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1-25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人物专访

访贝聿铭
陈忆村
在纽约繁华喧闹的麦迪逊大道一座高楼里，我有幸访问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建筑设计家贝聿铭先生。一踏入“贝聿铭设计公司”的走廊，便立即感到，这家以贝聿铭命名的设计公司的确名不虚传。它人材荟萃，技艺高超，多次获得了有关方面授予的荣誉奖状。这些奖状引人瞩目地悬挂在走廊和会客室的墙上，其中有美国全国建筑学院1968年和1972年先后颁发的奖状，高度赞扬该公司连续十几年在建筑设计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特别赞扬贝聿铭设计的大量建筑给美国的城市面貌增添了光彩。
正当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和浓厚的兴趣，浏览着墙上一幅幅奖状和设计图案时，贝先生健步走过来，满面笑容，热情亲切地和我握手，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我们的谈话从他接受扩建卢浮宫的设计任务开始。贝聿铭说，这确实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去年以来他已四次去巴黎，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有关方面反复讨论了卢浮宫的改建问题。最后密特朗排除了某些人的阻挠和反对，终于批准了他的改建方案和草图，使有关改建卢浮宫的争论平息下来。预计改建工程将于1987年完成。贝先生说到这里禁不住流露出几分喜悦。
人们称贝聿铭为建筑设计界的“奇才”、“现代派设计大师”，这绝非溢美之词。悬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幅奖状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国全国建筑学院继1979年向贝聿铭颁发了金质奖章之后，1982年推选他为“最佳大型非居住建筑设计师”。他还获得了1983年国际普里茨克建筑学奖金。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最近也向他颁奖，表彰他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设计的形式多样、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有助于增进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了解。上海同济大学最近还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
三十多年来，贝聿铭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物，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美国建筑界赞誉贝先生“一直处于现代建筑设计的顶峰”，说他善于运用几何原理设计高层和大型复杂的建筑物，使建筑物具有几何线条美和雄伟壮观的气势；善于把民族的传统形式与现代建筑技术融合为一体；善于使建筑物包涵“感情”和产生“动”的感觉，等等。我问贝先生对这些评价有何看法？他没有正面回答，却兴致勃勃地谈了他对建筑设计的见解和主张。他说，建筑设计包括了艺术、工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广泛复杂的内容，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现状和人民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单就建筑艺术而言，还要考虑到建筑形式和空间的运用，看你如何布局，如何使用空间，使一座建筑物从内容到外表臻于完美，令人感到它富有生气、变幻无穷，而不是使人一览无余，没有回味余地。
贝先生特别强调建筑设计要有创造性。他说，建筑也是一种语言，通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正如从罗马、希腊、埃及，以至英、法等国的建筑物，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一样。建筑与科学不尽相同，1＋1＝2这样的数学原理和其它物理概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但建筑在不同国家则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简单地照搬或沿袭国际模式。
出生于广东而成长于苏州，十七岁就负笈远涉重洋来美国求学的贝先生，现已六十七岁，但精神矍铄，性格爽朗，平易近人。这位蜚声世界的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师满怀深情地关心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特别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他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建筑艺术有许多值得世界各国借鉴和吸取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设计出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能反映出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建筑，这是中国建筑设计所面临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强调说，中国建筑不应照搬西方或苏联模式，而应有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还应有与世并存的精品。他认为，二十年后中国将有一亿人口从农村住到城镇，如何安排这一亿人的住房、生活和交通，现在就应引起重视并研究出解决方案。
