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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7-0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谈谈消费基金膨胀问题

第5版()
专栏:

谈谈消费基金膨胀问题
夏晓汛 李峻
消费基金膨胀的态势
“六五”后期,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同时,消费基金也增长过快。“六五”时期的前三年,消费基金年平均增长将近8%,已稍快于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6%的速度。到了1984—1985两年,消费基金增长得更猛,每年平均增长13%,不仅大大快于前三年,也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1%的速度。这种消费基金膨胀的现象过去是罕见的。
从城市居民收入看,消费基金膨胀还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标准工资以外的收入增长过快,表现为超发奖金,滥发实物,任意增加津贴和扩大浮动升级面等;(二)在违反政策的发放受到控制后,形形色色的“帐外”发放金额剧增;(三)国家和企业用于职工的福利补贴等开支迅速增加,比工资的增长速度还快。而这又同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有关。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是一种就业、福利(医疗、住房等)、保障(退休、救济等)“三位一体”的制度,不仅工资的上涨会拉动福利与保障费用上涨,而且与工资相比,由于福利、保障部分的预算约束更软,因而更易增长过快。
由于上述情况,我国近年来工资性成本正在迅速上升。这对于理顺经济关系,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防止国内通货膨胀等,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认真对待。
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原因
消费基金膨胀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的一种伴生现象。它并不完全是由一时一地的某种政策和管理的失误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包含的某种必然性决定的。
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旧体制下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尚未得到根本改革。在这种关系下,企业并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也没有破产倒闭的压力。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进行,企业在分配方面的自主权有所增强;与此同时,企业之间不合理的收入攀比也在滋长。于是,企业消费基金膨胀就很自然地产生出来。
收入攀比,并不一定是坏事。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利润主要取决于经营管理状况与经济效益,企业之间的收入攀比成为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高低的较量。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增长机制。但我国现今企业处在软约束之下,同时生产要素也还不能自由流动,而企业之间外部环境既不合理,经营条件又很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攀比的结果,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反而会刺激企业不讲贡献,一味去争“高收入”。当“低收入”企业提高后,“高收入”企业又要求保持更高的水平,从而形成“循环攀比”。这对于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形成不小的压力。
消费基金的膨胀也同对改革的不正确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同志片面地认为改革就等于多分钱,把改革同消费基金的适当控制对立起来。另外,消费基金膨胀也同有关部门的管理薄弱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默许企业搞收入“攀比”。
如何防治消费基金膨胀
当前消费基金膨胀局面还未完全扭转,而改革也尚未培育出有效地抑制消费基金膨胀的经济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基金加强行政管理约束还是必要的。但就中长期来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利用市场机制来抑制工资奖金等过分膨胀的趋势,使国家从烦琐的具体工资标准的设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从事宏观分配政策和工资基金总量的管理。为此,要研究解决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一、注意分配体制改革中奖励与约束两个方面的对称发展。实践经验证明,分配体制的改革,既要加强经济刺激手段,又要加强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财政预算约束,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加强必要的约束,只强化刺激手段,就产生不了应有的效应,反而会出现一放就胀的局面。今后对工资基金可实行国家控制总量、各级政府分级管理的办法,同时要让企业有权在核定的工资总额中自主决定工资档次,以奖励先进,鞭策落后。
二、在分配体制的改革中,要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同再分配的职能分开。从各国经验来看,国民收入分配职能的正确划分,应是初次分配主要解决效率(刺激)问题,再分配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而在我国这两种职能却在企业这一微观层次上混在一起,想要既解决效率问题又解决公平问题,结果二者不能兼顾,反而出现吃“大锅饭”之类的不良现象。今后可以考虑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将两次分配的职能分开。这要做到两个区分:一是把属于初次分配的就业制度同属于再分配的福利、保障制度分开。这种分开,不仅有利于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且也有利于创造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条件。二是要把工资政策和收入政策分开,国家可以根据产业发展政策,对某些行业实行优惠工资政策,但必要时又要通过税收手段(包括个人所得税),从再分配层次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为加强企业自我约束、端正企业行为创造条件。经验证明,为防止消费基金膨胀,很有必要加强企业自我约束,端正企业行为,使微观运行机制合理化。为此,就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又需要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从保障就业转变为保障失业,即工人失业时有一套必要的社会保障的制度。如果不允许必要时让工人在有一定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失业,也就无法真正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企业也就不会真正自负其亏,并承受破产的风险,这样,加强企业自我约束、端正企业行为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应当看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在短期内可能还会导致工资成本的再度上涨,因此,这方面的改革需要谨慎从事。但是,通过这种改革,将会出现一种正常的经济运行机制,既可以促使劳动力的素质与效率不断提高,又能够防止消费基金脱离实际的过快增长。

