学剧本《高山下的花环》,歌曲《十五的月亮》等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在编辑人员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过去五年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共一百五十一种,占前三十年出书品种总和的40%。这些作品在思想的深化、题材的扩展、风格的多样、手法的变异、个性的凸现诸方面比前三十年有不少超越。长篇小说《两代风流》揭示出以往文学所未能触及的我军高级将领的复杂心态及其矛盾冲突;《最后一个冬天》以宏大的气魄艺术地把握着平津战役的历史进程;革命回忆录《横戈马上》、《敌后抗战》都是老一辈革命军事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朴实而又生动地记述了他们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和传奇般的戎马生涯。十二卷传记文学《陈毅传》,真实地描绘出政治家,军事家陈毅同志奇伟而悲壮的一生。率先问世的《元帅外交家》、《霜重色愈浓——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为广大读者所关注。为了适应部队新一代作家群体的崛起和社会审美趣味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近年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若干套系列文学丛书。其中有以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的不拘一格,刻意求新的《昆仑文学丛书》;有把视野投向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为中国军事文学提供借鉴的《外国军事文学译丛》;有恰似一泓丁冬的溪流,一缕醉人的清风,一束七色的彩虹,装点着瑰伟而艰辛的军旅生涯的《战友诗丛》。该社出版的书刊不仅在国内发行,还通过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到世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日趋扩大的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一个独特的题材领域。

人民需要艺术的精品——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评奖感言

第7版()
专栏:

人民需要艺术的精品
——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评奖感言
胡可
第三届(1984—1985)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获奖作品已经揭晓,我深深为我国剧作家们近两年来所获得的成就而感到欣喜和振奋。这次获奖的十三部作品是从各单位推荐来的八十多部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得奖,但受到群众的欢迎,也是应当受到表彰的。
这次获奖作品中反映农村题材的占了相当的比重。它标示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伟大变革中,农村的巨大变化首先进入了剧作家们的视野,激变中的种种矛盾形态引起了剧作家们的深刻思考。话剧《田野又是青纱帐》,通过我国东北农村一个角落一天的生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群各具性格的人物,让观众看到一幅变革中的农村新旧事物交错更替的动人图景,看到我国的农民怎样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艰难地却是不可逆转地在走向新的生活。话剧《昨天今天和明天》,写了一个公社的领导班子在改革的大趋势下各自的心态,使我们看到改革的潮头如何冲击着习惯势力和长期“左”的思想的束缚,如何打破了官僚主义的秩序。早为大家熟悉的话剧《红白喜事》,通过华北农村的一个家族,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残存的旧的习俗和这些旧习俗的瓦解过程,歌颂了新的人,新的思想。这次获奖的两部现代戏曲也都是农村题材。《瘸腿书记上山》塑造了一个正直而风趣的敢于抵制不正之风的公社书记的鲜明形象,深刻揭露了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而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关系网。《鸭子丑小传》则写了农业承包、一部分农民富起来以后对人们的影响,谴责了狭隘自私的品质,歌颂了成长中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几部表现农村题材的话剧和戏曲,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了作者的深厚的生活根基,并显示出我国戏剧创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次评奖给我的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戏曲创作的丰收。除了一批现实题材的戏曲之外,在新编的历史剧方面,获奖的《秋风辞》、《狱卒平冤》、《喜脉案》和《大明魂》,应该说是这一丰收成果的突出代表。这是我们的戏曲作家们适应今天观众的要求,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生活、研究历史的产物。他们着眼于历史剧的现实意义,而完全摒弃了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他们以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去观察和描写了古代的人和事,用严酷的历史真实,给今天的观众以思想的教育和启示。《秋风辞》中塑造的汉武帝刘彻和新安县令李寿,《喜脉案》中塑造的太医李珙,《狱卒平冤》中塑造的狱卒吴明,《大明魂》中塑造的古代女科学家张秀姑,以及其他一些新编历史剧中的人物,为我国戏曲的画廊上增添了一批崭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形象。在戏剧处在不景气状态,许多戏曲团体不得不上演大量的传统老戏,有人在哀叹戏曲已经是临近黄昏的“夕阳艺术”的今天,有这样多新编的优秀历史剧目涌现出来,有这样多的优秀现实题材戏曲剧目涌现出来,不正是显示出我们的戏剧蕴育着新的生机吗?
几年来,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戏剧理论家们就戏剧观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的剧作家们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这次获奖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两年来这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话剧《寻找山泉》,是这次获奖剧目中唯一一部联系到革命历史内容的作品。作者通过一个老红军干部回到老根据地寻访故人的事件,把现实和历史交织起来,写了我们的老将军在老区的人民群众面前,在先烈们面前的沉思,写了老干部们在历史的回顾中心灵的震荡。作者让我们以今天的视点去看昨天,又以昨天的视点来看今天。剧本朴素真实,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发人深省的力量。另一部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则透过现实生活中一个为大家所关心的事件,从社会主义道德的角度,深入地剖析了每个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使戏剧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从这次评奖中,也看到了我们戏剧创作中的薄弱环节。我指的是我们的歌剧和儿童剧还不够繁荣。因此,同志们都十分珍视这次歌剧《芳草心》和儿童剧《月琴和小老虎》的获奖。《芳草心》的出现,象一曲新一代青年人的颂歌,打破了歌剧舞台的沉寂,受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欢迎,许多剧团竞相上演,它的主题歌广为流传。我们热切地希望着这是歌剧繁荣的一个新起点,希望有更多的优秀歌剧不断涌现出来。儿童剧《月琴和小老虎》,是经过演出考验、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而为大家一致称道的。象这样专为孩子们写的成功之作,目前实在是太少了。希望它的获奖,能对我们的儿童剧创作起到推动的作用。
这次获奖的作品,以它们的思想艺术水平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解生活,了解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剧作家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大力提倡植根于深厚的生活土壤之上的独到的见地和独创的表现。让广大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生活,看到历史。让广大观众在看到美好事物的同时,并不忽视生活中阴暗腐朽的事物;在看到种种消极现象的时候,同时看到战胜这些消极现象的人民的力量,看到成长发展中的新的人、新的思想、新的品质。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带给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是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我们的剧作家们应该跟上时代。