贝聿铭寄希望于中国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期望他们为中国建筑设计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为了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贝先生已决定将去年获得的十万美元奖金，用来成立一个奖学金基金会，帮助中国建筑师、学者和学生来美国进修、讲学和参观访问，吸取美国好的有益的建筑技术和经验。（附图片）
贝聿铭和他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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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英迪拉
魏风江
1934年，我到印度国际大学留学。国际大学和它的前身尚蒂尼克坦学校，早就实行男女同学。可是，女同学中很少人具有与男同学们多谈几句话的勇气。开学一个月后，我发现坐在左方的一排女同学中，忽然多了一人。她面色白晰，双目晶莹，十七八岁左右。下课以后，她和每一个同学亲切地交谈，对男同学也不例外。同学们说，她本是我们这班级中的一个老同学，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先生的女儿英迪拉。
当时这个学校在林间上课，学生没有凳子，都是席地而坐。我开始很不习惯盘膝坐地，时时掉换两条腿的位置，成为班中最不安静的一员。一次，我瞥见英迪拉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就下决心忍住两腿的麻木了。
一次课后，英迪拉问我：“怎么样，你欢喜在林间上课吗？”
我回答：“很欢喜！头上绿荫如盖，脚下绿草如茵，真是一个美丽的绿色教室呀！”
她问我：“中国学校，也有这样上课的吗？”
我说：“我们都是在教室中上课的。教室里一片开抽斗关抽斗的声音，热闹极了。我们从未想到过在林间上课哩！”
“你们中国古代，也有什么书院和书洞，师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上课的。”英迪拉说道。
我听了，很是惊讶。她怎么会知道一些中国古代的事物呢？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尼赫鲁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素有研究。他常叫女儿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所以她能够知道一些中国古代的教育情况。
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谭云山先生，深受学生爱戴。英迪拉也很尊敬谭先生，常到塔塔别尔亭谭先生的房间坐谈。我住在谭先生的隔壁，所以她也常到我的房间小坐。有好几次，她叫我教她几句中国话，并把这几句话反复诵读，很感兴趣。她当然不会知道我教她的几句话，是绍兴人的蓝清官话哩。
英迪拉是住宿在诗人泰戈尔的家乌大阳的。乌大阳离开我的住处只有一百多米，所以我是乌大阳的常客。泰戈尔的孙女兰弟尼，是乌大阳住宅内唯一的一个孩子，与英迪拉形影不离。她们在谈笑时，我也敢于插上几句，因为我会唱几首泰戈尔所作的歌曲，三不象地跳一些印度舞，会讲几个中国故事，这是她们最喜欢听的。加之泰戈尔对我这个国际大学内唯一的中国学生，一向另眼看待，所以，英迪拉和兰弟妮从未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
英迪拉和兰弟妮常去许里尼克坦农场采摘果蔬，我也常常跟去。许里尼克坦农场由一个美国农业家协助创办。可是蕃茄枝干长得象瓜藤般满地蔓延，要顺藤摸瓜才能摘下几只蕃茄来。英迪拉脚快手快，一下子摘下了不少个红红的蕃茄，兰弟妮好不容易才摘下了很少的几只。我这个浙东农家子，当然胜过她们一筹，不管是红的还是青的，一下子摘下了不少。英迪拉忙说：“青的可不要摘下呀，那还没有成熟！”我说：“拿回去放上几天，就会变成红的了。”
几个月后，英迪拉不来上课了。听说是由于母亲有病，所以她留在家里。
但英迪拉后来仍是常来国际大学的。由于泰戈尔与英迪拉的祖父摩梯拉尔·尼赫鲁是同年同月同日所生，（1861年5月6日），所以英迪拉象一个孙女儿挂念祖父一样，是常去看望泰戈尔的。她每次来尚蒂尼克坦，总是拿着一小方布毯，来林间和我们一起听课。师生们见她来到，都很愉快。过两三天以后，她又走了。这样地，每学期总有好几次。她显然是深深地恋念着我们这一个班级的。
1937年4月14日，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尼赫鲁先生有小病，不能来国际大学主持开学典礼，特派英迪拉来校代表他参加盛典。英迪拉先期五天来到，送给我一本有她父亲签名的《尼赫鲁自传》。节日之中，有老同学来到，自然是特别高兴。我带着英迪拉，在新落成的中国学院大楼跑上跑下，拍了许多照片。