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

第5版()
专栏:

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
周叔莲
前一段时期,很多单位很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研究产业政策的课题。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了这个课题。就我个人突出感受到的,至少有以下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要以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为前提。
第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长时期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尽管一再要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但迄今仍未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控制投资规模就会遇到投资在各个部门如何分配的问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每个部门都要求尽可能多地给自己增加投资,认为本部门投资少了其他部门投资多了。可见投资规模问题实际上是和投资结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过去在投资结构上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必须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这就要求有一个正确的产业结构政策,使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遵循。
第二,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
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当前国民经济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应该成为每个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各个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就本企业来看是合理的,就整个部门来看也未必一定合理。而且,各个部门的安排还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例如,如果汽车工业没有一个通盘的技术进步规划,则很难判断各个汽车厂技术进步方案的合理性,而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方案又决定于把汽车工业的发展放在什么地位上,这就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来考虑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技术进步上不仅对各种类型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要求,而且对各个部门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有的要求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有的要求采用一般适用技术。这些要在制定全国的和各个部门的技术改造规划中解决,而制定有科学根据的技术改造方案,也要以正确的产业结构政策为依据。
第三,保证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几年乡镇企业飞快发展,今后必将进一步发展。但是如何使乡镇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以发展乡镇工业来说,就有一个处理好内部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处理好乡镇工业和城市工业关系的问题。现在乡镇工业在内部结构以及和城市工业的关系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据调查,江苏苏南某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中,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产值约占9%,食品工业只占2.16%,而以化纤原料为主的轻纺工业占63%,机械建材工业占26%。这种结构可能是不够合理的。一般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应当是农产品的初步加工和产前产后服务业。如何贯彻这个指导思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总之,为了积极扶持和认真指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处理好它的内部外部产业结构关系,也要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
第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发展对外贸易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赵紫阳同志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努力增加出口,创造更多的外汇,是更大规模扩展对外经济贸易与技术交流的基础和关键。”这是完全正确的。而要扩大外贸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就必须努力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现在我国出口的主要还是初级产品和粗加工制成品,应当逐步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显然,改善出口商品结构要以改善产业结构为前提,因而要求研究产业政策。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也需要改进,例如前几年就过多地进口了一些高档消费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求把改善进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政策结合起来研究。
我们提出应该加强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并不是说过去没有产业政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明确规定了一整套产业政策。这个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表明当时制定的产业政策总的来说是符合客观条件的,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我国在制定和实现产业政策上也有很多经验,这几年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上更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六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七五”计划对于产业政策的规定,都充分说明了这方面的成绩。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又提出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一段长时期内,我国产业政策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例如,由于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提出过比例服从速度等错误方针,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经济效益下降。再如,由于过分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过分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又如,由于实行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不仅妨碍农业和工业全面发展,而且妨碍粮食和钢铁的发展。又如,由于重视生产而轻视流通,没有把商业、服务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使得商业、服务业长期落后,等等。现在这些失误大都已经得到克服,有的正在纠正。但是,如何全面深刻地吸取教训,进一步处理好这些关系以及某些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次,过去的有些失误是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深刻原因的。例如,由于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认识有片面性,因而导致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由于把流通领域的劳动一概看成非生产劳动,认为它们不创造价值,因而导致对商业服务业的忽视。过去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只重视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农轻重的关系,这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劳动密集产业、资金密集产业、知识密集产业的关系,却不仅没有重视研究,甚至还根本否认有划分一、二、三次产业的必要。这就难以全面掌握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性,会导致政策的偏颇甚至失误。这些理论和方法问题,有的已经引起重视和得到解决,有的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甚至还存在着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因此有继续大胆探索、扩大思路的必要。
再次,过去的产业政策是以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的,而现在和今后的产业政策则应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传统的产品经济论不仅是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前面曾说我国“一五”时期的产业政策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这是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言的。事实上,当时的产业政策并没有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而是强调和力求扩大指令性计划和产品的统一分配。这种政策是以产品经济论为依据的,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来看,未必尽妥。今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制定产业政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又次,当前研究产业政策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由于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我国正处于由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如何使产业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再如,现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迅速发展,必将对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影响。中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建立起适应和有利于新技术革命的产业结构,也颇为不易。又如,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即使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也不能完全照搬了。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尽管应该借鉴,但是也不能照抄照搬。由于经济体制在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的有些部分还要随着这种改革相应地调整或改变。这些情况和问题,都要求我们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