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生面——新时期部分历史小说管窥

第7版()
专栏:

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生面
——新时期部分历史小说管窥
李树声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波翻浪涌的主潮中,历史小说是一支活跃而不可忽视的脉流。无论是题材范围的拓展还是表现形态的丰富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篇小说《李自成》的问世,当时曾使历史小说在文坛上独秀一枝。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题材的力作迭出,蔚为壮观。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历史小说作者追求艺术的锐气。他们不顾查考史籍之繁难,不避书案写作之辛劳,饱览千秋青史,回溯远古文明,或挥写出动人心弦的长篇巨制,或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徐兴业的《金瓯缺》、蒋和森的《风萧萧》、鲍昌的《庚子风云》、凌力的《星星草》、冯骥才的《义和拳》、杨书案的《九月菊》等,在反映历史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收获。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和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六十余部、中篇近七十部,短篇有三百篇之多。这些作品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艺术长卷,它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到清朝末年的农民运动,从宫廷深院中的帝王将相到山野边塞的寒士庶民,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伦理、道德、民情,都进行了广泛的涉及。
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来自现实生活的启迪和感悟。一个民族在历经厄运和劫难之后,对历史的认识,更为深刻和自觉。伴随着文学界涌动的反思潮流,历史题材的作者们力图用新的审美目光,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深刻的理解和回顾,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发掘出使人警醒的东西。
毋庸置疑,历史小说创作要真实地再现历史的风貌,从浩瀚的文明史中开掘艺术的题旨。但历史小说家是站在今天的时代,用今人的思想和认识去观照历史,在审美情致上也应该与当代读者共鸣,这就需要作者既深入历史探幽烛微,又要从他所描绘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超拔出来,把强烈的当代意识灌注其中。近年来,历史小说的开拓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些作者自觉地以新的认识审视历史,把握历史的发展轨迹,创造充溢着新意与活力的艺术世界。顾汶光的《大渡魂》探究了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部西征终于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在宏阔的背景下塑造了石达开这个“一生以忠义自诩”,充满悲剧色彩的末路英雄。作者对石达开“愚忠”性格的开掘,不啻是对绵延不绝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民族因袭的历史重负的针砭。《夕阳芳草》是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的第一部。作品以隽永灵秀的文笔,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明末清初一群名士和名妓的生活境况。小说并不囿于“奇情艳遇”的窠臼,而是从黄宗羲等思想家的执著追求,钱谦益等名士内心的变幻,董小宛、柳如是等名妓地位的升迁,展示了纲常礼教的封建锁链,此时已出现了松动变形的环节,从而使人看到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潮、启蒙思想的微光。蒋和森的《黄梅雨》是他的《风萧萧》的姐妹篇。作为描写唐代黄巢起义的长篇,通过各种惊心动魄而又曲折的故事,熔铸了血与火、爱与恨、英雄的豪气与儿女的柔情,使人们感受到深邃的诗情与哲理。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王汝涛的《偏安恨》(上、中)等,或描绘农民运动的失败,或展现历史转折期社会政治的风云。作者们探究了千百年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探究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异,从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心理的特定角度,作出有历史深度的开掘。