西西尔巴波搬来了一大捆树苗。英迪拉和我帮同谭先生，在屋前屋后，种上了许多小树。
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的时候，英迪拉和我分坐在泰戈尔两旁的人群中，听泰戈尔讲演《中国与印度》。会后，英迪拉到谭先生的房间里，和我们师生两人，畅谈如何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愿望。
4月22日，我受泰戈尔和谭先生之嘱，要去华尔达访问圣雄甘地。英迪拉和我，还有谦达秘书，坐一辆小汽车，一起去加尔各答。途中，英迪拉对我描述了圣雄甘地的许多事迹。原来，她自己也曾在甘地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耽搁在泰戈尔的老宅柔拉生柯。第二天一早，我向英迪拉告别，谦达秘书伴我去火车站，我独自乘车去华尔达访问甘地。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英迪拉了。
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我写一封信给尼赫鲁先生，吊唁玛赫子玛吉。不意后来竟接到英迪拉的一封复信，告诉我巴波吉故世后的许多事情。我复了信，无回音，从此断了音讯。
1956年11月，谭云山先生回国观光到杭州，对我说：“英迪拉曾向我问起过你。她知道你住在西子湖畔”。
啊，英迪拉，亲爱的同学！我仍居住在西子湖畔，已垂垂老矣；你虽比我年轻，却离开老同学遽然长逝了，怎不令我们无限怀念呢？（附图片）
英迪拉和圣雄甘地在一起（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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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库苏泊散记
王义民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西北部，有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素有“蒙古的瑞士”和
“草原明珠”之称的库苏泊。库苏泊在古突厥语中意思是“水量充沛的湖泊”或“水位高的湖泊”。
盛夏季节，我们来到这里参观，只见湖水一望无际。据告：湖长约一百三十公里，宽约三十五公里，总面积为二千六百二十平方公里，蓄水量最高时可达三十八万零七百立方米，最深处为二百六十二米，平均水深一百三十八米。它在蒙古三千零六十四个湖泊中，是最大的淡水湖。
库苏泊为白绿相间、色彩明丽的山峰环抱，景色优美，湖上鳞光闪烁，烟波浩渺。我们登舟向北驶去，突然发现蒙赫沙里德格山从湖心的达赖乌拉岛后的水中挺拔而出，直插云天，山顶白雪皑皑，光彩夺目。湖光山色千姿百态，使人有身在画中之感。
库苏泊不仅风光迷人，而且渔业资源相当丰富。这里有雅巴沙鱼、哲罗鱼、白鲑鱼等几十种鱼，尤以盛产雅巴沙鱼而驰名全国。现在，这里鱼的年总捕捞量达四千多公担，是蒙古主要的渔业基地。
这里的学者们正在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库苏泊的丰富资源。这个巨大湖泊的进一步开发，必将有利于蒙古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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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格林威治时间一百年
今年是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子午线被确定为本初子午线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采用一百周年。
格林威治天文台位于英国伦敦东南部。这座古老的天文台在二次大战后，由于附近污染严重，不利于观察，而迁往英格兰南部苏萨克斯郡新址。原址改为英国航海博物馆。在原天文台的子午线楼前的地面上，仍保留着一条混凝土嵌着铜条的线，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本初子午线的标志。本初子午线是计算东西经度的起点，以此规定所在时区为世界的标准时间，即格林威治时间。本初子午线的两边为地球的东西两半球。因此，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参观的人，往往都喜欢在这条子午线标志上，脚跨东西两半球摄影留作纪念。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1884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一次国际会议上通过并正式采用的。当时英国有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但其他国家的天文学家根据本国的地理位置也绘有本国的子午线，这就造成了混乱。海上航行途中，彼此在交换有关地点、时间的信息时，以何者为准呢？解决这个问题便是一百年前举行华盛顿会议的原因。会议最终采用了格林威治子午线为世界本初子午线。一百年来，这条子午线对于航海和航空，以及对于太阳系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世界时区仍以格林威治为起点。
·吴德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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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新钞票上更换人像