通过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我们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科学根据的、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体系。为此还必须研究制约产业结构演变的因素和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性,同时要研究制定产业政策的原理、原则、方法和理论依据,并要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教训。可见,研究产业政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沈阳召开的企业改革研讨会简介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在沈阳召开的企业改革研讨会简介
不久以前,辽宁《理论与实践》杂志编辑部和沈阳薄板厂在沈阳联合召开了一次企业改革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在企业改革中做出了成绩的企业家代表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当前企业改革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实行厂长负责制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措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企业中党、政、工三者的关系,切实保证厂长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不要乱刮风。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从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企业的情况来看,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毕竟不是主流。对于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在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有明文规定,各级领导应坚定不移,把这个试验坚持下去,不要受流言和不负责任的议论的干扰。
大家认为,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中党、政、工三者的关系,是当前试行厂长负责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现在有一种提法,叫做党、政、工三加强。毫无疑问,企业中无论是行政工作,还是党的工作、工会工作,都只能在改革中加强而不能削弱;但“三加强”并不等于孤立的三条线的加强,而是要紧紧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个中心。企业中的党委和工会组织应当协助和保证厂长(经理)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工作,而不应另搞一套。如果笼统地提“三加强”,势必会削弱厂长(经理)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这是与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精神相背离的。
许多同志还提出,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问题上,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不能另有什么提法、乱刮风,搞得下面无所适从,思想混乱。希望各级领导都要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办。
二、企业要活起来,就要有相应的自主权。当前企业的自主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证,一些已经放给企业的权力又慢慢地收回去了。还权于企业、减少行政干预,是企业改革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在企业工作的同志一致反映,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之后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又悄悄地收回去了。有的同志说,现在只有一个权力还没有收回去,这就是企业要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企业没有自主权,缺乏有力的手段来挖掘和调动企业的潜力,是活不起来的。今年第一季度不少地方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原因固然很多,但与企业没有自主权,从而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有直接的关系。
就企业的自主权来说,当前有两个实质性的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分配制度,一个是用人制度。从分配方面说,现在工资、奖金卡死了,“大锅饭”实际上又回来了;从用人上说,企业实际上说了也不算。在试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里,中央本来有明文规定,由厂长任免本企业的行政干部,但在前一段又有干扰,对下面冲击很大。厂长们强烈反映: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了解情况的说了不算,而不了解情况的“上级”却可以事无巨细地发号施令,下面还必须按“规定”执行,这怎么能调动起企业的积极性呢?如果工厂的事都由“上级”来管,那还要厂长干什么?
为什么已经放给企业的权力又慢慢地收回去了呢?大家认为,这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国家加强宏观控制的总形势有关。为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不适当增长,采取一些控制的办法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一说加强宏观控制,就不加分析地把企业应有的权利也统统收上来,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周密的调查和细致的分析,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而不能笼统地认为是企业滥用了自主权。应该说,用权不当的企业只是少数。即使个别企业用权不当,也应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措施来解决,而不能走回头路,沿用老办法。
三、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坚定不移。既要重视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也要重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既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坚定不移。为什么有些职工对企业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多劳的并没有多得,少劳的也不一定少得。只有把企业的发展同职工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才能使职工感到企业是自己的企业,才能具有主人翁的现实感。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在改革中深入研究的大课题。大家认为,在当前来说,要如实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要给职工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允许一部分劳动好、贡献大的职工先富起来。
大家在讨论中谈到,在重视生产者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一个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取决于经营者的经营思想、经营方法和本领。作为经营者,也必须是责、权、利统一。他们在商品的生产、销售方面,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质补偿。实践证明,调动一个生产者的积极性,可能会一个顶几个;而调动一个经营者的积极性,却可以带领千军万马,把整个企业搞活。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做出了贡献的经营者、企业家,对于自己应该得到的物质利益也不敢要,怕别人说什么“觉悟不高”,不符合“共产主义精神”等等。这说明我们在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有力的社会舆论,“左”的平均主义的心理和习惯还有市场。在我们的宣传中,还有一些空洞的不符合改革的方针政策的说教,以致给经营者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
四、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者,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搞诬陷的人,要依照党纪国法予以惩处。
与会同志一致反映,现在改革者的日子不大好过。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难免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要得罪一些人。某些私心重、权欲强的人,往往抓住一点问题罗织罪名,无限上纲,通过种种渠道和手段对改革者予以打击。上级机关进行调查是必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往往轻信了这些刁状、假状,派调查组一查就是半年,调查清楚了也不予以澄清,结果搞得改革者灰溜溜的。大家强烈反映,这是改革者最大的“上顾之忧”。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增强对改革者的信任感,不要轻信那些匿名信和流言蜚语。一经查证属于诬告,就要当众宣布,为改革者恢复名誉;对于那些惯于搞诬陷的人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按其性质和情节,依据党纪国法予以严惩。不然,支持改革者,保护改革者,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尽管改革的困难很大,但改革的方向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改革的,改革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改革继续向前推进。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之逆转的。
(丁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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