历史小说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反映一定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人物的命运,从而具有真实生动的认识价值,是人们对历史小说的要求。近年来,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人物不再只是某种概念和思想的“传声筒”,而是从人物的性格、际遇、心灵情感等方面去探究和表现。特别是作家们创作心境自由度的提高,否定了简单地用线性思维方式非好即坏来评价人物,刻画丰富而复杂的人物性格。凌力的长篇近作《少年天子》中,人物性格刻画得细腻深沉、多姿多彩。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少年天子顺治既有封建皇帝的至尊和威仪,又有普通少年的痴情和烦忧,既刚愎自用又脆弱自卑,作品把彼此对峙的性格特点较成功地熔铸于一身。马昭的《南陵秋晓》是长篇小说《醉卧长安》中比较精采的一章。作品把李白与一双儿女的相见写得绘声绘色,造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艺术氛围,使人们能够从不同角度体会李白作为诗人、慈父、即将入朝的才子和乡亲邻里中一员的复杂感情。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较成功地描写了主人公王锡彤内心矛盾的冲撞,展示了这位山野文人从不思人生之究竟到目睹乡邻涂炭而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整个心灵历程。他从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朝代更迭,想到农民起义中的仁人志士为什么最终都“败则为寇”。他叩问这横贯千秋的历史奥秘,却百思不得其解。他起事反洋的义旗建立在“莲山老母的乩语”的根基上,虚幻的心灯,怎能放出理性的光辉?作者描绘了人物心海波涛的流动起伏,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了主人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
历史小说的作者们不仅在内容上着力刻画人物心理变迁的轨迹,在形式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崔耀奎的《扬雄投阁》和师陀的《李贺的梦》借鉴了现代小说的手法,把生活素材经过联想的重新排列组合,使人物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人物情绪的变幻、意识的流动几乎可触可感。这两篇小说就象在诸多作品所汇成的严正、沉雄的主旋律中,逸出的两个变奏。
近年来历史小说注重人的描写,注重对人的灵魂的开掘,这种意义远不止于增强具体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从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得到哲学的启示。新时期历史题材作品中,描写农民起义的一幅幅壮伟惨烈的画面,可以联缀成一部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而那些色彩纷呈的描写文人学士的作品,则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形象系列。农民和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题材,也是研究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对象。在我国这个以农为本、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度里,他们虽然是不同的两个阶层,但共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载体。如同《莽秀才造反记》的作者议论的那样:“二千多年以来,孔孟开始为全中国人民,铸造了一个全国人民共同的灵魂。历代的聪明才智之士,不断把这灵魂塑铸着,加添一些什么,但不能有一丝一毫改变它的形貌。”在农民抗暴起义的队伍中往往行进着知识分子的身影,在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沙龙里,却常常浮现出农民的意识和声息。作家们力图从这些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载体”中,发掘出对建设我们民族新的精神文明有意义的因素。李晴的《天京之变》,把太平天国定都后诸王之间勾心斗角,最后内讧火并的情景描绘得历历可见。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表明,近代农民革命基本上还是受着一种“粗野的自然力量”的驱使,而其中的成员多有浓重的“小康安命的思想”,“爱小利而忘记远景的眼光”。这正是他们长期呼吸封建的陈腐空气的结果。《正气歌》中身陷囹圄、决意赴死的文天祥见到颟顸幼弱的国君赵显时,竟轻弹长泪,如“孩童找到了父母”。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中的谭嗣同也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明察之上,而不是在充分确认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实行维新变法。这都可以看到古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刻镂的封建意识的印迹。忠义是儒家思想的人生信条,在一些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思想的封闭、偏狭及其危害。与“忠义”相连的是一种“克己”精神。历史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没有一个健全的“自我”,而是以“自我”压抑、摆脱“自我”为美德。例如徐达(张弦的《最后的恩赐》)、谭嗣同,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思想层次上,但他们都不能成为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作者在作品中探讨和显现这些问题,不是对民族传统的否定,而是剖析传统文化中老化和糟粕的东西,面对着这份遗产,进行着中肯的艺术思索。
近年来历史小说的创作虽然取得空前的进展,但较之当代题材创作还是有差距的。这首先表现在一些作者只停留在对具体事件的敷陈上,忽视了对历史内容的深入体察。在中短篇作品中,这个问题比较显见。此外,一些作品强化了当代意识,但如何处理好当代感同历史真实的关系,在更深层的审美意识中开掘历史小说的新路,尚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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