马巽伯
今年11月1日，日本发行了壹万圆、五千圆、千圆三种新版钞票。新钞票上的正面人像由原来的圣德太子、伊藤博文等显贵官宦改为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等三个近代民间文化人（见图）。早在1981年决定改版时，大藏省主管货币当局曾宣称：“此次出版之前，于1980年做了一次民意调查，主张改用文化人头像者占压倒多数。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明治维新前后的思想家、教育家，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人。他反对锁国攘夷，主张对外开放，摄取欧美先进学术文化，至今仍为全国有识之士所景仰。新渡户稻造（1862—1933）是明治、大正时代教育家，国际和平运动及妇女运动战士，历任京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夏目漱石（1867—1916）是明治、大正时代文学家，被尊为日本一代文豪。
发行新钞票前后，日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纪念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三位文化人的各种活动，尤其对福泽谕吉的功绩颂扬备至。新钞票人像的更改和上述纪念活动，表现了现代日本人民对三位近代学者、文化人的崇敬，也反映日本政府以科技立国和尊重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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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杜鹃又唱起来了
——观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演出①
顾子欣咕咕！咕咕！雪花飞舞，在北京之夜，小杜鹃又唱起欢乐的歌。他们是从肖邦的故乡飞来，掠过长城的堞影，黄河的金波。咕咕！咕咕！乐声中，彩裙如疾风旋舞，乐声中，秀颊粲然明眸含笑，是华沙近郊展现出嫣丽的春色？还是维斯瓦河上繁星闪烁？咕咕！咕咕！时光在鸟声中悄悄流逝，但艺术的青春永不衰老，米拉大师仍双目炯炯② “东欧之花”今日更妖娆。咕咕！咕咕！天空中或有风雪阴霾，风雪后依旧艳阳朗照，一曲深情长在心头萦回，你听，小杜鹃又唱起动人的歌。
①玛佐夫舍歌舞团被誉为“东欧之花”。该团曾两次访华演出，深受欢迎；其演唱的《小杜鹃》当时十分流行。相隔二十余年该团重访我国，又唱起这支熟悉的歌。
②米拉·齐明斯卡团长是该团创建人之一。她已八十高龄，仍怀着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深情，亲自率团第三次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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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脑对书刊挑战
不久前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三十六届法兰克福国际书籍展览会上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参加这次书展的共有九十一个国家的六千一百多个出版社，比去年多了十四个国家和二百七十多个出版社。展出的书目共三十一万种，其中九万二千种是新书目。参展国增加了，新书也多了，可是为期六天的展出中，前来参观或洽谈业务的人却比去年减少了五千多人。
另一个现象是，在今年的书展会上，各国出版界人士谈论最热烈的问题，不是书籍，而是电脑与电视。出版界和书商们发现，电脑与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和应用，对书籍出版业将有可能构成“可怕的威胁”，日益显露出其取代出版物的趋势。有的报刊认为，书刊出版物的地位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多少年来，人类知识的传播与储存主要是靠笔墨纸张，著书撰文，出版报刊、书籍。然而，随着电视、录像机和电脑的广泛应用，现在已经能够把活动的事物储存起来。而且，视听设备比起书刊来，具有很多优越性：使用方便、传递迅速、节省纸张，给人们以生动的感受，易为人们喜爱和接受。目前，电脑在不少方面已经代替了书籍。科学家预测，在未来的年月里，人们只要坐在微电脑屏幕前，一按电钮即可阅读自己想看的书籍与报刊。
事实上，近年来有些西方国家的图书销售量已经在减少。不少图书出版商已转向电脑软件出版业。以联邦德国为例，许多学校与家庭宁肯花钱购置微电脑和视听设备，而不愿多购新书。中小学校教科书的销售量已下降20％。美国至今已有九百多万人购置了个人电脑。美国图书出版商纷纷开展电脑软件出版业务，用巨额投资从事程序教学、辅助教学、家庭教育与管理等电脑软件出版，以满足日益扩大的需要。1983年美国微电脑软件营业额达十四亿美元，其中教学软件占7％。看来，今后这方面的营业额还将继续增加。
新的技术革命牵动着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对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生活习惯都会带来新的变革。出版界与书商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何边·（附图片）
汪二可　插图